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儒学中的道德仁的论文
【简介】感谢网友“少跟我犯病”参与投稿，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浅谈儒学中的道德仁的论文（共16篇），以供大家参考借鉴!
篇1：浅谈儒学中的道德仁的论文
浅谈儒学中的道德仁的论文
第一章 道
《论语》中称是“天”命令孔子去复兴“道”。在人们的理解中，“天”是一种无法理解和无法预知的力量，作为一种非人格的指令力量，类似与命运，是人类无法违背的。正如《论语》中所说，孔子的任务是去找到人类的“道”，那么“道”又是什么呢?“道”即一个人的生活应该如何过，一个社会要如何组织的正确路径。孔子所处的时代中，“道”已经丧失，就是孔子弟子所说的那样：“天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
儒家所讨论的道包括孝道、伦理之道、为官之道等。本章中主要论述的是孔子的教育之道。《论语》的开篇中就说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可见孔子是非常注重学习的，其中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乐而好学。在今天这种经济爆炸，知识爆炸的年代，我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是越来越多了，但并不代表我们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理念就过时了，反而经过时间地验证与打磨，这种教育理念的优点更是一种经典的传承。儒学中以孔子为代表的治学态度同时也是非常实用的，传统的儒家教育理念在现代教育中受到了推崇。
对于学生而言，儒家“尊师重道”也是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学生们的价值观，甚至是幼儿园小班的小朋友都对幼师有着敬畏之情。因为多数家长都发现，只要是老师说的话，孩子们都会没有怨言的乖乖地去做。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要归功于我国传统的“尊师重道”的思想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了。或许这种思想是导致我们落后迂腐、惧怕权威的根本原因，但我们也应看到尊师重道是十分必要的，若是没有了对长辈最基本的敬畏与尊重，那我们也就有愧于我们祖先传承下来的优秀品德。至于我们如何才能保证教师队伍的纯粹性，那还有待于我们教育工作者在工作中不断地反省，反省如何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而不是滥用权力，束缚学生发展的庸碌无为之辈。
第二章 德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意思就是说，君子心中所想的都是有品德的事，小人所想的则是自身的利益。那么，何谓“德”?“德”指的就是“德性”、“美德”。《论语述而》篇中提到“志于道，据于德”。这句话中“志于道”说的是要立志高远和希望达到的某种境界，“据于德”就是说励志虽然要高远，但必须从人道起步，换句话说，要达到那种至高的境界的准备工作就是在生活中做事要有准则，按这种准则做事就可以积累德行。那么，为什么要培养“德”呢?事实是，一个人即使有了高深的学问，却不重视品德的培养，这样很有可能他会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损人利己、危害国家，所以品德的培养确实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任务。
但德行的积累并非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这就要求我们从孩子抓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重视榜样的力量。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行为会直接或是间接地影响到孩子行为习惯以及世界观、价值观的养成，也对孩子辨别是非曲直的标准有一定的影响。在这个同样是礼崩乐坏的时代里，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通常是学识的寡薄和财富的多少。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笔者认为“善莫大焉”。无论是教授还是亿万富翁这样的社会地位都不能取代善良、诚实、谦逊成为衡量这个人是否有德行的标准。
第三章 仁
“孔子认为要得‘道’，必须修养‘德’，‘德’是道在个体中的体现，而人之德则为‘仁’……对孔子来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礼教(ritualization)形成人的.品格。习性与礼教皆是把社会价值内在化为德性的过程。” [③]什么是儒家所提倡的“仁”呢?孔子有语云：“仁者爱人。”那么，这与墨家所提倡的“兼爱”所代表的是同一内容吗? 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人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孟子也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孟子尽心上》)从这几句话可以明确地看出这里倡导的爱人，其基本意义不是墨家所提倡的兼爱，泛爱。儒家提出的爱人是有差等的，是“近譬诸身”、“施有亲始”的天然之爱。正是这种源于血缘亲情而建立起来的仁爱思想，才让家族观念浓厚的国人感觉更加的可信、朴素和有归属感，从而在这一基础上成长为惠及人类的大爱。
儒家的“仁”包括智、勇、孝、忠、礼、恭、信、敏、惠等。我们最初接触并开始学习到的就是“仁”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孝”。说到“孝”，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孝敬父母。儒家对此提出“无违”，即若是父母提出的要求我们尽量不要违背。因为身体发肤授之父母，所以父母的想法是要得到尊重的。但愚孝是过犹不及的。《二十四孝图》中有一个“埋儿奉母”的故事：晋代有一个叫郭巨的人，原本家境殷实，父亲死后他将遗产分给了他的两个弟弟并独自赡养母亲，对母亲极为孝顺。后来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了一个男孩，郭巨的母亲。
结语：黑格尔发现孔子时，表现出极大的失望，他认为人们读孔子的书所得到的与围绕在这位圣人的至高荣誉相差甚远，称人们在其言教中将毫无所获。这就是西方哲学家们常常控诉的，他们指出中国并没有哲学，有的只是思想。至于为什么会说“人们在其言教中将毫无所获”呢?笔者认为这就是国情的差异了。在律法完善并且严明的西方社会当然不认为人情道德的约束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力，他们甚至会鄙夷在中国人们对待跟自己相熟的人和陌生的人之间采取的是两种不同的道德标准，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情社会。那么，我们就要根据这一突出特点，加大对中国传统儒学中道德仁义的宣扬，要更加注重在家庭教育中对孩子德行的培养，全面提高人们的素质，终而达到“仁”。让儒学真正地复兴起来，随着时代地前进而发展。
篇2：和谐的人--儒学视野中的人及其道德维度
和谐的人--儒学视野中的人及其道德维度
儒学视野中的人是和谐的人,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和身心的和谐.作为封建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思想体系,儒学在现时代已不合时宜,但其理论中又积淀了道德生活实践中特有的'智慧和历史经验,包含不少真理性颗粒,为当代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完善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
作 者：曹刚 王艳玲 作者单位：曹刚(吉首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湖南,吉首,416000)王艳玲(华南理工大学,社科院,广东,广州,510000)
刊 名：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S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23(4) 分类号：B222 B038 关键词：儒学 人 和谐 道德篇3：儒学仁礼源于邹鲁析
儒学仁礼源于邹鲁析
儒学,就其内容而言,其核心是“仁”与“礼”;就其渊源看,乃兴于邹鲁.儒学之“仁”乃源于邹地,是孔子取法东夷之“仁”观念而成;儒学之“礼”在一定程度上是承传了三代文明,而鲁是三代文明的.汇集地.由此,儒学之所以源于邹鲁与两地的历史文化渊源颇深.
