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与宗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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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与宗教论文
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与宗教论文
论文关键词：托马斯亚里士多德神学体系
论文摘要:托马斯・阿奎那所处的时代，正值亚里士多德著作全面引入西方。亚氏哲学的严谨逻辑和科学精神令西方学界视野开放，而托马斯以其卓异的睿思，在理论上对新哲学做出具有深刻远见的反应，即对教义和哲学做出新的大综合，构建了全新的神学体系。
在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中，神学思想的核心--洁仰与哲学的思想核心―理性不可避免的会发生碰撞，产生火花。他很少被迫屈从来自教会权威方面的反哲学的倾向。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直接采用哲学，因为当时哲学己是所有神学学者必须具备的知识.虽然托马斯・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哲学奉为自然真理的最完善表达，并把它看作是最符合基督教真理的哲学，但通过在内容和精神上对这一哲学加以改造，托马斯・阿奎那才足以能使它与基督教的信仰协调起来。。以下将据托马斯・阿奎那的具体思想来分析其体系中的信仰与理性
一、本体论
传统本体论的主题是存在本身，或作为存在的存在，托马斯・阿奎那对于存在的分析具有哲学与神学的多层含义。
托马斯・阿奎那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潜能与实现，质料与形式，四因论等原理，却独立地发展出一套存在与本质的学说。世界是实体的综合，一起实体处于生灭变化之中。质料是潜能，形式是实现，变化是潜能的实现。万物不能自存，亦不能自行变化，变化来自外力。一个实体收到正在实现中的其他实体的作用，本身潜能才能实现为新的实体，即变化。本质与存在的关系犹如潜能与实现。本质是一实体所以为该实体的本性，包括质料和形式。从而任何实体的存在与本质皆为可分，其本质中不包括存在;存在是实现，而不是一种状态，是一切所作的实现。就是说存在的实现是一切现实性食物按其本性充分地实现了它的潜能。存在既不是状态，也不是性质或属性:存在的这种性质，决定了逻辑意义上存在先于本质。在神学上，他的这个命题深化了《圣经》中上帝的名。将本质与存在的可分性绝对化。而且以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之普遍性理论来深化基督教信仰的理解。《圣经》中上帝的名是“存在”。
二、自由意志
根据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回忆，早期他曾崇拜西塞罗，悉心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陷入怀疑主义而难以自拔，终于在386年板依了基督教.。在奥古斯丁的思想转变过程中，恶的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他为了解释上帝与恶的关系，引入了自由意志论:恶是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
而托马斯.阿奎那也对自由意志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意志是“理性的欲望”，意向是理性运作的行为。如果内在的原理不仅是自然运动，而且是有目的之运动，则必须对该目的有一定。认识。意向性行为以理性知识为前提，人类对目的物有独立的认识，并将目的与手段联系起来加以完整理解，此为理性动物所特有。主体的自我意志在人类中属于第一原理。而上帝是世界包括人类意志的终极原理。上帝推动人类意志的方式是，创造人类及其意志，创造和提供感官欲望的对象物，导致人类体内的变化乃至推动人类意志本身。。并且认为理性永远先于意志。
三、自然法
托马斯・阿奎那主义是《圣经》的信仰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之间的综合，而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然法学说则是这种综合在道理和政治方面的最好范例。作为一种自然法则，自然法享有理性，而不完全归结为上帝的意志。它作为一种法，显然也以上帝的.意志为依据，因为・它的动力来自于上帝的意志。宇宙的主宰是上帝，其治理便是神法或永恒法，万物参与永恒法，按各自的本性，超目的方向运作.人类是理性动物，以其理性参与自然法，永恒法使人类具有朝向终极目的而发展其潜能的天然倾向，理性对此自省而颁布的道理律令，即自然法。
自然法构成了两个方面之间的中间型态，一个方面是非宗教的哲学传统的自然正义学说，另一方面是非哲学的宗教传统的唯意志注意。归根到底表现为《圣经》的创世说与哲学关于世界永恒的学说之间的对立。托马斯・阿奎那试图克服两个立场之间的对立，其方式不是把神创世界的概念归之于异教哲学家，而是极力主张亚里士多德为论证世界的永恒性所提出的理由至多只是偶然的.他认为创世说的最终的实质意义，不在于世界在过去某一时刻的产生，而在于一切事物的存在从根本上都依赖于上帝。。人类的终极幸福不是一般的快，而是通过理性认识上帝。四、伦理学
托马斯・阿奎那是在奥古斯丁和亚里士多德之间进行综合，而创造一种精微的幸福论的基督教伦理学。奥古斯丁心中人类处境是既经堕落的罪人。理性与意志己经蒙垢，只能在罪中抉择。人虽然追求幸福，但却不知道永福。而亚里士多德分析的是自然人即人类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幸福。托马斯・阿奎那则在幸福论的构架上，建立一种新型的基督教伦理.
在《反异教大全》中，托马斯・阿奎那详尽地解释了人类必然以永福直观为终极目的.首先，一切受造物，作为动因，皆朝一定目的运作。其次，一切动因的运动皆为达到一定的善或益。对于欲望，目的是满足。对于生命，目的是保存和延续生命。趋善和避恶，性质相同。凡运动者之运动，皆是由潜能至实现，是完成，故是善。因此万物皆以善为目的.上帝是最高的善，所以上帝是一切善的因.而善又是万物的目的，所以万物以上帝为最终目的。。
五、结语
对于生活在信仰时代的虔敬之士，存在即信仰，上帝即理性，本来没有矛盾.尽管在中世纪的各个时期都有神学的论战，而论战的一方大抵更钱掉以理性和逻辑为依据，然而却不曾有人沉重地感到理性压抑存在，仿佛非捣毁理性便不能声张生命.在信仰的时代，理性与存在统一于人性与生命本身。
篇2：论托马斯阿奎那伦理思想分析哲学论文
论托马斯阿奎那伦理思想分析哲学论文
【论文摘要】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说以上帝为至善，吸引推动着人们去追求他。本文首先分析了阿奎那伦理思想的总体框架，即而通过对与至善相关的几个关系如个体与其他事物、个体与整体等深入地探讨了阿奎那伦理思想的内涵。
【论文关键词】阿奎那 伦理学 总体框架 至善
随着对外交流的开展，我国学界对中世纪思想进行了新发掘整理。其中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伦理思想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兴趣。本文也来谈一下自己的一孔之见。
一、阿奎那伦理思想总体框架
托马斯·阿奎那伦理思想实际上是在基督教的基础上改造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使之和奥古斯丁的神学结合在一起。
阿奎那使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从形而上学、知识论与心理学甚至到宇宙论以及伦理学见解的角度进行思考，大体上都遵循着亚里士多德的模式，但是在对精神上更基本根源的探索方面，阿奎那所遵照的是基督教哲学的原则，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用基督信仰的正统神学来加深与拓展亚里士多德思想，使其哲学原理可以帮助清楚解说中世纪神学与信仰的问题。
托马斯·阿奎那从神性出发认为人的本质是形式和质料的结合，因而具有肉体和精神的统一，人除了具有理性认识能力以外，还有自我保存、生长欲求和意志活动的能力。而人的行为活动具有趋善避恶的自然倾向。人的一切德性都是人本性的表现，人的德性有实践神性、理智神性和神学德性的区分，前两者的结合能使人达到本性的完善，获得审慎、节制、勇敢和公正的美德，但要达到至善还必须要有神学的德性。人可借助于理性认识来追求俗世的幸福，但这种幸福是短暂的低层次的，只有依靠上帝的恩典，对上帝的信仰才能最终达到直观上帝获得至善。阿奎那从灵魂不死的观点出发认可提倡来世的幸福，认为尘世生活的幸福并非最高幸福、至善，其实至善是对上帝的静观，获得至善可以使人的灵魂得救。阿奎那认为伦理实际上是人们为通向达到上帝而采取的途径方式，从而也就赋予伦理道德以工具性的特征。
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个人德性能力的提高，为实践上帝的要求接受一定的使命，或使自己成为能感召他人的优秀的人做准备和促进社会的进步。在另一方面，个人越被社会所认可就说明越被上帝所接受，与上帝靠得越近。如果个人认识到了自己被感召，在祈祷时得到了暗示，在梦中得到了异兆，所希望的变成现实时，那么这种互动就是好的。也就是说趋向上帝的过程实际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只要人们怀有对上帝的信念，按照上帝的要求做事就可以逐步通达接近上帝，因为上帝是一灵性的善，对上帝理解得越深入，信仰就会越虔诚，上帝和人结合得就越紧密。
二、与至善相关的几个关系
要想深人地了解阿奎那的伦理思想必须从整体上把握他思想的精髓底蕴内涵，需要仔细品味他思想的根本要义。而阿奎那在分析世界为什么会存在如此种类繁多、等差有别的事物时给予的解释有助于对他整体思想的理解。
在阿奎那看来上帝创造数量众多且有多种差别的事物是“为了将自己的美善分施于受造物，并藉着他们彰显自己的美善，于是产生万物使它们存在。由于藉着一种受造物不能充分彰显上帝的美善，就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受造物，使一种受造物在彰显上帝的美善上所短缺的由另一种受造物来弥补，因为上帝的美善是单纯的和一致的，受造物所有的美善则是复杂的和分割的。因此，宇宙整体比其他任何一种受造物更完美分享上帝的美善，以及彰显上帝的美善”。
阿奎那的这段话已经清楚地包含了以下的意思：一是万物是都是善的，只不过是有缺陷的善。二是上帝由于他的“美善是单纯的和一致的”，因而就是最完美和谐的，按照上帝理智所设计出来的世界也应当是最好的。三是体现上帝至善的方式不可能集中于某一个体、类事物上，因而设想在人间有超级完美的个人、社会是不现实的。四是众多有等差的自然物的个别善的理念相互补充才能构成世界的和谐。现实生活中不同的人之间存在差异是正当的，彼此的配合补充有利于弥补个体的不足推动社会整体的向前发展。五是整体比个体更明显展现上帝的和谐和美善。因而人也就要根据整体来思考个人和他人、社会，某种职业和其他职业的关系。
要想深人思考阿奎那的伦理观点的来源还可深入分析以下几种关系：
(1)受造物和上帝的关系。就阿奎那的看法，世界是由上帝所造且是从无中创造出来的，就赋予人不是自主存在的地位而对上帝存在着一种依附从属的关系，决定了人只能和上帝发生着关联亦即是一_刻不停地分有着上帝的善才能存在，只有以上帝为最终的追求对象才能实现自己终极的目的需求，只有使自己的行为趋向符合于上帝创造世界的理念才能使质料符合于形式才能实现自身的逐步完善。因而研究和认识上帝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自己行为的目的、内容、方式及最终的判断标准就具有伦理学的意义。阿奎那对世界、人和上帝之间就是种亲密但又紧张的关系。人虽有限，却根于无限，并达向无限，但人并不消失在无限之中，却有其自由与独立的地位；神超越于一切，但又内在于万物，并不因其超越，就贬低万物；也不因其内在，就致令万物丧失其个性，反而以其无限的爱提升万物，曲成万物”。
(2)个体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按照阿奎那的看法，世界上存在的所有事物都因分有上帝的善而存在，因而都是善的都有着一定的完善性，但由于这种分有只是不完全分有，因而每一具体的事物都是有缺陷的，但是一种事物所显现出来的缺陷可以通过另一事物具有的善而得到补足。因而阿奎那在伦理设计的过程中，强调在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的前提下，要用爱来弥和人与人之问的差异，强要用超越于世俗的神学德性去看待他人尊重他人尽可能保持他人的自由和独立。
(3)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在阿奎那看来，世界上存在着有等差的多类事物，他们之间的和谐构成了宇宙的和谐，因而虽然有独特的个人的存在，但个别的事物的完善并不是创造世界的目的，多个个体构成的整体的完善程度高于个体的完善。因而阿奎那认为个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作为人存在和发展，社会国家公共的利益和公共的善高于个人的利益和个体的善，为防止个别人在追求个体的善的过程中危害公共的善，在阿奎那看来，有一定程度的强迫也是必要的，因而制定法律并赋予一定的强制力来约束和引导人们的行为就也成为使人通向至善的一个途径。当然还应防止统治者滥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来制定恶法，因而就需要使法律的制定有着严格的限定，还要防止因人类自身的失误而导致的因严格执法而危害到立法的初衷以及执行恶法所导的恶果的问题。
(4)形式和质料的关系。按照阿奎那的看法，尽管宇宙整体的善高于个别事物的善，但世界整体自身也不是上帝最终创世的目的，正如工匠制造船舶，被造的船舶本身不是目的而用于航行却是制造船舶的目的，因而世界的被创造以及和谐存在不是上帝创造世界目的，上帝的创世的目的在于让万物分享他的善进而追求善趋向善，引导万物最终归向他才是上帝的真正目的。人作为同时具有肉体和灵魂的事物，兼有自然事物和神性事物的双重特征，因而人一方面受质料的肉体所限，注定会灭亡且有着各样的本能欲求，另一方面人因为有着形式的精神就使人自身可以超越于自然的具体事物去思想去推理去直观上帝，可以通过理性的作用而达到思维的无限。阿奎那认为每一个人除了具备作为人之为人的类的形式而外还具有成为独特个体的单独形式，这实际上就赋予每一个人都是单独受造的地位，从而肯定了人天然具备的尊严。 (5)自由与预定的关系。在人是否有意志自由的问题上，阿奎那认为人有着不同于自然物的理性意欲就决定了人并不必然地服从于本性的规定，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判断并经由自己的`意志来进行服从或拒绝。那么当人们又讲上帝是全能全知的，人的每一步都在上帝的预料之中，事情的发展又有着某种确定性，那么这与人可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并须对之负责是否相矛盾呢?
