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论文题目

由下次早说你不行 分享时间：2023-09-17 06:01:55 收藏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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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刑法论文

刑法论文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给予犯罪人何种刑事处罚的法律。本文以汇总的`形式向大家展现了浅谈盗窃与抢夺行为的界分论文等刑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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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有广义与狭义刑法之分。

篇2：刑法因果关系研究论文

刑法因果关系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因果关系问题，一直是刑法理论研究中一个争论多多的问题。我国刑法因果关系问题的研究，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因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因果关系理论和前苏联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影响，宥于必然性和偶然性以及在原因上内因和外因的争论中，造成理解上的混乱。本文从普遍的立场出发，借鉴英美法国家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和大陆法国家刑法理论，区分刑法因果关系和事实联系及事实因果关系，从刑法的目的、任务和机能的角度重新认识刑法因果关系，并对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研究的现状提出了一点建议，最后，对同样存在许多争议的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讨论，或者从这个新的思考角度，可以对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事实因果关系刑法因果关系不作为犯

刑法学上的因果关系理论，是刑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陆法系国家，自十九世纪提出因果关系理论至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学说和观点，且随着刑法理论的.向前发展，先后出现了一系列极有影响的因果关系理论。而英美法国家刑法学中的因果关系理论，则将因果关系区分为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所谓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就是客观存在于外界之中的先行为与后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纯自然的存在，与人的主观认识没有任何关系，与法律规定也无关。而所谓法律原因，就是在法律上有价值的原因，也就是事实原因中，能够被法律认为应让行为人对产生的危害结果承担责任的原因。［1］我国的刑法理论，秉承前苏联的刑法理论，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局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上的必然性联系和偶然性联系以及内因和外因的论述上，而造成对刑法因果关系的种种理解，从而使学说观点长期争论不休。一方面固然有利于刑法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混乱不堪。在刑法因果关系问题上，还存在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对象、范围以及刑法因果关系的机能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

一、刑法因果关系的界定

刑法因果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指犯罪实行行为与对定罪量刑有价值的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合乎规律的联系。［2］也有的学者认为刑法上研究的因果关系，是指人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3］还有的学者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作为刑事责任的客观根据而存在于刑法之中的，它既是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果关系，同时又是为法律所要求的法律因果关系，是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的统一。［4］种种不同的观点，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刑法因果关系。从以上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一）刑法因果关系首先是一种联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事物之间的联系具有普遍性，事物不是孤立的存在的，而是和其它的事物相互联系着的。（二）刑法因果关系是一种人的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联系。因为只有人的行为才能给予法律上的评价，自然力或者动物力纵使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结果，也不能以刑法来处罚它们。（三）人的行为是有主观罪过的行为，才能成为刑法上的原因，如果没有主观罪过，人就不能对他的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负刑事责任，自然不能认为行为和结果之间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虽然我们在研究和司法实践中认定因果关系时，应考虑各种事实的条件，但只要被确定为刑法上的原因的人的行为，则必然有主观上的罪过。除了上述的几种观点，我们能否从其它的角度来观察刑法的因果关系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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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刑法论文:法定形式

刑法论文:法定形式

论文应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以学生所学专业课的内容为主，不应脱离专业范围，要有一定的综合性，以下就是由编辑老师为您提供的700字刑法论文。

刑事证据种类也叫证据法定形式,是指法律规定的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材料的各种外在形式,是证据分类的一种。实践中证据的.表现形态多种多样,要想更好的理解和运用证据,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对其进行归纳,并在立法中加以确定。基于法律传统和诉讼模式的差异,各国证据形式的具体规定不尽相同,但初衷却极其相似,我国立法对这一问题也表现了极大的重视,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七种证据形式。

刑事证据法定形式体系之弊端分析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二款规定:证据有下列七种:

(一)物证、书证;

(二)证人证言;

(三)被害人陈述;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五)鉴定结论;

(六)勘验、检查笔录;

(七)视听资料。

立法对实践中的证据所作的概括是采用列举的封闭式规定,明显带有形式主义的倾向,和其他国家灵活的开放式规定相去甚远。

这一规定在面对纷繁复杂且瞬息万变的司法实践时难免显得力不从心。与立法中以往的惯用兜底条款的常规做法不同,刑事诉讼法对证据法定形式的规定采用封闭式的罗列方式,不仅如此,还在数量上明确予以限定。从理论上讲,在这种体例下,只有法律明确肯定的证据材料才具有证据资格,其他材料无论证明价值多高,一概不能跻身证据殿堂。如此规定证据法定形式显示了当时立法者在这一问题上的自信,世界上的事物是无限的,而人类的认识能力却是有限的,显然不能用当时立法者的认识程度来限制无限的证据形态,这势必会将许多证据排除在外。立法欲穷举所有的证据种类的想法似乎有些理想化,有悖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此外,封闭式的规定人为地增加了证据材料进入诉讼的障碍。

篇4：刑法论文文献综述

一、有许多学者认为我国现行仲裁法中的“其它财产权益纠纷”的规定应当更加明确化。谭兵在《中国仲裁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一书中认为：调整中国现行仲裁范围的主要思路是明确、统一、扩大和规范。对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应有更加明确的解释。其认为“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解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首先，“财产权益争议”一词，是指交付仲裁的事项应是与财产有关的事项，与财产无关的争议则不可以仲裁。其次，对“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中的“财产权益”的范围，存在着界定不清的情况。为有利于仲裁实践，建议在修改仲裁法前，司法机关及时对“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作出统一的司法解释。

二、现行的仲裁实践中所通用的有关“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界定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和仲裁制度本身的发展。许多的学者建议将更多的民事纠纷纳入到仲裁中来。

乔欣、李莉在《争议可仲裁性研究》一文中提到破产程序中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具有可仲裁性。认为争议的可仲裁性不因破产而改变，仲裁协议仍可执行，裁决所确定的权益可作为破产财产或破产债权向法院申报。同时还认为应将因侵权行为产生的争议纳入到仲裁。其认为：民事权利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侵权行为也是一个开放型的概念。由侵权行为而产生的争议，当事人双方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争议不涉及财产权益，但涉及的权利内容是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或可以和解的，这样的争议应具有可仲裁性。

同时，很多学者建议将知识产权中的更多纠纷纳入到仲裁中来。郑书前、宋新宇在《论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之可仲裁性》一文中谈到：目前我国有关法律只规定了“著作权合同纠纷”可以申请仲裁。但对于其他的知识产权纠纷如专利权、商标权有关的纠纷并未规定其可以提请仲裁。仲裁方式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方面和其他方式相比有其独到的优势。如果不充分利用这种优势，会造成知识产权保护的成本增加、资源浪费。其认为：长远的考虑是在对《仲裁法》进行修改时扩充仲裁的受案范围，明确规定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一部分事项可以仲裁；鉴于《仲裁法》的修改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以及立法者对修改时机会合理把握，目前可先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任命法院在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时，不得将裁决事项时知识产权纠纷作为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情形而裁定撤销或不予执行该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仲裁裁决，应当执行该裁决结果，这是可采取的权宜之计。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国家对于民商事案件可仲裁性的态度将变的更为开放，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被仲裁机制所扩充容纳，承认其具有可仲裁性将在我们的意料之中。马明虎在《论我国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可仲裁性》一文中谈到，承认更多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可仲裁性符合世界仲裁立法的发展趋势。其认为：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显然知识产权与财产权有一定的差异，而从担保法权利质押的规定来看，我国担保法将知识产权视为“动产”，知识产权的侵权纠纷应当属于“其他财产纠纷”。更重要的是，我国仲裁立法已朝国际仲裁制度迈出了很大一步，这为承认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可仲裁性创立了必要的条件。

孙东东、吴正鑫在《关于我国建立医事纠纷仲裁制度的研讨》提出建立医疗纠纷仲裁制度的设想。认为除少数重大医疗责任事故外，绝大多数医疗纠纷均为民事纠纷，且纠纷的最终解决也都落实到经济补偿上，因此解决此类纠纷宜采用半官方的公断方式，但由于医疗纠纷仲裁所调整的纠纷涉及医学专业技术以及纠纷双方的不对等性，使得医事纠纷不仅具有一般经济合同纠纷仲裁的特征，如：程序简便、灵活、快捷、或裁或审、不公开、不排斥调解以及仲裁结局具有法律效力等，还具有其特殊性。即：（1）医疗纠纷仲裁可由纠纷双方的任何一方提出申请，无须双方当事人合意。（2）医事纠纷仲裁应作为诉讼程序前的必经程序，仲裁机构对纠纷先行调解，调节不成，做出裁决。其调解和裁决均不具有最终解决纠纷的效力，但生效后应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其还建议建立专门的'医事纠纷仲裁机构来审理医事纠纷。

三、有的学者认为侵权与违约责任竞合现象的纠纷也可以通过仲裁来解决。王金兰、王玮在《论侵权行为的可仲裁性》一文中谈到：在侵权与违约竞合的情况下，受害人享有选择请求权，既可以以侵权为由，又可以以违约为由，行使追讨损害赔偿或损失赔偿的权利。实际上，对于侵权性的违约行为和违约性的侵权行为，一般都按违约行为处理。当执行一个责任而使受害人的损害赔偿目的达到时，受害人的另一请求权应归于消灭，加害人的责任即可解除。如在执行违约赔偿责任后，权利人的损失已经得到弥补，就不再要求违约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无论是合同之债，还是侵权之债，都是民商事法律调整的范畴，该债权的纠纷都属于私法上而不是公法上的纠纷，此为以仲裁来解决该纠纷提供了法律上的可能性；此外，在侵权和违约竞合的情况下，如何说明选择违约，再将其归结于也属违约的性质，以违约提起损失赔偿，再技巧上也会更恰当、稳妥。