作 者：项永琴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山东,烟台,264005 刊 名：泰山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AISHAN UNIVERSITY 年，卷(期)： 25(2) 分类号：B222 关键词：儒学 孔子 “邹” “鲁”篇4：仁在家庭道德中的自觉
仁在家庭道德中的自觉
仁是儒家文化及其道德的核心,从行仁的方法看,仁首先是在家庭关系中的推开,涉及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即父慈子孝、夫妻互敬、兄友弟悌.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儒家所有的道德立论均是在家庭道德伦理上的'展开和自觉.文章探讨的是仁在家庭伦理中的如何自觉问题.
作 者：李乾夫 LI Qian-fu 作者单位：大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大理,671003 刊 名：大理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DALI UNIVERSITY 年，卷(期)： 6(7) 分类号：B222.2 关键词：仁 道德 自觉篇5：儒学重建分析论文
儒学重建分析论文1200字
我们提倡儒家文化的复兴，如何复兴、复兴后所应呈现的状态成了我们探讨的重点。学者对于儒学的看法是仁智各异，不尽相同，儒学的真精神之探求始终是焦点。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里提到文化重建的问题，给我们思考问题提供了一条新路向。
多数学者共识，“宋学”即是“宋代儒学”之简称，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治，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钱先生言简意赅的道出了宋代儒学的基本精神，其弟子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对于“宋学精神”进行了解剖分析，重新定位“得君行道”和“道理最大”两者的关系，这被很多人视为颠倒乾坤，引起了包括田浩（HoytTillman）、陈来、葛兆光、杨儒宾等多位专家学者的激烈讨论和述评。
长期以来，在现代学术研究中，我们已形成了用看待西方哲学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哲学，用研究西方哲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儒学也经常作为一种“知识”来传授，在这过程中，由于受西化视角的约束，道学从儒学中抽剥出来，道体又从道学中抽剥出来，更加形而上学化，这其实是将一种民族生活方式的文化化约为哲学，进而又将哲学化约为某一种哲学流派或哲学家，如此层层割裂，原有的一种圆融存在的民族文化便面目全非了，儒学的内在性和完整性已一步步丧失殆尽了。
学界对朱熹的关注，多是多集中在他对“心”、“性”、“理”等范畴的论述及对新儒学的体系建构的作用，他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关系，朱陆之争以及对后世“尊德性”与“道问学”风气的影响等，余先生抛开这些，从朱熹“思想世界”转向“历史世界”，着力关注朱熹与宋代政治史之间的关系，把朱熹放回整个宋代的历史场景中去审视。“''历史世界''含义甚广，就朱熹个人而言，此一历史世界并非只是外在于朱熹个人的时代背景，而且是他所参与其中的生活世界；这一''历史世界''又不是指朱熹的全部个人生活史，而主要是指朱子生活所在的政治世界，即他的政治交往、政治关系、政治活动；同时，又指与朱熹相关联的国家政治生活与政治文化……”。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就是说，重建儒学，时下社会的现实世界是不容忽视的，况且我们当下的世界比朱熹所生活的年代更加纷繁芜杂，更需要我们用慧眼去把握。
通过研究朱熹的“历史世界”，余先生提供了一个区别于以往的研究哲学的方法途径。在通常的哲学史研究中，人们往往将道学或理学理解为就是讲道德性命的内圣之学，在这种理解中，外王之学虽与理学并非完全不相干，但在理学中是处于边缘地位的。余先生认为，虽然理学以内圣之学张显其特色，但内圣仅是其特色而已，理学内圣的最终目的仍是在人间建立合理秩序，而这也是整个宋代儒学的目标。因此要了解理学和外王的关系，就不能简单的把理学从儒学中抽离出来，单纯研究它的特色，而要把理学重新放回宋代儒学的整个体系来理解，要把理学与政治文化充分联系在一起，还原其全貌，要完成“秩序的重建”，就涉及到一个们复兴儒学所应借鉴的“转向”的问题——秩序重建。
余先生说：“无论''上接孔、孟''，或形上系统都不是理学家追求的终点，二者同是为秩序重建这一终极目的服务的。前者为这一秩序所提供的是经典依据，后者则是超越而永恒的保证。一言以蔽之，''上接孔、孟''和建立形上世界虽然重要，但在整个理学系统中却只能居于第二序（''secondorder''）的位置；第一序的身份则非秩序重建莫属。”他在肯定过去传统叙述方式的合理性的同时，进行了隐晦婉转的批判，否定了通常意义上的“理学史”或“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他认为，通常对于理学和理学家的误解，都是囿于传统的思路和方法，这导致人们忽视了思想与政治的关系，误以为理学家只是空谈形而上的心性义理而游离于政治之外，他对新儒学以“道统大叙事”的方法叙述理学史的做法也有不同看法，认为“道统大叙事”把理学当做绝对超越的内圣之学或形而上学，给人感觉新儒家的为学路向仅此而已，所以招来很多新儒家人物的异议。并且，余先生放弃了他一直提倡的“内在理路”说，而强调外在政治文化在理学历史和思想研究中的中心位置，在说到朱熹、陆九渊时，避而不谈通常关于朱陆之辩的争论，在谈两人“外王”方面也就是“得君行道”方面的一致性时却大费功夫，这实际上在暗示，不管心学还是理学，并没有永恒不变的价值和意义，一切意义都必须在具体而现实的政治语境中呈现出来，这就关系到关于“得君行道”和“道理最大”哪个是第一序的问题。
对于此说，很多人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余先生的立场是有问题的，他将儒家的关怀视为秩序的重建，而所谓的秩序基本上就是政治秩序，只有现实存在的政治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而在他们看来，理学世界也是真实的世界，是高于人间世界的价值世界，两者不能分割，余在否定理学家工作同时也否定了理学家辛苦建立的绝对的、普遍的道德价值。所以余先生所说的“第一序”与“第二序”，其实应当再颠倒过来。可是这样又回了余所批评的注重“内圣”或强调哲学史脉络的一端，即强调“第二序”应是“第一序”，对此，葛兆光先生给了一个比较折中的评价，在他看来，无论在余英时还是在几位评论者的文字中，传统的''内圣''对''外王''，''道统''对''政统''、''思想''对''政治''，这种两分法仍然很明显，余英时的历史叙述固然有这种从''内圣''迴转到''外王''的倾向，而评论者无论赞同还是反对，其实也还是这种看似相反实则一致的二元倾向。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看待问题的方法。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得君行道”，那些不能却又要“行道”的士大夫就要建立一个有高度知识和思想的自己家园，借助一个绝对和超越的价值概念，来确立他们批评的权威性，这是那些处于边缘的士大夫实现政治意图的唯一途径。所以“十一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在政治首都洛阳正当持实用策略的一批官僚在皇帝的支持下，紧锣密鼓的推行他们的实用的、速见成效的新政策时，在文化中心洛阳，却聚集着一批一支相当有影响、却暂时没有权利的高级士大夫，他们坚守着一种高调的文化保守立场。”两者并无本质区别，无论在朝在野都在忧君忧民，抒发着自己家、国、天下的儒者情怀。所以，在宋代思想史中，虽然我们通常看到的是“理”、“心”、“性”“气”这样的语词，但是他们最终却是落足于从“正心修身”到“治国平天下”。在他们看来，这是就是普适的“最大道理”，因此，在不能实现第一序的“得君行道”时，第二序的“道理最大”就自动成为第一序。而他们也确实在影响着当政者的政策方略。当他们有机会“得君行道”时，“第一序”和“第二序”就同时发生了颠倒。
