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破产观念的变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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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论文：破产观念的变迁理论

论文：破产观念的变迁理论

破产观念的变迁论

“破产”一词源于拉丁文，意指“其柜台被打破的商人”，因为柜台被打破，商人便无法再继续做生意。①也有学者指出，“破产”（bankrupt）一词源自意大利语（banca rotta），是砸烂板凳的意思，与打破柜台的意思相近，表达了商人在市中心交易市场中专属自己交易用的板凳在其无法偿付债务时，由其债权人按照商业惯例砸烂其板凳以公示于众的含义。

现代破产法则起源于英格兰。最初，英格兰的破产法仅适用于商人，并在十六世纪获得发展。英格兰破产法仅允许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而不允许债务人主动申请破产。那时，无力支付债务的债务人可以被投进监狱。

美国破产法属于联邦法范畴，以破产程序为核心，沿袭英国破产法，分别在18和1841年颁布，但都在实施后不久废止。因此在19世纪中期以前，美国根本不存在有影响的联邦性的破产法，各州也都是一些关于无力清偿债务、延缓执行或免税方面的法律，几乎没有关于企业破产的法律。186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三部联邦破产法，该法允许两种形式的破产。即“自愿的”和“非自愿的”破产。由于该法对企业比较严苛，因而遭到反对，最终也与1878年被废止。

我国破产法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中，随着企业法人制度的逐步确立和完善而建立的。因为破产法是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市场主体“有路可退”，从而保证市场新鲜、富有生机，商业繁茂，商人基本生活有所保障的重要法律。但在这个基本的功能之外，由于经济的发展，个人生活也可能出现破产的可能，对社会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破产现行进行宏观概括性的把握，纳入立法并加以实施十分必要，也是随社会观念的演进逐步得到认可的法律价值。在破产法立法技术与法律逻辑上，保护债权债务两方、实现经济理智合理分配的平衡观念十分重要，但扩张破产概念的适用范围，使破产法的立法技术在更广阔的领域加以适用，发挥出其法律逻辑蕴涵的独特智慧也很必要。但无论在这两方面的哪个部分，破产法都是开放并不断变化的，对商业历史较短的我国而言，尤其值得重视。在根本上，广义与狭义的破产制度所提供的，都是社会主体优胜劣汰正常循环必需的合法路径，以及财产分配方案，正如自然界能量守恒一样，市场必须借助破产制度提供的拆解、重组、再生以及对债权人合理的清偿才能保障市场参与者对经济活动不利后果稳定预期的实现，免除各参与者普遍的后顾之忧，进而促进市场活力。

虽然现代西方国家对破产法的价值究竟立足于债权人保护还是债务人保护有所不同，甚至往往在考虑债权人的经济利益外，要顾及到的、政治、社会、及个体利益价值的维护与权衡。但植根经济社会，为其稳健运行提供恰当地保障，从而稳定公众、企业乃至市场整体信心的功能始终没有变化，我国破产法的产生虽然较晚，立法后的实践也十分有限，但从国家经济体规模庞大、社会经济转型困难、劳工权益意识日渐增长的现状看，完善破产法设计、扩大破产法适用、转变立法及适用法律的社会观念已成为当务之急，对现有破产法的定位也应从单一的企业破产调整到对社会淘汰机制的建构保全，使破产观念不再停留于道德范畴，真正成为社会生活主体习以为常、普遍发挥功效的良好制度。

如果没有这样的定位，仍局限于企业破产的狭窄领域，事实地阻断了社会经济参与者退出机制的发展路径，不仅无法发挥破产法的功能，反而有可能成为市场整体不良发展的诱因，破产制度形同虚设的后果是任何一个健全的市场都无法接受的状况，我国自破产法公布后，破产案件数量反而有所下降实在让人担忧。

但立法定位的转变亦非朝夕之间的抉择，根基还在于社会实体经济的强壮与呼唤，立法者的观念反应如果过于迟滞，忽视经济参与者迫切的立法需要，必然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负担，也打断了社会可持续的进步节奏，经济生活本身所蕴涵的自然本性与客观规律应被立法者尊重并着力推行入法，否则社会实体经济无法从法律制度中汲取足够的支持，法律制度也无法为社会实体经济的健壮发展提供稳妥保障，两者脱节，甚至拖累实体经济的自我更新进度，都是任何人所不愿意看到的状况，因此我国的破产法律制度定位亟需加以转变。

篇2：浅谈西方艺术观念的历史变迁的论文

浅谈西方艺术观念的历史变迁的论文

论文关键词：艺术;再现;表现;形式主义;观念艺术

论文摘要：就历时的角度来说，西方艺术在观念上可区分为再现艺术、表现艺术、形式艺术和观念艺术，每一种艺术观念针对不同的艺术，适合解释特定种类的艺术。现代艺术从形式艺术发展到观念艺术，抛弃了艺术品的概念，不再强调审美价值，本身即成了艺术理论。

美学用语就像隐喻，我们必须时刻注意不要按字面意义去理解这种隐喻性表达。

—— H·G·布洛克

对“艺术是什么”这样一个涉及本质的观念问题，在后现代的今天被认为是应该抛弃的伪问题，它普遍地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也是无解的。迪弗在《艺术之名》中认为:“在这个由艺术显示并强化了的象征功能之外，人类命名为艺术的东西失去了同一性，分裂成为多种多样的艺术以及数不胜数的风格和样式”川。迪弗这里所说的艺术的多样性主要是就现代社会这一共时态来说的，艺术在我们时代分化为无数的种类和样式，艺术之名不再具有整合的能力，共名的艺术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应对艺术之名失去同一性的问题，波普尔的历史哲学提出了“情境逻辑”的概念，认为对这样一些价值概念，努力穷究其本质不如探讨其历史发展脉络。任何一个名词概念都有历史的所指，回到它的具体时代，在具体情境中探讨，是我们可以做应该做也是更具意义的事。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就是按照波普尔的情境逻辑重构了艺术发展的特定情境，告诉我们不同时代的艺术面貌，解释对于不同时代的人来说，艺术意味着什么，不同时代的艺术在社会中各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本文的写作也不期望能给出一个关于艺术的本质界定，只是希望通过对艺术观念的历史追溯，厘清艺术理论史上出现的主要艺术观念，尤其将重点放在疑问多多的现代艺术上，对其观念主张进行更深人的阐释，以对艺术有更深人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就历时的角度来说，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艺术，不同时代出现了不同的艺术观念，本文将历史上古往今来的艺术分为再现艺术、表现艺术、形式艺术和观念艺术四种，每一种艺术观念都试图从不同角度对艺术进行本质的把握，每一种艺术观念都适合解释特定样式的艺术，只有这样历时和整体的把握才能使我们对艺术的内涵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再现艺术

再现艺术观主要从艺术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来论述艺术，认为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艺术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而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古典主义都可以看作是这种艺术观念的遥远的回声。模仿说是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艺术理论，也是再现艺术观的滥筋。赫拉克利特最早提出“艺术模仿自然”，柏拉图也将艺术看作是对物质世界的模仿，只不过它与理念隔了三重。将模仿论发挥到完善境地的是亚里斯多德，由于亚里斯多德的巨大影响，模仿论影响了西方艺术理论将近两千年的时间，直至i8世纪由于人的主体灵魂世界渐受重视才逐渐式微，被随浪漫主义兴起的表现艺术取代，表现艺术逐渐占据艺术理论的主流位置。因而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亚里斯多德是第一个以独立体系阐明美学概念的人，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二千年。再现艺术观将艺术看作是对外在客观世界的摹仿或再现，是对世界的补充和完善，它从艺术与世界的关系人手，从艺术所模仿的客观世界的角度解释艺术，其着重点在客观世界而非艺术。因而在再现艺术中，艺术是次生的附属于客观世界而存在的，它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模仿物和再现对象。既然艺术是对世界的模仿，而按柏拉图的理解，艺术是永远不可能与现实相象，更不用说与理念接近了。亚里斯多德看到了诗歌胜于历史的一面，认为诗歌体现的是可然律和或然律，揭示的是普遍和一般的本质，因而超过了历史对于个别事件的记载。千年以来，正是因为亚里斯多德，再现艺术成了比历史更真实的本质存在。

但《现代艺术哲学》的作者布洛克将模仿与相似作了比较，揭示了模仿和再现艺术的“失真”的本质。布洛克认为“‘相似’是双向的或相互的，模仿却是单向的或仅指一方对另一方而言。换句话说，‘相似’是一种‘对称关系’，模仿则是一种非对称关系”，模仿一词即已宣告了艺术的不利位置。艺术既然是世界的模仿，它就有一个摹本，而艺术无论如何逼真、肖似，也仅仅只是逼真和肖似，它是永远也无法达到摹本的状态，更不用说超越摹本了。而再现一词相对模仿来说，似乎更可以感觉到艺术自身的价值，模仿一词似乎永远无法摆脱摹本，永远无法超越摹本，而再现似乎肯定了艺术世界存在的价值。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人们对于艺术的看法便主要强调其题材的价值。因为艺术努力要达到的目标是如客观世界般的真实，因而艺术价值的高低很大程度上与其所模仿的题材对象有很大的关系，题材重要，作品自然重要。西方古典观念将悲剧看作是高贵体裁，喜剧被看作是卑俗体裁，其原因也正是由于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悲剧模仿的是比我们一般的人要好的人，而喜剧模仿的是比我们一般的人要坏的人，现实中好人比坏人重要，艺术中悲剧自然也比喜剧高贵。就再现艺术来说，艺术并没有获得自己独立的地位，人们将艺术看作是工具、技巧，是为弥补和完善自然的手段和技艺，艺术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依赖于外在世界。