四、宋连斌和黄进教授在其“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建议修改稿）中提出将仲裁的管辖的受案范围规定为“当事人有权和解的任何财产性纠纷”。有的学者比较推崇我国台湾地区“仲裁法”的规定，即“有关现在或将来之争议，当事人得订立仲裁协议，约定由仲裁人一人或单数之数人成立仲裁庭之”，同时增订第二款规定“前项争议，以依法得和解者为限”。也有学者推崇德国的立法思路，那就是“一切包含经济利益的争议都可以成为仲裁的标的”。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可直接将“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改为“契约性和非契约性纠纷”。陈立峰、王海量在《论我国仲裁法的管辖范围》一文中谈到：扩大仲裁受案范围关键是看这种立法技术是否符合国内仲裁实践和国际仲裁发展趋势的要求。在确定仲裁管辖范围时需要明确的几点是：首先，应当符合《联合国仲裁示范法》的内容；其次，仲裁法管辖范围的规定肯定要统辖国内各个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最后，应明确仲裁主体的适用范围。

综上，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仲裁受案范围应当扩大，相关法律应当更加明确化。但就具体如何扩大仲裁的受案范围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产生分歧的关键点在于我国仲裁法第二条规定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许多学者建议将知识产权中的专利权和商标权纳入仲裁；还有学者认为医事纠纷也应纳入仲裁；甚至有学者认为侵权与违约责任竞合现象的纠纷也可以通过仲裁来解决。

篇5：刑法因果关系研究论文

刑法因果关系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因果关系问题，一直是刑法理论研究中一个争论多多的问题，刑法因果关系研究论文。我国刑法因果关系问题的研究，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因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因果关系理论和前苏联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影响，宥于必然性和偶然性以及在原因上内因和外因的争论中，造成理解上的混乱。本文从普遍的立场出发，借鉴英美法国家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和大陆法国家刑法理论，区分刑法因果关系和事实联系及事实因果关系，从刑法的目的、任务和机能的角度重新认识刑法因果关系，并对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研究的现状提出了一点建议，最后，对同样存在许多争议的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讨论，或者从这个新的思考角度，可以对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事实因果关系刑法因果关系不作为犯

刑法学上的因果关系理论，是刑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陆法系国家，自十九世纪提出因果关系理论至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学说和观点，且随着刑法理论的向前发展，先后出现了一系列极有影响的因果关系理论。而英美法国家刑法学中的因果关系理论，则将因果关系区分为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所谓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就是客观存在于外界之中的先行为与后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纯自然的存在，与人的主观认识没有任何关系，与法律规定也无关。而所谓法律原因，就是在法律上有价值的原因，也就是事实原因中，能够被法律认为应让行为人对产生的危害结果承担责任的原因。［1］我国的刑法理论，秉承前苏联的刑法理论，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局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上的必然性联系和偶然性联系以及内因和外因的论述上，而造成对刑法因果关系的种种理解，从而使学说观点长期争论不休。一方面固然有利于刑法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混乱不堪。在刑法因果关系问题上，还存在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对象、范围以及刑法因果关系的机能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

一、刑法因果关系的界定

刑法因果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指犯罪实行行为与对定罪量刑有价值的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合乎规律的联系，法学论文《刑法因果关系研究论文》。［2］也有的学者认为刑法上研究的因果关系，是指人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3］还有的学者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作为刑事责任的客观根据而存在于刑法之中的，它既是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果关系，同时又是为法律所要求的法律因果关系，是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的统一。［4］种种不同的观点，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刑法因果关系。从以上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一）刑法因果关系首先是一种联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事物之间的联系具有普遍性，事物不是孤立的存在的，而是和其它的事物相互联系着的。（二）刑法因果关系是一种人的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联系。因为只有人的行为才能给予法律上的评价，自然力或者动物力纵使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结果，也不能以刑法来处罚它们。（三）人的行为是有主观罪过的行为，才能成为刑法上的原因，如果没有主观罪过，人就不能对他的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负刑事责任，自然不能认为行为和结果之间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虽然我们在研究和司法实践中认定因果关系时，应考虑各种事实的条件，但只要被确定为刑法上的原因的人的行为，则必然有主观上的罪过。除了上述的几种观点，我们能否从其它的角度来观察刑法的因果关系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要从其它的角度来看刑法因果关系，应该先考察刑法因果关系的机能，以及研究刑法因果关系要解决的问题。刑法的因果关系理论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判断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问题，二是判断存在的因果关系对犯罪构成要件有无重要性的问题。［5］刑法的因果关系有两个机能，一是定罪的判断机能，即根据刑法的因果关系，要为谁定罪，也即判断犯罪的主体。二是量刑的机能，即在各个犯罪主体之间如何让其承担刑事责任。这两个机能和上面的要解决的两个问题具有密切的联系，当然，定罪和量刑是不能割裂的，而应该是紧密联系的。在现实生活中，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这种事实的联系（包括事实的因果关系）如果被刑法认定具有刑法的意义，即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否则不能作为犯罪来处理，如行为人是未满14周岁的儿童，其行为不构成犯罪，行为和结果之间也就没有刑法因果关系可言。这里不是说刑法因果关系是犯罪的构成要件的内容，因为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便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因果关系。在量刑上，刑法因果为犯罪主体确定刑事责任，是刑事责任的依据。如行为人甲以杀人的故意持刀伤害某乙，乙受伤住院，适逢医生丙与乙旧有仇隙，乃故意不为救助，致乙死亡。在此案中，甲和丙的行为自然构成犯罪，但是应该如何定罪和量刑还要依靠刑法因果关系理论来指导。日本学者野村稔认为由于刑法将人的行为作为规范的规制的对象，因此人的行为与结果（外界变动）之间的因果关系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场合，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被肯定，亦即将结果归因于行为，因此将结果包括在内的广义的行为作为评价对象而进入了刑法的世界（刑法评价对象的确定机能）。也就是说，关于刑法的因果关系是从外界的变动出发，就刑法的评价对象的人的行为予以发现之际，帮助人的思维方式。

事实的因果关系，已如前述，是一种客观的，自然的联系。而刑法的因果关系，则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先从刑法的目的谈起，因为即言因果关系有刑法的意义，以及其有重要的机能，自然不能脱离刑法的目的。刑法的目的，可以笼统的说总有保护社会生活利益的内容。而刑法的机能或者任务，也都有保护社会的含义。主法益论者，认为刑法的目的和任务在于法益的保护，因此当法益受到侵害或者威胁时，刑法自然会介入社会个人的生活，论行为人与法益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为行为人定罪量刑。我国刑法第二条规定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因此若有对上述保护对象的侵害，刑法就会有所反应。但是对社会生活利益的侵害，有人的行为亦有自然力以及动物力，对后者，因其非人力所能预料，难以控制，故而不具可罚性；而前者，也要区分而对待，在客观的事实中，人的行为是危害结果的原因，但是在刑法的意义上，则并非这种事实的原因就是刑法上的原因。如行为人并无主观的罪过，则纵使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也不能对之定罪量刑。所以，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同于事实的因果关系。比如在间接正犯的场合，如行为人驱使动物伤害他人。这里，在客观事实上，他人被伤害的结果，是因为动物的袭击，而这危害结果与动物的袭击之间有事实的因果关系，但是刑法不认这种事实的因果关系为刑法的因果关系。行为人与动物的袭击和他人的伤害结果，有一定的事实联系，又因为行为人在主观上有罪过，因此，行为人的驱使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依从刑法的目的、任务和机能出发，被判定为有刑法的因果关系的存在，行为人应该承担刑事责任。有的学者认为，刑法因果关系首先是客观世界存在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这种基本表现为哲学上外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8]应该承认，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以事实联系（包括事实因果关系）为判断的物质基础，但它本身不是事实联系，也不是事实因果关系本身。事实因果关系仅仅是事实联系中的一种，事实联系的范围更为广泛，它包括一定的条件。刑法因果关系与刑法的目的、任务及机能密切相关，而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事实的联系及事实的因果关系则是客观的一种联系。在客观的事实中，人的行为都可以是对社会生活利益的侵害结果的原因，但是在刑法上，刑法因果关系不同于事实因果关系。人的行为有的有主观上的罪过，有的则没有主观罪过，前者，自然有刑法的意义，而后者，则不具有刑法的意义。出于保护的目的，刑法一旦查明有社会生活利益被侵害的事实，则必依一定的标准，在造成危害结果的诸多事实联系中寻出具有刑法意义的因果关系，对行为者加以刑事责任。从这种意义上看，刑法因果关系是一种判断或评判。所谓判断，是指一定之认识主体基于其特定的目的或需要，依据已认识的客观材料运用抽象的思维方法对事物或现象所作的一种确定。刑法以其自身的目的、任务和机能，而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以此为出发点，对社会中人的行为和危害结果进行评判。在现实中，一般都是先有危害结果的发生，然后根据危害结果和各种事实，查明案件，理清各种事实联系，从中判定什么样的行为应对此危害结果负责，应怎样负责即是一个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过程。在这过程中，判断的主体是立法者，执行者则是司法者，对象是行为人的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联系。而事实之因果关系则是一种认识，因其具有客观性而不容主观的判断。但是刑法因果关系并非纯主观的，它是以一定的事实联系为基础的。事实的因果关系也是以一定的事实联系为基础的，而其本身就是一种事实联系。大陆法系早期的条件说，即认一切行为在论理上可以成为发生结果的条件，都是结果发生的原因。就是以事实联系为因果关系的基础，甚至就以不具有刑法意义的事实联系为刑法因果关系。而后来的原因说，则于事实联系中择一定之原因为刑法上的原因，自然考虑事实的因果关系。再到后来是相当因果关系说，则更体现刑法的因果关系理论是一种判断的理论。相当因果关系说，以条件关系的存在为前提，认为由其行为发生该结果在经验上是通常的，即限于被认为是“相当”的场合，肯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在相当因果关系说中，“相当性”判断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在相当因果关系说中，还有分主观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相当因果关系说和折衷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主观说认为对因果关系的判断，以行为人之主观为主，即行为人能否认识行为与危害结果之相当性；而客观说则以社会一般人的经验考察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相当性；折衷说则结合两者，以平衡社会及个人权利，不致强求个人，也不使社会之生活利益受损害。而所谓相当性，也是一个判断的问题。折衷的相当因果关系，立法者及司法者立于社会一般人的经验以及个人的特殊情况所为的一种对行为的评判。日本刑法学者野村稔认为，相当因果关系，也就是在一般人的经验上，只看这种行为，通常被认为会发生这样的结果，这种场合就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将它作为定型的判断，在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层面予以论述。至此，相当因果关系就与构成要件该当性这样的刑法评价发生关联。