余先生强调“得君行道”这一脉络，把它概括为“秩序重建”，并且作为理学系统中的“第一序”，这使他很难回答“内圣”脉络下同行的发问，这是因为两者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下的观点。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道理最大”这一想法，也并不只支持“内圣”，它还支持“外王”，在皇帝必须通过士大夫参与或与大多数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百姓的过程中，士大夫只能借用绝对的和超越的道和理--“道理最大”来制约至高的皇权！
我们提倡儒家的复兴，并不仅仅是对一种文化的渴望，更是对“秩序重建”的渴望。因为我们对现存的秩序怀疑甚至失望，但是无法从政治上找到答案，或者对答案并不满意，希望有一种“大道理”来重新解读、建构这个秩序，于是，我们渴望以“大道理”来改变时下的境遇，儒学是中国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寻觅“大道理的”时候我们历史必然的想到儒学。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的儒家，其重建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文化资源，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国的现代化语境和主体性民族文化认同感的需要，都使得儒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重建，至于重建方式，应该摒弃传统的对儒家重建方式的静态哲学观察，以动态历史代之。“创造性转化”是儒家重建的必然选择。应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体系加以改造，使经过改造的符号在变迁的同时，继续保持对新文化的认同。这里所说的改造，是指传统中有可以并值得改造的东西。改造可以吸收外国文化，却不是把外国东西全盘照搬过来。这种创造性转化主要含义包括：承认传统在现代性中的地位，承认现代性由传统转化而来，承认人的自觉性能动性和积极创造性。传统中没有的.东西，不意味着现在也不能有；传统中有的东西，现在也不一定仍然会有，即使有，也未必有存在的价值。自从新儒家形成以来就一直从事这种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工作，他们的目标是儒学或儒家思想的现代化。通过儒家思想的现代化，他们艰难地接续着儒家传统，强调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文化整合，希望儒家思想成为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儒家生存的方式与特征就是反抗和重建并建的过程，因为社会整合和国家认同的不足，往往会导致国家不得不遭受现代化中断和崩溃的苦痛。历史地看，儒家重建的趋势是由简单地接受物质的现代化到认识到制度与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性，由对“中体”的感性或感情认识过渡到理性认识，逐渐认识到经过“创造性转化”的传统不但不是现代化的阻力，反而可以作为现代化的动力和助力，起到整合社会、凝聚民族、文认同化的作用。历史学家罗荣渠就辨证地看待和积极地评价了传统的功能：“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是现代化的本质，但成功的现代化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现代化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现代化的助力。”儒家现代化的过程应该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外来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论语》、《孟子》固然是中国儒学资源的最初的源泉，时至今日，儒学已经历多次重大重建过程，因新时代递变，社会新阶层迭出，各时期思想家都对原有思想进行了新认识、新诠释与新发展，必须进行动态的历史考察。
儒学的重建前景不能孤立地从儒学本身来看，作为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精神资源，儒学的思想宝库是丰富的。对人的深层次挖掘是儒学深厚的资源所在，儒家重建既需要儒者的不断反思和开启，还需要人们主体信仰的诉求。中国的哲学表明，中国文化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穷理尽性知命以至于命，知命于形而上而厚德载物，生生不息。因而能化成天下，润泽万物，这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特质所决定，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之根本在哲学，以中国哲学为根基，从形而下的现实生命上升到形而上的德性主体，进而全面达成“得君行道”和“道理最大”的贯通，使人的生命达于圆融自在境界，是复兴儒学的主要思想脉路。
儒学重建任重道远，经过重建后的中国“新”文化将是接续中华民族传统、整合外来现代文明、体现符合中国现时语境的意识形态。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将在完成文化的整合和认同的提升后得以重生。
摘要：儒学复兴可以是复兴对儒学的尊重，可以是复兴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状态，也可以是在继承传统文化基础上诞生的一种新的文化意识形态，这个复兴的过程不是在原有意义上的重现辉煌，而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外来文化并孕育时代精神的过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儒学将在完成文化的整合和创生后呈现出新生命之状貌，以《朱熹的历史世界》中的“序”为切入点，探析儒学重建之可能和途径。
篇6：现代儒学语境中道德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致性
现代儒学语境中道德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致性
儒学中的道德观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通过对儒学中道德涵义的考据,可以发现人之为人的内在根据.社会中外在的制度以及礼仪、风俗规定了道德的含义,人与道德的关系也就是制度中的人的依据,因此,现代儒学语境中的.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虽有区别,但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即都在于成人、成士、成德.