二、表现艺术

1、从再现世界到表现情感

如果说再现论主要从艺术与世界的关系人手解释艺术，表现论则从艺术品与创作者的角度人手来解释艺术。再现艺术观着眼于艺术的题材对象，着眼于艺术的再现能力、模仿能力，评价作品时称其逼真肖似生活和客观世界，便是对艺术的最高赞赏了。表现论则着眼于艺术品的独特魅力，并从观照艺术品人手过渡到对于创作者艺术家的浓厚兴趣。再现论的一个理论共识也是一种假设，即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且每个人眼中的世界都是固定的、同一的、永恒的，客观世界本身即可作为一个参照系来评价艺术是否真实，是否达到了最好的再现和模仿。表现论则逐渐发现世界的纷乱和差异，世界开始分化不再一统，且人与人间的差异日渐明显，他们从各个不同的作品人手，发现了人的巨大差异，发现了艺术家的独特品质和察赋。这种察赋在柏拉图那里被称为“神灵附体”、一种“迷狂”，在表现论这里则是天才和神似的创造者概念的出现。艺术家开始与创造、天才、神这样一些概念相联系，米开朗基罗最早被人用“神”来喻指，他的伟大创造力在作品中得到了恢宏的呈现。天才和创造这样的概念到18世纪浪漫主义时代才最终出现，标志着主体觉醒和个人化的时代的到来，与之相应的，则是浪漫主义所标举的表现观的出笼。

篇3：农民经济观念的变迁与小农理论的反思

农民经济观念的变迁与小农理论的反思

农民经济观念的变迁与小农理论的反思

关于近代社会心理和观念变迁的研究，学界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论着、论文可谓推陈出新，相关的专题学术会议也在最近几年先后召开。①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或以宏观叙述见长、或以精英阶层为认识重点、或以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为研究中心；相对而言，对于内地尤其是山区普通社会大众观念的研究，还显得不足。在近代国门大开，欧风美雨徐徐东渐、东西方市场日益接轨的大背景下，远离沿海和城市等发达地区的广大内地，尤其是山区的芸芸众生，他们对于这一席卷全球的近代化浪潮，从长时段和整体行为反本文为江西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项目“市场变迁与地域经济转型研究――以清末民初赣闽粤边区为例（项目批准号LS0702）的中期研究成果。

①分别参见：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版；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版；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李湘敏：《基督教教育与近代中国妇女社会思想观念的变迁》，《教育评论》19第1期；刘增合：《近代绅商与经济伦理观念的变迁》，《社会科学研究》第2期；逸民：《辛亥革命后中国人婚姻家庭观念的变迁》，《中华文化论坛》第1期；杨志昂：《晚清民法观念的变迁与清末民律的修订》，《南华大学学报》20第3期；赵可：《20世纪代新型知识分子城市观念的变迁》，《社会科学研究》年第5期；李长莉：《以上海为例看晚清时期社会生活方式及观念变迁》，《史学月刊》第5期；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第2期；郭德宏、陈廷湘主编：《中国现代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潮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版。

应来看，是“心存抵触”，还是“主动接受”？是“退缩”回农村、农业，还是多种兼业乃至积极进军工商产业？本文通过对地处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交界的寻乌县，清末民国时期其农民①就业、消费、生产经营观念和市场风险意识等经济观念的梳理与分析，对此作一简要探讨，以求进一步推动学界对农民问题的理论认识。

一就业观念的市场化发展趋势

近代以前，在传统统治者“重本轻末”、“重农抑商”这一宏观政策的调控下，寻乌县“民力稼穑，女勤纺绩”[1]，老百姓谋生和就业方式基本上以农耕为主，难以跳出传统“以农为本”就业观的圈子，与市场也只是保留着有限的交换关系。近代以降，在市场利润的刺激下，进军商业、圩镇和挤入商道谋生的寻乌人日渐增多。清末民初时期，进军墟镇从事工商业的寻乌人比比皆是。1930年毛泽东所作的《寻乌调查》中，就记载了这一时期多个进入寻城和墟镇新开店经商的例子。例如，家住南门城外钟周瑞的盐店（店开在东门城内），“开了二十多年”（到1930年为止，下同）；车头人邝明奎的新发昌盐店，“开了十多年”；家住东门外的何子贞，“民国十六年领了张帖子开豆行”；荣春祥，“小时候很穷，帮土豪管账赚了些钱，买点田起家”，在寻城开了家水货店，“资本七八百元”；19世纪中后期开始，范渊甫及其兄弟子孙等，先后开办经营了顺昌老店、兴记、达记、茂记、钧记、鸿昌、禄丰等7家商店；陈登祺（留车人），原来“穷得没有饭吃”，1925年来寻乌城“开了同来安店，兼做油行”；何祥盛，先是“摆摊子”，后“做水货生意发了财”；王菊圆（澄江人），“在澄江圩开了三个店，做水货、杂货及鸦片烟贩生意”；陈万保（廷岭人），“做猪贩，做烟土贩，开杂货店”。[2]（p58――59、67、75、86、102、114、115）

民国年间，寻乌“全县豪绅的领袖”潘明征（吉潭小杭村人），是进军商业和圩镇的杰出代表。他约生于清咸丰年间，其父亲手上只有80石谷田，至潘明征当家时，勤苦精干，家境逐渐富裕；在“力农致富”的同时，他先后在吉潭圩开有药店、杂货店，还兴办经营了一所长达近20年（1912――1930年）的“知耻小学”，1928年又在县城开办当铺。到20世纪20年代末，潘明征家产“共计价值三十万元，田地收租一万石左右”。国共内战后，他复在县城开药店，1936年开办运输公司――“新兴公司”，从汕头买回“福特”牌汽车1辆，经营汽车运输业务，其后，公司汽车发展到六七辆。抗战时期，他的公司主要经营赣东南和粤东北各县之间的米粮贸易。1939年，新兴公司请进技工王城立开办汽车维修厂，师徒3――4人，维修公司内外的汽车。以上各业获利丰厚。②[2]（p113）[3]（p12、128）

富裕阶层进军工商业的比例，据《寻乌调查》所载明的地主兼业状况统计，全县8个头等大地主中，兼营工商业者3家，占37.5％；113个中地主中，兼营工商业者20家，占18％；占寻乌地主总数48％的所谓“新发户子”的小地主，都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在城的17家地主中，经营工商业和曾经经营工商业者9家，占53％。[2]（p113――124、101――103）这个数据虽然是不完全统计，但或多或少反映了传统市场向近代市场转化过程中，寻乌富裕阶层进军墟镇、进军工商业的趋势和力度，也折射出了寻乌富裕阶层就业观的实际状况。

出于生存压力和发家致富的激励，众多缺乏资本和机缘开店的寻乌人，则利用自己天生的力气和地处边境的地缘优势，“农隙负贩米盐”[4]，成为来来往往的小贩和“挑脚”。刘步权（19生），原籍寻乌篁乡，他的祖父迁到寻乌城租田种，兼开伙店；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他19岁小学毕业后帮助家里经营伙店，并开始跟人合伙做生意，从唐江、信丰等地贩牛、猪到寻乌卖；40年代出生的古伟富（篁乡人），他家10姊妹，全靠他父亲挑米下龙川，挑盐回来，出卖后养活全家；1920年出生的陈亚魁（原籍平远县），22岁逃“抓壮丁”到寻乌后做了挑脚，“挑了十多年”，并在寻乌成家立业。③晨光镇上黄村的严水莲（19生），秋收以后农闲的几个月内，天天挑米下广东的罗浮、下兴宁，然后挑盐回来，挑担最远到过信丰；同村的严纯标（1929年生），17岁开始挑担讨生活，挑纸、红薯、米等下广东，挑盐、糖、洋油、花生油上来；井背自然村的汪广尧（19生），20岁开始挑担，做“盐上米下”的小生意；同村的汪

①近代中国社会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人们的就业和居住均难以脱离农村，即使是城市居民，其与农村的联系，也相当密切，具体到寻乌，则更是如此；因此，本文所指的寻乌农民，包括在寻乌居住和就业的所有人。

②温锐、游海华19寻乌县实地调查。

③温锐、游海华年寻乌县城实地调查。

良宾（1918年生），开始是挑担，二十七八岁开始学杀猪，以后一直以杀猪业为生。①寻乌城的水货店主张均益，在开店前是奔走于寻乌与梅县之间的专业挑夫；寻乌城靠“精苦勤干”摆水货摊子发起财来的有潘登记、何祥盛、罗义盛、刘恒泰、范老四等许多人，“他们有家，但没有开张门面的店，一、四、七挑着担子赶本城的圩，三、六、九又挑着担子赶吉潭的圩，这样子挣得几个钱”。[2]（p77）