疫学的因果关系，也是表明刑法因果关系是一种具有一定价值取向的评判，所谓疫学的因果关系，是由于产业、食品、药品等公害犯罪中，往往难以确定因果关系，但是如果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发展，由于没有被科学的自然法则完全解明，就否认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对大多数公害犯罪就不能认定，就不能追究行为人的责任。为了解决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就提出了疫学的因果关系。因为难以查明事实的联系，但又不能违背刑法的目的，所以还是依一定的经验，认产业、食品、药品等公害犯罪中行为人的行为，与出现的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的因果关系。此种理论已为某些国家司法实践所采纳，而甚至在英美国家，有案例采取严格责任理论，某些对于特定行为的一个或多个行动要件不要求故意、轻率、甚至疏忽的犯罪被称为严格责任犯罪。将严格责任犯罪区别于一般意外事件，而认为行为人的行为，纵使没有主观的罪过，也与危害结果之间有刑法的因果关系，应当负刑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刑法目的性非常明确和明显。

刑法的因果关系，与刑法的目的、任务、机能相关，故自有其主观判断性。刑法因果关系是受刑法目的规制的。一定的行为是否与危害结果有刑法的因果关系，必须依照立法者、司法者的主观判断。这种判断以一定的客观事实联系包括事实因果关系为基础。如故意杀人罪，医生故意注射毒药而令病人死亡，构成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又如医生以杀人的故意，对病人在其求救时不予救助，致其死亡，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前者，刑法因果关系以行为人的作为和危害结果为判断的基础，而后者，则以行为人的不作为、危害结果以及行为人的作为义务为判断的基础，在这里，行为人的不作为和病人之死亡结果是没有事实的因果关系的，而仅仅是因为作为义务的存在而具有一种事实的联系，但也由此而具有刑法因果关系。但是在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上，事实因果关系是刑法因果关系的物质前提，只要某一行为在逻辑上与危害结果存在这种必要条件联系，无论作用大小，距离远近，都应作为事实原因而纳入刑法因果关系的候选对象中，而不能在此区分原因与条件，从而将部分必要条件排除在此范围之外。甚至还要考虑存在一定的事实联系，以避免判断不合理。

二、刑法因果关系

对刑法因果关系和事实因果关系的区别，早有学者提出，如有学者认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与先验范畴的因果律不同，与自然科学的必然性因果法则不同，而与历史学的个别因果关系的因果意义是相同的。刑法学的认识目的是关于个别的因果关系的认识。但是刑法因果到底是什么，应如何界定？本文从刑法本身的目的、任务以及机能出发，区分刑法因果关系和事实联系以及事实因果关系，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由立法者所评判，而表现为人的行为与其造成的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的，据以判断确定犯罪和刑事责任的法律上的联系。这一界定没有改变多少，主要包含着以下几个方面的涵义：

（一）刑法因果关系是一种有价值取向的判断。出于刑法的目的、任务和机能，刑法认一定的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而不局限于事实联系及事实因果关系，从而具有一定的主观判断性。

（二）刑法因果关系依然是一种联系，是人的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联系。

（三）刑法因果关系有两个机能，一个是定罪上的机能，一个是量刑上的机能。已如前述，刑法因果关系涉及对犯罪请便的认定和刑事责任的承担。

（四）这种联系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所谓具有法律意义，是指这种联系因其本身涉及法律的目的和机能而进入法律的视野，且最终由法律进行评判。

如某甲为一汽车运输队的修理员，明知由驾驶员所驾驶的汽车有故障的存在，但故意不予维修，驾驶员在不知情况的条件下，在一次出车中发生了重大的事故。在此案例中，修理员的不作为与事故之间显然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而驾驶员的业务行为则与事故固然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但其不具有刑法之意义，不是刑法因果关系，从而修理员的行为构成犯罪，而驾驶员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三、理论探讨

中国刑法理论承前苏联刑法理论，虽有很大的发展，但许多问题仍局限于旧的理论和学说之中。刑法的因果关系问题，一直受苏联刑法学中的因果关系理论的影响，也存在着必然性联系和偶然性联系的争论，同时也有内因与外因的争论，使我国刑法因果关系问题的认为混乱不堪。时至今日，不少学者纷纷主张，应该从新的思考角度来研究我国刑法因果关系，也出现了不少对这方面的尝试，有力的推进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发展，但在刑法因果关系问题上，还是有不同的争论，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刑法因果关系问题进行探讨。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关于因果关系的论述，以及苏联刑法理论的影响，在现实中，存在着对刑法因果关系的性质是采必然性因果关系还是双层次因果关系说的争论。所谓必然性因果关系说，为前苏联刑法学家皮昂特考夫斯基所主张，这种观点认为，只有行为人的行为与其所产生的必然的结果之间才存在因果关系。另一种必然、偶然因果关系说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极为复杂的，既有主要的，作为基本形式的必然因果关系，也有次要的，作为补充形式的因果关系。而偶然因果关系是当危害行为本身并不包含着产生危害结果的根据，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偶然介入其他因素并由介入的因素合乎规律地引起危害结果时，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联系。这是刑法因果关系问题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争论。而所谓内因和外因，是指事物发展的内在根据和外部条件，内因和外因被广泛应用于事物变化的分析之中。哲学中因果关系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事物之间存在的因果规律，以使人类运用这些因果规律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中获得更大的自由，而刑法因果关系并不关注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联系是否符合规律，是否具有普遍性，而注重的是在具体案件中，当某一特定的危害结果发生时，到底有哪些人的行为或事件对结果发生起了作用，起了多大作用，行为人应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18]哲学固然是具体学科的基础，但具体学科本身有其不同的特点，这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哲学的因果关系，是客观事实的，不容人的主观意志创造，固然存在着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而且在原因上，是有内因和外因的区别，而刑法因果关系本身是一种带主观判断性的法律上的联系，自然有其自身的特点。刑法因果关系不必注重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或偶然性，也不能在事实的联系中寻求内因和外因的区别。而注重的是行为人的主观罪过，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为危害结果负责，如何负责。因为刑法本身有极强的目的性，有其特别的任务和机能。

中国刑法因果关系问题上，存在必然性和偶然性以及内因和外因的争论，是因为并没有把刑法因果关系和事实联系以及事实因果关系区别而对待，而是依据哲学上因果关系的理论，套在刑法因果关系上。正是以事实的联系的一些特点和性质来说明刑法因果关系，从而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笔者认为，刑法的因果关系完全不同于事实联系及事实因果关系，但是以它们为判断的基础的。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长期宥于事实因果关系我必然性和偶然性以及内因和外因的观点，不能清楚的认识刑法的因果关系，而且，会在刑法因果关系的两个机能的发挥上产生问题，可能导致不能认识具有刑法因果关系的行为和危害结果，致使有的犯罪行为不能被依法追究，从而不能达到刑法保护社会生活利益的目的，不能实现其任务和发挥刑法的机能。因此，在区别刑法因果关系和事实联系及事实因果关系之后，上面所说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内因和外因的争论，或许可以从一个新的思考角度，而可以澄清问题。

所谓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指一现象和另一现象这间的联系的一种性质，前者表现出联系的固定性、不变性和规律性，而后者，则表现出随机性、无规律性。这两者主要用于事实联系或事因果关系的判断上，属于客观世界的范畴，是事实因果关系所具有的两种性质。事实原因中的内因和外因，则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根据和外部条件。刑法上原因中的内因，和人的主观意志有密切的联系。要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行为人必须具有主观的罪过，包括故意和过失。在故意犯罪中，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为人知道一定的'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着事实的联系或事实的因果关系，这也正是故意的认识范围。行为人依据自己的认识，利用这种事实的联系而实施一这种行为，构成犯罪。如在故意杀人罪中，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投毒的行为会致被害人死亡的危害结果发生，而有意识地利用这种毒药和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的事实因果关系，而有意识的利用或者放任，则其投毒或者放任的行为获得了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中原因的意义。在不纯正不作为犯中，如护士对求救的病人故意不给救助，护士明知病人会因没有及时救助而死亡，但其基于自身的意志，利用这种事实的因果关系，采不作为的方式放任事实因果关系的发展，其不作为因此而具有刑法上的意义，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在过失犯罪中，行为人预见或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轻信可以避免或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致使危害结果的发生。在过于自信的过失中，行为人预见到危险状态，但相信自己可以避免，终因事实因果关系的作用而发生危害的结果。如甲驾车自坡上下，预见到可能撞伤行人，但其相信自己的驾技可以避免，然危害结果仍然发生。甲已预见到自己驾驶行为可能会造成危害的结果，此两者之间的事实因果关系也有所认识，然甲仍以其意志实施行为，不严加注意反而相信自己，当结果发生时，因其注意义务的存在，其行为具有刑法上的意义，因果关系也存在。在疏忽大意的过失中，行为可能会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但行为人因违反注意的义务，而没有认识行为可能造成危害结果，故一旦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为就被赋予刑法的意义。在过失不作为犯中，因行为人违反了注意义务，从而也违反了作为义务，使事实的因果关系得以发展，而产生危害的结果。如值班的火车扳道工，因过失而忘记为火车扳道，致使行驶至此的火车出轨，造成重大事故。扳道工固然应该预见不实施作为会发生危害的结果，也应该知道负有作为的义务，但因过失而违反此双重的义务，刑法自然认为其过失的不作为和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可见，刑法因果关系的存在，和行为人的主观罪过有密切的联系，是因为行为人主动积极地利用事实因果关系或放任事实因果关系或者违反注意义务令一定事实因果关系的实现，从而使其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的因果关系。因此，可以说行为人的主观意志，是刑法因果关系原因上的内因，因其主观的罪过出发，行为人的行为才具有可罚的根据，这种从内在的主观出发的原因，可以说是刑法原因中的内因。而外因，则是其主观罪过所支配的事实联系或事实因果关系，是一种条件。行为人的主观意志通过对外部的事实联系及事实因果关系的支配而使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的意义。如果没有内因，只有事实的联系或因果关系，行为人的行为是不能被给予刑法上的评价的。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在于事实的因果关系，而是基于行为人的主观意志，若行为人的主观意志完全支配事实联系的发展，则其应负犯罪既遂的刑事责任，事实联系或因果关系并没有完全发展者，为未完成的犯罪。而如又有其它的因素的介入，即应具体分析该介入的因素是否也具有刑法的意义，而判定其犯罪与否及量刑的问题。从刑法的目的、任务和机能考察，因果关系的认定，则是为社会生活利益的保护而令他人的行为为其结果负责任。故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不是事实因果关系或事实联系的认识，而有主观性的存在。因此，因为什么而认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的因果关系，自是立法者权衡社会的利益（包括国家、社会、个人的利益）保护和行为人的个体权利的问题。因此，不能不慎重考虑。因此，犯罪构成要件是对立法者此种主观的判断的严格限制，在基本原则上讲，则是近代法治国家的罪刑法定主义。刑法因果关系不能任由立法者和司法者的主观判断，而应明确的有犯罪的构成要件加以限制。而现在一般主张的折衷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也是对此种评判的一种限制，立法者及司法者应考察社会一般人的经验，又结合行为人个人的利益，再由此进行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