作 者：汪庆华 王贺 WANG Qing-hua WANG He 作者单位：汪庆华,WANG Qing-hua(许昌学院,河南,许昌,461000)王贺,WANG He(华南理工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640)
刊 名：许昌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XUCHANG UNIVERSITY 年，卷(期)： 26(6) 分类号：B222 关键词：道德 思想政治教育 儒学 传统文化篇7：儒学中的为人处世之道
儒学中的为人处世之道：
为 富 当 仁
先来看一组数据：
1、来自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大陆富豪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小于15%，而他们拥有的社会财富却在80%以上。的100位福布斯中国富豪，七成没上“慈善榜”。
2、中华慈善总会的捐赠物资中，近80%来自海外，只有20%来自内地。
3、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
4、美国福布斯杂志日前宣布，由于慈善事业还未成为中国企业家的共识，今年起取消中国富豪慈善排行榜。
……
面对以上情况，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富豪们怎么了?
还有一个情况，是我们不得不说的一个话题，1月1日，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在即，而作为资方的企业，不是来研究如何更好的贯彻国家的法律，更多的把精力放在了如何应对《劳动合同法》，如何更好地来规避自己的法律责任，来对付为企业辛勤工作的劳动者。在百度上输入“应对劳动合同法”，搜寻结果竟然有85.8万条之多。
我们国家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有着优良的民族传统，国人是很讲究仁义道德的，“仁者爱人”是每一个炎黄子孙所应拥有的美德。当然，我们不能说，中国的富人都是不讲仁义没有爱心的，富人中也不乏慈善家，一根棍子打向所有的富人，肯定有人叫冤。有人讲，为什么单单要求富人，普通百姓就不应该讲求仁义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求仁讲义。但是，作为富人这一特殊群体，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社会地位，处在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这里，我不想过多的探究富人之所以成为富人的原因和过程，勤劳致富也好，坑蒙拐骗也罢，但客观地说，没有哪一个富豪能脱离社会、单纯凭借自己的双手而成为富人。在他们致富的过程中，都要借助于社会的环境，更要借助于他人的劳动。没有更多的老百姓为少数富人提供剩余价值，他们的财富又从何谈起呢?所以在成为富人以后，首先不能忘记的一条，就是要回报社会，而不是把自己与社会割裂开来，穷奢极欲，尽情享受，不顾他人的生活与幸福。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过多地把眼光放在一个利字上，而忘了仁义根本，只能称之为鼠目寸光，其财富也是不能长久的。须知，和谐的社会，才是社会进步、财富增长的基础。
当然，我还要声明一点，我没有仇富思想，每一个平民百姓，谁不想拥有更多的财富?有序的竞争，合理的求富，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了我们的生存环境。但是过度的财富失衡，尤其是某些不走正道、一夜暴富的富人的客观存在，给更多的人带来了心理的不平衡，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于是乎，更多的富人出门动辄三五个保镖护身，甚或身穿防弹衣、坐着防弹车，整天提心吊胆，自己的家人也深居简出，重重保护。请问，这样的生活，失去了基本的安全感，又有什么幸福可言呢?而造成这样的社会现状，我们的富人是否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呢?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老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为我们留下了为仁的标准。作为大量财富和资源的拥有者，富人们做起来应该比百姓更便利一些。但，是为富求仁，还是为富不仁，这就要看富人们是否胸怀一颗仁爱之心了。
对别人好一些，别人也会对你好的。
这是我们百姓应该做的，也是富人们应该做到的。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儒家的处世之道》：融儒家智慧于生活学习中
任何一种哲学思想或多或少都包含了对人生、社会和宇宙的某些认知，比如儒家哲学思想。儒家作为中国古代深具影响力的学派之一，它的思想内涵无疑是丰富复杂的，其于生活和生命中的深刻认知，以及所主张的积极入世态度和各种解决社会关系的智慧与方法，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在一定程度上对当今社会人们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儒家的处世之道》一书便是通过发掘儒家思想里的学问与智慧，引导读者学会“在做人中做事，在做事中做人”的处世之道。
内容简介
本书共分十章，详细阐述分析了“为人仁义，把握做人的根本”、“修身养性，打开处世智慧的钥匙”、“学无止境，体悟人生的永恒信仰”、“经世致用，现代管理之道”等内容。在书中，编者指出“儒学的本质是应时变通、趋时更新的，既有一以贯之的常道，也有因时而异、因时制宜的变道”，因此，全书结合了古今中外诸多经典事例，以深入浅出地为读者们讲述儒家思想中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我关系的一系列处世之道，展现儒家思想的独特智慧。
精彩章节
洞明世事，练达人情，做事注重权变之道
【子曾经曰过】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论语·雍也》
【智者感悟】
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君子之儒，不要做小人之儒。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儒家的传统观念，体现的是儒家思想中的入世的一面，也是封建道德标准之一。
孔子主张学以致用，认为学习的本质是为更好的治国富民。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孔子告诫子夏，让他扬长避短，因为孔子知道子夏做学问谨密有余，而大气不足，怕子夏溺情于典籍，而心忘治世之道，不能专务章句训诂，而忽于义理。因为孔子的学问是实用的处世艺术，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学生们学业有成之后都要到社会上建功立业，他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变得迂腐呆板，不堪大用的“小人儒”。“小人儒”是相对于“君子儒”而言的，指书读的好，学习也用功，文章写的也好，讲道理一套一套的，但要把具体大事交给他办，就会靠不住，也就是所谓的书呆子，所以孔圣要子夏学习“君子儒”。《礼记·儒行》篇中专门讲君子之儒者的作风及人格标准，其中提到了“君子儒”。“君子儒”不仅要德，才，学三者兼备，而且要具备丰富的社会体验，深明事理，人情练达。君子儒者，为治国平天下而学，以利天下人为己任。因此，须学大道。小人儒者，学为自己正心修身而已。子夏文学特长，孔子希望他进而学道，以资利益人群。所以说，你要学做君子儒，不要学做小人儒。君子之儒，学道以修身，道明而身修，言谈举止皆合乎于正道。君子之儒成于仁，用于行，不仅明道理，而且知权变;立身于世，无所不通。君子之儒，进可以为官治民，退可以独善其身。小人之儒则不然，学道不能用于身，不知用于行，只知空守一言，而不知进退权变。进则迂腐不能治民，退则怨天尤人。君子之儒道在心中，小人之儒道经常表现在口中。