阿奎那的看法是，万物都分有上帝的至善，事物之所以存在就在于有上帝的内在支撑，因而上帝是万物能够运动的最终动力因，但却不是具体事物行为的直接因。而人确实有着自身的自由可以自己决定着自己行为，个人根据具体的情形通过理性认可、意志许可而做出具体行为，因而个人的自由意志是个人行为的直接动力，是自己行为的直接原因。就好比政府赋予工作人员权力去办事，但工作人员自己却利用职权干了坏事。我们会发现政府的权力是能办坏事的终极因，但并不必然导致人去干坏事，是个人的意志的选择和发动使能办坏事的可能变成了现实，因而个人的意志才是行为的直接因。对于政府来说要预见和防止权力被滥用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但对于全知全能的上帝来说，按照阿奎那的观点，上帝明白人行为选择的各种可能，人后来的每一选择及其效果都在上帝的预料之中，由于上帝独立于时间之外，不存在世间所谓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上帝而言一切都是现在，人的一切都在上帝的面前呈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对人而言还有待实现的事物，但在上帝那里早就根据人可能的选择预定了行为的结果或奖励或惩罚。因而阿奎那认为上帝的预定并不否定人的自由选择，由于上帝并不命定人的人生轨迹，这就为人利用自己的理性意志去自由选择欲求实现自己的愿望留下了大量的空间，因而人应该利用自己的意志去不断超越自我。阿奎那的看法也得到了其他宗教学者的认可，如索洛维约夫认为：“‘上帝创造的是自由人’的说法，并不是一句漂亮空话，它包含确定的内容，实际上为解决整个世界观最棘手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只有自由人才是道德的善和其他绝对价值的体现者。”
(6)本性与和谐的关系。在阿奎那看来，世界之所以能和谐有序，它有一个前提就在于上帝给万事万物都规定了适宜各种事物存在的形式亦即本性或内在规定性，才有各种不同的善，不同善之间的相互配合构成了和谐有序的世界图像，因而顺应事物内在的形式本性也就是世界得以和谐的基础。因而人们对外界事物的利用就应服从于事物是为人所准备的天性规定，人应积极地利用理性去研究各种规律，认识上帝创造物的效果，让外在事物为人类自身的生活服务，也为创造适宜的物质或精神环境和为人过有德性的世俗生活，最终通过默想直观上帝打下坚定的基础。
(7)尘世和天国的关系。依据阿奎那的观点，人在尘世生活是不可以达到至善获得永恒的幸福的，真正的幸福只能存在于天国之中。如此说来人的尘世生活岂不没有了意义?不过在阿奎那看来虽然质料是为形式所规定，但如果质料变得破败不堪也会影响到形式的实现，对于质料的肉体对形式的精神的影响他就赞同奥古斯丁的观点：“倘若身体难以照顾，像肉那样腐化且加重灵魂的负担，则妨碍心灵在天上的神视。”所以在阿奎那看来人的尘世生活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毕竟是为天国生活准备的质料，只是人不可过分地追求俗世之物，应以如果舍弃它们并不妨碍人的基本生存为限。在另一个方面，就人的行为由自己选择且选择的倾向决定着行为的结果而论，个人在尘世中的行为态度直接决定着上帝的或惩或奖以及个人在末世审判时或下到地狱或升入天堂，因而尘世中如何生活就具有在个人死亡之后得到上帝如何评判的问题，个人也必须小心谨慎以对自己的未来负责。
阿奎那的一些看法与他个人强烈的宗教热情密切相关，他的一些想法是服从服务于基督教的整体论证和传播的需要。我们今天研究他的一些思想一定要有批判的眼光，辩证的思维，面对并正视虽已陈旧但仍对我们敞开的任何理论，才能真正找到理论所蕴藏的可供思考的深层价值。
篇3：哲学宗教论文
哲学宗教论文
由于当代学术观念的发展，作为宗教学的分支学科之一的宗教哲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上发生了变化。在研究内容上，宗教哲学的关注点不再局限于对宗教的本质的研究，即将其视为一种对宗教的哲理性思考，而是站在宗教全球化背景下，提出了“全球宗教哲学”的主张；在研究目的上，宗教哲学的反思性和为其宗教信仰辩护的目的已经转变为如何处理各宗教间的关系。
由此，笔者认为，当代宗教哲学的未来走向，应在全球化视域下将普世的宗教对话模式作为处理各宗教间关系的一个有效途径。
英国著名宗教学家约翰・希克（JohnHick）认为，现代宗教学研究按其研究方法可分为两大门类，即规范性的宗教学和描述性的宗教学。宗教哲学属于规范性的宗教学，它站在宗教信仰之外，通过对宗教最具普遍意义的问题进行哲理性透视来为宗教辩护。这是最初对宗教哲学的认识，即认为它是一种对宗教的哲理性思考。
但随着宗教哲学的发展，其研究内容和目的也发生了变化，在当今多元宗教并存的背景下，“全球宗教哲学”主张应运而生，随之而来的是处理宗教间关系的普世的宗教对话模式的产生。
1 当代“宗教哲学”的发展
（一）作为宗教学分支学科的“宗教哲学”
1974年，国际宗教史协会秘书长夏普（Sharp）提出将哲学方法作为宗教研究的方法之一，至此，宗教哲学才得以树立自己的学术地位，成为宗教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但是在过去，宗教哲学被理解为宗教的哲理化，是一门运用哲学思维思考宗教现象和问题的学问。这种广义而古老的宗教哲学形态就是为宗教信念所作的哲理性辩护。本文立足于当代学术观念，将它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来加以研讨。
当代学者是如何看待宗教哲学呢？希克认为在狭义的理解上，我们还是可以给“关于宗教的哲理性思考”这一类东西保留“宗教哲学”的名称，即承认广义的宗教哲学形态。但是，宗教哲学不属于神学，更不是为宗教教义服务，而是宗教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它是站在与神学立场完全不同的立场，即非宗教的`客观立场，对宗教中最基本问题进行哲理性思考。
同样地，耶格尔・赫德森（YeagerHudson）教授通过比较宗教哲学和神学所特有的立场得出结论，他认为宗教哲学是客观地研讨宗教教义和宗教现象，不以任何特殊的宗教立场作为其出发点而进行的“非教条化的研究”。另外，宗教哲学完全是退开一步看待它所研究的问题，因此，它的一个研究方式即是反思，反思就是站在自身之外而思考自己，这也是哲学的最大特征。所以按照希克的说法，宗教哲学就是通过反思来理解各大宗教，判断其有无合理的根据，而不是支持或者削弱任何一个宗教信仰。
以上是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希克对“宗教哲学”的认识。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对宗教哲学的狭义理解，就其概念而言，过分强调了其对宗教的哲理性思考，很容易陷入一种“哲学化”的困境，消解了宗教自身特有的神秘性，忽略了宗教一大特性，即“信”，很难将哲学的“思”与宗教的“信”结合起来理解宗教哲学。另外，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人们满足于物质享受后，必然追求精神上的提升。
宗教作为一种精神性存在物，就需要发挥其特殊的功用，而上述“宗教哲学”更多的是处理各宗教的本质问题，诸如“宗教的根基是什么”等哲学问题，而较少联系当代社会多元宗教并存的大背景以及人们对宗教的精神需求，因此这样的一种哲学理论在论述时就很有可能只局限于其哲理反思上，而不能真正发挥宗教的巨大作用。因此，王志成教授立足于当代社会宗教全球化的背景和宗教对人们的精神性影响，提出了对宗教哲学的新理解。
（二）全球视域下发展的“宗教哲学”
站在全球视域下，面对当今多元宗教并存的状况，王志成教授在其《全球宗教哲学》一书中，提出宗教哲学旨在分析各个宗教中的种种宗教问题，对不同宗教的基本信仰和概念进行理性的批判和评价，以此建构出新的活动。因此，宗教哲学的目的不再局限于提高人们的反思能力，而是得到了延伸，即可以通过对宗教的哲理性思考，使我们通明宗教的神秘，体悟宗教的拯救功能，以此呈现真爱本身。这样也许就能消解传统宗教哲学中关于哲学的“思”和宗教的“信”之间的矛盾，使哲学和宗教真正地结合起来。
另外，对于宗教哲学的研究，也不能再局限于孤立地站在特定的哲学立场的角度来研究某一种宗教，而是应顺应宗教全球化背景，以全球化的视角站在更高的立场去研究它，以此解决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或者说是对人类生活能够提供某种启发，满足人们的精神性需求。因此，王教授所理解的全球宗教哲学，在笔者看来，更多的是以全球化视角对宗教哲学的目的或说是功用性做了解释。
谈到“全球视域下的宗教哲学”，就必然要提及何光沪先生对它的理解。其实早在发表的《全球宗教哲学的含义、根据和方法》一文中，何先生就看到了：伴随当代社会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和生活也随之发生剧变，并导致了很多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的出现。这样，全球宗教哲学就被顺势提出，它旨在探索一种有益于人类和平与个人生活的、全面系统的全球宗教哲学。
此种意义的全球宗教哲学具有三大特征：全球性、宗教性、哲学性。因此，他对全球宗教哲学下了如此界定：它是以作为整体的人类之不同历史、社会和文化中的不同宗教内的共同因素为资源，以说明人类生活之整体性、精神性和全球化的根据为宗旨，采用理性方法而又结合超理性的宗教要素的一种哲学。
将其与原初宗教哲学的定义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宗教哲学的研究内容发生了改变。原初的宗教哲学是一门对宗教进行哲理化思考的学问，主要研究的是宗教的本质问题，很少涉及对人类生活的思考；而何先生的全球宗教哲学主张更多的是立足于宗教全球化背景下，对不同宗教的共同因素进行思考，从而对人类生活形成一种指导作用。
很明显，二者所研究的内容不同，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它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简单来说都是对宗教问题的哲学思考。所以，在研究目的上，宗教哲学也不再局限于对宗教的反思，而是将“思”和“信”相结合，以便在全球视域下思考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从而正确处理各大宗教间的关系。
我们看到，“全球宗教哲学”已然成为理解“宗教哲学”的一个工具。对于如何处理各大宗教间的关系，宗教对话被适时的提出，成为理解它的有效方式。从而，当代宗教哲学的未来走向也就逐渐显露出来。
2 当代“宗教哲学”的未来走向
如前所述，宗教哲学已经由最初单一的规范性宗教学转变为全球宗教哲学，这种转变是学术发展的必然。同时，在全球视域下理解宗教哲学，更多的是处理各大宗教间的关系。毋庸置疑，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各宗教间进行对话。这不仅是各宗教内部需要对话，在处理各宗教之间的关系时更需要宗教对话。这也是当代宗教哲学的未来发展趋势，即探寻宗教对话的新模式。
世界宗教虽然呈现多元主义的模式，但是各大宗教在实质上都是一致的，都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性需求。我们已然了解到，现在大家对各大宗教都有了理论上的认识，宗教哲学对各宗教上的本质研究也基本定型，但是对于各宗教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却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因而，王志成在当代宗教哲学家约翰・希克和雷蒙・潘尼卡（AgrimonyPalikar）的影响和启发下，提出了运用灵性实在的假设而建立一种普世的宗教对话模式。
宗教哲学的目的就是在全球视域下通过运用哲学思维考察宗教教现象以便将人引向对于终极奥秘的思考，那么致力于解决此种问题的“宗教对话”必然就针对现实难题和困境，试图使对话双方通过彼此的互动，共同解决现实中对教义的分歧，将人引向终极奥秘的探索中去。
为此，王教授强调宗教对话应以灵性实在为中心，以打通各有神论之间、有神论传统和非有神论传统之间、宗教界和世俗界的关系，开拓真正的普世宗教对话，完成宗教哲学本身所固有的终极目标，使哲学真正为宗教服务，宗教为人类服务。同时，此处的打通关系，是立足于每一个宗教的自我完善和各宗教之间的彼此尊重、彼此发现的。所以宗教对话也在理性层面上进行，关注和考察不同宗教的宇宙观、世界观、人性观、生死观、修行观等。
笔者认为，这种宗教哲学对话的未来走向符合时代发展，必将形成一股力量，为跨文化对话的发展提供了空间，逐渐形成一种整体主义的普世的宗教对话模式。但是也应该注意到，这种宗教对话首先预设了各宗教之间愿意接受互相的灵性指导，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欠具可行性。
因为这种预设容易使各大宗教走向一种共同的新模式，而消解了各自所特有的宗教神秘性。从历史上的实践层面的对话来看，各宗教容易形成统一的概念，但是在灵性修养方面，很难达到一致。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灵性对话对各宗教彼此的灵性成长是有特殊的意义的，这点不容忽视。
总而言之，当代宗教哲学经过最初的对宗教的哲理性思考，到全球化视域下将其作为解决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问题的一种工具，这种性能的转变，是宗教哲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而普世的“宗教对话”模式更是解决当今宗教哲学需要处理好的各宗教间关系的最好出路，笔者相信它在未来将长期存在并得到显著发展。
篇4：简析托马斯・莫尔宗教思想哲学论文
简析托马斯・莫尔宗教思想哲学论文
[论文关键词]：
乌托邦宗教思想；中世纪宗教精神；宗教禁欲主义；近代人文主义
[论文摘要]：
托马斯・莫尔的宗教思想在当时表现出极端的开明进步倾向和一定程度上似乎同样极端的保守主义倾向，但这种矛盾是表面的，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莫尔都不是中世纪宗教的继承者，而恰是中世纪宗教精神的批判者。他思想的本质是统一的，即统一于近代人文主义精神。
近代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之初，在思想材料方面很多取自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因而都多少带有宗教形式的影响。但是，近代社会主义思想与基督教神学有着质的区别，它体现出的是近代人文主义精神。