对中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新思考，有的论者提出构建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体系的设想：第一层次，划定具有法律价值性的一切事实。寻找的方法是“由果溯因”，首先用“butfor”公式找出与结果有关的一切行为和事件，然后由“社会经验法则”进行筛选，最终确定具有法律价值性的一切事实。第二层次，从具有法律价值性的事实中寻找相当因果关系，决定结果责任的归属。[19]这种构想区分了刑法因果关系和事实因果关系，正是本文所主张的。刑法因果关系应该摆脱其与事实联系及事实因果关系的纠缠而造成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以及“内因”和“外因”的争论。而从刑法的目的、任务和机能出发，明确刑法因果关系的主观评判性。另一方面，以罪刑法定主义和犯罪构成要件从基本原则和具体立法司法中发挥刑法的保障机能，这样才可以既保护社会生活利益，也可保障个人的权利不受刑法的侵害，充分发挥刑法的两个机能。上述的设想最终归结于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有的学者认为，在相当因果关系说中，认为一般人不能认识的，行为与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行为人特别认识的，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将是否有因果关系归结到是否认识，抹杀了因果关系的客观性，是不妥的。[20]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依然没有认识到刑法因果关系的主观性，而局限于事实联系及事实因果关系的客观性中。刑法因果关系当然不能凭空而存在，必定要以一定的事实联系及因果关系为其基础，但刑法因果关系本身主要却是一种主观的判断，具有强烈的法律意义。同时它又是主客观相统一的，以客观实在为评判的基础。相当的因果关系说，本身就是刑法因果关系判断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已经显示出很强的优越性。而在我国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司法者往往自觉或不自觉的运用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来判断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联系。[21]相当因果关系是值得借鉴的。总之，应从新的角度来考察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应该从长期以来的混乱的争论中走出来，加强对刑法因果关系本身的特点的研究，才能有利于刑法理论的发展。

四、不作为犯

不作为犯因其不同于作为形式的犯罪的特点，而使他的因果关系问题更是争论中的争论。不作为犯，历来是刑法行为理论的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首先要简要的谈谈刑法上的行为理论。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中，刑法上的行为理论是一个渐次发展的过程。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迅速，产生了因果行为论，认为行为是意思所惹起的外界的自然因果过程。而后的目的行为论，认为刑法的行为指人为达成其特定的目的而支配其身体所为的活动。到晚近的社会行为论，出现于20世纪三十年代，该论认为为了正确的理解行为，不能只从自然的物理的方面理解行为，而必须从社会的意义上来把握。认为行为的“社会性”是行为概念的本质要素。此外有日本学者团藤重光主张的人格行为论，人格行为论以行为是人格的主体的现实化的身体动静为刑法上的行为。在因果行为论上，对不作为，因其不具有外界的身体动静，缺乏事实的因果关系，故而被排除在行为之中。在目的行为论者看来，对不作为的理解，也存在问题，因不作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没有事实的因果联系，故不能是有目的的行为，也被排除在行为之外。主社会行为论者，论不作为也具有社会性，因此而可包括在行为之中。而主张人格行为论者，因人格是一个很难把握的概念，虽然可以把不作为包括在行为之内，但因其它的问题未能很好解决而没有太多的人主张。我国以危害行为来概括刑法上的行为，强调其危害性，认为刑法上的危害行为，是指由行为人的心理活动所支配的危害社会的身体动静。可见，不作为在刑法理论上，是行为概念的下位概念，与作为一起作为行为的两种表现形式。不作为并非仅仅有无所作为，而是不为能为之所应为，即不实施作为义务要求的一定的行为。因此，不作为犯，是因不作为而构成犯罪的情形，即行为人负有作为义务，在其能履行义务的时候不履行义务而构成犯罪。在论及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时，要先清楚不作为是否包括在行为之下，而且，往往因为不作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缺乏事实因果关系而被排除在刑法行为之外。

不作为犯的构造，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作为义务的存在，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没有作为义务，则无从论不作为犯。作为义务可以是法律法规规定的，也可以是职务上的要求，或因先行为而形成的，也可基于一定的社会伦理道德而负有。[22]

（二）行为人能够履行此作为义务，刑法不能强求行为人为不能为的行为。

（三）因其不作为而危害社会，构成犯罪。行为不具有危害性是不能构成犯罪的，当然便无所谓不作犯。从不作为犯的构成上看，作为犯罪与不作为犯罪的区别主要在于作为义务的有无，因为不作为不是没有行为，而是没有为所要求的行为。

不作为犯的特殊性，让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问题争论颇多。有的学者主张否定说，认为不作为犯不具有因果关系，或有的主张肯定说，认不作为犯有因果关系。但在肯定说中又有不同的主张，有的认为不作为犯罪的原因在于“他行为”，“先行行为”或“其他准原因”，准因果关系说则认为不作为犯的不作为在物理上没有原因力，但在法律上应认为存在原因力。此说颇不同于肯定说和否定说。不作为犯因果关系否定说，认为无中不能生有，因其不作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没有事实的因果关系而否认其刑法因果关系，是不正确的。因为不论行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都可以造成一定的危害结果，而刑法应该对此种具有法律意义的作为或不作为作出反应，要肯定其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以一定的事实联系为基础，也不是凭空的捏造。而肯定说中的各种观点，把不作为犯刑法上的原因说成是其它行为、先行行为等，也是没有区分刑法因果关系一事实因果关系，仍以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来说明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同样也是不正确的。准原因说虽然知道在事实的联系之外寻找刑法上的原因，但也没有完全弄清楚刑法上的原因的内涵，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不作为既然可以构成犯罪，则不作为本身与危害结果之间应有刑法因果关系。有的国家在刑法典中明文规定不作为的犯罪，如德国刑法第13条规定：依法有义务防止犯罪结果发生而不防止其发生，且其不作为与因作为而实现犯罪构成要件相当的，依本法处罚。日本刑法改正草案在第十二条也规定，负有义务防止犯罪事实发生的人，虽然能够防止其发生而特意不防止该事实发生的，与因作为而导致的犯罪事实相同。

在英美刑法理论中，有学者主张，在法律上，就像（英国）《刑法典草案》规定的那样：根据法律规定行为人有义务去实施某一行为，而不去实施该行为，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他就引起了作为犯罪要素的危害结果。我国刑法虽然没有不作为犯的明文规定，但在分则各条的罪状中，并不区分作为与不作为，即没有将不作为犯排除在犯罪的行为之外，也可说明不作为犯在刑法上，有其因果关系，只是不同于作为犯的因果关系而已。有的学者认为，在任何一种不作为犯罪中，不作为引起危害结果的发生，都是在应当实施某作为以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的情况下，因不作为、不防止而导致结果发生，不作为只能与行为人先行行为、他人（包括被害人）行为或自然事实等因素结合才能引起危害结果的发生，不可能单独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不作为犯本身有其独特的构成，其不作为与作为义务以及危害结果之间具有事实的联系，相互结合。不作为本身，在事实中不是危害结果的原因，而只胡在刑法上才具有原因力。也有的学者认为，在不作为犯罪之中，当行为人实施不作为之前或同时，已经存在着或潜伏着某种对社会有害的因果发展过程，它是决定事物发展方向的内因。行为人的特定作为义务，在止危害社会的结果出现之前，互相排斥，互相吸引，基本处于均势……如果负有特定作为义务的人不履行其应尽的义务，即不作为，就会使阻止危害社会结果出现的外因遭到破坏，致使原来应该受到阻止的危害社会结果出现。这里论者所说的内因，应该是指事实因果关系中原因，而这种事实因果关系的内因，正是刑法因果关系的外部条件，笔者认为，刑法因果关系中的原因上的内因，是行为人内在的、主观的意志支配，也即罪过的心理状态。而外因则是外部的、客观的事实联系。刑法的因果关系是一种带有价值取向的主观判断性的联系，存在于作为犯和不作为犯之中。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因与作为形式犯罪的刑法因果关系具有不同的特点，首先，在行为的原因力上，作为的原因力与不作为的原因力有很大的区别。所谓力，本来是物理学上的概念，即物体作用于他物体的性质。力的概念，广泛的运用于社会学中，如法律上的溯及力。刑法学上行为的原因力，并非与物理学上的力相同，原因力是抽象的概念，是指行为作为原因可以引发一定结果的性质。一般认为作为具有原因力。不作为是否有原因力，学说不一。但从客观上自然的角度观察，不作为是没有原因力的，因为不作为可以表现为没有任何动作的相对静止。而从刑法意义上，应当承认不作为的原因力。不作为的原因力与作为的原因力相比，前者具有隐蔽性、间接性和消极性。所谓隐蔽性，是指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往往不易认识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而难以判断。所谓间接性，是指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相对于作主犯的因果关系而言，行为人通过一定的事实因果关系而实施犯罪，有间接的实施犯罪行为的性质。在作为犯中，行为人直接利用事实的因果关系。所谓消极性，指不作为表现为消极的行为，不是作为形式的积极行为。刑法的因果关系，是基于一定的行为事实而为的判断，作为犯的因果关系，因其行为与事实因果关系联系密切，其明显的特征。而不作为因果关系，因其须通过作为义务之存在而与事实的因果关系结合，故有隐蔽性等特征。