《三国演义》诸葛亮在舌战群儒时，就历数小人之儒的弱点，并提出什么才是真正的儒者!
“忽又一人大声曰：‘公好为大言，未必真有实学，恐适为儒者所笑耳。’孔明视其人，乃汝阳程德枢也。孔明答曰：‘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杨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
“孔明曰：‘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钓渭子牙，张良、陈平之流。邓禹、耿弇之辈，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审其生平治何经典。岂亦效书生，区区于笔砚之间，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乎?’”
子曰：“君子不器。”儒家为人处世讲究原则和礼数，但也同样注重权变和变通，随机应变，而不是墨守成规，食古不化!比如，儒家的忠恕之道、人和之道、孝道、君臣之道不是一味的求宽容、求和、求孝、求忠，而是都有其一定适用范围的，注重变化的，否则就变成愚忠、愚孝、老好人，好好先生了!君子不器，意思是，君子不是一件没有思想的器具。是定了型的死东西，而君子要有鲜明正确的思想和立场，还要文武兼备，洞明世事，做人通达，做事能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否则，只能成为一个僵化的工具。君子在个人品德修养时，不可像器物一样只针对某些特别的目地，而必须广泛地涉猎各种知识，培养多种技能;在个人之气度与修为方面，则应不像器物一般，仅有一定的容量，须要以宽广的胸襟来看待世间万事万物;在待人处事的原则方面，则不应一成不变，须因时因地制宜，“待人要和中有介，处事要方中有园，行事要精中有果，认理要正中有通。”
明事理，顺势而为之，多可事半功倍。要想处事练达，首先就要对世事洞明，知事明理，在生活实践中培养真正的自我。要明事理，就需要有开放的心态，读万卷书，行千里路，从外界不断的吸取总结，洞察万事万物内在的规律，这就是学问。儒家的“修身”需要“练达人情，洞明世事”这样的自我认识。通过与他人及外部大千世界发生联系，我们学习在担任父、母、夫、妻、子、女、朋友、同事、师生、雇主、雇员、施惠者与受益者诸具体角色中而非是抽象概念中体现自我。处在社会关系之中的自我在与他人的能动交往中获得真正自我。“自我”并非是一个静态结构，而是像流动的河水，在与其他“自我”的接触中自身发生变化。而人，本着“与人相处”的精神通过习“礼”学习才可成为一个人。这就需要一个“成人”的过程。
《孟子》中记载这样一段对话：“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意思是，淳于髡问：“男生和女生彼此不能直接用手接受，这合礼节吗?”孟子说：“合于礼节。”淳于髡说：“假使嫂子掉到水里，能不能用手去救她?”孟子说：“嫂嫂掉到水里不伸援手救她，简直就是豺狼禽兽的行为。男生女生不能直接用手接或受，这是礼节;嫂嫂掉到水里伸以援手，用手救她，这是权宜之计，是变通的方法。”
人们常说做大事要不拘小节，然而要想人情练达，就得在细微之处的人情世故上下功夫，关注小节，从平凡的事情上着手培养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才能见到这种“练达”的真功。
李敖曾经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她到北京为了香港问题跟邓小平谈判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还摔了一跤，她是英国的有名的女首相，强人。有一次她在官邸里面请客吃饭，那个女孩子，就是我们说北京话叫跑堂，就是女侍者，拿着一碗汤每桌每人一份，捧到了内政大臣，就是内政部长的前面，一不小心这碗汤就洒了，倒在了内政大臣的衣服上面，当然衣服也弄脏了，内政大臣也被烫了。这时候大家满座的人都觉得很意外，撒切尔夫人，赶紧跑过来，请注意啊，她第一个反应是搂住这个闯祸的这个女侍者，拍她的肩膀安慰她，给她压惊。跟她说，亲爱的这种错误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生，类似这样不小心的错误我们都会发生，不要难过亲爱的，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生。先安慰这个女孩子，然后才慰问这个内政大臣。请注意她这个小动作，没有时间给你思考，当时的立刻反应就是这样，近似直觉的反应就是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么仁爱的，这么高级的，这么了不起的，这样子能够体贴入微的。她知道当时当场最窘的，最难过的是这个小女孩子，所以要鼓励她，安慰她，这一点比这个内政大臣，这个大男人被烫伤，衣服被弄脏都重要。”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论语》上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有一次马棚着火被焚。孔夫子退朝后忙问：伤人了沒有?而未问马如何。并非圣人不爱马，而是以人为重，恐伤人之意，故未暇问马之事。盖贵人贱畜，理当如此。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意思是，看一个人要看他的本质和做事的动机;看他做事的起始缘由和过程;还要看他平常作人处事的目的何在。瘦是缩小、潜藏的意思。如果从这三方面去考察一个人，他要隐藏或逃避什么，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儒家认为要想洞明世事，还要正确认识周围的每个人，明辨是非，不要被恶人蒙骗。观人测事，料敌先制，抢先一步，先发制人，所依据的就是孔子提到这三点：看任何一个人为人处世，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做法怎样?他平常的涵养如何，他安于什么?只要把握住了这些，我们就把握住了人性与人心。孟子也说过：“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意思是，孟子说：“观察一个人，没有比观察他的眼神更好，更清楚了;眼神没有办法遮掩他的恶念，存心正直善良，眼神就明亮;存心邪恶，眼神就混浊不明。所以只要听他所说的话，再看看他的眼神，哪一个人能隐藏呢?”
君子处世还要胸怀宽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能世事洞明，处事练达。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愠”是指内心的怨愤，心理不平衡。一个有学问而且彻悟了人生真谛的人，也许不会被世俗社会所理解，但是这个人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能泰然处之，内心里如春风吹拂，不会有丝毫怨天尤人的念头，这样的人格修养才是真正君子的修养，也只有这样，不被外物轻易激怒，才能沉着稳重，洞明世间之事。
君子处事过程中要有所忌讳，才有可能圆满。有一次子贡和孔子君子是不是也讨厌某些人，“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意思是子路的问题引出了子贡的问题。子老师：一个仁人君子也有讨厌别人的时候吗?孔圣说：有。孔圣举例说：君子讨厌说别人坏话的人。讨厌居下位而讪谤上位的人。讨厌好勇斗狠而没有文化修养的人。讨厌果敢而独断专行关起门来自以为是的人。子老师的举例之后说：我也有讨厌的人，我讨厌把自己的偏见认为是最高智慧的人。讨厌没礼貌，行为暴躁而自以为有勇的人。还有嘴上尖酸刻薄攻击别人，表面上装做说直话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这几种人确实很讨厌，有些人有这些毛病而不自知，结果到处讨人嫌还莫名其妙。这种人不至于如何坏，但很讨厌。所以我们在处事过程中也要避免这些令君子讨厌的行为，先正己身。