《乌托邦》一书的发表，为托马斯・莫尔带来了人文主义思想家的广泛赞誉，而《乌托邦》则被视为一部人道主义的批判现实巨著，同时也被视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开山之作，托马斯・莫尔因作此书被奉为社会主义学说的鼻祖。然而自本世纪30年代起，西方部分学者开始对《乌托邦》的传统评价提出异议。较为典型的看法，认为《乌托邦》是一部赞美中世纪修道院禁欲主义的著作，《乌托邦》并不是代表文艺复兴的作品，而是充斥着浓厚中世纪色彩的著作。这些异议很大程度针对在《乌托邦》精神与中世纪宗教精神的关系上，即《乌托邦》主要是对中世纪精神的继承，不是对中世纪精神的批判。而最能体现二者关系的地方，正是乌托邦的宗教，可以说对乌托邦宗教思想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对《乌托邦》整体思想性质的理解。本文欲对乌托邦宗教作一粗浅分析，以论证它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精神:它崇尚理性、追求人的幸福、奉行宗教宽容，它体现莫尔对现实世界的强烈批判和对理想中的平等、公正、精神自由社会的憧憬，充满近代人文主义精神。
莫尔的理想世界确实也同时具有较为明显的禁欲倾向，而莫尔本人在现实政治中也表现出相当的宗教保守主义倾向。这是否意味着莫尔思想本身就蕴含着与旧的传统宗教精神有着实质上的相通呢?或者换句话说，他的思想实质是否是赞美中世纪精神而反对近代人文主义的呢?全面分析莫尔的相关思想，笔者认为，看似矛盾的思想和行为，在莫尔思想中存在内在的一致和统一，它并非统一于中世纪的宗教精神，而是统一于近代人文主义精神。
一 、乌托邦的宗教，迥异于中世纪宗教传统，体现出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精神。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不同于中世纪宗教尊奉神启并力行绝对信仰，乌托邦的宗教以理性为基础。
在乌托邦并不存在统一的宗教，乌托邦人在信仰上并不一致，但他们在一点上有着共识:只有一个至高的神，不管这个最高的神氏名称怎样不同，他都是自然本身}1(第103-104页)。神(上帝)就是自然，服从神，就是服从自然，上帝创造人就是为了使它符合自然地生活(第73页)。同时，乌托邦人认为，遵循自然的指导，就是服从理性的吩咐，自然与理性是一致的。上帝是自然，而自然的意志就是理性的意志。可见，乌托邦的上帝必然与理性相一致。
乌托邦人的上帝也确实体现出较为彻底的理性精神。上帝接受探索自然和在探索中赞美自然作为礼拜他的一种形式(第108页)，他引导乌托邦人的理性并排斥一切迷信，包括在宗教上的迷信和偏执。在向上帝祈福的祷文中乌托邦人请求上帝帮助他们，如果有比他们的国家制度和宗教信仰更美好的，就让他们了解和认识它们(第111页)
乌托邦人最小心翼翼，不肯轻易作出武断结论的莫过于有关宗教的问题(第109页).乌托邦的创始人乌托普认为，不能肯定上帝喜欢什么样的信仰方式，所以他把关于宗教的全部问题作为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容许每个人选择自己的信仰、’火第105一106页)。这种对待宗教的态度，我们只能认为是较为彻底的信奉理性的态度。当然，乌托邦人并没完全摆脱宗教神启和神迹的影响’・(第108页)，这与莫尔所受欧洲宗教文化传统影响紧密相关。但考虑到莫尔身后的2一3个世纪，当科学终于代替宗教成为时代的主要精神时，仍有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和人文思想家相信神启和神迹，我们以乌托邦人宗教中所表现出的极少的非理性来苛求莫尔就不公平了。重要的是莫尔将理性作为宗教的基础，而不是相反。
其次，与中世纪宗教的狭隘偏执和异教迫害相反，乌托邦宗教体现了当时欧洲罕见的高度自由与宽容，这正是近代人文思想的核心。
这种高度自由与宽容精神首先表现在乌托邦公民可以自由信仰自己所喜爱的宗教。莫尔所处时代的欧洲，天主教教会传统强调教徒在宗教信仰上的绝对一致性―无论是在信仰内容还是在信仰形式上。完全不同于中世纪欧洲宗教传统，乌托邦人在信仰问题上崇尚信仰者的个体体验，全岛有各种宗教，在每个城市也同样如此（第103页)。宗教仪式上也充分自由，可以在教堂也可以在各人家中举行礼拜。教堂中没有神像，信仰不同的人们聚集在那里，每个人可以自由地去体会神的形象’第112页)。乌托邦的信仰自由有着法律的保护。乌托普立法之初，就规定每人信从自己所选择的宗教是法律认可的。一个人可以向别人宣传自己的宗教，但不能抵毁其它宗教，不能使用暴力和辱骂，否则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因为强迫和威胁别人接受自己心目中的真理，既蛮横又愚蠢（第105页)。这是乌托邦宗教的一个原则，也是它社会的一个原则。
在当时莫尔所处的欧洲，基督教为天主教会把持。教会教条中不仅包含对上帝的崇拜，事实上也包含着对宗教仪式的强制崇拜。宗教改革运动首先针对的就是这些僵死的宗教形式。在这方而莫尔推崇对上帝神性的个体体验，并对固定礼拜形式表示蔑视，这与改革运动在思想上是一致的。而乌托邦的宗教自由与宽容，则更与当时天主教会在神学问题上的专断偏执和对待异端的残酷迫害形成鲜明对照。乌托邦宗教的高度自由与宽容，在总体上远远超越了莫尔的时代，体现了近代的宽容精神，而其宽容的程度，即使在今天也远未过时。
谈到乌托邦宗教的宽容，不能不涉及莫尔对待无神论的严厉态度问题:乌托邦人严禁不相信灵魂不死的思想，认为持此观点的人不信神，因而情操低下甚而不配作人这类人被取消一切荣誉，不给官职，被公众看作下流汉而且被禁止在一般国民面前为已的观点辩护(第l06页)许多学者认为乌托邦存在异教迫害的观点主要以此为根据，但全面分析乌托邦的相关思想，此种观点证据并不充分。 乌托邦社会强调相信神和相信灵魂不灭，这与它的社会道德基础相联系，即认为人死后灵魂因恶得罚因善获赏，善恶有报，上帝是裁判者。他们认为不相信神和灵魂不灭的无神论将动摇社会道德基础。他们相信无神论者没有信仰，因而就没有道德，所以他们除了法律什么也不怕。因此为了个人私欲，必然会回避国家法律或力图破坏法律’〕(第106页)。如同狂热的宗教宣传会受到处罚一样，乌托邦人禁止宣传不信灵魂不灭的思想，主要不是因为宗教上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是反宗教的，而是因为它是反社会的。同时，在对待无神论者问题上，除了禁止无神论观点的公开宣传，乌托邦人并不处罚无神论者，也不强迫或威胁他掩盖自己的观点。相反鼓励他同教士或重要人物交谈，深信荒谬终会让位于理性’(第106一107页)。
因此对无神论问题较为公正的评价应该是:乌托邦对无神论者的态度不是宗教异端迫害，而是对反社会倾向的压制，这种压制主要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而是社会政治上的。
再次，乌托邦的近代精神表现在它追求理性基础上的世俗幸福，其精神本质是反宗教禁欲主义的。在乌托邦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确实有着禁欲主义的倾向，但是这种禁欲不是对中世纪宗教禁欲精神的继承，而主要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批判。
乌托邦精神本质上追求理性基础上的世俗幸福，乌托邦的上帝和宗教支持着这种追求。乌托邦人“过分倾向”认为构成人类全部或主要幸福的是快乐，而且他们援用宗教为此学说辩护(第72页)。他们认为，除了不违背死后的赏善罚恶原则，一个人如果不千方百计追求快乐，便是愚笨的(第73页)。
乌托邦人的所谓快乐，是指人自然而然喜爱的身心活动及状态:(第75页)。快乐，分精神的和肉体的。精神的快乐，有默察真理所得到的喜悦等等。身体的快乐，有感官的愉快和身体的健康和谐等等。乌托邦人每逢晚餐，都伴有音乐，餐后甜点极为可口，他们燃香、喷洒香水，尽力使每个人心情愉快(第65页)，他们认为一切无害的享乐都不应禁止:舒适快乐的生活是自然的指示，是人们全部行为的目标(第74页)。
莫尔把幸福规定为正当、高尚的快乐，同时力求不贪图小快乐而妨碍大快乐，不贪图招致痛苦后果的快乐。而这也就是遵从了理性:理性劝告人们过尽量免除优虑和尽量充满快乐的生活(第73页)。这种思想与其后的诸多近代思想家的理性的功利主义幸福观基本一致，本质上绝不是禁欲主义的。
但乌托邦也确实有着禁欲的倾向:乌托邦人一套工作服可以连续用七年，一件外套可用上两年，他们极端蔑视华服盛装和金银珠宝，而且乌托邦人所有人外套颜色一致，服装几百年式样不变……(第59一60页)。
将以上作为根据，批评莫尔推崇中世纪修道院禁欲主义也有失公允。因为首先，乌托邦反对非理性的禁欲修行:“鄙视美观，损害矫健的体力，……期望由于这样的牺牲，上帝会给他更大的快乐。……乌托邦人认为这种态度是极度疯狂，是对自己残忍而对自然忘恩负义”(第81页)。这段话可以直接看作是莫尔对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批判。乌托邦的禁欲不是中世纪精神的继承，认为它是一种舒适前提下较为质朴的生活方式更为贴近事实。其次，如果我们历史地考察莫尔及乌托邦，就会发现如果我们将其禁欲倾向―朴素的房舍和衣着，将金子用作溺器和打造成犯人的镣铐，将衣着华丽珠光宝气的国外来访高官贵人误认作卑贱的仆从等等，理解为对现实统治者华而不实、侈糜与拜金的调侃、抨击，会更加符合莫尔的旨趣。
二、莫尔的宗教理想与他在现实中所表现出的宗教保守主义极为矛盾，从表面看来，似乎他是在现实中反对了自己思想所信奉的东西。
对这个矛盾，用“维护自身阶级利益妨害了遵从理想”、“是理想对现实的妥协”来解释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因为任何“利益”不会超越生存利益:莫尔为自己反宗教改革的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莫尔在现实中的政治行为必定与他的思想在本质上是相一致的，对莫尔现实中的“宗教保守主义”的理解只能从对他思想的理解入手。
那么这个矛盾是否是由于在生命的后期，他在思想上已违背了自己曾在乌托邦中表述出的思想原则呢?纵观莫尔一生，问题并非如此。他一直是一个信仰理性的`人文主义者。事实上，虽然初看起来很矛盾，但他在反宗教运动中看似保守的行为很多方面仍完全遵从了他在《乌托邦》中所阐述的原则。
首先，莫尔坚持人对上帝的信仰是因为遵从理性，他也坚持在信仰中人的自由意志，坚持人对自己的现实行为负有道德责任，这也是社会的道德基础，人生前的善行恶为决定他死后灵魂是否被拯救。而宗教改革运动在这些方面与莫尔所持思想完全不同，它主张“预定说”，认为人的行为对其自身灵魂是否被拯救毫不和干，上帝对一部分灵魂的拯救和对另一部分灵魂的抛弃完全是预定了的。路德也强烈反对信仰中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认为这是人出于无知的狂妄表现。这在莫尔看来是难以接受的，他对改革运动的抨击部分地也应该是基于这个原因。虽然改革运动在实践中强烈打击了天主教会的宗教专制权力。并力争教徒对神性的个体体验，从而在宗教问题上争得一定的自由，但仅就以上思想而言，大部分现代人应该会更倾向于认为莫尔的思想更人道、更具有近代精神。
其次，莫尔反对宗教改革运动，从一定意义上或许也可以理解为他实践着自己在乌托邦中关于宗教的另一个原则，即宗教以社会利益为归宿。可以允许不同信仰的存在，但绝不允许可能导致社会解体的宗教纷争。莫尔反对改革运动，或可理解为他反感路德他们在宣传新教教义时的狂热宗教情绪，同时他反对改革运动从思想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从而形成欧洲社会的动荡和分裂。
但即使我们这样去试图理解莫尔宗教中的人文主义的近代精神与保守主义的矛盾，仍有不少问题难以解决，如乌托普是用暴力创建乌托邦的，似乎莫尔并不绝对反对暴力。如果说维持乌托邦社会秩序因为它是个“美好社会”，那么莫尔所处的欧洲，无论宗教秩序还是社会状况.都令莫尔深恶痛绝，并不存在反对暴力变革的条件，他的保守行为是否表明他是个无条件的社会秩序维护者呢?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仍难以找到答案。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莫尔整体思想的把握。
以上可见，莫尔在改革运动中的宗教立场与《乌托邦》中的宗教理想在主要方面并不存在矛盾，而《乌托邦》自身的开明的人文主义价值也是不能被抹杀的。对诸如批评《乌托邦》表现了中世纪宗教的非人道和禁欲精神的观点，莫尔本人在其体现宽容、理性、近代人道主义的伟大著作中即可为自己做很好的辩护。《乌托邦》的整体思想也同其宗教思想相一致，他的共产主义制度，也不同于部分西方学者认为的是对原始基督教义的追寻。他的思想形式上虽然受到原始基督教的多方面影响，但内容却是基于批判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近代思想:由他开始的近代社会主义传统，也不是对传统基督教共产主义的复归，而是摆脱了旧的宗教精神的对人道的新社会的追求。
篇5：宗教经济学哲学论文
论文关键词：宗教经济学
两个世纪以前，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就宗教问题发表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观点。这些观点包括国立的教会总是懒散、懈怠的命题以及这样一种认识，即解决宗教冲突的方法不是减少教派，而是增加教派(Smith [1776] 1981)。然而，经济学家对宗教的研究却是凤毛麟角，这方面的工作都是由社会学家完成的(参见Young )。而且，由于仅仅狭隘地关注“商业”，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觉得斯密对宗教的论述是这样不合时宜，以致于除了一个版本之外，所有出版斯密著作的书籍都删掉了他论述宗教的章节。
直到现在，职业经济学家们关于宗教所做的那点研究，还集中于研究这些陈腐的话题，如闲暇时间对教堂出席率的影响，以及高收入群体倾向于通过购买付费服务而不是通过做志愿者来用金钱来替代时间。幸运地是，这种狭隘的观点似乎正在改变：一批青年经济学家正像那些社会学家一样，致力于用经济学进路来研究宗教，在，热衷于研究宗教的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组织(我是奠基人之一)。
同时，当我和William Sims Bainbridge在1980年发起了所谓的宗教的经济进路(economic approach of religion)时，我们对斯密的作品还一无所知——他的名字甚至没有出现在我们《宗教的未来》一书的文献索引中。两年后，当我们出版《一个关于宗教的理论》一书时，我们试图填加一个副标题：无形的经济学，但出版商没有同意。即使那时，我们所提到的斯密也只是一个演绎理论家，我们仍然不知道他的宗教论说。只有几年以前，在通过独立研究得出某些共同的结论后，我才意识到斯密的贡献。
无论如何，和社会学家的研究一样，宗教的经济进路并不仅仅是关于金钱、价格，甚至不是作为为了在天堂的收益而投资的行善。相反，它只所以作为经济研究，是因为当它在个人层面上分析宗教时，它所强调的是个人和超自然之间的交换关系。而在集体层面上，宗教的经济进路则依赖于供应和需求这两个基本概念。当然，其他学科对宗教的研究也强调需求(demand)，它们通常称作“需要”(need)，并且主张，人们之所以需要信仰，是受到社会剥夺、愿望受挫、神经机能症、愚昧、恐惧、俄底浦斯情节、假性意识或其他人类缺陷的驱动。相反，经济进路对需求采取了“常规”观点，即假定宗教行为与任何其他形式的人类活动一样合情合理。经济进路与其他进路之间一个更重要的区别是，经济进路强调供应，它的基本观点是，显性宗教需求的大多数变化都是宗教供应者的效果和样式变化的结果。反之，这些变化是总体的宗教形势的结果：是众多教派为争夺信徒而相互紧张，还是政府与某一教派勾结以垄断宗教市场?