笔者在寻乌访问的所有老人中（地主出身和读书人除外），几乎都挑过担，小部分是专业的挑夫（帮人家挑），大部分是自己从事小额米盐贸易或油盐贸易等。随着工商产业的变迁，一些传统的手工业（如制伞业、纺织业）逐渐走上了衰落的不归路，同时也有一些人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被甩出了原来谋生的行业，这些人大部分也挤入商道，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因此，在寻乌通往广东的商道上，终日是来来往往的贩夫走卒。例如，筠门岭、罗塘、下坝一路，仅石城、瑞金往梅县的米，“每天有约三百担过”，即至少每天有300个挑夫；因而罗塘与下坝之间，挑夫“如同蚂蚁牵线，络绎于途”；由筠门岭经过澄江圩下广东的油，“有四船（门岭肩挑到澄江下船），每船装油十二担”，每圩共48担，同路运来的豆，每圩约有80担，油豆两项合计128担，换言之，共需128个挑夫；从南康、信丰、安远、遂川等县经过寻乌贩卖到梅县一带的鸡，“每天少也有一百担，多的到百三十担”，也就是说，挑运鸡的脚夫每天至少有100多号人。[2]（p48――49）[5]（p2――3）另外，寻乌县城经牛斗光往梅县的大路上，“日有挑夫二三百人以上”②；由寻乌篁乡经兴宁之罗浮、罗冈到兴宁县城一线，也是“每日数以百计的挑脚力的穷人早出暮归两头断黑”。③[6]（p69）尽管“挑脚”纯粹是出卖劳动力，煞是辛苦，小买小卖的贩运生涯也不一定包赚不赔，往往还要冒相当的“赔本”风险。例如澄江镇凌富村凌虚波（18生），其祖父（时约60多岁）从寻城挑盐回家贩卖，得感冒后第2天就发病死去；前述寻城的刘步权，其贩牛的生涯中，就“被土匪抢了三次”，其中抢牛一次，抢钱两次；陈亚魁则说，曾有一段时间，挑担途中“有军队拦路，抓到充公”。④但是，大部分被访问人都表示更愿意挑担或做点小生意，因为“挑担比种田更划得来”，“挑烟叶赚得更多”，“比当长工自由”，更何况挑担可在农闲时进行，并不耽误农忙时的`种田。

与寻乌本县人进军市场相媲美，外省外县人奔赴寻乌寻求发展的可谓人数众多。因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2]（p42），明清以来，该县就是三省省际边贸的中心地带之一。近代以降，由沿海而来的涌动的商品经济大潮又一次为寻乌带来了商机，周边各地商人纷纷到寻乌抢摊设店，把握商机。仅《寻乌调查》中明确记载的、19世纪末以来外地人来寻城开店经商的就有：万安人的周裕昌盐店，在寻城“开了二十多年”（到1930年为止，下同）；泰和人的万丰兴盐店（和寻乌本地人合开），在寻城“开了四年”；王普泰（樟树人），原来在寻城开药店，1929年再开了一间洋货店；黄裕丰刨烟店（上杭人），“在寻乌开店开了两代”；涌泉号烟店（安远人），1928年新开的；李祥仁（南康人）“民国初年当了老板”，在寻乌城开造纸伞店；胡东林（赣州人）木器店，民国初年开办；他的亲戚薛某（也可能是寻乌人，调查中未载明，笔者注），1929年开了个小小木货店；另每年有10来个上杭师傅，来寻乌一二次，专门造风车和棺材；县城的三家打铁店，一家是安远人，两家是于都人；钟老板（会昌人）的爆竹店，“开了六七年”。[2]（p58、78、79、82――84、91）18世纪，尤其是近代以来到寻城开店谋生的客籍商人就更多。

①温锐、游海华1999年寻乌县晨光镇实地调查。

②温锐、游海华1999年寻乌县城实地调查。

③温锐、游海华1999年寻乌县实地调查。

④温锐、游海华1999年澄江镇、寻乌城实地调查。

在众多奔赴寻乌抢摊设店、寻求商机的工商业者中，粤东各县人表现活跃，引人注目。例如，《寻乌调查》中明确记载的、19世纪末以来粤东各县来寻城开店经商的有：平远人韩祥盛开设的盐店；兴宁人罗义成，“他到寻乌有了三十多年，发了财，开杂货店也有十大几年了（十五年以上叫十大几年）”；潮州人池某（原是篁乡人，小时因家穷卖给潮州池姓药商），“到寻乌开药材店，本钱千元内外，就当起老板来”；兴宁人何（裁缝）师傅，“原先在留车开店，民国九年搬到县城来”；()兴宁人刘俊记，1928年来寻城开设打洋铁店；同年，梅县人叶公昌，来县城做修理钟表的生意。[2]（p58――59、63、77、92、93）另外，寻乌出口广东的茶叶和木材，每年都是“兴宁客子”亲自到寻乌来收买；每逢寻乌城的圩日，很多梅县人或大柘人，“挑来一担盐，兑一担米回去”，因而，米生意成为寻城最大的一宗生意[2]（p53――54、93）；于此可见从事米生意的人数众多。1935年，平远石正人吴金章购进石印设备，在寻城开办“金章印务局”，后采用机器和铅字印刷。[3]（P12、128、366）另据笔者调查，在寻乌，几乎每一个屋场（农民居住点）都至少有一个广东人（尽管他们不都是商人，但是通过此一现象，不难想象广东来寻乌谋生者众多的情况）；今天的寻乌和筠门岭一带还流传着“无广不成墟，无广不成岸”的口碑史。①而据新修的《寻乌县志》记载，1927年以后寻乌城相继开业的银店有10余家，载明籍贯的业主共有4人，其中梅县人就有3人。[3]（p199）另据《寻乌调查》记载，1930年前后，寻乌城135位店铺业主中，载明粤籍籍贯之业主共13位（分属6个行业），占其所在行业总业主（34位）的38％，占寻乌城载明客籍总业主（37位）的35％。②“商贾饶于程，本多者非土着”。[4]

正是由于众多劳力进军城镇或工商业，造就了寻乌县这一中国东南山区墟镇和商品经济的相对繁荣。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寻乌县，超过县城生意的墟镇居然有3个，依次为吉潭、牛斗光（今南桥镇）、留车。[2]（p55）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吉潭墟，每日来往停留商车仍“达三四十辆之多，颇称繁荣”。[7]

篇4：市场营销观念的50年变迁

市场营销观念的50年变迁

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市场营销学(Marketing)作为一门应用学科，甚或一门艺术，已越来越多地引起商界人士的高度重视。然而，从理论上看，市场营销学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根本原因还在于它作为一门学科在理论上的不断发展创新，而且这种发展或创新动力总是源于市场经济之需要，几乎同时又能指导或服务企业的市场经营活动。自19哈佛大学学者J.E.哈格蒂(J.E.Hagerty)出版第一本《市场营销学》以来，市场营销学领域的新概念不断涌现，尤其是二战后以来，随着主要西方国家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适应指导新形势下企业市场营销的新概念如雨后春笋，不仅从理论上，更在实践上推动了市场营销的“革命”。

20世纪50年代，被当代市场营销学泰斗、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菲利浦・科特勒(Philip Kotler)称为市场营销学发展的黄金年代。

50年代出现的全新概念对市场营销学与市场营销行为的影响可以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Company)约翰・麦基特里克(John B.Mckitterick)1957年提出的“市场营销观念(Marketing Concept)”来概括。市场营销由从前的以产品为出发点、以销售为手段、以增加销售获取利润为目标的传统经营哲学，到以顾客为出发点、以市场营销组合为手段、以满足消费者需求来获取利润的市场营销观念的转变，被公认为是现代市场营销学的“第一次革命”。这一“革命”要求企业把市场在生产中的位置颠倒过来，过去市场是生产过程的终点，而现在市场则成为生产过程的起点，过去是“以产定销”，而现在是“以销定产”。重视消费者需求并以之为起点的市场营销活动，使消费者实际上参与了企业生产、投资、开发与研究等计划的制订。这些新概念和新理论不仅导致了销售职能的扩大和强化，而且促使企业的组织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巨大变化，销售部门不仅从企业的其他职能部门中独立出来，而且成为企业市场活动的核心部门。

60年代是市场营销学发展的又一个黄金的十年。

它们使50年代诞生的“市场营销观念”进一步系统与深化。

70年代是二战后经历了五六十年代黄金发展时期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重新面临动荡不定的年代，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经济滞涨等严峻的宏观营销环境使得微观市场营销面临新的挑战。 在70年代的经济冲激和消费领域的社会问题压力下，市场营销学词典中还增加了“战略营销(StrategicMarketing)”、“宏观营销(Macromarketing)”、“理智消费(IntelligentConsumption)”、“生态主宰观念(EcologicalImperativeConcept)”等新概念。这一时期值得特别指出的一个新概念是G.L.休斯塔克(G.LynnShostack)于1977年在美国《市场营销杂志》(JournalofMarketing)上提出的“服务营销(ServicesMarketing)”，她对此概念的论述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70年代后期以来产业结构日益服务化对市场营销的影响。

80年代西方经济虽然发展缓慢，但却是市场营销学发展史上的又一个成果丰硕的年代，这一时期诞生的重要的新市场营销学概念包括：

1981年 “营销战(Marketing War)”，雷维・辛格(Ravi Singh)和P.科特勒； “内部营销(Internal Marketing)”克里斯琴・格罗路斯(Christian Gronroos)

1983年 “全球营销(Global Marketing)” 西奥多・莱维特

1985年 “关系营销(Relationship Marketing)” 巴巴拉・杰克逊(Barbara BundJackson)