犯罪是对社会生活利益的侵害或威胁，作为形式的犯罪，是在社会生活利益处于安全、稳定、静止的状态，以积极、主动的行为令社会生活利益发生危险，侵害或威胁。而不作为犯，则是因一定的条件，社会生活利益处于危险、不安、变动的状态下，负有防止义务的行为人，以其不作为令社会生活利益向前发展，而受侵害或威胁，正是不作为原因力的作用，令社会生活利益最终受到侵害或者威胁。正是这样，不作为犯的不作为本身，与危害结果之间是没有事实的因果关系的，而只有事实的联系，以作为义务为纽带把不作为和危害结果联结起来。

不作为犯因其本身的特殊性，而使其因果关系不同于作为犯，但是无论作为犯还是不作为犯，它们的因果关系也不再是一般的事实因果关系，而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中，行为人应当预见或已经预见，会使一定的事实因果关系向前发展，从而出现危害的结果，而故意地利用此种事实因果关系或联系，或过失的任外部事实联系的发展。李斯特在他的刑法教科书中写道：“不作为是指对结果的意志上的不阻碍，意志活动在这里存在于身体运动的任意的不实施之中。它要求一个非强制的、由思想支配的行为人的行为，也即意志的客观化。相对于作为犯罪而言，不作为犯罪往往要求更多的意志力。”正是由于不作为本身基于其自身的主观意志，在故意或者过失的情况下，而致一定危害结果的发生，因而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其行为被认定为危害结果的原因。但不作为犯的原因行为，必须具有作为义务的存在，在这一点上，是不同于作为犯罪的。总之，出于刑法的保护社会生活利益的目的，出于刑法的任务和机能，刑法会认不作为亦可以是犯罪结果的原因，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而令行为人负刑事责任。

篇6：刑法

刑法224条

参考资料一：

新增刑法224条具体资料

新增刑法224条是指：【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以传销商品、带给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必须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组织领导传销罪，是指以推销商品、带给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必须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行为。

(根据刑法修正案七修改)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带给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必须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组织领导传销罪认定标准：

一、关于组织、领导传销行为主体的界定

传销组织是一种“金字塔”型的销售模式，因而对犯罪嫌疑人的组织、领导行为的确定较困难。通常好处上，在传销组织中除了最底层的销售人员，其他层级的传销人员都存在组织领导行为，但是刑法的立法本意并不是要打击所有的传销人员，因此正确明白传销组织中的组织、领导行为尤其重要。根据最新的司法解释，所谓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是指在传销活动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的发起人、决策人、操纵人，以及在传销活动中担负策划、指挥、布置、协调等重要职责，或者在传销活动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员。笔者认为，结合司法解释规定，实践中对于组织领导行为可作如下明白:

1。在传销启动时，实施了确定传销形式、采购商品、制定规则、发展下线和组织分工等宣传行为的;在传销实施中，用心参与传销各方面的管理工作，例如讲课、鼓动、威逼利诱，胁迫他人加入等，均属于组织、领导者。

2。“组织”行为应当作限制解释，即指该组织具有自己的产品或服务，有独立的组织体系，有独立的成本核算。因此，在一个传销组织中，所谓组织者只包括合伙人或公司股东，除此之外的人不应当作为组织者加以处理。

3。领导者是指在组织中实施策划、指挥、布置、协调传销组织行为的人。不仅仅限定于最初的发起人，在传销组织中起骨干作用的高级管理人员也应当认定为领导者，对领导者身份的认定，应从负责管理的范围、在营销网络中的层级、涉案金额等三个方面进行思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是关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行为人的刑事职责区分

1。罪与非罪。应区分拉人头传销与直销活动中的多层次计酬。虽然二者都采用多层次计酬的方式，但是仍有很大的不一样:一是从是否缴纳入门费上看，多层次计酬的销售人员在获取从业资格证时没有被要求交纳高额入门费，而拉人头传销需要缴纳高额入门费，或者购买与高额入门费等价的“道具商品”，否则不能得到入门资格;二是从经营对象看，多层次计酬是以销售产品为导向，商品定价基本合理，而且还有退货保障。而拉人头传销根本没有销售，或者只是以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的“道具商品”为幌子，且不许退货，主要是以发展“下线”人数为主要目的;三是从人员的收入来源上，多层次计酬主要根据从业人员的销售业绩和奖金，而拉人头传销主要取决于发展的“下线”人数多少和新成员的高额入门费;四是从组织存在和维系的条件看，多层次计酬直销公司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产品销售业绩和利润。而拉人头传销组织则直接取决于是否有新会员以必须倍率不断加入。

2。此罪与彼罪。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带给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必须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追诉。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对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职责。对一般违法人员，本着教育、挽救大多数的原则，能够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当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中的参与人员未到达人数、级别的标准但又侵犯市场秩序，或者违反了许可证制度时，则应根据其在传销活动中的地位、作用区别对待，作出不一样的处理。

组织领导传销罪量刑标准

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带给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必须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参考资料二：

刑法新增224条明确规定:资本运作不是传销

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透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0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该修正案在原《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后增加一条，作为该条之一：

“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带给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必须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钱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这是我国法律关于界定什么是传销活动的最新规定，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条法律规定。按照这条法律规定，只有“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带给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必须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钱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才能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而上述法律表述中，实际上包含了资料、形式、手段、结果这四个法律要件。也就是说，要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务必同时具备这四个法律要件，缺了其中任何一个要件，这个罪名就不能成立。

其中，“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带给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是其资料，即传销务必有推销商品这个资料，是商品领域内的事，是在推销商品的名义下所发生的相关行为;“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必须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是其形式，也是公众较为熟知的多级多晋制(如五级三晋制)或类似形式;“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钱物”是其手段，即是否志愿加入，有无诈骗行为;“扰乱经济社会秩序”是其结果。

那么，为什么这四个法律要件要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呢?

其一，我们知道，一个罪名的成立通常是由若干个法律要件构成的。当某个罪名的成立需要相关的法律要件同时具备时，通常是以整体式来表述的，即一条法律用一段或数段话来整体表述，而非分条分点表述，那么这段话(或数段话)里包含的所有法律要件务必同时具备，这条罪名才能成立;当某个罪名只需具备部分法律要件即可成立时，则是以分列式表述的，常见的如：“有下列行为(或情形)之一的，按某某罪论处……”，下方会一、二、三、四列出若干条行为特征等法律要件。那么只要在其下列法律要件中贴合其中一条，该罪名即告成立。这是我国法律表述的两种基本方式。法律的'表述是件十分严肃和严谨的事情，而《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就是整体表述的，因此其所含法律要件务必同时具备，罪名才能成立，才构成“传销”;

其二，将《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所含的四个法律要件分开来看，哪一个都不能单独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请看：单是“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带给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是传销吗?商店促销、街边兜售天天有，都不能说是传销;单是“引诱、胁迫……骗取钱物”是传销吗?也不是，那是别的罪名;单是“扰乱经济社会秩序”是传销吗?如卖假发票、制售假币也是这个行为特征，自然也不是传销，那是其它罪名;那么，单是采用多级多晋制(如五级三晋制)这个工具是传销吗?同样不是。正因作为一个工具，那是人人皆可用之。缺少任何一个法律要件，这条罪名就不能成立，就不是“传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原来通篇没有“传销”两字，更没有设立这方面的罪名。就在外界对以广西为代表的我国中西部九省区正在运作的这个行业普遍误传为“传销”且风声鹤唳、甚至可笑地呼吁政府打击取缔之际，全国人大适时透过了《刑法》修正案(七)，在原《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后增加一条，作为该条之一，以明确到底什么是传销，使得“传销”这个争论不休的概念瞬间明朗化。这条法律实际上就是把消费投资模式这个暂未明朗化的行业，从被外界严重误传的“传销”领域彻底分离出来，为这个行业的发展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法律环境。

4月16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的资本运作第二次精英论坛将此项目定位民间经营合伙私募经济，在法律上带给了保障，在理论上做了定性，今后新闻媒体不能再负面报道传销，相关书籍已在新华书店出售。

简讯:3月29日下午1时30分经自治区公安厅批准在南宁剧院召开纯资本投资行业千人听证会。<广西北部湾出席北京4月16日至19日全国人大会议中心“第二界群英会”说明会>。由北部湾秘书长何道胜教授主持，就资本运作的巨大贡献及合法性做了精彩的论述。纠正有关媒体报到传销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部第224条是今年二会新补加的一条[这是今年二月二十八日透过的]明确规定传销务必是推销商品。我们这个行业是民间经营合伙私募经营。以后媒体不能再负面报道69800元是传销，今后个人放贷加快步伐!二会结束这些书新华书店有售。西部要开发，人才必先行!