为了说明从需求向供应的转移是如何重要，试想一下当人们面临着社会宗教结构的重大变迁时——正如循道宗教徒在英国快速增长——其他进路的支持者通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的宗教偏好为什么会改变?这似乎是一个完全合理的问题。当这样思考时，我们试图从可变性需求上寻求答案，进而会得出结论说，这些变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们突然发展出了新的、未满足的宗教需求哲学论文，并求助于或形成能满足这些需求的新的宗教组织。按照同样的逻辑，瑞典宗教参与的低水平可归因于需求的下降——也许是因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府对人们的需要提供了足够的供应，那里的人们已经丧失了宗教需求。
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错误的答案，而且他们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有大量的证据证明——虽然这些证据通常是隐性的，随时间的变化，宗教需求是非常稳定的，宗教变化主要是供应方变迁的结果(参见Stark and Finke ; Stark )。实际上，宗教需求是相对保持不变的，而供应方则是起伏波动的，而且宗教参与的总体水平是供应方的差异性和能力的函数。因此，我和同仁们是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的：为什么宗教组织会变化从而失去大众感染力呢?举个特例，英国的教会出了什么问题或者为什么瑞典的国立教会不努力吸引并维持活跃的成员呢?我们将看到，对类似问题的“经济学”答案并不仅限于实际的或纯粹组织性的事务。相反，由于它们所关注的是宗教组织，他们将大量注意力投向了宗教的具体内容——如教义、人们所信仰的东西和宗教组织所灌输的东西!
出于那些我永远也不了解的原因，一些批评家将经济思想和术语在宗教上的应用歪曲为向庸俗唯物论的堕落(见Bruce )。在对《美国教会，1776-1990》一书的评论中，Martin E. Marty声称，我和罗杰·芬克将宗教生活贬低到“赢利和亏损”的水平，描绘了一个“没有上帝、宗教、灵性、真理、美和善……的世界”(见Marty 1993, p. 88)。假如他已经阅读了护封上的
摘要，Marty竟然没能抓住该书的要点，即教义是组织健康的关键，这是不可思议的。在那本书的第一页上，我们写道：“由于某些教派拒绝传统教义并停止满足信奉者的重要需求，它们就繁荣不再。美国的教会活动是由那些奉献于生动的来世的有进取心的教会来完成的”(见Finke and Stark 1992, p.1)。和第一页一样，从中间各页直到最后一页，我们都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即正是那些含混不清和颇费斟酌的教义导致某些教派成为“输家”。根据我的判断，正是醉心于信仰(教义)，而不是应用经济理论，击败了那些极端自由主义和反宗教的对手，并促成了他们误导性的主张和诡异的言辞，如Steve Bruce对“一小撮美国宗教社会学家的恶劣影响”的攻击及其只有他能够胜任“将尖桩打入吸血鬼的胸膛”的任务的想法(见Bruce 1999. pp.1-2)。
本章我将描述从宗教的经济进路所获得的某些基本洞见。更完全的讨论参见我近来的著作(Stark and Finke 2000; Stark , , 2003,)。
宗教的经济进路立基于九个基本原理之上：1)所有宗教的核心都是信念(教义);2)所有宗教习俗的基础都涉及与超自然的交换;3)个体的宗教兴味沿一个张力谱系而变化;4)人们所做的宗教选择和做世俗决策一样有理性;5)宗教教义在激发人们的委身(commitment)能力上有很大的差异;6)宗教是一个社会性或集体性的事业;7)吸收成员最多的宗教团体能够给予成员最多，因而能够使普通教众的委身维持在最高水平;8)大多数新生的宗教团体都以高张力的信仰起步，比较成功的宗教团体将逐渐降低其信仰张力;9)任何社会宗教组织之间的竞争都会刺激努力水平，从而增加宗教委身的总体水平，并导致缺乏足够市场吸引力的信仰消亡。在讨论上述每一个原理时，我都将简述一下从这些简单的假定中所推演出的令人吃惊的大量结论，我还将从大量证据中引用部分证据来支持每一个结论。这些研究非常倚重于美国，这不是因为我对其他地方所做的研究一无所知，而是因为不幸的是，对宗教所做的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是社会科学)十有其九是美国人做的，而且通常都应用美国的资料。
篇6：哲学与宗教的界限浅议论文
哲学与宗教的界限浅议论文
提要：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课题，更是一个哲学内部的问题。因为任何彻底的哲学都不能不面对如何理解和对待宗教的问题。本文从讨论“什么是哲学”入手，试图通过深入分析理性的先验意识如何构成“这个世界”之根据来首先阐明哲学与数理科学的关系和界限，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哲学与宗教的内在关系及其分界限。对这种内在关系的分析表明，哲学与宗教只不过是理性返回本源的两种不同方式。；
关键词：哲学；宗教；数理科学子；本原；自身同一物；自在物；
哲学（思想）通常被认为是脱胎于宗教。因此，关于哲学（思想）与宗教的关系问题，通常有两个相反的回答：或者以为二者是对立的、不相容的，总处于斗争当中，哲学从宗教中脱离出来是思想对宗教的胜利；或者以为二者是相通的和一致的，哲学从宗教脱胎出来既表明它们各不相同，又表明它们具有亲缘性，它们之间甚至是相互需要的。但是，不管哲学与宗教是对立的，还是一致的，它们各自应有各自的界限，否则就无所谓对立，而其一致性也就成了与自身的一致。这意味着要讨论二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必须首先澄清它们之间的界限。；
一；
但是，哲学与宗教的界限问题首先涉及“什么是哲学”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是个让人无从下手的问题。在不同哲学家那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常常各不相同。这里我们暂且从哲学的历史源头出发来讨论这个问题。；
就哲学（Philisophie）这个西语词来说，其原初意思就是大家都烂熟了的所谓“热爱、追求智慧”。关键是，何为智慧？又怎么爱她（才是哲学）？一种东西要能被称为“智慧”，她至少要让在这个世界上四顾茫然的人类能够因她而得到信心、希望和安宁，不再终日惶惶而不知所往。对于这种智慧，人人都会心生爱意而向往之。那么，如何爱她才使这种爱成为哲学呢？对智慧的一种爱之所以能被称为哲学，首先在于这种爱是唯智慧而爱。哲学之所以为哲学，就在于哲学是一种全心全意去爱智慧的亲证活动。对于哲学（或从事哲学的人）而言，智慧本身就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因此，哲学可以不顾一切利益考量和现实因素而只爱智慧。不过，哲学的这种爱又是一种带着自我觉识的爱，也就是说，哲学对智慧的爱总是带着对自身的这样一种处境的觉悟：即如果她不追求智慧或错过智慧，那么她自身就会陷于惶惶不可终日的困境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之爱智乃是一种自觉之爱。这体现在哲学是通过追问智慧的问题来进行她的爱智活动。；
因此，就其起源上说，哲学就是一种通过追问智慧的问题来亲证智慧的活动，从而使人能够智慧地生活。；
那么，什么样的问题是智慧的问题？对于古希腊人来说，智慧的首要问题就是追问世界的“本源（始基）”问题。而追问世界的本源问题，也就是追问变动世界中可靠和确定的根基的问题。在这个流变不定的世界里，我们身在何处？何以安居？或者问：把茫然四顾的心灵安放在什么地方，我们才能从大地上站立起来，并且顶天立地地撑开一片可以安居的天地？寻得“安心之所”的问题，也就是寻找能够把我们的生命与生活担当起来、支撑起来的力量与根基的问题。因它可靠，我们可以生活得安然和踏实；因它可靠，我们可以坚定地打开我们的希望和未来，因而可以生活得有信心、有力量。简单说，因它可靠，我们的生活既能经受住苦难的重压，也能经受起幸福的诱惑。；
在哲学产生之前，希腊人与其他古代一样，都生活在神话世界或原始宗教里，人与他人他物都是处在一种不确定的梦幻般的关系中。世界的本源问题的提出，就象一道光芒从人类的心灵世界划过，照亮了人与他物的明确界限，从而召唤了人类对自身身份的意识与追问──人在这个变幻不不定的世界上究竟处在什么位置上？扮演着什么角色？从根本上说，在本源问题里，一方面表明人类对纷繁变幻的现象事物持不信任、不满足的态度；另一方面表明，人类相信透过这些现象事物可以找到使自身能够立定其上的确定性与可靠性。；
本源问题所追寻的确定性与可靠性，也就是绝对性。因为从根本上说，只有绝对的一或绝对的存在者，才能够是可靠的和确定的。所以，可以进一步说，追问世界的本源问题，也就是探究绝对性的问题。本源问题的提出意味着开始了对绝对的意识与觉悟。而对本源的追问，实际上也隐含着对人自身的身份的觉悟与确认。因为人类之所以会去追问世界的本源问题，在根本上是为了人本身的生活与存在寻找可以立身其上的可靠根基，以免在变幻不定的宇宙面前茫然失措或惶惶不可终日。实际上，对本源的觉悟――不管这种觉悟是以思想的追问方式，还是以宗教的启示方式来完成――都同时隐含着对人自身的身份的追问。回到本源而与本源共在，也就是人回到自身，即回到自己本来在的位置上。因而，回到自身在根本上也就是回到自在的自由存在：在自己的位置上持守着一切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对本源的追问与觉悟都或强或弱地召唤着对人的自由的觉悟。对本源的守护在根底上也是对自由的守护。因此，对本源，从而对绝对的追问和觉悟，在人类史上是一件最伟大的事件。因为它在根本上意味着人类开始了依靠一种自觉的精神（灵性）力量寻求自立与自由的漫长历程。；
上面的讨论已暗示出，哲学是以不同于宗教的方式去追寻本源问题。如果说宗教是以启示的方式直接领悟绝对的本源而信任这个本源，并且由对这一本源的觉悟与信任而肯定这个世界的真实性；那么哲学则是出于对这个世界不满足、不信任也即有所怀疑而去追问这个世界的本源。也就是说，哲学是从“不满足”和“怀疑（不信任）”开始的。；
二；
但是，人们之所以对这个世界的事物不满足，是因为事物是有限的，而事物之所以是以有限物出现，恰恰是人们已经对事物作出某种规（限）定，也即把显现给我们的相遇者规定为某物。不管人们说出来还是没说出来，任何有限物实际上都已是被自觉不自觉地规定为“是什么”的事物。而人们之所以对事物不信任而怀疑之，首先则是因为事物会失去自身，也即所谓“变异”。而人们之所以会发现事物失去自身，则是因为人们已经把事物向我们的显现就当作这一事物自身，也即把事物在意识中的显现规定为这一事物自身，或者说，这一事物被直接等同于它在意识中的显现。这种规定活动或等同活动也就是给出自身同一物（Identit？t）的构造活动。当我们把被命名为“树”的相遇者在我们意识中的显现就当作“树”本身的时候，我们就在给出一个树的自身同一物：树的如此这般的显现就是树本身（全部）；或者说，树本身仅仅就是它的如此这般的显现。正因为事物获得了自身同一性，它才会失去自身，因而才会有变化与变异；否则，事物就只是在现象（显现）之流中不断隐身的独一的自在之物，或者说，只是通过显现表明其隐身在自己位置上的独一物，而无所谓变异与变化。
实际上，把相遇者规定为某物，也即规定为“是什么”，从而使之成为“有限物”，同样也必须以将相遇者构造为“自身同一物”为前提。因为任何事物必须首先是它自己，才能够进一步是其他的“什么”。这也就是说，对这个世界的事物不满足、不信任恰恰以将这个世界的事物构造为自身同一物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对本源的追问是从一个由自身同一物构成的世界开始的。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哲学是从概念物出发。因为所谓自身同一物必定是在质、量、关系这类概念意识中被构造出来的。没有这些概念意识，我们就不可能给出可以以“A是A”这一同一律形式表达出来的自身同一物。
自身同一物必定是存在于质、量、关系这类概念意识中的存在物。它的关系性存在首先就是与自己的关系。任何相遇物只有当它在质、量意识中被显现和综合，并且它的这种显现被把握、意识为就是它自身，即与它自己的显现处在等同关系中，它才不再是在自己位置上的自在相遇物，而成为仅仅等同于其显现的为自身同一物。换言之，自在相遇物才被掩盖而成为单纯的显现物，并且也才能进一步成为各种关系物。也就是说，任何事物只有首先成为自身同一物，即与自身处于等同关系中，才能进一步进入与其他自身同一物的各种关系中，从而成为各门具体科学的对象。从根本上说，各门科学，首先是以为基础和榜样的各种具体科学――我们权且称之为“数理科学”，实际上都是以自身同一物及其关系为对象。因为任何事物只有当它作为自身同一物被构造出来，它才能进一步得到的和经验的规定。如果一事物是否是它自身都没有得到确定，那么，对它的一切其他规定都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无法断定对它的规定是否就是对它的规定。在这个意义上，一切科学都是以自身同一物为前提；，或者更确切说，一切科学都是建立在构造自身同一物的意识活动之上。正因为如此，康德把量、质、关系这类据以构造自身同一物的范畴意识与时―空形式一起当作一切科学知识之所以可能的先验要素。；
这里，我们可以首先看出与数理科学的区别。如果说数理科学是以自身同一物为前提，并且也只以自身同一物及其关系为对象，因而永远停留在自身同一物与关系物领域，那么，哲学虽则从自身同一物出发，但是它并不以自身同一物为对象，而恰恰是要摆脱、离开自身同一物，去追寻自身同一物从中显现出来的本源。因此，哲学并不停留在自身同一物领域。从思想―意志的方向而言，数理科学是从自身同一物出发进入经验―关系世界，而哲学则是从自身同一物出发摆脱一切关系物而返回本源处所。这恰好是两个相反的努力方向。；
这并非说，哲学与科学是无关的两极。不管是从事实还是理论基础来看，科学从来就不可能离开哲学。虽然哲学家可以不理睬科学家，科学家也可以不理会哲学家，甚至嘲笑哲学家（这通常是那些无知和浅薄的科学家对哲学或宗教惯有的态度），但是，科学历来就运行在哲学所提供的基础上。这除了是说，科学迄今仍运行在古希腊哲学所确立起来的思想方式和基本观念之内，更重要的是指，构成一切科学之基础与起点的自身同一物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哲学的反思才能得到解答。科学是否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取决于哲学是否解决了“自身同一物是如何给出来的”这一问题。如果离开哲学的反思而任科学自行其事，那么科学不仅将忘却自己的基础，而且本质上将越来越远离本源。其结果不仅将使科学走向自我瓦解，而且将把人类带向片面化――因为远离本源也就意味着关闭了其他可能性，而把科学打开的可能性当作唯一的可能性。；
实际上，自身同一物构成了哲学与数理科学之间最直接的联系点。哲学对自身同一物之所以可能的追问和回答为科学奠定了可靠的基础，科学由此获得了强有力的论证和推动。不过，正如自身同一物只是科学的基础，而不是科学的核心一样，对自身同一物的追问和回答则只是哲学的一个步骤，而不是哲学的归宿。因为哲学对自身同一物的追问恰恰是出于对自身同一物的怀疑和不满足。对自身同一物的怀疑并不是要放弃它或否定它，而是要追问它之所以如此这般的根据。如果没有或不能找到这种根据，那么，人们对关于它如此这般的断定就是可疑的，也就是说人们可以终止对一物之为这一物的判断。确立自身同一物的根据，也就是确立了一个世界的真实性和可判定性。对于科学而言，这意味着对事物的一切科学陈述（判断）获得了可靠的标准物，也即以“A是A”形式表达出来的第一定义物；而对哲学来说，则意味着它所追寻和迈向的本源是一个真实世界的本源，也即是一个有根有据、可在概念中被确立起来的自身同一物的世界从中显现出来的本源，而不会是一个梦幻世界的梦幻本源。