1986年 “大市场营销(Megamarketing)”及“直销(DirectMarketing)”P.科特勒

其中最为辉煌的成就当属科特勒的“大市场营销”理论，它先是将市场营销组合由E.J.麦卡锡的4Ps组合扩展为6Ps组合,即加上了2Ps：Political Power(政治力量)、Public Relations(公共关系)。科特勒认为，一个公司可能有精湛的优质产品，完美的营销方案，但要进入某个特定的地理区域时，可能面临各种政治壁垒和公众舆论方面的障碍。当代的.营销者要想有效的开展营销工作，需要借助政治技巧和公共关系技巧。后来，他又将之发展成为10Ps组合理论，即在6Ps组合的基础上加上新的4Ps组合，即Probing(市场研究)、Partitioning(市场细分)、Prioritizing(目标优选)、Positioning(产品定位)。不久，科特勒在上述10Ps组合的基础上再加上了第11个P，即People(人)，意指理解人和向人们提供服务。这个P贯穿于市场营销活动的全过程，它是实施前面10个P的成功保证。该P将企业内部营销理论纳入市场营销组合理论之中，主张经营管理者了解和掌握职工需求动向和规律，解决职工的实际困难，适当满足职工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以此来激励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大市场营销组合”理论将市场营销组合从战术营销转向战略营销，意义十分重大，被称为市场营销学的“第二次革命”。

刚刚过去的90年代更是一个市场营销发展史上具有伟大划时代意义的年代，Internet在市场营销领域的应用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全新的电子商务(electronic commerce,简称EC)时代。早在1987年，P.科特勒就曾经预言，20世纪90年代将开创一个“市场营销系统(Marketing System)”的新纪元。市场营销活动在迈向21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将从营销技术、营销决策、营销手段等方面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新的市场营销革命正在孕育之中。未来新的市场营销观念大都与发达的加工制造技术、电信和信息技术以及日益全球化的竞争趋势紧密相连，它们是“定制营销(Customized Marketing)”、“网络营销(Network Marketing)”、“营销决策支持系统(Marketing Decision-making Support System)”、“营销工作站(Marketing Work Station)”，等等。然而，互联网自身及其在市场营销领域的迅猛发展和对市场营销观念与行为的巨大影响远远超出了这位市场营销学泰斗十年前的“大胆预言”。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商务，是使用电子技术的方式来实现市场营销目标的新途径，而且发展迅猛。年美国公司间EC成交额为56亿美元，年上升到160亿美元；20美国消费者通过万维网(www.*.com)购买的产品和服务将达到1997年的14倍，EC交易额将占GDP的15％。

EC环境下的市场营销观念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4Ps或6Ps营销观念，网络经济下产生的虚拟组织不再需要地理上的营销渠道，也不需要存储清单，不需要大而固定的营销场所，就可以实现全球化

业务，网络使企业失去地理疆界。市场营销行为不受时空限制，全球化、全天候的服务使交易更加便利；EC打破了传统职能部门依赖于分工与合作的“串联组织模式”来完成整个任务的过程，而形成了“并行工程”的营销思路：在EC构架里，除了公司的市场部和客户打交道外，其他职能部门也可以通过电子商务网络与客户频繁接触。原有各工作单元之间的界限被打破，重新组合成了一个直接为客户服务的工作组；EC可以更快捷更准确地捕捉顾客光临网站的各项信息，以此来了解顾客的偏好，预期新产品概念和广告效果，最终使顾客参与产品的设计，从而使“接单后生产(build to order,BTO)”和一对一的、高质量的、个性化的“定制产品(customized products)”和“定制服务(customized services)”不再是富人的专利

篇5：公允价值变迁:理论与现实的博弈论文参考

公允价值变迁:理论与现实的博弈论文参考

【摘要】从理论上来说，某些经济业务必须用公允价值计量，但从现实来说，用公允价值计量并不一定会对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利。其原因在于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性。本文以美国会计为例，分析了公允价值的历史变迁过程，总结了公允价值历史变迁的规律，并做出了展望。

【关键词】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经济后果；金融危机

一、引言

公允价值是会计理论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此前作为防范金融风险利器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却被一些银行家指责为“帮凶”， 他们认为公允价值计量规则严重恶化了信贷危机。公允价值究竟何去何从？本文将从公允价值历史变迁的角度出发，论述理论和现实两方面力量在公允价值问题上的博弈过程。首先从理论上论证运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必要性，从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观出发论证在现实中公允价值计量的经济后果；然后分析美国会计的公允价值的历史演变过程；最后，总结公允价值历史变迁的规律并做出展望。

二、公允价值计量：理论和现实的观点

(一)理论的观点：公允价值计量不可或缺

会计计量在会计理论中占有核心地位。会计的计量属性分两大类：历史成本和现行成本。现行成本包括公允价值、现值、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等。

现代会计的计量模式是一种多重计量模式，即会计核算中包含多种计量属性。其中，公允价值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计量属性。现代会计运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

1.会计目标的转化。会计的目标已经由单纯的“受托责任观”转化为“经济决策观”和“受托责任观”并重。而要体现会计信息的决策相关性，公允价值的运用就成为必然。

2.新型经济业务的出现。会计是经济环境的产物，会计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新型经济业务的出现使得原有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不能满足会计计量的要求。例如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后，就不可能再用历史成本来计量与此有关的经济业务，而只能采用公允价值来计量。

3.资本市场的发展。会计与资本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资本市场的发展要求会计向投资者(或股东)提供更相关的、面向未来的会计信息。这就要求在会计核算中运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二)现实的观点：公允价值计量具有经济后果

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性，即会计信息会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造成影响。某些特定的会计信息可能有利于某些利益相关者，而不利于另一些利益相关者，这就会使各类利益相关者为争取有利于自己的会计信息而互相“斗争”。

既然采用不同的计量属性会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那么，采用不同的计量属性就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下面将分别阐述公允价值计量对几类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1.对投资者的影响。

(1)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有利于投资者获取更多关于净资产保值、增值的决策相关信息。

(2)公允价值计量增加了投资者的契约监督成本。因为运用公允价值的过程中涉及到更多的会计估计，这就有可能会出现人为的操纵，必然使投资者付出更多的契约监督成本。所以，投资者要综合考虑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后的信息收益和监督成本，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对投资者来说才是有利的。

2.对债权人的影响。

(1)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有利于债权人获取更多关于企业偿债能力的决策相关信息。

(2)与对投资者的影响相类似，公允价值计量也增加了债权人的契约监督成本。所以，债权人同样也要权衡收益和成本的大小问题。

3.对客户和供应商的影响。对客户和供应商来说，公允价值的应用有利于他们更好地评价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因为公允价值着眼于现在和未来，所以，公允价值计量产生的会计信息能更好地满足客户和供应商的信息需求。从理论上来说，客户和供应商也有监督成本问题。但一般来说，客户和供应商都是“搭便车者”，他们一般不会主动去监督企业的经营运作及信息披露。

4.对管理层的影响。

(1)公允价值计量增加了管理层的盈余管理空间，管理层会利用公允价值计量生产出有利于自己的会计信息。例如，增加企业利润以利于自己的期权报酬等。

(2)因为公允价值计量的技术含量较高，所以需要企业雇用更高素质的会计人员，这就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当然，一般而言，管理层所获的收益是大于成本的。

5.对政府或政府组织的影响。公允价值计量使政府可以获得更及时和相关的经济信息，有利于政府作出宏观调控决策。但和前文分析类似，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增加了人为操纵会计信息的可能性，这就需要相关的政府组织(如证监会)强制企业委托注册会计师进行更为严格的审计。

6.对会计准则制定者的影响。会计准则制定者在决定新制定的会计准则是否要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时，既要从理论上充分论证，又要充分考虑各类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所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运用效果如何将直接影响到会计准则制定者的工作成效。

三、公允价值变迁：理论与现实的博弈

(一)概述

美国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其会计研究和实务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故本文以美国会计为例，从公允价值历史变迁的角度出发，分析理论与现实两方面力量在变迁过程中的博弈。

(二)变迁过程

美国是研究公允价值最早、也是研究成果最丰富的国家。公允价值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18史密斯与阿迈斯一案的高等法院判例。在该判例中，高等法院决定投资者应予容许按投资财产的公允价值，而不是按历史成本来获得公正的利润。这一判例后来被1944年联邦电力委员会与霍普天然气公司的案例所推翻。会计上最早提出公允价值概念的是美国著名会计学家William Paton。1946年3月，他在Journal of Accountancy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会计中的成本和价值”的文章，文章中提出了公允价值(Fair Value)的概念。

1967年12月，会计原则委员会(Accounting Principles Board，简称APB)发布的《1967年总括意见》中要求企业对应付债务用现值法进行摊销。这可能是美国现有会计文告中应用公允价值的最早记录。此后，APB又在其发布的第16、18、21、29号意见书中要求企业对一些资产运用公允价值计量。

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使用公允价值计量股票投资、应收应付账款、债务重组、租赁资产、非货币性交易涉及资产和油气行业保留产量支付权益等。

20世纪80年代，在对金融工具(特别是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和披露上，历史成本计量开始显示出其“软弱性”。许多金融机构按历史成本计量，虽然显示“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健康”的财务状况，但实质上已经陷入了财务困境。许多投资者认为，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下的财务报告不但不能为投资者发出预警信号，甚至会误导投资者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为此，他们强烈呼吁FASB重新考虑历史成本计量模式是否适合于金融机构。但是，鉴于研究公允价值的理论还不够成熟以及金融界反对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压力，FASB在这一问题上一直没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一时期，美国只是扩大了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类项目。在这一期间发布的与公允价值有关的16个会计准则中，FASB对公允价值的定义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针对特定资产的公允价值估价方法。