合法性证明：如何证明这是中国政府自己操盘的项目而非私人经营的呢?经过笔者的详细调查，有如下证据：

1、反洗钱法:

300万人各自往很多同样的帐户打钱，是涉及到反洗钱法的，有洗钱的嫌疑，但是银行、工商、公安部门都不管不问，了，一共300多万人在进行这样的投资，几千亿的资金出入，没有过任何的阻碍。没有任何一家私营公司或个人有这样的权力，只有中国政府自己能够。具体的论述能够到实地和投资该项目的一些银行的行长进行探讨和研究。反洗钱法第三章第20条规定：金融机构办理的单笔交易或者在规定期限内的累计交易超过规定金额或者发现可疑交易的，应当及时向反洗钱信息中心报告。

2、通讯工具:

每个投资人都会获得一个手机号，而且务必用身份证登记，这个号属于金盾网，是军用网，每年30万人内部通话是免费的。有谁有权力号令移动和联通公司成立30万人的集群网，除了中国政府自己，没有任何个人或企业有这个权力。

3、参与人:

参与这个项目类计有300万人，这些人中有普通农民，也有高层退休官员，也有警察和法官律师，有商人也有巨贾，有上市公司的领导，有知名报纸的老总，有发改委的委员，有退休的市长厅长，有部队里退伍的军官。笔者收集了一些人的在一齐吃饭时候拍的相片，并将该人的身份进行核实。相片中部分人在网上查过确实曾是政府官员，并和其中部分人有合影。在南宁的街头，到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人的车子，远的有山东的，近的有广东的，奔驰也有，捷达也有。那里还有国务院下属的重要部门的领导的讲话以及讲话录象。他在投资人宴会时候有讲话，其讲话大意是：这是中国发达地区的闲散资金向不发达地区伸出了援助之手，再把这些闲散资金进行一个优秀的经济组合，支持了广西的经济起飞，拉动了相关产业。然后大家能够拿到这些钱到家乡或广西进行再投资，这项事业利国利民利自己利朋友。透过这样的事业，使得中国在能够预见的将来，产生一大批稳定社会的中产阶层，因此大家很幸运参加了这一项伟大的改革实验。大家还记得86年搞股票的时候，大家拿身份证到深圳去排队，过了十几年后，咱们的证券法才出台，因此大家是这个改革实验的先知先觉者，期望大家不好当不知不觉者。这个经济举动是十分伟大的，对国家是有十分

重要好处的(参见风生水起北部湾这本书)心里要明白，但不能太明朗，太明朗大家都做，就不好控制了。红头文件是不公开的，公开了全国人民都做了，就不好控制了。

4、项目的起源：

项目的起源是在，由当年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在美国考察后引进到中国。98年，有一批新疆建设兵团的后代的人，由遥远的新疆，被调派到广西玉林，在玉林成立9个经济技术开发区，进驻开发区。之因此选取新疆建设兵团后代的人来启动该项目，是正因当年由王震将军率领的这支部队在新疆垦荒，吃了很多苦，国家亏欠这支队伍太多，给到一个政策让这部分人致富。在玉林，当地老百姓就被政府给予一个政策，在开发区里建房，可获得银行的无息贷款，并且以后必须有人来租住。于是，这些人由此扎根，开始了项目的开拓。进而开拓到北海、南宁、桂林等7个城市。这些城市的经济开发区，都是中国政府划定的，只有中国政府才有权力划定开发区，至今，广西的开发区仍在，里面无工业无农业，只有老百姓自己盖的房子。国家为什么要设立呢?就是为了合伙私募带给场所。至今这个项目已经发展了10年，10年来，政府保护和支持发展，从无中断和打击，类计300万人参与投资。不少新闻中说到有传销头目被抓，那是真的传销，和合伙私募是没有关联的。

5、官员升迁:

项目起源玉林，开拓到北海，南宁和桂林，同年，玉林的原副书记被升任到北海当正市长，玉林的原书记被升任桂林的书记，玉林是县级市，后者都是地级市。如果是传销，一个传销重地的官员，居然个个升迁，并且升迁跟住项目走，队伍到哪里，官员就到哪里?谁是操盘的人呢，除了中国政府别无他人。(来源：中新北部湾新闻网10月29日电(记者莫秦)广西北海市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今日举行第三次大会，选举为北海市市长。在今年八月十八日，中共广西区委决定，任命为中共北海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主持北海市政府工作;八月二十一日，广西北海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北海市政府副市长，代理北海市市长职务。连友农，男，汉族，一九五三年生，大学文化程度，研究员职称。曾在广西机械学院任教，并在广西区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十三年。期间，曾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留学。一九九八年任广西区旅游局副局长，二○○二年先后任广西玉林市副市长，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副书记等职)很多参与项目的人当下方累计到29人时，会去到南宁开会，受到省政府领导的接见，他们回来纷纷述说自己的见闻，问你怎样确定是省政府领导呢，答正因在省电视台新闻联播见过。至今300万人参与，300万人

中有很多都是社会上头脸人物，都是有头脑有决定力的人。很多人在成功后又邀请自己的亲戚朋友和子女夫妻过来，害人也不会害自己的妻子儿女，只有知道真相后才知道这是好事情而叫家人过来。

6、有几类人不能从事这个项目：

西藏、新疆等有独立语言文字的民族，以及台湾人不能从事，正因怕他们发财以后拿钱去闹独立;广西人不能做，正因项目的好处在于让外地资金流入广西，广西人做，等于内部循环，毫无好处，而且广西人从事，那么当地人会不去生产劳动，全部从事这个事情，则广西的经济会退步，且无法掌控。

参考资料三：

新刑法第七部新增补224条69800不是传销

本年中央两会2月28日透过的《刑法》第七部新补充第224条明白划定，传销务必倾销商品，资源运作无商品，因而不是传销，4月16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的资源运作第二次精英论坛将此项目定位民间谋划合资私募经济，在执法上带给了保障，在理论上做了定性，以后消息媒体不克不及再负面报道传销，相干册本已在新华书店出售。

简讯:3月29日下战书1时30分经自治区公安厅答应在南宁剧院召开纯资源投资行业千人听证会。<广西北部湾出席北京4月16日至19日天下人大集会中央“第二界群英会”阐明会>。由北部湾秘书长何道胜传授主持，就资源运作的巨大孝敬及正当性做了精美的叙述。改正有关媒体报到传销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部第224条是本年二会新补加的一条[这是本年仲春二十八日透过的]明白划定传销务必是倾销商品。我们这个行业是民间谋划合资私募谋划。以后媒体不克不及再负面报道69800元是传销，以后小我私家放贷加速步调!二会竣事这些书新华书店有售。西部要开辟，人才必先行！

正当性证明:怎样证明这是中国当局本身操盘的项目而非私家谋划的呢？颠末笔者的详细观察，有如下证据:

1、反洗钱法:

300万人各自往许多同样的帐户打钱，是涉及到反洗钱法的，有洗钱的怀疑，但是银行、工商、公安部分都不管不问，10年了，一共300多万人在举行如许的投资，几千亿的资金收支，没有过任何的拦阻。没有任何一家私营公司或小我私家有如许的权利，只有中国当局本身能够。详细的叙述能够到实地和投资该项目标一些银行的行长举行探究和研究。反洗钱法第三章第20条划定:金融机构管理的单笔生意业务大概在划定限期内的累计生意业务凌驾划定金额大概发明可疑生意业务的，应当实时向反洗钱信息中央陈诉。

2、通讯东西:

每个投资人都市得到一个手机号，并且务必用身份证登记，这个号属于金盾网，是军用网，每年30万人内部通话是免费的。有谁有权利命令移动和联通公司建立30万人的集群网，除了中国当局本身，没有任何小我私家或企业有这个权利。

3、到场人:

到场这个项目类计有300万人，这些人中有平凡农夫，也有高层退休官员，也有警员和法官状师，有贩子也有富商，有上市公司的向导，有著名报纸的老总，有发改委果委员，有退休的市长厅长，有队伍里退伍的军官。笔者网络了一些人的在一齐用饭时刻拍的相片，并将该人的身份举行核实。相片中部分人在网上查过确实曾是当局官员，并和此中部分人有合影。在南宁的陌头，随处都是来自天下各地的投资人的车子，远的有山东的缩枣汁信息网，近的有广东的，疾驰也有，捷达也有。那里另有国务院部属的紧张部分的向导的发言以及发言录象。他在投资人宴会时刻有发言，其发言大意是:这是中国发达地域的闲散资金向不发达地域伸出了救济之手，再把这些闲散资金举行一个良好的经济组合，支持了广西的经济腾飞，拉动了相干财产。然后各人能够拿到这些钱到故乡或广西举行再投资，这项奇迹利国利民利本身利朋侪。透过如许的奇迹，使得中国在能够预见的未来，孕育发生一大批稳固社会的中产阶级，以是各人很荣幸到场了这一项巨大的革新实行。各人还记得86年搞股票的时刻，各人拿身份证到深圳去列队，过了十几年后，咱们的证券法才出台，以是各人是这个革新实行的先知预言家者，盼望各人不好当不知不觉者。这个经济活动黑白常巨大的，对国度是有十分紧张好处的（拜见风生水起北部湾这本书）内心要明白，但不克不及太清朗，太清朗各人都做，就欠好控制了。红头文件是不公然的，公然了天下人民都做了，就欠好控制了。

篇7：浅析刑法的时空效力的论文

浅析刑法的时空效力的论文

一、法律和时空

时间、空间、物质和能量构成了这个宇宙和物质的世界，时间与空间是一个整体，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相互作用。法律存在于时空中，应当随着时空的改变而灵活地应对不同的刑事问题。因为法律具有强大的威严性与实践性，那么要想实现法律真正的效力就必须得在时空表达上满足精准性的需要，但是达到这种精准性会对法律的机械性做出极大的挑战。所以，我们首先要能够在法律的时空上进一步了解、熟悉法律，以哲学的视角来进行合理的思考和改变，这样会非常有利于我们加深对法律的认识以及更好地促进法律本身的改善和进步。法律的制定要想与时空保持着相对运动，还得要从时间上对其实施的前景进行预测，这也是法律立法前需要考虑在内的潜在时空。

二、刑法的时间效力与空间效力

1.刑法的时间效力。我国刑法上的 “时间效力” ，简称为 “时效” 。顾名思义，也就是说效力的存在是有起止年限制约的，是将追诉权和行刑权的有效期限限定在法定期间之内的规章制度。如果你在法定的时间内没有行使上述权力，那么你的这些权力便已经丧失了，法定期限后不能再行驶。总而言之，刑法的时间效力，就是规定了刑法在时间上的适用范围，即刑法开始生效时间、终止生效时间以及对刑法生效前的行为是否适用即是否存在溯及力。