自身同一物作为一切数理科学的基础恰恰是科学所不关心的，但是，对自身同一物的追问却是哲学的一个起始步骤。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开始于科学终止的地方。这使哲学与科学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都要借助于概念体系来完成自己的任务：科学是在由概念构造出来的自身同一物基础上提供出一套与经验相关的概念体系来达到对事物的认识，而哲学则必须演绎出一套先于经验的概念体系，否则，它就无法说明自身同一物是如何可能的。不过，哲学借助于先验概念体系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自身同一物的可能性问题，或者说，并不只是为了说明“这个世界”是如何可能的，更重要的还在于展现如何确实可靠地退出这个世界而迈向这个世界从中显现出来的本源。哲学完成的严格的概念演绎体系既要为这个世界之所以这样而不是别样奠定基础，从而为一切科学奠定基础，而且同时要打开一条由这个世界通向其本源的道路。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说由自身同一物构成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显现的'、可由概念完全把握的在场者，那么，这个世界从中显现出来的本源则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在场者，它同时是一个不显现的、不可由概念加以把握的不在场者，一个隐蔽者。
所以，哲学一方面要借助于概念体系，另一方面，它通过概念体系所要寻求的恰恰是非概念的隐蔽者。这意味着，哲学从其出发的地方到其归宿之间存在着一个断裂。哲学并不能通过概念体系的演绎直接通达所追寻的本源，因为本源永远在概念之外，否则它就不会是真正的本源。对于哲学来说，概念的严密演绎是一条把人们引到离本源尽可能近的地方的可靠道路，以便人们能够从这个最近的地方跨越过去，进入与本源的共在而终止一切概念。因此，与科学不同，如果说科学研究是通过概念知识体系来展现一个关系世界而深入这个世界，那么，哲学进行概念演绎则是为了摆脱这个关系世界而迈向非概念物。哲学的概念演绎活动是一种摆脱关系世界的活动：不仅要脱离一切经验的关系，而且要脱离构成这一切经验关系之基础的自身同一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概念演绎是这样一种解放活动：把人从关系世界中解放出来，使之朝向绝对者，向绝对者敞开自己。
把人从关系世界解放出来，也就是让他从关系中退身出来而回到不受制于关系的自由―自在的存在，而这从根本上说，也就是在自己位置上向他者敞开自己的存在；在人的这种自在地向他者敞开自己的存在中，他者也在自己的位置上来与我们相遇，并且也才在自己的位置上来相遇。人只有在自己的位置上，因而也就是只有在自由中，才能跨越概念物与非概念物之间的鸿沟，才能与作为自在的他者的本源相遇。
因此，哲学确立起来的概念体系必须是一个自由体系，也即一个摆脱关系世界而向自在的他者敞开自己的体系。简单说，自由体系就是一个向绝对他者敞开自己的体系。开放体系与封闭体系之别就是哲学与科学之别。作为科学的概念体系都封闭于概念物，或者说以概念物为界限，而不寻求概念物以外的东西；对于科学来说，不存在概念物之外的东西，也就是说，在科学看来，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可在概念中被把握。因此，科学不承认概念之外而不可被概念所规定的存在物；一切都可在概念中被陈述。所以，每个科学体系都试图充当一个“大全”，至少是某个方面的大全。因为它把自己的陈述当作是关于一切可能事物的陈述，而忘却了自己的陈述永远只是关于关系物的知识，而完全不可触及自在物。因此，科学体系的变化通常不是一个体系融合另一个体系，而是一个体系被另一个体系所突破而被取而代之。因此，科学知识体系的变化通常是革命性的，总是体现为一个体系取代另一个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科学是一种建构体系的活动，科学史是一个建构体系的。相比之下，作为自由―开放的体系，体系的变化并不是通过一个体系取代另一个体系来体现，而是通过创造出足以更进一步摆脱关系世界而迈向绝对本源的新概念来完成。由于这新概念能够进一步摆脱关系世界，也就意味着它能够打开一个更开阔的视野（Horizont），使整个体系能够更开放地朝向本源。在这里，体系的变化更多体现为对原有体系的融合，而不是取代和放弃。这也是为什么今人虽有今人的哲学，但是却不能放弃古代哲学的原因。哲学概念一旦被创造出来，它就改变了体系的视野而构成哲学的一个环节。与科学相比，我们可以说，哲学是一种创造概念的活动，通过创造概念建立向绝对者开放的自由体系。如果说科学体系中的概念是从经验关系中建构起来的，因而科学是通过建构概念来建构体系，那么，哲学体系里的概念则是自由理性从对自己的自由反思中开显出来的。这种从自由反思中开显出概念，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概念的活动。创造就是从自由中开显与给出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通过创造概念来演绎自由体系。
三；
这里，我们要进一步澄清的是，为什么哲学概念是从理性的反思中开显出来的。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一再指出，哲学开始于对“这个世界”的怀疑与不满足。这种怀疑引导了哲学去追问“这个世界”的根据：如果这个世界就是它显现的这样，那么，它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别样？如果这个世界并不一定是它显现的这样，那么它为什么会显现为这样，而不显现为别样？这也就是这个世界的根据问题。但是，这个世界之所以显现为这样而不是别样，是也只能是因为我们的理性本身，或者说，是也只能是我们的理性使这个世界显现为这样而不是别样。因为这个世界只能在我们的理性意识中向我们显现，并因而是“这个世界”。因此，对这个世界的根据的追问，在根本上就是对理性本身的追问，因而也就是对理性本身的反思。通过追问这个世界的根据，理性以反思的方式返回自身。
正如前面所说，自身同一物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而自身同一物又是在理性的先验概念（诸如量、质、关系）中被构造出来的。这意味着，“这个世界”首先是建立在量、质、关系这些由理性提供出来的概念之上。但是，这些概念却是在对“这个世界”之所以这样而不是别样的反思中才被理性本身所觉悟而开显出来。因此，如果说哲学开始于对“这个世界”的怀疑，因而开始于对“这个世界”的根据的追问，那么，也就是说，哲学开始于对理性本身的反思，并且在这种反思中开显―创造出理性自身的概念。
不过，对“这个世界”的根据的追问，因而也就是理性的反思活动，并不停止于“这个世界”的直接根据上，也即不会止于使自身同一物成为可能的那些概念上。这些概念虽然出自自由的理性本身，但是，作为这个世界的直接根据却是远离这个世界的本源。对“这个世界”的根据的追问只会止于“这个世界”的再无根据的本源。离“这个世界”的本源越近，也就离“这个世界”越远。所以，追问“这个世界”之根据这种反思活动实质上也是离开、摆脱“这个世界”的活动。这种离开或摆脱就是一种解放。
那么，为什么哲学对“这个世界”的根据的追问只会止于“这个世界”的本源呢？因为只有本源才是再无根据可寻的唯一者，它是一个无根无据的深渊，却又是给出一切的唯一来源。那么，理性在追问根据的反思活动中如何回到这个本源呢？在追问根据的活动中，理性首先是从从自身中找到“这个世界”之所以这样而不是别样的根据，也即诸如量、质、关系这类先验概念。但是，理性在自身的反思中同时发现：自身并不仅仅是这些概念，并且自身也有其来源――对“自身有来源”这一点的觉悟也就是理性的源头意识，人们通常称之为时间―历史性意识。由于发现自身并不仅仅是如此这般的概念，因此，理性会进一步追寻自身，这种追寻自身也就是试图回到自身；同时由于觉识到自身是有来源的，因此，理性会不懈地去追寻那个源头。对这个源头的追寻也就是对“这个世界”之本源的追寻，因为既然它是理性的源头，当然也就是理性构成其根据的“这个世界”的源头。但是，既然理性来自于“这个世界”的本源，那么，显而易见的是，理性只有回到自身，也即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而自在地存在，理性才能与本源共在。所以，理性追寻本源与追寻自自是同一回事；或者更确切说，理性是通过追寻自身、返回自身而回到本源。
问题是如何返回自身？自身也就是在自己位置上的自己，而不是在关系中的角色。角色也是一种自己，一种关系中的自己，它总是受制于关系项和关系因缘。关系项和关系因缘的变化，这种作为角色的自己或者丧失，或者发生变换。只有退出一切关系而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自己才成为真正的自己。而所谓“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自性物的天然位置，或者说，是被造物从“深渊”被抛出的位置。自性物总是守于天道之中，是为天然之物，正如被造物总守于“深渊”之旁，是为在整体之中的存在者一样。正因为如此，我们上面说，理性（作为一种被造物）回到自己的位置才能与作为本源的深渊共在。就事物在自己位置上的存在是不可替代的、独一的而言，在自己位置上的存在就是它的绝对存在，不会因任何关系因素的变化而改变；就事物（作为被造物）在自己位置上的存在不依附于任何其他事物（被造物）而言，它的这种存在是独立的、无关系的存在――它与其本源或造物主的关系是一种无关系的关系：它或者是被从无中创造出来，或者是被从深渊中抛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它与本源的关系也就是与无的关系，因而是一种自由的、不对称的关系。这种关系除了担保自性物（被造物）获得自己的位置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只具有单向度效应的关系（任何存在物都不可能对“无”有任何效应，但它们却都是从无中来），因而是一种无双向效应关系的关系。而一般意义上的关系是也总是具有双向效应的关系。所以，我们称在自己位置上的存在者与其本源的关系为无关系的关系。
就自身是在自己位置上的自己，因而是一种独立的、无关系的存在而言，回到自身也就是退出一切关系而回到自由―自在的存在。这意味着，理性必须通过退出一切关系才能回到自身而与本源共在。于是，进一步的问题是：理性如何才能退出一切关系？这里我们倒是要先问：理性是如何进入关系而忘却（掩盖）自身的？通过概念，确切说是通过具有构造、组建功能的概念来把事物置放入各种关系中，并因而使自己进入各种关系。事物间各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理性（人）与事物的各种关系，都是建立在这种具有构造―组建功能的概念基础之上，首先则是建立在使自身同一物成为可能的那些先验概念基础之上。这意味着，理性必须退出一切构造性的概念才能退出一切关系而回到自身。哲学作为理性以反思的方式返回自身的活动，它与理性的其他返回活动（比如信仰）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不是通过直接拒斥概念或切断概念的方式退出概念，恰恰是通过概念来摆脱概念。当然，哲学不可能通过构造性概念来退出这类概念本身，而是通过创造出另一类概念来摆脱构造性概念。
相对于构造性概念，这另一类概念并不具有构造功能，不能象构造性概念那样通过构造出某种关系而构造出可被我们抓住―把握的事物，因而也就是说，这类概念并不能使……成为可被限定的对象。比如“自由因”这样的概念，它并不能给出一个可被我们把握、限定的对象。但是，这种概念却能够把一切可被限定的事物，因而把一切具有限定功能的构造性概念引向整体或完整。任何可被限定的事物都是不完整的，或者说，任何构造性概念都不是对整体的把握。原因概念可以构造出各种具体的因果关系，但是，它给出的任何因果关系都是有限的，而不是完整的；只有自由因这样的概念才能把所有的因果关系引向一个完整的因果链条，从而使构成这个完整链条中的每一个具体的因果关系都是可靠的和牢固的。在一个没有自由因的、不完整的因果链条中，任何因果关系的可靠性都无法得到保障。就此而言，自由因恰恰构成了一切因果关系的可靠性的前提。因此，这类概念虽然不具有构造功能，但是它们却具有把构造性概念引向完整或整体，从而使构造性概念获得可靠性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这另类概念称为引导性概念。如果说构成“这个世界”之根据的那些概念是最基本的构造性概念，那么，对于理性存在者来说，引导性概念则是“这个世界”通向其本源的最后根据，然而也是最遥远的根据。问题是，理性究竟从什么地方获得引导性概念？
正如理性通过的反思发现，理性是从自身中给出那些先验的构造性概念并使之成为“这个世界”之所以这样而不是别样的直接根据一样，理性也是通过哲学这种反思活动而从自身中给出引导性概念，以便把一切构造性概念的使用引向完整与整体。因为只有对理性来说，才有对整体/Ganze或完整/Vollst？ndigkeit的诉求。对整体或完整的诉求是理性内在固有的一种能力。因有这种诉求，理性才会不满足于自己的构造性概念的使用，因为构造性概念的使用永远只是触及部分，而无法给出整体，永远只是一种限定，而不可能达到完整。面对自己的构造性概念的使用，理性必定要在反思中给出把这种使用引向整体或完整的引导性概念。对于具有整体性或完整性诉求的理性来说，给出引导性概念是它的一种必然而自由的演绎活动：因为只要是理性存在者，它就必定要求给出引导性概念，以使构造性概念的使用走向完整，所以，从构造性概念的使用必定要给出引导性概念，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给出是必然的；但是，理性是出于自身的需要而从自身给出引导性概念，而不是从任何其他地方，所以，这种给出又是自由的。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面对自己的构造性概念的使用，理性必定要给出引导性概念，但是，这绝对不意味着理性是从构造性概念中演算出引导性概念。不是构造性概念使引导性概念成为可能，而是引导性概念使构造性概念的使用的可靠性成为可能。从概念的演算角度看，从构造性概念到引导性概念永远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从构造性概念及其运用无论如何也不能直接演算出引导性概念，比如从因果概念及其确立起来的任何因果关系都不能演算出自由因。这里，只有借助于理性追求整体与完整的跨越（超越）能力，才能给出（也才有必要给出）引导性概念，并使从构造性概念到引导性概念成为“合理的”。所以，哲学意义上的概念演绎并不是概念的逻辑演算，而是一种概念的跳跃活动。这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自由演绎：理性从自身中给出概念并使之通向整体。