人们往往最容易被自己打倒。《孟子·离娄章句》中孟子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意思是，“大凡一个人，必定是自己先有轻慢自己的行为，然后别人才会来侮辱;一个家必定是自己先不珍惜、自己先破坏，而后别人才会来破坏;一个国家必定是内部互相争斗攻打，然后他国才会乘机来攻打。《书经·太甲篇》说：‘上天降下的灾祸，还可以逃避;自己造成的灾祸，那就不能活命了。’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因此要想在世间有所成，就切勿自毁长城，留下缺口让敌人攻击!
篇8：略论儒学的群体意识和道德理想主义
略论儒学的群体意识和道德理想主义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显赫的地位.它所具有的群体意识和道德理想主义的特征长期以来被人们奉为圭臬,殊不知,群体意识却成为专制主义的温床,道德理想主义则阻碍中国向法治社会的迈进.因此,我们在强调儒学在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思想价值的同时,必须注意它的一些思想原则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
作 者：郑黔玉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马列主义教学部,贵州,贵阳,550025 刊 名：经济师 英文刊名：CHINA ECONOMIST 年，卷(期)： “”(5) 分类号：B222 关键词：儒学 群体 道德理想主义篇9：孔子仁的论文
有关孔子仁的论文
“仁”是孔学的基本范畴，是人性结构的理想。孔子把“仁”视为道德的最高准则，千百年来，“仁”这一思想已深入的渗透在广大人民的思想观念中，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层基础和道德生活的一切原则和规范的起点。
一、“仁”之缘由
郭沫若曾经给仁下过这样一个定义“仁的含义是克己而为人的一种利他的行为------他要人们除掉一切自私自利的心机，而养成为大众献身的牺牲精神。”简单的概括，他所指的“仁”实际上说的就是无私利人。子曰：“仁者，爱人”。爱人必然利人，但利人不等于爱人。因为人的行为目的是自由的：既可以是无私利人，又可以是因为自私自利。而真正的“仁”，是一种不求名不求利真正无私利人的至高的道德境界。
那么，一个人为什么能够做到无私利人，究竟是什么原因在驱使着这种为善的行为？“仁”，从心理层面上来讲，最直接的原因正是一种感恩心与同情心，孝为仁之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最基本的个人利益是父母给的，没有理由不以孝为先；个人利益是父母给的，但也要靠社会和他人来实现，只不过是父母给的多别人给得少，因而也没有理由不爱社会与他人。但是这种感恩心与同情心并不代表着孟子所说的的性善论，因为虽然仁的行为目的始终是自由的，但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原动力是恒定的，那便是个人利益。一个人为仁行善最终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人而为仁，不为名不为利，但也是在追求心理深处的一种境界，或者说是在为自己寻求一种利人的满足与安慰，为自己摆脱一种可为仁而未为仁的罪恶感。
二、“仁”与人的解放
孔子的“仁”，爱人、利人，似乎在向世人昭示着民主与理性的光芒。然而，从政治角度来进行深层分析，孔子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的仁不可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孔子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他的一系列思想的提出都是为了维护周朝的礼，维护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经济地位。由此，他所要实现的对奴隶制政权的维护，必然要建立在残酷的剥削与压榨的基础上。孔子的仁爱是有差别的爱，他认为庶人根本就谈不上仁义理智，只有奴隶主才有高尚的美德。他们这种被伪装了的仁，甚至成了广大劳动人民的一种精神枷锁，束缚了广大人民的思想，为统治者的剥削压迫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
人的解放首先是对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的一种呼唤与呐喊。不用说一般的劳苦大众，就看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虽拥有近百亩地，却深受孔子仁学中安贫乐道、以固守奴隶制为乐思想影响，为了维护奴隶制的生产而日渐贫困，成了仁的牺牲品。安贫乐道使得人们失去了反抗的物质基础，然而连最起码的生存权利都保障不了，又谈何民主与理性。
人的解放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人的主体性的实现上，人的主体性意味着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人人平等的权利与义务，意味着对人的独立人格的尊重，也意味着人对自身主体地位的一种认识。与墨子的“兼爱”不同，孔子主张“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虽然体现了对人的一种尊重，但并不包含对人的主体性的一种承认。孔子的仁只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施舍与同情，并没有给予人任何政治上或者法律上的保障。此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的划分，封建人伦思想，三纲五常思想的教化使更多的百姓越来越多地丧失了对主体地位的追求，更多地去盲从于统治。
三、“仁”所体现的实用理性
“仁“第一次被孔子列入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第一次把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作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把哲学明确地从天、神那里拉到每一个人的身边。
儒学作为中国哲学思想的主流，一开始便将整个中国的文化心理引向了一种实用理性的倾向，这种理性不同于西方纯理论思辩的抽象，而是更重要的'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很多时候，言论、思辩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行动越来越受到重视。“听其言而观其行”重实用轻思辩、重人事轻鬼神，对待人生积极进取的精神和理性的思考，构成一个具有实践性格的心理模式。中国哲学，重视的是功用，强调的是物体的生活功能。例如《论语》，它更多体现了一些具体的做法，把思想直接宿诸于行为，更多了一些实践性。