2.刑法的空间效力。刑法的空间效力就是指刑法对地域和人群的管辖，也就是要解决刑事管辖权的范围问题。刑法的空间效力范围应该遵循以下四个基本原则：(1)属地原则。也就是说按照地域为标准，只要你在现今所生活的领域内犯了罪，无论是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得遵循法律。(2)属人原则。以人的国籍为基本参考标准。(3)保护原则。(4)普遍管辖原则。以保护国际组织的整体利益为原则，只要是侵犯了规定的侵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犯罪，不管你是哪国人，也不管你在哪儿犯的罪，都得遵循本国刑法。总的来说，刑法的空间效力即刑法适用的地域范围，用来解决什么地方的犯罪以及什么人犯罪的复杂问题。

三、刑法时空效力冲突的协调

1.冲突规范的模式选择――来自国际私法学的参照。现今大部分的国家刑法时空效力所在的法律体系较为机械、单一, 都是明显地仅仅针对自己国家的刑法,这实际上也就是冲突法理论上所谓的单边冲突规范。所以当不同的.国家针对相同的涉外犯罪案件时，会不由自主地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即会争相地采用本国刑法的去解决问题，刑法空间效力上的矛盾也因此产生。各国刑法上的规章制度难免存在较大差异, 这就使得使用哪个国家的刑法规定来处理国际案件成为至关重要的关注点,这也正是各国对于刑事管辖权的抢占达到白热化的原因所在。那么，我们可以参照国际私法学，将刑法空间效力的规定归结为冲突规范, 在冲突法的道路上寻找方向和出路，争取解决类似的国际刑法犯罪案件。

2.指引外国刑法适用之理由论证。如果刑法空间效力的规定能够指引外国刑法的适用, 那么国家间刑法空间效力的冲突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和。承认可以适用外国刑法, 可以增强人们在各国间往来的信心, 减少因不了解他国刑法而对可能在他国遭到的无妄之灾的担忧, 特别是还有利于保障犯罪人的人权。

3.重叠适用的冲突规范与轻法原则。虽然现在仍有一些人认为在我们自己主权的国家领域范围内适用外国的刑法,是令人惊讶、匪夷所思的举措。主要原因存在于国民们脑海中根深蒂固的主权思维的阻碍以及要想适用外国刑法，本国在立法技术上仍存在很大的屏障，并且难以跨越。但是，我们认为重叠适用外国刑法目前来说对于协调刑法的空间效力上的矛盾与冲突来说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法。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发展, 又能照顾到外国刑法的效力。

四、结语

现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刑法的时间效力与空间效力出现了很多的局限性，让很多违法犯罪分子有机可趁，钻了刑法效力漏洞的空子。本文主要为我们介绍了刑法立法的时空效力现状，并提出了合理、全面的改善措施。法律具有强大的威严性与实践性，那么要想实现法律真正的效力就必须得在时空表达上满足精准性的需要，但是达到这种精准性会对法律的机械性做出极大的挑战。所以，我们首先要能够在法律的时空上进一步了解、熟悉法律，以哲学的视角出来来进行合理的思考和改变，这样会非常有利于我们加深对法律的认识以及更好地促进法律本身的改善和进步。法律的制定要想与时空保持着相对运动，还得要从时间上对其实施的前景进行预测，这也是法律立法前需要考虑在内的潜在时空。

篇8：论刑法基本原则确立论文

论刑法基本原则确立论文

【摘要】

我国现行刑法总则部分（第3、4、5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已经明文规定为刑法的基本报指导原则，成为刑事立法、司法活动必须遵行的基本原则。缘此，这三原则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似乎已不可动摇。

然而,笔者依然有所质疑。

是否可以因为刑法基本原则已落户于刑法典中，或因为之前之后曾经大规模地讨论过，现在就可袖手不问了，或者说这个问题是否真的业已解决？诚恐不然。

首先，刑法对刑法基本原则的规定只是“已然”，未必是“必然”或“应然”，这自然是由法的滞后性、不周延性等先天不足造成的。其次，法学理论研究不仅仅是作为某部法律规范的“法窑”而存在的，而应为整个法学进步的引擎，既务实又要有前瞻性。再次，整个社会都在不断发展，立法和司法环境也在改变。

故此，笔者认为旧题重拾亦是有以。

谈到刑法基本原则，我们无法回避另一相关概念，既法的原则。

本文着意从法理的角度分析了何为法的原则、法的原则的分类，以求理清法的原则与基本法律原则的关系。以此为阶，本文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是以比较的眼光对刑法基本原则进行研究，即从刑法基本原则与宪法基本原则以及刑法基本原则与民法基本原则的`对比分析中找出刑法基本原则的各方面特性，以此进一步检验已有的及新近的提法，并力求对以后刑法基本原则可能出现的提法准备辨认手段。

【关键词】

法的原则刑法基本原则宪法基本内原则民法基本原则刑法平等适用原则

Abstract:

In the General Rules (item3, 4,5) of the current criminal law of our country, equal status from criminal law principle, crime and penalty by law principle and crime equaling penalty principle have been laid down in clause clearly as fundamental guiding principles, and the three so turn basic principles which must be obeyed in the course of law making and performing, because of this, it seems that the position of the three as the basic principle in the criminal law could not be removed.

However, the author believes it to be inconvincible.

Could we be relaxed and lie comfortably just because the basic principle of criminal law has resided in the criminal law or it has been explored by lots of people before or after it was laid down in clause? Or the problem has really been solved? I’m really afraid not.

Firstly, that the basic principle has been fixed in the criminal law is just “so ” but not really “must be so ” or “should be so ”, which is naturally caus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iminal law such as “late” and “not-all-in” these born flaw. Secondly, the theory study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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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刑法正当防卫限度分析论文

刑法正当防卫限度分析论文

摘要:任何的正当防卫都应受其正当性和合法性约束，即实施正当防卫采取的防卫行为本身及造成损害的结果必须要有限度，构建法律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正当防卫保护的利益与造成的损害利益至少是具有相当性的，否则会侵犯其他利益。本文在对正方防卫及其必要限度分析的基础上，探究正当防卫必要限度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正当防卫;防卫限度;必要限度;分析

一、正当防卫概述

正当防卫是大陆法系刑法上的一种概念。是指从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利益出发，在面对正在进行中的不法侵害，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而不负刑事责任的法律概念。从法律条文理解的角度，笔者认为构成正当防止有四个条件主要包括:一、起因是不法侵害;二、对象是不法侵害者;三、时间要求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四、在必要限度之内。其中就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问题，学界争论较多，也是笔者分析的重点。

二、正当防卫必要限度含义

任何权利和义务都应当是对等的，法律在给予公民正当防卫权利的同时必定也会赋予其相应的`义务，而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则是公民在行使正当防卫权力时必须遵守的义务。根据刑法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一)“明显超过”的含义从字面意思理解，所谓“明显超过”，即防卫超过必要限度在程度上不属于轻微的，一般人凭感觉可以能清楚容易地认定。(二)“造成重大损害”的含义所谓“造成重大损害”是指防卫者行为导致的损害是重大而非轻微，这里的损害包括人身和财产伤害。法律的构建是为了保护法益，而正当防卫制度也应当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法律，重大损害则是指保护的法益与造成的损害之间相比过于悬殊、未能真正达到保护法益的目的。(三)“必要限度”的标准我国学界有关“必要限度”的理解有多种学说，包括“基本相适应说”、“客观需要说”以及“适当说”。“基本相适应说”认为防卫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和后果，要与不法行为的性质、手段和后果大体相适应，才能成立正当防卫，这里的相适应并不要求完全对等。而明显超过侵害行为，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就是超过了必要限度。“客观需要说”又称为“必要说”，认为足以制止住不法侵害的客观需要是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适当说”综合了前两个学说观点，从两个方面考虑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一方面要考察防卫行为是否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另一方面还要判断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行为是否基本相适应。笔者认为“适当说”更符合法律的要求，能够更好地制止正在发生的法律侵害，更好地保护法益。(四)“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重大损害”的关系学界有关“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重大损害”之间的关系，有三种观点，包括“并列说”、“交叉说”和“充要说”。“并列说”认为两者是并列的逻辑关系，只有同时具备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以及造成重大损害两个条件时，才能被认为超过必要限度。“交叉说”更多地表达了一种逻辑关系，认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可以造成重大损害，造成重大损害的后果可能超过必要限度也可能没有超过必要限度。“充要说”则认为造成重大损害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佐证，关键在于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而非造成重大损害，认为造成重大损害是包含在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逻辑关系里的，即只要超过必要限度一定会导致重大损害。笔者更同意“并列说”的观点，在正当防卫的构成中两个要素缺一不可，实质上两者也是有机统一的，这样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正当防卫制度，更好地保护法益。

三、正当防卫必要限度运用到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一直是较难认定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司法执法人员，综上分析，对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应当从防卫程度以及防卫导致的后果两方面进行考虑，还应该结合具体案件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在认定正当防卫的结果限度时不能进行硬性规定，应当给予一个弹性空间以便更好地达到更好的法律适用效果;而在认定强度限度时，不可脱离防卫者的心理因素、环境条件、防卫时间等其他条件因素，必须做到具体案情具体分析。

四、结语

在正当防卫制度中防卫限度问题一直以来是学术界以及司法实践中较难界定的问题，而学术界对于防卫限度的理解有不同学说，笔者认为防卫限度应该包含正当防卫的强度及结果限度，即“明显超出必要限度”与“造成重大损害”之间应当是并列的逻辑关系，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也应该从正当防卫的强度及结果限度两方面着手，同时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做到具体案情具体分析。