从理性本身角度看，理性是内在地具有引导性概念才会去运用其构造性概念；只是在哲学的反思活动中，理性才以构造性概念为线索去回溯自己所止息的引导性概念。理性之所以会止于引导性概念，正是因为这种概念完成和满足了理性对完整性和整体性的诉求。这并不是说，引导性概念使理性把握―抓住了整体，整体是不可能被我们的理性抓住的。理性所能达到的只是在反思中借助于引导性概念觉悟整体而向整体敞开自己。理性从构造性概念到引导性概念，再到向整体存在者敞开自己，存在两个自由的跨越。理性借助于哲学的自由演绎可以完成第一个跨越，但并不必定能完成第二个跨越，而只是为这第二个跨越提供最充分的准备。这就如我们前面说过，哲学是一种借助于概念演绎进行追本溯源的方式，但是，本源并不是概念所能把握的，因而哲学的概念演绎所能做到的只是把人们带到离本源尽可能近的地方，以便人们跨越过去而与本源共在。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彻底的哲学都会导向宗教（信仰），但并不必然使个人皈依宗教。只是由于哲学的宗教导向必定有助于人们走向宗教信仰，或者有助于坚定、巩固其宗教信仰。
理性以构造性概念为线索回到引导性概念，实际上是理性以反思的方式从自身中给出概念，也就是以哲学方式自由地创造概念。这种自由创造概念的活动一方面是严格的演绎，因为引导性概念与构造性概念必须处在这样一种关系中，即前者能够把后者的使用引向完整或整体，并因而构成后者使用的可靠性的前提；另一方面是一种摆脱―解放，因为理性通过哲学创造概念的最终目的就是回到与本源的共在，而本源不可能被任何概念所限定，因此，哲学创造概念的目的恰恰是为了摆脱概念，也即摆脱组建各种关系的构造性概念。引导性概念要把构造性概念的使用引向完整或整体，必须从构造性概念的具体运用中跳跃出来，因而也就是必须从各种关系中摆脱出来，因为任何构造性概念的使用都只能涉及部分，它的构造活动都是对整体的零碎抢夺，给出的永远只是整体的碎片。但是，引导性概念既然构成了构造性概念使用的可靠性的前提，又如何能摆脱构造性概念的使用及其确立起来的关系呢？
作为理性自身给出来的最高概念，引导性概念把构造性概念所能给出来的一切现实的、具体的关系都作为可能性包含在自身之中。因为它包含着一切关系于自身，因此，一切构成它之部分的具体关系才是在一个完整关系中的关系，因而才是可靠的；同时，由于它只是把一切关系作为可能性包含于自身，因此，它不是任何具体而现实的关系，也即说它是对构造性概念所能给出的一切现实关系的否定，因而是对一切现实关系的摆脱。正因为引导性概念是对一切现实关系的摆脱，它才能使理性回到自身，即回到自在―自由的存在。
四；
上面我们讨论了哲学作为人这种理性存在者追寻本源的一种方式是如何通过创造概念和摆脱概念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哲学与数理科学而言，“自身同一物”成了它们的分界线：哲学通过创造概念来摆脱以“自身同一物”为基础的“这个世界”，而（数理）科学则是通过构造概念进入“这个世界”。如果说哲学的目的是从“这个世界”摆脱出来，回到自在―自由的自身，以便从另一个维度来看待“这个世界”，那么，科学的目的恰恰是要进入和把握“这个世界”，它是也只能是从“这个世界”的维度去看待“这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永远停留在概念之内。
而就哲学与宗教信仰而言，“概念”成了它们之间的分界线。虽然哲学和宗教都要回到本源和守护本源，但是，哲学是通过在反思中的概念演绎来摆脱“这个世界”而走向本源，也就是说，哲学是在追问“这个世界”为什么这样而不是别样的根据而走向再无根据的本源。因此，哲学需要完成从概念存在者到非概念存在者的跳跃，如果它要完成自己的使命的话。因为一切构成“这个世界”之根据的事物一定是可被概念所把握―概观的存在者，因而总在概念中，而再无根据的事物则意味着它永远不可被概念所把握―概观，因而它不会仅仅是概念存在者。但是，宗教信仰则与概念演绎无关，因而与反思无关，因为任何概念演绎都是在反思中进行的。宗教对本源的觉悟和守护不借助于对“这个世界”的根据的追问，而是通过对一系列法则、仪式的直接践行来进行。而这些法则、仪式则来自既定的启示或习俗。不管人们是从某种事件或者自然天象，还是从神秘体验中确立起这些法则、仪式，人们都有理由把它们看作是直接来自某种不可被把握―抓住的他者的指示。因此，对这些法则、仪式的遵循和践行就能保障人们回到隐蔽的启示―指示者身旁而与他共在，从而获得某种力量。；
如果说“这个世界”是一个以“自身同一物”为基础的领域，那么，“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概念世界，因而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世界”是与宗教的分界线。虽然哲学和宗教都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看待、理解“这个世界”，但是，它们进入“另一个世界”的路径却完全相反：哲学是从反思“这个世界”之根据而返回“另一个世界”，而宗教则是直接进入“另一个世界”，再到“这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哲学是从下到上，而宗教则是从上到下。如果说前者可以被视为一种解放，那么后者则可以被视为一种救渡。而从效应的角度言，它们都展现为对“这个世界”的改善和提升。历史是一个解放过程，也是一个救赎的过程。
不过，从最根本上说，反思是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分水岭。哲学是出于怀疑的反思而去追寻“这个世界”的根据和本源。正如我们前面指出过，所谓反思也就是对有所意识的意识活动的意识或思考、追问。“这个世界”是在我们有所意识的意识活动中开显为这样而不是别样的，因此，对“这个世界”之所以这样而不是别样之根据的追问必定就是一种反思活动。这种反思活动在根本上说来既是从理性自身中去追寻和开显“这个世界”之所以这样而不是别样的最后根据，也是理性向自在―自由的自身返回。理性只有从关系世界中返回自在―自由的自身，才能向绝对的他者或本源敞开自己而与之共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哲学是以反思的方式，因而也就是以从理性自身中追寻“这个世界”之根据的方式去追寻本源。因此，对于哲学来说，一切法则，不管这些法则来自什么地方，只要它们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行动的法则，它们就都可以从能够返回自在―自由的自身而与本源共在的理性中找到根据，也就是说，它们都可以被觉悟、意识为理性的法则。就此而言，哲学的反思活动就是从理性自身中寻求一切法则之根据的活动。因此，理性通过哲学给出的法则是自觉的法则。
而宗教信仰给出的一切法则则是直接的法则，也即说是非反思的法则。因为宗教不是靠理性的反思，而是靠理性的纯粹直觉达到本源（绝对的他者）而与之共在。所谓理性的纯粹直觉，也就是理性的直接的纯粹意识。正如理性是在直接的纯粹意识中开显“这个世界”一样，理性也是在直接的纯粹意识中觉悟最高本源而与之共在。如果说“这个世界”是在意识之中，那么本源则不仅仅在纯粹意识之中，它同时隐蔽在纯粹意识之外。因此，反思――对有所意识的意识即对开显活动的意识――永远不可能触及本源。理性在直接的纯粹意识的觉悟中，既意识到最高本源的存在，又意识到这个最高本源并不能象“这个世界”那样在意识中给予我们，它永远比“这个世界”“大”，比我们的意识“多”。因此，它与“这个世界”，与我们这些理性存在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1]。理性在直接的纯粹意识中觉悟到本源而与之共在，也就是觉悟到这种不对称关系而守护这种关系。由于在这种不对称关系中，本源是一个隐藏自己而高于我们的绝对他者，因此，理性直觉在这种关系中确立起来的一切法则、仪式都可以被视为来自那绝对他者对理性的启示，因而都是神圣的和绝对的。
就理性是在其纯粹的意识中觉悟本源及其绝对性、神圣性而言，哲学通过反思活动回到理性本身，既是回到自由的自在，也是回到神圣者之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追问纯粹意识和第一原则的纯粹哲学既是一条自由的道路，也是一条神圣的道路。
实际上，宗教信仰寻求哲学的理解，并非信仰离不开理解，而只是表明信仰需要理解。这种需要只不过是寻求对理性在那种不对称关系中给出的那些法则、仪式的反思，以便使两个同是由理性确立起来的领域――本源与“这个世界”――在理性范围里相互协调，而不致相互矛盾，从而使神圣的更神圣，合理的更合理。
这种不对称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无关系的关系，因为在这里，本源就是一个无。
篇7：艺术与宗教哲学联系论文
艺术与宗教哲学联系论文
马克思曾提出四种“掌握世界”的方式，即：“理论”的（哲学的、科学的）方式、“艺术”的方式、“宗教”的方式和“实践－精神”的方式。四种方式分别用四种不同的思维模式认知世界，互相补益，缺一不可。
艺术、宗教和哲学同属社会意识形态的顶层，尽管用不同的语言去描述人类的心灵活动，但都是人类心灵活动的体现。宗教、艺术和哲学,是人心灵的文化形式。人通过与宗教、艺术和哲学中的感觉、情感和意义进行“对话”,使人与宗教、艺术和哲学的关系成为一种灵魂问答、思想共鸣和心灵对话的关系。黑格尔指出：“艺术从事于真实的事物，即意识的绝对对象，所以它也属于心灵的绝对领域，因此它在内容上和专门意义的宗教以及和哲学都处在同一基础上”。
法国的大雕塑家罗丹（1840—1917）说，艺术就是宗教。中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也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尽管他们的说法有些偏颇，也不应该是谁就是谁和谁代替谁的关系，但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艺术与宗教的紧密联系。张育英先生在《论宗教与艺术的关系》中提出：“如果把宗教和艺术，放到人类发展历史中公正地看，就不难发现，宗教与艺术之间，具有许多内在的同一性”。
首先，宗教为艺术提供了宗教题材和内容，最早期的艺术活动，如歌舞、绘画、岩画、雕塑，都是来反映某种宗教和祭祀活动，反映人们对宗教的信仰和崇拜，因此这些作品都带有很浓的宗教色彩，表现出某种神秘的神性控制。中外艺术史上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都以宗教艺术为主导，宗教艺术可谓于艺术史上最浓重与华丽的一笔，也成为艺术发展最直接的、生生不息的重要源泉。埃及的金字塔、古罗马的神庙、梵蒂冈的教堂以及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石窟艺术等，这些遍布世界各地的`宗教艺术都是世界艺术史上的精品，因此，艺术发展的原动力就是宗教。
其次，宗教对艺术的表现形式和表现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对中国文人和美学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比如，唐代的诗人、大画家王维对禅宗有着深入的研究，将禅的意境、诗境、画境融为一体，使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被尊称为“文人画宗师”。美学家蒋勋就特别推崇禅宗精神对于中国绘画风格的影响，他认为禅宗在绘画上启发了笔简形具之创作，以气韵为主的禅画由之兴起。可以说，禅画使中国的山水画在那一时期达到了艺术创作的顶峰。
然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艺术和哲学是两回事，甚至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艺术诉诸感情，哲学诉诸理智。艺术表现方式比较具体，哲学则很抽象。艺术用形象来说话，而哲学是用命题来说话，等等这些表象的不同难免让人们产生一些误解。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它建立在具体科学之上，是对具体科学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它关心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关心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现在和未来。而真正的艺术家同样把把艺术看作是他们思考世界和探索人生基本问题的途径，他们倾注了大量的情感在所创作的作品中并以此来表达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因此，艺术家们或多或少都会在其艺术作品中渗透着、寄寓着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等一系列哲学范畴的东西，而作品本身所折射出的哲学信号也成为评判、赏析作品的重要依据。因此，艺术与哲学的相互渗透，是不言而喻的。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画以立意”、“乐以象德”、“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等等的这些来看，就能深刻反映出两者的密切关联。
综上所述，人们对于艺术和哲学的关系也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理解。
在艺术与宗教和哲学三者的差异中，艺术与其它两者的差别是最大的。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宗教派别间的矛盾与冲突不断发生，有些甚至引发战争，哲学在严格意义上也是难以界定，而艺术由于保留了人的心灵的真诚与真实感受，最不容易产生抵触、最具包容性。
宗教与哲学是经过梳理后形成的系统化、理论化和规范化的体系，从这点看似乎与艺术有很大差别，但三者之间是相互促进和相互作用的。
人类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吃饭而活着。人在解决了温饱之后，就会追问宇宙和人生的意义，艺术、宗教和哲学是人类追索这类问题的途径。如果像目前许多人把艺术仅仅理解为一种技法的体现，一种赚取金钱的工具，而忽略了思想和真理，那艺术就走向了衰退和死亡。
篇8：试析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及其意义论文
试析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及其意义论文
论文关键词：哲学 宗教 本原
论文摘要：对哲学和宗教的关系进行界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可以澄清它们各自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作用。宗教与哲学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差别，其共同之处表现在哲学与宗教本质上都是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一种认识、领悟和理解；其差别表现在哲学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宗教则诉之于信仰。二者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作用不可或缺。