1990年9月，时任SEC主席的Breeden在美国参议院的银行、住宅及都市事务委员会上指出：历史成本模式下的财务报告对于预防和化解金融风险于事无补，并首次提出了应当以公允价值作为金融工具的计量属性。这一讲话推动了会计领域的`会计计量改革。FASB于1991年10月正式制定有关公允价值的准则。有关公允价值的会计准则的出现，在美国会计界和金融界引起强烈反响。

进入21世纪后，美国对公允价值的研究和应用日趋完善。2月11日，FASB正式发布了第7辑财务会计概念公告《在会计计量中使用现金流量信息和现值》，为在初始确认或新起点计量(fresh-start measurement)时使用未来现金流量作为会计计量基础以及发挥利息法在会计摊配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指导框架。此框架为以后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

6月23日，美国FASB发布了“公允价值计量”的征求意见稿。9月15日，FASB就公允价值计量发布了正式准则：第157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SFAS NO.157)：公允价值计量。该准则统一了以前发布的准则中的公允价值的定义，明确提出“脱手价计量目标”，全面引入“市场参与者观”，并制定兼顾计量和披露的“公允价值层级”。该准则从立项到发布历时三年多。此准则之所以如此“难产”，是因为其一旦实施，对某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将造成重大影响。所以，这其间存在着各种力量的博弈。不过， FASB最终还是克服重重阻力，发布了单独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

从上述美国公允价值的变迁过程可以看出，理论和现实两种力量在公允价值相关准则的制定过程中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动态博弈。下面将通过一个典型案例来进一步论证理论和现实两股力量在公允价值变迁中的博弈过程。

(三)典型案例分析：20全球金融危机

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纷纷寻找原因。美国一些银行家认为公允价值计量规则严重恶化了信贷危机。

20世纪80年代，美国曾发生过严重的储蓄和贷款危机，400多家金融机构因为问题贷款而破产。投资者为此遭受巨大损失。人们发现，这些金融机构利用会计手段掩盖问题贷款。因此，人们开始反思历史成本计量模式，而倾向于用公允价值计量金融产品。

然而，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如今却被指责为导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按照现行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金融机构必须把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列报在财务报表中。因为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下降剧烈，所以导致与抵押有关的证券资产提取了巨额的减值损失。这些金融机构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或放大了金融危机，目前受打压的价格反映不了这些资产的长期价值或真实价值。代表金融机构利益的美国银行家协会在9月中旬前先后致信相关管理当局，要求修改公允价值会计准则。

但是，会计界和一些经济界人士并不认同上述意见。他们认为，公允价值计量准则从理论上来说是比较完善的。改变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准则，将会误导投资者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他们指责金融机构对该准则采取双重标准：在金融产品价格上涨时，金融机构乐意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在金融产品价格下跌时，却反过来指责公允价值计量原则。

2008年9月16日，雷曼兄弟正式申请破产。这标志着全球金融危机开始爆发。

美国政府提出了规模达7 000亿美元的救助方案。部分国会议员把修改公允价值计量准则跟救助方案联系了起来。他们认为修改该准则将有助于帮助纳税人减少数十亿美元的救助成本，从而将会计准则的变动提升到减少纳税人损失的高度。

9月26日，美国众议院否决救助法案后，对会计准则的指责达到了顶点。众议院一些议员将暂停公允价值计量与否决金融救助方案联系起来，要求停止公允价值计量规则。

鉴于金融界和政界的强大压力，会计界不得不对自己所坚持的立场有所松动。9月30日，美国证监会和FASB公布了有关公允价值计量的澄清说明，指出在市场不活跃的情况下，管理层可以采用自己的金融模型和判断进行计量。虽然这是对银行家和一些政治家的妥协，但也守住了公允价值计量的底线。值得深思的是，这一规定跟中国20出台的新准则对有条件地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规定颇为类似。

10月3日，美国FASB就《在不活跃市场下确定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公开征集意见，并在10月10日正式发布该准则修订稿(FAS157-3)。该文件中仍然坚持公允价值定义，当相关市场可观察数据无法获得时，可以使用管理层关于未来现金流和折现率风险调整的假设。但是美国银行家协会主席Edward L. Yingling似乎并不满意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所做的修改，他继续呼吁美国的相关管理部门向会计准则制定部门施压。

这一场博弈还没有完结，理论和现实究竟会形成怎样的博弈结果，让我们拭目以待。

四、总结和展望

会计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又反作用于实践。鉴于会计学科本身所具有的两面性——技术性和社会性，在公允价值计量这个问题上，理论和现实会持续博弈下去。只要会计存在一天，这样的博弈就不会终止。

【主要参考文献】

[1] 王诚军.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是“帮凶”？[N].中国证券报，2008-10-31.

[2] 葛家澍.中级财务会计学(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430.

[3] 张斌辉.公允价值计量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以新企业会计准则为例[D].厦门大学申请硕士学位论文，2008.

[4] 樊懿芳.公允价值会计在美国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J].审计月刊，2008，(5)：47～49.

篇6：论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理论的变迁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陈周旺  张爱阳

内容提要：文章就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与变迁作了较全面的论述，总结归纳出三大不同时代的公共行政理论及其变迁的价值取向。

70年代以来，世界各主要西方国家兴起了大规模的行政改革运动，目的是要变革传统公共行政机构臃肿、体制僵化、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的缺陷，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要求。由此，在改革的不同时期，相应地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公共行政理论，作为“治道变革”的基础。

一、70年代：新公共管理理论

西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坚持行政活动与政治活动相分离，古德诺、威尔逊等人把政治视为国家法律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而把行政视为法律和政策的执行领域，认为行政人员要恪守“价值中立”原则，不干预政治事务。政治活动追求民主，行政活动作为政治意志的执行，追求的则是效率。一般认为，集权比民主更有利于提高效率。在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指导下，就形成了集权型的行政体制。集权体制导致行政机构越来越庞杂、僵化，行政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下降，在“价值中立”的口号下，行政人员日益失去对自身工作的责任感，因为任何个人都毋需对公共行政活动真正负责。

随着70年代政府干预经济的深化，公共行政事务越来越纷繁复杂，变化不断的市场也对公共行政的适应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公共行政一方面要保证效率，另一方面又要突破传统局限，使公共行政活动与社会民意相衔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提出以“行政民主化”为核心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目的是建立一套崭新的行政权力复合型结构，在此基础上通过行政机制的更新来实现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在行政体系内部，奥斯特罗姆认为必须把公共行政组织的'命令权限制在最小程度，要求在公共行政组织内部对权力进行分解，每一个行政部门都具有相对独立的权力与责任，形成无数权力中心，这样在行政组织内部就能实现相互制衡，避免出现个别官员或个别部门说了算的行政局面。同时，在行政体系与社会相联结的环节上，通过设立调研制度、听证制度等机制和一定的程序，确保公众对政策提出意见的权利。

奥斯特罗姆认为，复合型的行政权力结构可以给公共行政带来两个方面的变革。第一，以公众为中心而不是传统上以官员为中心。公共行政是为公民服务的，因而必须从公民的需要出发来开展活动，摒弃传统的以官员偏好凌驾于社会偏好之上的做法。第二，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由于具有决策责任，公共行政不能片面追求效率，而要从更高的层次追求行政活动的“好”与“坏”，这取决于行政决策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民意，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就是一个重要的制度保证。奥斯特罗姆强调民主的公共行政“不能与民主政治中内在的公共控制进程相分离”，换言之，公共行政必须以充分的民意表达为前提。

公共行政的这种决策多元化、管辖权多元化的模式，对于在变化急剧的经济条件下保证公民福利，具有特别的意义。但是这一模式几乎不可避免地出现职能的重叠和权位的冲突。进入80年代，西方国家保守主义重新抬头，政府对自身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减少了对市场的干预。以强化政府管制为基础的公共管理理论也就逐渐被新公共行政理论所取代。

二、80年代：新公共行政理论

新公共管理理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共行政过分集权的弊病，然而对于提高公共行政效率，则显得无能为力。对效率的追求，是由公共行政的执行

[1] [2] [3]

篇7：“榆中”城址变迁论文

“榆中”城址变迁论文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设榆中县，属陇西郡。今榆中属甘肃省兰州市，县级行政区域及县府城名，在兰州东南80千米，东经104.06°北纬33.50°处。依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时期榆中没有确切城址，只是一片广阔的区域，属林胡，位置大致在东经107°-112°北纬38°-41°，地域主要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陕西西北端，大体在黄河几字湾内东半。谭集西汉凉州刺史部图上才有了古代的榆中城，属凉州刺史部金城郡，位置在东经103.55°北纬36.02°，在今兰州正东方。东汉未变。到了三国魏时，榆中仍在今兰州的正东，但城址似乎向西移动了一点，而且成了金城郡的首府(而金城却不是首府)。西晋时属秦州金城郡，也是首府所在地。十六国时属前赵，位置依旧，但不再是金城郡府(郡府在子城，亦非在金城)。南北朝时属北朝魏之河洲金城郡，位置依旧。隋唐五代十国时期，谭其骧的图集中没有榆中这个地名，可能与这一时期金城郡属于吐蕃版图有关。从此经宋辽金元明一直到清，谭集未再标注榆中，说明自南北朝以后榆中在历史事件中不再扮演重要角色。