篇10：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研究论文

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研究论文

现代社会，由于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应用，信息的流动突破了时间、空间及数量的限制，由于当前个人信息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具体怎样通过完善相关刑法规范为个人信息提供更好的保护成为重要的法律问题，本文在分析我国现有刑法规定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国家的有益做法，提出了若干完善的建议，如规范法律语言、统一法律规定扩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主体范围等。

现代社会，由于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应用，信息的流动突破了时间、空间及数量的限制，个人信息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刑法保护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一）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

《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没有规定，随着现代技术对隐私的侵犯及人们对敏感信息保护的强烈要求，《刑法第五修正案》在第177条增加了“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量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该规定将进行信用卡信息买卖的行为规定为刑法调整的行为，对运用网络进行此种活动之规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这一规定无法结束日益严重的其他侵害个人信息的行为。随着办公自动化之发展，网络已经进入了各银行、邮局或政府机关等部门，尤其是公权力部门掌握着大量的个人信息，由于缺少法律禁性规定，买卖个人信息的活动十分猖獗，对公民的私生活安宁，甚至财产、人身带来巨大威胁。鉴于此，出台了《刑法第七修正案》。

（二）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刑法第七修正案》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网络的出现给搜集公民个人信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很多信息咨询公司应运而生，其生态链大致如下：成立某信息公司；通过给金钱或关系向掌握公民信息的机构获取信息；通过网络进行买卖。此生态链的核心就是搜集与出卖信息，“搜集”这一环节基本不通过网络实现，主要是通过熟人关系或给予信息提供者一定的金钱回报，甚至通过信息转换的方式；“出卖”这一环节就大量浮现网络的身影，卖家与买家基本上是陌生人关系，他们通过网络获知双方供需信息，进而通过网络进行交易。信息的源头往往来自于有权收集个人资料的金融机构、国家权关等。

二、完善相关立法的建议

（一）规范法律语言、统一法律规定

虽然公民信用卡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但《刑法第五修正案》和《刑法第七修正案》仍有不同，无法合并。

首先，犯罪客体不一样，根据我国1994年《关于加强信用卡管理的若干规定》企事业单位可以申办信用卡，因此，《第五修正案》中的信用卡信息不仅指公民个人的信用卡信息还指企事业单位信用卡信息。并且“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属于第三章第四节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客体不仅是公民个人、企事业单位的合法权益，还是有序的金融管理秩序。

其次，侵犯信用卡信息犯罪是一般犯罪主体，如果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从事违法行为，从重处罚。侵犯个人信息罪中的“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是特殊主体，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才是一般主体。

最后，量型不同，“非法侵犯信用卡信息罪”与“非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相比，信用卡信息直接关系到公民法人的财产安全和金融市场秩序，危害较大。

从以上可以看出《第五修正案》中的侵犯信用卡信息罪与《第七修正案》中的侵犯人民个人信息罪并不一样，但也有交叉，如果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提供了公民信用卡信息，则应当属于法条竞合犯，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适用第五修正案中的规定。尽管以上两规定有众多不同之处，但亦有交叉关系，应当统一。

“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从词译解释上看“提供”是指：“提出可供参考或利用的意见、资料、物资、条件等，”包括有偿提供和无偿提供，因此准确的表述应为“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中的.“窃取、收买、非法提供”是非法获取和非法提供的具体表述，因此基于法律的严谨性，刑法规范可以将文字表述修改为“非法提供、获取信用卡信息罪”、“非法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公民信用卡信息作为一种敏感信息在前罪中予以特别适用，加重处罚。

（二）扩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主体范围

我国第七修正案将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主体定为国家机关等特殊犯罪主体，而不包括房地产公司、中介机构等私人部门，在实践中有大量的私人机构因为经营、提供服务等方面会收集大量个人信息，如一些购物网站，但这些机构却并不本法的调整范围之内。对这一规定，有不少的争议。有学者认为应当犯罪主体扩大到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一般主体，也有学者认为犯罪主体不宜扩大。

考察其他国家的立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主体一般规定为一般主体。

英国1984年《数据保护法》并未将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罪的主体仅限于特殊主体，而是经过有权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任何经登记许可的机构。第5条规定：“有关获得登记许可的人，不得将其掌握或使用的经登记许可的个人数据用于登记目的以外的其他任何目的；不得向登记许可范围之外的其他人泄漏其掌握的此类个人数据”。。

《日本刑法典》第134条“泄漏秘密罪”，规定有权依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人，都负有保密义务，泄漏他人秘密信息的都属于犯罪，也一是般犯罪主体。

《德国刑法典》力图通过例举的方式将各种犯罪主体清楚明确的规定出来，总体而言是因职业、职责等有权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主体，也未仅将犯罪主体限定于公权力部门。第203条侵害他人秘密罪，也将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罪的主体定一般主体，该罪规定：“因下列各种身份而被告知或知悉他人的秘密，尤其是私生活秘密或企业、商业秘密，未被授权而加以泄露的，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接着法条花费大量篇幅列举了医护人员、职心理学家、法律职业者、税务会计从业者、社会工作人员等各行业有权获知公民个人信息的从业人员，并规定公职人员加重处罚。

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刑法典》第189条规定了违反保密罪，“未经同意，泄露因自己之身份、工作、受雇、职业或技艺而知悉之他人秘密者”，这一规定简单明了，道明了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罪的犯罪主体的范围。

实际生活中有很多私人部门或个人因职业、职责、身份等原因可以收集大量个人信息，现代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网络，人们习惯于在网上购物、在网上交流等，在这些活动中通常会留下大量个人信息。购物网站，使用者必须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地址、联系方式、甚至银行帐户等，这些信息一旦被披露或公开，势必给隐私权人造成无法补救的损失。但这些大量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主体却不在法律的调控范围之内，不能不说是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严重隐患。

综观其他国家的相关刑事立法，犯罪主体应当是通过合法途径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组织或个人，防止这些公民个人信息的掌控者滥用权力，非法侵害公民权益。

由于社会生活是灵活多样、不断发展的，因此不宜采用德国的例举模式，例举模式难免会有所疏漏。宜采用我国澳门地区的立法表述，犯罪主体为：“未经同意，泄露因自己之身份、工作、受雇、职业或技艺而知悉之他人秘密者”，该表述可以将各种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主体都纳入法律的监控范围，给公民个人信息全面的保护。在犯罪方式上也不宜采用很具体的出售、购买、盗窃等例举方式，这种方式仍然很难对实际的侵权方式穷尽，宜采用比较原则的表述，即“非法提供、获取信用卡信息罪”、“非法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犯罪手段当然包括有偿的、无偿的，也包括特定主体的提供和向社会不特定主体的散布。

篇11：刑法182条

《刑事诉讼法》第182条：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后五日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且答复请求人。

第183条：不服判决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十日，不服裁定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五日，从接到判决书、裁定书的第二日起算。

问题一：183条规定不服判决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10日，而182条规定必须在5日内提出抗诉，由于两者的起算点都是自收到判决之后的第二天(期间开始之时、日不算在期间之内)，实际上182条就限缩了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起抗诉的期限。与183条自相矛盾。

在法理学上，同一部法律的规则之间不应该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如果出现矛盾，也应该通过法律解释使矛盾消除。但是如果法律解释也无法解决，那就是立法的问题了。

问题二：第182条及《刑事诉讼法》其他法条中无法看出对人民检察院裁定抗诉答复时间的规定。

如果要勉强进行解释，则可以将182条拆成两段，将后段于前段独立出来，则后段的答复期限就不仅仅是对于判决抗诉的答复期限，而且可以看做是对于裁定抗诉的答复期限。如此，结合183条，就可以的得出提起抗诉的期限是5天，而检察院答复的时间也是5天。

[刑法182条]

篇12：刑法159条

第一百五十九条【调取新证据】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

法庭对于上述申请，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

条文注释

本条是关于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补充、调取、复查证据的程序的规定。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如果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发现了新的证据或者对原有证据产生疑问，认为有必要重新取证或者进行补充的，有权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随时向法庭提出申请。当事人和辩护人等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应当提供证人的姓名、证据存放地点，说明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要求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理由。法庭根据具体情况，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同意当事人申请的，应当宣布延期审理;不同意的，应当告知理由并继续开庭。

[刑法159条]

篇13：刑法149条

第一百四十九条【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行为的法条适用原则】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不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但是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依照本节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同时又构成本节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条文注释

本条是关于对生产、销售特殊伪劣产品犯罪行为如何正确适用法律的规定。

《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了对生产、销售若干具体物品的处罚，构成这些生产、销售特殊伪劣产品犯罪的要件又各有不同。如有的要以“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为犯罪构成要件，有的则要求“造成严重后果”，等等。这样在有些情况下，如果生产、销售了某些特定伪劣产品，销售金额已在五万元以上，但由于构成这些犯罪所必需的“严重后果”还没有发生或者难以确定，而难以定罪。为了不影响对于这些犯罪行为的打击，根据本款规定，对于“生产、销售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不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但是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可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本条第二款是对生产、销售特殊伪劣产品行为，如果同时触犯了两个罪名，如何正确适用法律的规定。对于这种情况《刑法》采取了从一重处罚的原则。规定，对于“生产、销售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同时又构成本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犯罪的，依照处刑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刑法149条]

篇14：刑法234条

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条文注释

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

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两层含义：其一，行为人的行为必须是违法的，如果是合法的医疗行为，不能构成本罪;其二，必须使他人的身体健康受到损害，包括人身组织的损害和身体器官正常机能的损害两个方面;损害的程度可以分为轻伤、重伤、致人死亡三个层次。实践中，对于伤害结果的鉴定，应以伤害当时的伤势同治疗后的结果相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量，同时也应兼顾受伤部位同被害人职业的关系等因素。本罪主体方面，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分为两种情况：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已满十六周岁的人应负刑事责任;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的，已满十四周岁的人就应负刑事责任。实践中查明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内容对区分本罪与故意杀人罪有决定性意义。如果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对他人是死是伤均是持放任态度，应当根据行为人使用的手段和工具、打击的部位是不是致命等因素综合考查，以确定行为人的故意内容是剥夺他人生命还是损害他人健康。

[刑法234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