哲学与宗教的关系是历史上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在古希腊，哲学从宗教脱胎而出，逐渐形成了思辨的特色，但始终没能摆脱宗教的影响，例如毕达哥拉斯不仅是一个数理哲学家，又是一个宗教神秘家，柏拉图晚期思想也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古希腊后期，特别是大希腊化时期，古希腊的哲学思想逐渐和来自东方的犹太教相融和，宗教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中世纪的西方世界，宗教成了绝对权威，其他一切包括哲学都必须为宗教服务，哲学成了宗教的奴脾。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类理性的觉醒，逐渐打破了教会的黑暗统治，哲学再次摆脱宗教的束缚，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至今对哲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的思考远没有结束，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哲学从文艺复兴以后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形成了自身发展的轨迹，而宗教逐渐被边缘化，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否就能说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不再需要宗教？在单一的科学理性统治下，宗教到底有没有价值？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要对哲学与宗教的关系要有清晰的界定，必须弄清楚它们各自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发挥的功用。
罗素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他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他的这段话，比较清楚地概括了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它们既存在共同的地方，即都“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又存在相互区别的方面，那就是哲学诉之于理性，而宗教诉之于权威。
先谈一下哲学与宗教共通的方面，从本质上讲，他们都是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一种认识、领悟和理解，他们所关注并试图解决的问题都是一些关乎人的安身立命的根本性的大问题。“我们说宗教与哲学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世界观，就是说它们都是对世界的一种认识、一种态度。
通常认为哲学一词（Phisophie）起源于古希腊，其含义为“爱智慧之学”，这是惯常的讲法。古希腊人第一次提出了“万物始基”的问题，确实是一个智慧的问题。为什么“万物始基”这个问题“智慧”，是因为它包含了人类对于确定性的追求。人生在世，终日在茫然不安稳的状态中度过，确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是谁？我来自哪里？万物的杂多是否有统一的“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哲学的开端，是人为求得心灵的安稳找到生存的可靠根基的本性使然。由此可以看出，哲学所关注的问题，确实是人安身立命的大问题。古希腊人对本原问题的思考是人类精神生活方面的一件大事，是理性的觉醒，是“逻各斯”的觉醒。
前面讲过，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一种认识、领悟和理解，回顾一下哲学史，便不难理解。古希腊人哲学思想的产生最开初便是思考自然现象，最先产生的哲学也被称为自然哲学。他们追问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世界的结构是怎么样的？亚里士多德说：“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奇；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自愧愚蠢，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人具有为了摆脱“愚蠢”的天然本性，于是希腊人最先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答，“泰勒斯肯定万物不仅生于水而且复归于水’，川，赫拉克利特说：“这个世界，对于一切存在物都是一样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创造的.；它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凡此种种，尽管希腊人对世界本原问题的答案繁多，没有统一的见地，但毋庸质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确实是人类思维方式的进步，哲学随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而诞生。哲学起源于对自然问题的思考，但哲学关注的领域并不仅仅局限于自然问题，希腊人把哲学思考的对象转向了关注人自身，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便是最好的例证。近代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表明，哲学思考的对象越来越丰富，人怎样才能幸福地生活？什么样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法律、艺术、语言等等都成了哲学思考的对象。就这样，哲学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精神生活，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同哲学一样，宗教所关注的问题也是关乎人的安身立命的根本性的大问题，这一点似乎较哲学有过之而无不及。生与死，祸与福，善与恶，今生与来世，现世与彼岸这些都是宗教关注的问题。宗教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这种角色是不可替代的。
前面谈到，哲学与宗教在本质上都是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一种认识、领悟和理解，那宗教呢？稍微了解一点宗教的人应该不会否定这一结论。宗教也会追问自然万物的开端，例如基督教的创世说，基督教认为世界是由绝对的神（上帝）创造的；佛教认为，世界万物皆是因缘和合的结果，所谓“万法因缘生，万法因缘灭”，而万物因缘生灭的根本原因是主观的“识”与客观的“名色”。可是“物无自性”，因而万法皆“空”。宗教也会关注人自身的问题，人的生老病死，人的救赎，人的灵魂轮回都是宗教关注人自身特有的视角。人的降生并不就意味着幸福和快乐的降生，而人活在世上时刻可能面临诸如失败、疾病、贫困、死亡等“苦”的考验，人在肉体与心灵、物质与精神、利益与道义的交斗中，常常会感到精神力量的匾乏，宗教就是一种心灵的慰籍。宗教也关注社会的伦理道德问题，基督教、佛教都追求一种至善的理想，都有一种普世情怀。基督教的上帝、佛教的佛祖都是如此，通过他们的教言、训诫，引导人们怎样趋善。由于这种善的象征和趋善的训诫与人类渴望善的心灵是相通的，所以，其成为人类向往、持守善的根据是非常自然的。由以上可知，宗教与哲学在他们各自所关注的问题上是有重合关系的，正是这种重合关系才形成了哲学与宗教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他们共同关注人类安身立命的终极问题，为人类的发展提供精神庇护所，使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保持并永远充满希望。它们维系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存的基础。
哲学与宗教二者之间除了有共同关注的问题之外，同样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正如罗素所说，哲学诉之于人类理性，而宗教诉之于权威。
哲学从产生起就打上了人类理性的烙印，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哲学是从思考万物本源的过程中产生的。为什么要思考万物的本源？因为远古时代的人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不确定的环境，天有不测风云，常常居无定所，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所以他们要追问那个可靠的根基，寻求精神的安定。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说泰勒斯首创了一种寻求万物本源和归宿的哲学。泰勒斯要追问的是在变化的过程中保持不变的是什么？多样性中的统一性是什么？这正是人类理性思维的觉醒，是“Logos”的觉醒。通观整个哲学史，哲学思想的发展都是人类积极思辨的结果，是人类理性的使然。 由于人类理性在哲学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逻辑推演便成了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一种哲学思想的建立，首先就是建构一套概念体系，依靠这套概念体系进行推理，进行论证，最后得出结论。这一点颇像自然科学，只不过自然科学的概念体系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哲学的概念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哲学的重点不是研究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而是要突破这种关系，超越这种关系，达到一种终极所指，但仅靠概念的推演又永远达不到，因此最彻底的哲学还是要走向信仰。
宗教诉之于权威又怎么理解呢？这里的权威是指“神”的启示、教义教规以及宗教信仰必须遵循的某些法则。基督教认为世界是由绝对的神（上帝）创造的，而上帝是万能的，不容怀疑的；基督教的基本信念如三位一体、原罪说、创世说等，都是“神启”之真理，亦是不容置疑、无需论证的。在佛教中，真如、涅架、法性、佛性等都属于佛教最高范畴，是神圣的领域，是不容怀疑的；佛教要求众生崇拜佛、佛法；佛教认为对佛的智慧、佛教真谛的把握要靠“悟”。换句话说，宗教信仰与概念的逻辑推演毫无关系，它仅仅就是信仰，是一种不加怀疑的虔诚的遵守。正如汉斯・昆所说：“对现实的同一性、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根本信任，对于人类理性之原则上的合理性的信任的根据只是在于，这一切从本身角度看并非毫无根据、不可坚持、毫无目标，而是建筑在一种根源、终极意义和终极价值之上；建筑在最现实的现实之上，这种现实我们称之为上帝。
不难看出，宗教有点少说多做的味道，更加强调一种行动上的践行，在信仰的基础上的不加怀疑的行动。而那些宗教所必须遵循的规则有没有合法性呢？“神”的启示是否为真，如何证明？这确是宗教本身面临的一个难题，也是宗教受非议最多的地方。其实。对宗教法则的怀疑是可以的，对宗教的权威进行质疑也是合乎情理的，但在没有亲自体证那些法则的情况下作出的评判，在某些人看来同样是值得怀疑的。
因而，实践性是宗教的一个重要特征，理论上的推演是无法理解宗教问题的。
宗教的那些启示既然是不容质疑的，那么，它们的来源就必须是自明性体验，来自于对生命本原的直接证知，要达到这种自明性体验和对生命本原的直接证知，同样是一个实践问题。只不过宗教的这种实践是有它自身内在的规定性的，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它有一整套身心训练方法，要掌握这套方法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要领会、参悟宗教的某些身心训练方法，确是要付出一番努力与虔诚，一颗谦卑而慈爱的恭敬心是少不了的。在这个意义上，宗教可以弥补人类精神的匾乏，宗教以其特殊的方式和智慧，能在人的品质完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佛教的教义、戒律、敬拜仪式，乃至朗诵佛经、造佛像、建寺庙、布施财物等行为，都会对人的品质的提升产生重要影响。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哲学与宗教的区别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哲学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宗教则诉之于信仰；哲学依靠概念进行逻辑推演，而宗教依靠一整套身心训练方法进行体证。哲学通过理性的反思由现世返回本原，而宗教通过启示由本原之光照亮现世，二者是相反的两个过程。
文艺复兴以来，科学理性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造就的‘繁荣’。”川哲学在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面前也逐步丧失了其独立地位，单一的理性思维在哲学的天空弥漫。“哲学毫无顾忌地‘指点江山’，各种哲学尽显神通，科学主义的肆无忌惮、经济主义的无限膨胀、个人主义的激情张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缺乏‘神’的哲学为基础的。所以‘上帝死了’之后的西方一直致力于宗教的再构，而中国儒家哲学的当代儒教诉求，实在是儒家哲学对宗教性‘本体’的期盼。片面夸大人的理性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人的理性毕竟是有限度的，不掌握好这个度，理性的过分膨胀将会导致灾难后果，在此意义上，宗教对哲学的价值形成有益补充。
哲学是理性的事业，在这方面和科学是一样的，但同时哲学还有反思的特点，怀疑与批判是哲学的武器。面对单一理性造成的负面影响，哲学不可坐视不管，近代西方大批的思想家对这种状况进行了批判和揭露，冯・赖特在他的文章《科学的形象与理性的形式》一文中写道：“由科学和技术所造成的生活变化并不只是为人类造福，工业化国家正面对着因环境污染和空气污染带来的严重间题。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异化和重压的形式产生了心理上的反弹。而且，还存在一种严重威胁，世界的自然资源满足不了人口增长的需要；最后但并非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还存在着破坏力无与伦比的武器对人类的威胁。”面对单一科学理性的强势，哲学的任务究竟是什么？是屈从于科学的模式，还是另走他途？答案是，哲学虽然不能放弃理性的思辨，但哲学的最终任务确应该是指导人的生活，关注鲜活的生命个体，这是布伦塔诺的观点。哲学决不仅仅只有思辨的一面，决不仅仅满足于概念的堆积，体系的构建。从根本意义上讲，哲学是生命的体验，生命就是创造，只有在不断的创造的基础上去发现生命的真实意义，才是有价值的生活。这是不是和宗教有些相仿呢？宗教的核心是关注人的生命，特别是人的精神生命，哲学与宗教在此融汇。