这里产生二个问题：一是榆中故城何时迁到现址;二是为什么北朝魏以后史事记录不再有榆中之名。

一、榆中故城迁移

榆中什么时候由故城迁至今地现在就只有靠猜测了。假设榆中曾一度迁入今址，那么在什么时候?清代耿喻《金县志》“城郭”条：“尝按邑城创自元至元间，历时增修，坚致牢实，当时称为铁。”金县即今榆中县。然而，此材料仍不能帮助我们断定榆中位置更改的时间，只能肯定此城非榆中城迁移而得。可以断定在此之前如果有个榆中城在附近也早荒废了，如果假设榆中城曾迁至此也在足以颓圮的时间之前。

榆中最初为羌人所据，羌人从远古起就开始迁徙。周代羌人大的内迁有两次。秦汉以来内迁更趋频繁。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从张掖、天水、陇西三郡各取两县，设置了金城郡，郡治允吾县。今榆中县东部属天水郡勇士县。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年)省金城郡属县并入陇西郡，次年恢复金城郡。汉安帝永初四年(1)将金城郡治迁至陇西郡襄武县(今陇西县)，延光三年(124年)迁回原治。三国时榆中属魏凉州金城郡，郡治榆中县(按谭集非现址)。西晋沿置，西晋末年天下大乱，进人十六国时期行政建置更改纷乱。前凉榆中县属金城郡，郡治榆中县(按谭集非现址)。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前秦灭前凉，占领凉州金城、广武二郡，但未曾过黄河占有榆中县。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年)西秦灭南凉，榆中属金城郡。太元十年(385年)西秦在其辖境内置苑川等十二郡，筑苑川勇士城(在今榆中县境内)为都城，太元十三年迁都金城县(今西固城一带)，太元二十年(395年)复迁都苑川勇士城。北魏在汉榆中县地设榆中镇，后在今榆中县境设子城县，属临洮郡。从这些材料无法判断榆中何时迁入今址，但上述材料中汉羌的.进退伸缩和建置的频繁变动，为榆中的内迁提供了可能，也为这一迁移的短暂性提供了可能，其中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年)省金城郡一事与榆中内迁之间有关的可能性最大。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冬，北宫伯玉在河湟地区举兵反汉，金城郡治又迁至榆中县。当时郡治在允吾，位于浩水(今大通河)之东，既然河湟地区发生反叛，金城郡治的迁移应远离叛区，那么此榆中县当在允吾之东。《后汉书·董卓传》说，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十一月，“章、遂败走榆中，温乃遣周慎将三万人追讨之。温参军事孙坚说慎曰：‘贼城中无谷，当外转粮食，坚愿得万人断其运道，将军以大军继后，贼必困乏而不敢战。若走羌中，则凉州可定也。’慎不从，引军围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园峡，反断慎运道。慎惧，乃弃车重而退。”新修《榆中县志·附录》认为，此榆中即在兰州东岗镇，葵园峡即桑园峡，所依据的就是这一史料。此一点张国常《重修皋兰县志》早有主张，“案《汉书》灵帝中平二年周慎围边章韩遂与榆中，章遂分兵屯葵园峡，断慎运道。疑即此峡。方舆纪要谓榆中、葵园峡俱在兰州西，殊误。”然而以东岗镇的地形，北为滔滔黄河，南为大山，稍知军事者都知道，在如此狭窄的空间，边章韩遂是断难分兵到桑园峡去而不被周慎的三万围兵发现的。所以，周慎当时围的“榆中”一定不在东岗镇，而在兰州西面某地，但也一定不在最早的位置。因为若此“榆中”仍为大通河下游，那么已经在“羌中”了，孙坚说“若走羌中”就不能成立了。

综合以上材料可以得出结论，榆中故城最早在大通河(浩水)下游区域，后一度迁至今榆中城附近，最迟在东汉灵帝之前榆中城再迁至兰州西某处，民国时以此为金县县城命名就是现在的榆中城。这样，历史上有关榆中故城记载中的各种说法就都能成立，不存在是非之争了。

二、北朝魏以后不见榆中地名

这与北朝魏以后的州郡县建制变化有关。据张国常《重修皋兰县志》卷二“沿革”载，北魏孝明帝时复置金城郡，郡治子城县，属河州。正光五年(524年)废榆中镇，复置榆中县，属金城郡。北周废榆中县，其地并入子城县。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置兰州，以皋兰山为州名，领金城郡，金城郡领子城县。开皇三年(583年)废郡存州，将金城、武始、广武三郡并人兰州;废勇田县，在今兰州城区置五泉县。兰州领子城、五泉、广武、狄道四县，州治子城县。隋代的兰州大致在今兰州市辖境范围。隋炀帝大业三年(6)改州为郡，兰州改称金城郡，子城县改为金城县，为郡治。以上均未用“榆中”之名。

唐高祖武德二年(6)复置兰州，废金城县入五泉县，为州治;兰州领五泉、广武、狄道三县。后又改五泉县为金城县。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兰州为金城郡，改金城县为五泉县。天宝三载(744年)析金城郡狄道县置狄道郡，金城郡领金城、广武二县。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复改郡为州，金城郡复名兰州。次年改广武县为金城县。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占领兰州。吐蕃在河陇地区沿袭唐朝制度，亦设州、县，州设大都督，县设都督，亦未用“榆中”之名。

五代至北宋初年，吐蕃衰落，在今兰州地区散居吐蕃部落。是时，党项族崛起，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赵元昊夺取河西，占有今榆中之地。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收复兰州，为防御西夏进攻筑金城关。宋徽宗时在兰州城置兰泉县。北宋兰州辖境在今兰州市黄河以南地区，辖一寨四堡，即龛谷寨(今榆中县小康营)和东关堡(今东岗镇一带)、皋兰堡(今西固区关山附近)、阿干堡(今阿干镇)、西关堡(今西固城附近)，皆未用“榆中”之名。

宋高宗建炎五年金占领兰州，撤兰泉县并入兰州，金代兰州辖定远(今榆中县定远镇)、龛谷(今榆中县小康营)、阿干(今阿干镇)三县，东关(今东岗镇一带)、质孤(今榆中县来紫堡)、西关(今西固城附近)三堡。后西夏攻占兰州，金以龛谷、定远二县置金州，治龛谷县。蒙古灭西夏和金之后占领兰州和金州，撤阿干县入兰州，撤定远县、龛谷县入金州。元代兰州、金州属陕西行省，县级以上机构均未用“榆中”。

明代于洪武二年(1369年)攻取兰州，降兰州为兰县、金州为金县(治所移至今榆中县城)，属陕西布政使司临洮府，未用“榆中”之名。洪武三年(1370年)置陕西都司兰州卫，指挥使驻兰县。成化十三年(1479年)升兰县为兰州，辖区不包括今榆中县。

清初沿明制，兰州、金县仍属临洮府。康熙五年(1666年)清廷析陕西省置甘肃省，将甘肃巡抚自凉州(今武威市)移驻兰州，并将甘肃布政使由巩昌府(今陇西县)迁至兰州，兰州成为省会。乾隆三年(1738年)临洮府移驻兰州，改称兰州府，改兰州为皋兰县，为府治。兰州府领狄道州、河州、皋兰县、金县、渭源县、靖远县，其中皋兰县、金县在今兰州地区，没有“榆中”之名。

直到民国8年(1919年)改金县为榆中县，在沉寂近千年后“榆中”又成为一级行政区名。

篇8：大学生就业观念论文

有关大学生就业观念论文

作为大二的学生在不久以后即将踏入社会，开始我们人生中的又一个旅程。走出校园，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择业。以下是“大学生就业观念论文”，希望能够帮助的到您！

随着时间的发展已成为大学生面临的严峻问题。选择什么样的具体职业应该根据每个人的潜能和特长来确定。要量体裁衣，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行业的更加细化，与此相对的职业也更加多样化，这一情势为具有不同潜能和特长的个人寻求更符合自身条件和兴趣的职业，创造了日益广阔的前景。因而，当代大学生在选择职业时，要正确判断自己有哪些潜能和特长，力求做到对号入座。

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下，高速发展的中国并不能独善其身，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经济危机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经济危机下，很多公司开始裁员，招聘需求大幅减少，这使得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压力异常巨大，尤其是大学生就业问题异常突出。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指出：预计到20底，将有100万名大学生不能就业，2011年还将有592万名大学生毕业面临找工作，大学生就业问题非常严峻。

主体：问卷的设计

制作问卷时，我们力求所选题目确切、简洁、针对性强。并遵守以下几点：问卷主题明确，所有设问都必须与主题有关;言语简明准确，以免影响理解和答问;问卷项目由浅入深，并注意期间的来联系，使被调查者可以连贯做答;设问切合实际，充分考虑被调查人的差异。

一、调查概况

此次调查问卷主要对毕业生的择业价值取向、薪酬标准、就业地点、专业满意度、择业心情、就业服务等问题进行调查。调查采取随机抽样形式，管理类的文科学生，也有技术应用类的理工科学生。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100份，实际回收的有效问卷78份，有效率为78%，其中男生占34.6%，女生占65.4%。由于在抽样调查中，充分考虑了样本的代表性和性别比例的协调性，因此此次调查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当前2011届毕业生择业心态。为方便学生答题，问卷均采用选择题形式，分为单选和多选。为了让我们的调查问卷更真实有效。所以我们在人员学历的选择上针对不同学历的人都选了30%左右的人。在我们的调查中有70%的人是来自农村，剩下30%是来自城市和县镇。