实用理性以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赋予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千百年来，这一心理模式产生了许多积极的社会影响，并渗透在人的习惯与思维等方面，感染了不少的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而不泄努力。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讲，实用理性所强调的重视现实，正与海德格尔的思想想一致。海德格尔曾经指出，“哲学活在活生生的个人生活之中”哲学要是与生活相离，那么这种纯理性的构建是毫无生命力的。由此推及到一切学科。没有一门学科是脱离生活的纯理性思考，也恰恰因为这个所有的学科才可以得到不断的更新发展与完善。
海德格尔对现代哲学的理解与把握，体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新走向是更多地转向现实生活；而东方哲学在务实的同时又逐渐涉足了纯理论思辩的领域。正是在这东西文化的不断交融与互补中，人类必然将不断地走向更高的智慧殿堂。
篇10：现代新儒学的本质是道德决定论
现代新儒学的本质是道德决定论
现代新儒家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三大学派之一,它试图为中国未来的现代化提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方案.而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理念是坚持思想文化决定、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其表现为:在方法论上他们都是“中体西用”论者,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所坚持的'“中体”就是传统儒学的道德学说或心性之学,“西用”虽已不同于洋务派的西艺、西技,但本质是一致的,仍是19世纪“中体西用”理论的现代翻版.此外,由于现代新儒家的绝大多数学人都是道德决定论者,这也决定了他们在相当程度上不仅不是现代化发展的动力,而是巨大的障碍.
作 者：吕宏强 LU Hong-qiang 作者单位：长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西安,710064 刊 名：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ANG'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DEITION) 年，卷(期)： 6(4) 分类号：B82-05 关键词：现代新儒学 基本理念 道德决定论 现代化篇11：儒学对素质教育的意义论文
儒学对素质教育的意义论文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的文明传统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想追求，乃至中国的发展方向。因此，儒学这一在中国文明史上独领风骚数百年的传统文化，在当今的素质教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的素质教育应该向何处去，应该构建怎样的格局，是时刻萦绕在每一个教育者脑际的沉重思考。
一、素质教育的本质
1．素质教育的提出。
世纪之交，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快科教兴国战略作出的重要决策。
2．什么是素质教育。
从其本质上说，素质教育是以提高全民素质为宗旨的教育，是为实现教育方针规定的目标，着眼于受教育者群体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注重开发受教育者的潜能，促进受教育者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的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
3．素质教育的特点。
素质教育既是一种教育思想，又是一种教育模式。为了社会和人的需要而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和谐发展，这是素质教育的功能观和价值追求，也是它与应试教育、功利主义教育以及其他教育模式的区别和对立所在。素质教育从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相统一的.价值观出发，着眼于促进学生基本素质的全面、和谐的发展，从而为提高国民素质打好基础。因此，素质教育是国民基础教育。着眼于素质，着眼于发展，就是素质教育最本质的特征。
二、传统儒学与素质教育的联系
1．本质理念的联系。
所谓“素质”，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个人先天具有的生理、心理特点；二是后天经过环境、教育获得的基本品质。这也就是儒学创始人孔子讲的“性”与“习”的问题。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意思是说，人的性情本是相近的，只因为习染不同，便渐渐地相差很远了。
“性相近”强调的是每一个人都有相近的本质，因而都有达到理想人格的可能；“习相远”强调的是每一个人究竟能不能成就理想人格，最终取决于他后天的经验活动和受教育的程度。由此可见，早在孔子时代，就已经对人的素质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与当今的素质教育可谓一脉相通。
2．基本要义的相通。
“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发展”是素质教育的基本要义，而这些似乎又都能在儒家教育传统中找到渊源。孔子曰：“有教无类。”马融曰：“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所谓“类”，即指按政治地位的贵、贱、尊、卑等进行分类。西周的学校为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所垄断，奴隶主贵族不仅与平民、奴隶之间有严格的阶级界限，就是奴隶主阶级的内部也是等级森严，有着贵贱尊卑之分。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任何人我都可给他以教育，不分贵、贱、尊、卑等界限，使教育及于平民。这实质上是要求扩大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的来源，把学校由“官府”移到“民间”，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可见，所谓的孔孟精神，就是仁爱兼爱，有教无类，面向全体，为了一切孩子，人人有得。
3．教与学的阐述。
教学过程是教师传授知识的过程，又是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是这两方面辩证统一的互动过程，是教与学辩证统一的过程。从教师方面说，教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教即是学。教与学是互相促进，互相提高的。从学生方面说，学生从教师的教中获得知识，但仍需要自己的努力，才能有所提高，不限于师云亦云。教因学而得益，学因教而日进。《学记》还明确地指出了“教”与“学”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教与学是不断深入、不断发展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教学相长”不只意味着“教”与“学”两方面的关系，还意味着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的相互促进的关系。特别是在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更应提倡“教学相长”的精神。
三、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素质教育