总之，宗教与哲学在他们各自所关注的问题上是有重合关系的，正是这种重合关系才形成了哲学与宗教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同样，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哲学的基础在于人类理性，宗教的基础在于虔诚的信仰。宗教固然不能用经验和理性去论证“神”的权威，但哲学也不能用它去否定宗教。哲学、宗教各有自己的合法领地。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任何武断的排除异己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无论是摈除哲学或者是妄想消灭宗教，都是愚蠢荒唐的想法。人类追求精神家园的努力永远不会停止，对未来的美好愿望从不会破灭，无论是哲学还是宗教，都应该为人类自由健康的发展肩负起神圣的使命。人类追求永恒的至善也不会停止，世界人民和平共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全人类精神素质的提高都期待着哲学或者是宗教发挥其作用。哲学继续在人类理性的思辨中向前发展，并不断地批判反思人类理性；宗教继续在善、恶以及“超自然”真理等问题上扮演权威，并不断发挥其伦理价值。
篇9：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自然法与道德价值
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自然法与道德价值
自然法是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阿奎那的自然法理论建立在前人思想基础之上.自然法是理性受造物所分享的永恒法.它是用来称呼人的理性所宣布的反省的'结果、理性藉此而颁示的命令.因此,被称为“自然道德律”.伦理自然法与道德价值存在着内在的关系.在西方自然法观念的演化中,阿奎那的自然法学说富于创造性,而且自成体系,表现出明显的特征,
作 者：刘素民 LIU Sumin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基督宗教与西方宗教文化研究中心 刊 名：东南学术 PKU CSSCI英文刊名：SOUTHEAST ACADEMIC RESEARCH 年，卷(期)： “”(5) 分类号：B503.21 关键词：托马斯・阿奎那 伦理自然法 道德价值篇10：哲学与宗教的交响
哲学与宗教的交响
哲学导源于宗教,但哲学又是对宗教的反叛.二者在发展进程中有冲突也有统一,有差别也有共相.
作 者：张志君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 刊 名：美与时代（下半月） 英文刊名：BEAUTY & TIMES 年，卷(期)： “”(6) 分类号：B0 关键词：篇11：试论艺术与宗教和哲学的关系哲学论文
试论艺术与宗教和哲学的关系哲学论文
摘要：
艺术是心灵，思想的产物，作为文化价值的一种形态，与宗教、哲学同属于人类的精神产物，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互想促进又互相补充。它们之间有区别又有联系，即在矛盾统一中不断变化发展。
关键词：
艺术；宗教；哲学；关系
艺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文学、曲艺、工艺等。是一种特殊社会意识形态，可以反映当地社会生活，满足人们精神需求；是一种文化现象，大多为满足主观与情感的需求，亦是日常生活进行娱乐的特殊方式；同时也是特殊的精神生产形态，通过生产实践活动，反映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从生产关系到思想关系的人类的全面的社会生活，创造美的精神产品，满足人类精神上的审美需要。然而艺术的起源却扑朔迷离，一直被学术界称为“斯芬克斯之谜”，尽管如此，从大量的科研和资料中可以断定艺术与宗教和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连带关系，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同时又相互促进。
一、从巫术说阐述艺术与宗教的关系
艺术起源于巫术说是西方艺术理论关于艺术起源的最有影响、最有说服力的一种观点。这种理论是在直接研究原始艺术作品与原始宗教巫术活动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最早是由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巫术起源说在用实用性来解释艺术的起源的同时，也说明了从原始社会开始艺术就与宗教渊源甚深，他们已经携手走过了数千年，在这数千年中他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甚至可以说原始宗教是艺术起源的摇篮。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人们为了为了更好的生存，经常会在洞穴最黑暗的岩石上和难以接近的崖壁上，甚至是人类的足迹难以到达的地方，绘制一些动物的.图案，以期待他们明天的打猎会满载而归。显然，如今被现代人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原始艺术的洞窟壁画并不是为了给当时或者后人欣赏而绘制，而是带有一定的实用和功利性的巫术，在他们看来这些神态真实，形象生动的绘画与审美和艺术毫无关系。按照巫术说的观点，这是因为原始部落有一种感应巫术的能力，原始人认为任何事物的形象与现实中的该事物都有某种程度上的联系，若对事物的形象施加影响，实际上也就是对这个事物施加影响，在动物上画上被长矛射中的场面也就意味着他们在实际的打猎当中可以顺利地捕获猎物。由此可以看出，原始人对原始宗教的信仰和膜拜，使得原始宗教对原始艺术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催化和推动作用，成为艺术起源直接的、生生不息的重要动力和来源。
因此，宗教成了艺术产生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的敦煌、龙门、麦积山、云冈、大同的石窟艺术就是依靠佛教产生的伟大艺术品。这些壁画中的许多内容多取材于佛教故事，大都描写神的生活，形象和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在寄托人们美好的愿望的同时安抚人们的灵魂，在千年以后，在当时仅仅是为了宣传佛教的石窟成为了当今的艺术瑰宝。同时欧洲的哥特式天主教堂，以及后来被并称为“哥特”艺术的具有哥特艺术风格的绘画、诗歌、音乐，甚至服饰、电影，也是艺术依靠宗教产生的稀世珍作。在东西方历史中相继产生的许多艺术作品都取材于宗教，西方早期油画中的乔托、波提切利还有米开朗基罗的天顶画和雕塑作品，东方中国的许多传统戏曲和古典小说，如《西游记》。这些艺术作品的灵感几乎都来源于宗教并依靠宗教，与宗教紧密结合的同时也服务于宗教，相应对，宗教也依靠这些艺术形式极大的宣传了自己的教义，成功的利用了艺术。
早期的宗教教义对于当时的许多劳苦大众来说难免会晦涩难懂，而艺术形式的形象性可以使抽象、无形的宗教更易于人们的接受；艺术形式的具体性可以强化宗教氛围，使宗教富有感染力，使宗教不但能对教徒产生显著效果，对一般民众也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宗教就利用这些艺术手段来说明宗教的真理，普及宗教理念的。
虽然艺术依靠了宗教，宗教利用了艺术，两者之间彼此互利，可是他们也有矛盾的一面，艺术是感性的创作，是情感、审美和认识的表达或展现，需要艺术家的激情的再现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宗教有着极其严格的戒律和禁欲主义，它要求宗教徒的虔诚心理会阻碍艺术家创作的自由创作精神和艺术思维的拓展，遏制了艺术家的审美情感和审美体验，影响了艺术形式的多样化和艺术发展的活力。
所以说艺术与宗教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多内在联系，如同一对孪生兄弟在统一和对立中相互融合，相互渗透。
二、从劳动说阐述艺术与哲学的关系
我国文艺理论界普遍认为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欧洲国家的许多民族学者与艺术史论家，自19世纪后期，也普遍认为艺术起源于劳动。劳动是艺术的起源，那么艺术就是劳动的具体表现，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具体形式，哲学从属于人类的实践，从属于本源事物，哲学作为一种理论，来源于实践，即具体的艺术创作过程，同时哲学也是人类思想认识活动和本源事物存在和表现的形式之一。因此，可以说艺术与哲学史同源而生却表现形式相异而已。哲学作为理论性、系统性、思想性、辩证性的理论较之艺术更加抽象、概括，更加概念化。
艺术是人的审美观在本体意识中的最初的理性反映的总结；
是观察后组成的思维材料对感观的描述；是最初的带有主观心理因素的理性反映的总论。而哲学是通过这种思维材料的总结和进一步观察判断而形成的有规律有系统的组合，是对人生、社会的思考。哲学的智慧不仅仅是教人思维的方法和途径，还能使人掌握思想运动的逻辑、自觉到思维的本性，从而探求真理性的认识。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有艺术的客体性相，固然已经把艺术的外在的感性因素抛开，但是在抛开之前，哲学已把这种感性因素转化为最高形式的客观事物，即转化为思想的形式”。故艺术与哲学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艺术因哲学而更伟大”和“艺术是哲学思考世界的主要方式”。因为哲学促使艺术不断走向深刻，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指导着人们具体的艺术创作实践过程，人们经过哲学的指导，经过意识的分析和判断，达到一种高度的理性，而这种高度的理性运用到艺术创作中，就使艺术作品中透漏出艺术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艺术作品就更加深刻和完美的再现艺术家的情感和意识。所以说“艺术因哲学而更伟大”。
艺术同时是哲学家思考社会、审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哲学和宗教一样属于系统的、理论的逻辑意识体系，哲学家的作品同样需要艺术，否则再精妙的理论也会显得枯燥无味。庄子描写梦蝶表达自己的齐物论思想，将人生的生与死、真与幻、物与我等同起来。萨特作为哲学家获得的却是诺贝尔文学奖。因此，可以说“艺术是哲学思考世界的主要方式”。
总的来说，艺术、宗教、哲学同属于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都是人类思想上、精神上的产物。艺术作为文化的一个领域和文化价值的一种形态，与宗教、哲学、伦理是并列的。宗教的存在促使艺术的产生，艺术的产生促进宗教的发展，哲学的世界观影响着艺术的创作，艺术的创作体现着哲学的思想。哲学有助于艺术不断走向更加深刻，艺术有助于人更好地理解哲学与宗教；宗教能提升哲学和艺术的境界，宗教能使哲学和艺术更富有灵性。
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某些地方又相互制约着彼此的发展，在统一中存在着对立，在对立中保持着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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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朱伯雄。《世界美术名作鉴赏辞典》。浙江文艺出版社。
篇12：试论宗教与哲学的关系
试论宗教与哲学的关系
宗教与哲学在内容和形式上是最具普遍性的观念形态,都具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性质,同属精神性的.文化.从本质上讲,它们都是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一种认识、领悟和理解,试图解决的往往都是人们最为关注的人生中的根本性问题,如:生与死,祸与福,善与恶,今生与来世,现世与彼岸,世界上各种事物以至世界本身究竟如何形成,个人以至社会历史的命运为何种力量所支配和主宰等等,宗教和哲学都曾对此做出了自己的答案.正是由于关注的问题有着这种一致和重合的关系,宗教和哲学便在人类历史上结下了不解之缘.宗教里有哲学,哲学里也有宗教.宗教常使用哲学思维的方式和哲学的语言来论证其教义、确立其信仰;哲学则常把宗教视为神圣的教义信仰和哲学思考的对象,把它们放在理性审视台前进行考察和批判.
作 者：吕大吉 魏琪 Lu Daji Wei Qi 作者单位：吕大吉,Lu Daji(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魏琪,Wei Qi(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
刊 名：世界宗教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年，卷(期)： “”(2) 分类号：B91 关键词：哲学 宗教 神话 天人关系篇13：浅论科学、哲学与宗教的关系
浅论科学、哲学与宗教的关系
科学、哲学与宗教概念是随着人类生存的扩展而一同扩展的.从人类历史的纵向看,三者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历史上科学、哲学、宗教相互作用引起此消彼长,现代社会里科学的'极端发达使宗教只能成为一种非主流的意识形态,然而科学的发达使现代人更无法抛开宗教的精神安慰,也更需要哲学的“思”.科学、哲学与宗教是伴随人类始终的,三者自产生之日起就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在人类文明的森林里葳蕤共处、彼此互动.
作 者：陈淑静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刊 名：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GQIU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2003 19(3) 分类号：B05 B0 B9 关键词：科学 哲学 宗教 共生 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