二、调查结果及其分析

1 、关于就业形势与自身就业前景评价

关于目前社会的就业形势，91%的调查者认为“形势严峻，就业比较难”，分别有3.8%的调查者认为“形势正常”和“不了解”，而认为“形势较好，就业容易”的有1.3%。可见，绝大多数毕业生对当前的就业形势的严峻性已有了一定的认识。

在对自身就业前景评价方面，多数毕业生则显得较为自信，调查表明，对就业前景持一般态度的调查者占56.4%，20.5 %的毕业生对自身就业前景比较乐观有信心，14.1%的调查者表示不乐观，而9%的调查者则表示不知道。对此的解释可能有两种，一是毕业生已在择业前做好了不太充分的准备，加之金融危机的到来，加大了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二是毕业生尚未进入求职面试的高峰期，对求职的艰辛认识不够。随着求职面试的高峰期的逐渐到来，迷茫的同学的比例还会上升。这就需要就业工作者深入了解他们的困惑所在，有针对性地加强就业指导，以使他们及时调整好心态。

2 、关于升学和工作的选择

在升学和工作的选择上，79.5%的调查者选择工作，11.5%的人选择升学，而2.6%的调查者选择考公务员，还有7.7%的调查者选择了回家创业。可见，在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很多同学想在国家的优惠政策下，自主创业，减少就业的压力，锻炼自己的能力。这些人是需要大力扶持的。

3 、关于就业的影响

在就业决策时，有39.8%的调查者受父母的影响比较大，有3.8%的调查者表示会受老师的影响，还有5.1%的调查者比较相信自己的朋友，“自己做决定，不受他人影响”的调查者占51.3%。可见，现在的毕业生在做选择时还是比较慎重的。

4 、关于就业地点的选择

调查表明， 66.7%的调查者选择就业地点时。格外青睐大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这主要是因为大城市比较重视人才，工作和生活条件好，经济收入高，发展机会多，并且接受新信息快，因而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尽管大学生择业首选大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择业地点过于集中，势必导致人才的闲置与浪费，同时也增加了就业的难度。10.3的调查者喜欢到国外和内地的盛会城市去工作。而对于西部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有23%的毕业生将其作为首选。尽管国家出台了很多鼓励毕业生到西部和福建省欠发达地区的基层就业和参加志愿服务的优惠政策，但毕业生的积极性仍显不足，这表现出大学毕业生择业的功利性和短视，他们不愿承担艰苦的工作，奉献意识与锻炼意识不强。学校应该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大学生的奉献意识的培养，对毕业生的择业中的功利和短视心态要适时加以引导。

5 、关于薪酬标准

在求职者最为关心的薪酬问题上。毕业生的期望值一般。12.8%的调查者的月薪期望值在800元以下，其中21.8%的调查者的月薪集中在800--1200元这一档上，35.9%的调查者选择1200--xx元之间，月薪在3000元以上的占20.5%;有17.9%的人的月薪期望值在3000元以上。这表明，大学毕业生希望自己早点从父母的经济依附中解脱出来，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并渴望获得舒适的生活条件，因此希望能获得较高的薪酬。

6 、关于对口与心中的期望值

据调查，12.8%的调查者认为会“接受，并准备跳槽”，23.1%的人会“努力适应工作”，61.5%的调查者“工作时或工作后会考虑继续深造。2.6%的调查者还没考虑好。看来，兴趣与期望值对于工作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专业如果不对口绝大多数的调查者会在现在的岗位上工作。64.1的调查者会愿意从事现在的工作，只有9%的调查者表示不愿意，19.2%的调查者会“先在本专业干，再考虑转行”这些人对自己的工作的选择是小心而慎重的，个人兴趣和专业在选择工作时是占非常大的比重的。7.7%的调查者认为无所谓。

7 、求职信息

在就业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很大一部分调查者会认证考虑自己今后的就业。其中66.7%认真考虑过，26.9%的调查者“偶尔会想想”这类人可能还没体会到就业的艰辛，有5.1%的调查者很少再考虑，还有1.3%的调查者想“到时候再考虑”。

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50%的调查者希望得到更多的公司的介绍和招聘信息，15.6%的调查者希望得到更多的有关薪资及福利的信息，19.2%的调查者希望得到更多的关于面试和演示的技巧介绍，说明学生在这方面的经验还不是很多，需要加强锻炼。有5.1%的调查者希望了解更多的公司员工的现身说法。借此了解公司的用人机制和管理方法，做到心中有底。

8 、关于就业目的

此次调查表明，有大约80%以上的调查者就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生计的需要”只有17.5%的少数调查者是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为了得到社会的认可和为社会做贡献。剩下的2.5%的调查者认为就业是为了奠定建立家庭的基础。可见，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人们还是迫以生计的。这也说明啊学生就业观念的不端正，需要老师的大力指导。

9 、关于最关心的问题

无论在什么时候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都会面临各种怎样和企业的双向选择。调查者在这方面的选择还是很明确的。有53.8%的调查者预计在择业过程中遇到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可能“专业不对口或专业面太窄”这给学生就业造成了很大的困惑。2.6%的调查者预计“户口难解决”，24.4%的调查者预计是“缺乏社会关系”7.7%的调查者预计“信息严重不足”不能很好的去加以选择，11.5%的`调查者预计是其他的原因在择业过程中的阻力最大。没调查者选择“性别歧视”说明大家还是比较相信能力的。

而用人单位最关心的是求职者的能力包括“所学的专业能力”、“所毕业的学校”、“社会经验”以及“潜力”，占总调查的87.1%，“技能、特长、品德”只占到了10%的比重，剩下的2.9%的调查者认为用人单位最关心求职者的性别。

当前毕业生在择业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是“人才市场供大于求，属于买方市场”、“毕业生的思想不够端正，期望值过高，择业过于挑剔”“社会上一些‘凭关系，走后门’的现象比较严重”占总人数的78.6%，认为“学校、政府、用人单位及学生之间的沟通较少了解不够”的占11.3%，认为“学校的就业指导薄弱”、“高校的人才培养规格和质量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毕业生的不符合政策规定的择业行为比较多”的调查者占10.1%。

结尾：

这是一个求职大军遭遇失业恐惧的时代，是一个追逐挑战又渴望成功的时代。求职择业对当代大学生来说既是难得的机遇，又是严峻的挑战。我校大学毕业生的职业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倾向，择业意向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追求自我发展，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重视经济利益。毕业生中出现的盲目乐观、奉献意识与艰苦奋斗精神缺乏、诚信缺失等心态，不仅会影响到毕业生眼下的择业，同时还会进一步影响到以后的成长与职业发展。针对以上出现的不良择业心态，本人的建议是：

一、大学生毕业后不能仅仅只有就业意识，因为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会在一定程度上饱和，现在尤为严重。因此我们要树立创业意识而不能把眼光仅仅限于就业。

二、要踏踏实实地做事，一步一个脚印，要有灵通的就业信息和强硬的个人素质。专业很重要，但要不断地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有人说好关系是泥饭碗，会碎的;文凭是铁饭碗，会锈的;而只有能力才是金饭碗，走到哪里都会闪闪发亮。”在当今社会，只有有能力的人，才不会被时代所淘汰，只有有能力的人，成长的舞台才会无禁区。

三、要搞好人际关系，广交益友。朋友多了不是坏事。一个人在外难免会遇到挫折，此时朋友的帮助对你来说很重要。

四、在选择职业时，要从实际出发，准确把握人才市场的供需信息。人才招聘会每周都在办，人才市场天天都开放，准确掌握人才市场的供求信息，对于当代大学生择业尤为重要。当今社会是信息时代，谁能及时有效地获取信息，谁能从实际出发，准确审视就业形势，谁就能早日步入理想的职业岗位，为祖国，为人民奉献知识和才华。

总之大学生对所学专业只是能说了解，要真正读至硕士才可以说自己学了这个专业。大学生要锻炼各方面能力，不仅要学习书本方面的有字之书，还要去生活中读那本无字之书，这样我们农大学子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篇9：法学理论论文

法学理论论文

法和正义的发现与程序中的对话(5)法学理论论文(1)

㈡第二次浪潮———新堂幸司教授的“为当事人的理论” 1967年,东京大学教授新堂幸司发表了《民事诉讼理论为谁而在》的论文,他指出,向来的民事诉讼法理论的研究、议论焦点,多是集中于法条关系的议论,注重法条的解释和它们之间的整合,而对作为诉讼主体的当事人、律师和法院之间的利害关系,则稀有深入的观察和讨论。他分析其中的原因是,由于诉讼是国家所设的制度,使用的是国家的税金,所以民事诉讼重视国家利益,着重考虑国家的嗜好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如此之氛围下,诉讼法理论研究中,也就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当事人的主体性地位;在民事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的行为心理、当事人的诉讼立场,也同样引不起人们的重视。新堂教授还特意引用日本最高法院的六个判决,严肃地指出了判决中反映的在民事司法方面,法官们头脑中存在着目无当事人的`诉讼审判观的问题。他强调,作为法院,在审判民事案件时,应尽可能多地考虑当事人所处之境地,在一次诉讼中,最大限度地让当事人获得更多的机会来解决他们之间存在的纠纷。在此前提下,新堂教授从解释论的角度,论述了既判力的正当化根据,他指出:这种根据在当事人获得充分诉讼保障机会的前提下,应该体现程序保障和自我责任。即,法院在程序中尽一切可能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机会,但如果当事人不能有效利用,造成败诉也应该有他们自己的责任。 经过新堂教授的议论,日本民事诉讼法学界关于程序正义和程序保障理论的研讨进一步深化了其内在内容。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为程序保障的外延要求,关于既判力的要件化问题得到了深层探讨;另一方面是,在程序保障的内在核心上,作为当事人自我责任表现的主要内容,关于当事人行为规范的探讨开始得到重视。

㈢第三次浪潮———井上治典教授的程序保障目的论 关于民事诉讼的目的,向来有法律秩序维护说、权利保护说、纠纷解决说等学说的对立。其中的权利保护说在德国一直占据通说的地位。而在日本,由于学术界泰斗兼子一的主张,纠纷解决说成为通说,迄今仍然雄踞通说之位。而到了1983年,当时任教于神户大学法学部(现任教于立教大学)的井上治典教授发表了《程序保障的第三次浪潮》, 其论文题目本身就自称自己的东西代表了程序保障的第三次浪潮,并在论文中主张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确立程序保障,此说一出,立刻引起轰动,很多青年学者都对此持支持态度。

纵然对此说有微词者,也不能对该学说产生的影响掉以轻心。 那么,该学说产生的背景是什么呢?虽然作者本人从来没有挑明自己为什么要掀起此轮波澜,但被井上治典推崇为第二次浪潮代表的新堂幸司教授就该浪潮的兴起背景作了分析后,认为有二:一是现代性诉讼的出现,使得现行法律难以应付新型诉讼产生的法律问题,由此给法官通过判决创制法律提供了现实的机会;二是由于认识的发展,使得人们对实体法与程序法关系的变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解释和适用实体法成为司法实践的必然作业。

然而,这种解释工作,与以往的基于法律的裁判的宪法规定显然存在冲突。也就是说,宪法一方面要求法官必须在实体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法律判断,另一方面,由于实体法规定的欠缺,逼使法官不得不通过司法解释创制法律,这种创制本身究竟是不是依法裁判,是否具有正当性?为此,在宪法规定之外,寻找法官创制法律的正当性根据,也就成为学者们关心的问题。也正是顺应这样的要求,将程序保障观念引入日本,就成了必然的趋势。

井上教授的理论其实非常通俗,他认为,迄今为止的裁判正当性,无非指的就是结果的正当性,而结果的正当性,其实指的是裁判的结果符合实体法的要求,这就是实体正义的基础。对此,井上教授举了一个例子说,实体法规定在分一块蛋糕时,应该平等地分取。但是,应该如何平等地划分,分者各有各的标准,这又是实体法不能具体提供的。其结果将会导致实体正义的实现与否成为悬念。

既然如此,则应该指定一个划分程序,在大家认可的程序上,根据大家认可的标准来分取蛋糕,这样的结果可以视为是实现了正义。回到诉讼程序上,就是作为裁判正当性的根据,应该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赋予法官创制法律的权限,同时,强调当事人对程序的参与,以及在程序中积极地制作作为裁判基础的资料,法院也对这种参与机会充分保障,这种得到保障的过程,其结果应该视为是正义的。

篇10：教学理论论文

数学探究性教学理论实践

摘要:新课标强调，传统的数学教学必须发生改变，数学探究是现代数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

摒弃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法，精心设计与实际生活相联系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在此基础上，教师教学应该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前提，建立探究性数学教学体系。

确立重点内容，深入研究教材，创设问题情境，引发探究动机。

引导学生积极主动以探究式学习法学习新知、提升能力。

课堂教学活动围绕提高学生的探究与创新能力开展，营造积极发言的课堂氛围。

关键词:数学;探究性教学;情境教学

1探究性数学教学

现代数学教育与传统的教学不同，在现代课堂教学中，特别注重教师在数学课堂中提出的探究性问题。

探究性教学是指教师以本课时教学的重点难点为中心，让学生围绕此知识点提出灵活性问题，并通过独立思考研究或小组讨论得到各自的结论，并给出证明过程。

在此过程中，教师要利用启发式教学的方法引导学生积极思考，选择不同的方法进行证明，注重方法的创新性与独特性。

学生在自身掌握知识的基础上主动构建课堂讨论，主动对问题信息进行筛选研究。

课堂活动不仅提高了学生知识的积累程度，还让学生学会将新知旧知联系起来，实现知识结构的重组。

从知识的获取这点来看，提高学生对问题的理解能力和对信息的敏感度可以帮助学生建立数学知识框架，提高学生的数学意识。

数学教学不能再是灌输式教学方式，而应当让学生主动构建数学问题。

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解答问题，以独立探究活动为核心，培养学生的创造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2建立探究性教学课堂

2.1创设有趣情境，吸引学生注意力

在课堂上，根据教学情境，向学生提出符合学习目标的问题，增添课堂的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积极主动与老师互动。

在与学生的交流互动中，启发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和想象力。

教师授课必须深掘教材内容，在学生原有水平的基础上，通过电子白板或课件等直观的教学材料，开发学生思维，推动学生通过独立思考或者小组讨论解决问题。

例如小学四年级的课程，在”三角形内角和是180°”一节中，教师先带领学生回忆测量三角形的方式，之后引导学生小组测量三角形的度数，然后把三角形三个角的度数相加，得到结果。

通过每个小组得到的数据，分析得出，三角形的内角和的数据大体接近180度。

最后引导学生将三角形的三个角拼成一个平角，验证结论是否正确。

在巩固练习阶段，让学生学会如何解答已知三角形的两个角求未知角度数的类型题。

2.2教学过程与方法的应用

在课堂中，探究性问题要符合学生学龄特点，例如初中生对于简单的加减法是不必单独探究的。

学生的探究学习不应该只关注解决问题的结果，还应该关注学生探索问题的过程。

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明显的特点就是锻炼学生的创造创新能力和发散思维能力。

所以在教学中要特别给予学生想象思维的空间，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体现对同一个问题处理方法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创建积极乐观的课堂氛围。

例如，在讲图形的分类一节课中，我们可以向学生提出以下几个问题:(1)你能说出多少种图形?(2)你能如何给图形分类呢?你是怎么做的?同学们自主探索，通过小组讨论得到很多种分类方式。

例如，可以按边的个数分类、按角的个数分类、按线段曲线分类等等多种分类方式。

学生意犹未尽，一定还会继续找寻其他分类方式，教师要一一给予指导和表扬。

在学生得到结果后，还要让学生解释，他是如何得到此分类的。

通过问题的层层深入，引导学生积极思考，扩大学生的想象空间，学生回答虽然不完整，但思维活跃、课堂积极发言，通过相互启发和借鉴也能得到很多解决问题的方式与方法。

2.3设立探究性问题，激发学生求知欲

在数学课堂中，并不是所有教学内容都需要探究性的教学方法，教师要合理安排探究性教学手段，在恰当的时机激发学生的探求欲，利用直观形象的教学材料组织探究性教学。

在教学中要选取和学生生活实际相联系的材料，挖掘材料与课堂内容相关的知识，提升学生的课堂热情，实现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深刻认识。

教师的教学还对其他学科的学习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课堂中，还可以利用拓展材料，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并自己解决，提高学生的自信心。

提出的问题还包括一些开放性发散思维的类型题。

让学生在问题的变化中，体会数学的乐趣，发挥学生的想象能力和实践能力，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效果。

以现实为尺度挖掘学生的最大潜能，对教材做合理的安排与调整，确立最适合学生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在探索与研究中掌握课堂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学生并不缺少创新的潜能，只是缺少机会开发他们的潜力，课堂给予了学生这样的机会。

教师在课堂中以学生为主体，引导学生思考，让学生主动尝试挖掘课堂中获取知识的方法，师生互动氛围浓厚，提升了学生独立解决问题和创新创造能力。

所以，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就要注重探究性课堂教学。

通过探究性教学，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中得到锻炼，真正理解并学会利用课堂内容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高文.教学模式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701.

[2]顾泠沅.有效地改进学生的学习[J].上海教育，2000，1:131.

英语教学中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的应用

摘要：为了有效提高英语教学水平，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文章首先阐述了建构主义的定义以及建构主义理论新的“教”与“学”的理念，其次从选择教材和课堂教学两方面阐明了建构主义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关键词：建构主义;课题式教学;情境教学

根据我国英语教学的发展现状，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英语教学方法、手段以及教学目的，想法设法地提高教学效率，同时还应借鉴国外的教学经验，结合我国英语教学的实际情况，使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更加富有成效。

为此，本文主要研究了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及其在英语教学中的实践。

一、建构主义理论概述

(一)建构主义的定义

建构主义属于认知理论的一部分，通常情况下也被称为结构主义。

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建构主义，建构主义属于儿童认知发展理论的延伸，然而个体认知的发展和学习过程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所以，建构主义能够详细描述人们的学习规律，能够表明如何进行学习、学习的意义以及相关概念的形成等。

建构主义是在认知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形成的新的教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教学理论更加丰富[1]。

(二)建构主义理论提出了新的“教”与“学”的理念

建构主义提出在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将学生当作中心，还要注重教师的指导作用，在教师的指导下，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与此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帮助学生理解、分析所学知识，让学生主动思考，而不是让学生被动接受所教内容。

在英语课堂上，坚决不使用“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将最初使用的“知识传授型”教学方式转变为“综合思维能力训练型”教学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其能够主动分析问题，培养其学习兴趣，让学生主动接受知识，注重培养其创新精神。

二、建构主义理论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我国学习语言的基本途径是“课堂教学语言习得”，所以，创设出合理的英语课堂教学模式，对提高学生的英语成绩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教师在创设英语课堂教学模式的过程中需要充分结合建构主义理论，并且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