儒家思想虽然产生于两千五百年前，但是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充满活力的。儒学教育及其价值系统，精深而博大，凝聚着一种强力磁场，散发着诱人的魅力。对当代人来说，应该用当代人的眼光来挖掘儒家思想，挖掘它和当代社会接轨的部分，为我们所用，来改变我们今天的教育，促进社会的进步。
所以，我们今天深入挖掘儒学传统教育中有价值的观念和成功的经验，这对于当前加强和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减轻学生过重负担、培养创新人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篇12：儒学与两种自由概念论文
儒学与两种自由概念论文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自由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理念，儒学与两种自由概念。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争论的焦点之一。“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者凸现自由与儒学的紧张性，强调对儒学纲常伦理的批判是建构自由观念的前提，因而对儒学传统采取坚硬的否定态度。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而言，虽不拒斥自由的精神理念，但其文化领域的强势卫道立场，使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也难以兼容。不过，20世纪后半叶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中出现了一些人物，他们致力于寻求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以摆脱“五四”以来的极端性看法。他们的努力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但从学理层面来看，儒学与自由观念现代连接在理论上的建构仍然十分薄弱。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何对儒学与自由观念的关系进行深度的理论分析以促进二者的现代连接？我以为，区分自由概念的意义内涵、范畴性质和文化特征将是问题讨论的前提。
在西语语境中，自由概念的意涵虽然复杂，但英国著名思想家互·伯林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划分，为把握自由概念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根据伯林的论述，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与两组不同的问题有关：前者涉及控制的范围问题，后者涉及控制的来源问题。正是基于对这两组不同问题的回答，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消极自由的内涵是；个人拥有不受他人控制独立地作出选择和活动的范围；自由本身不能不受到法律的限制，因为存在着与自由的价值同等或比自由的价值更高的价值；必须保留最低限度的自由，因而公共权力对自由的限制本身不能不受到限制。在此意义上，消极自由概念的实质是，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元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因而应当在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社会的公共权威之间，划定一条边际界限，哲学论文《儒学与两种自由概念》。这也就是严复所说的“群已权界”之意。积极自由概念则与之不同，它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愿望。它的内涵是，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是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我要做一个主动者，能为自己作出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上述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相互区别，而且属于不同的范畴系统。消极自由涉及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威之间的关系，处理的是社会政治问题，属于社会政治理论的范畴；它基本上不涉及意志自由的问题，不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因此，J·S·密尔在其《论自由》一书中，开宗明义便指出其所要讨论的自由“不是所谓意志自由，……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①积极自由涉及个体“以自由意志追寻人生中道德的尊严与创造的意义问题，”②它以意志自由为根据，导出道德自由之结论，并由此引入政治社会自由的讨论。因而，积极自由主要是个人伦理和道德哲学的范畴。
本文作者看来，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和范畴性质相互区别，而且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消极自由作为社会政治概念，它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确认与维护，对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警惕与防范，体现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历史要求，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是典型的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积极自由作为道德哲学范畴，则有所不同。就其强调道德意志的自由、自主、自律而言，显然不能视为西方文明所独有的思想资源。
篇13：道德小论文
道德小论文1500字
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幼儿德育将影响到整个德育工程的质量。因此，以德治国应从孩子教育开始，用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优秀文化和优良品德浇灌幼儿的心灵，对幼儿实施入耳、入脑、入心，行之有效的爱国主义和传统美德教育。而这些传统美德就在经典里面，正是我们教孩子如何做人的好教材。
一、幼儿道德启蒙教育的重要性
如今一提及对孩子的教育，不少人就认为是让孩子学英语，学琴棋书画，而根本做人的问题却被忽视了，殊不知每一位孩子首先是一个“好孩子”，有了这个根，才有可能谈别的。今天舒适的环境，让孩子 们有了幸福的生活，但因此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弊端。根据一项统计，台湾9—13岁学生的知识水平已 名列世界前13名，而道德判断力却落于其后。21世 纪是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面对信息的多元化， 许多人已经不知道什么该吸取，什么不该吸取，道德标准已被吞噬，面对祖国的幼苗——正处于成长期的孩子来说，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孔子日：“少年若成天性，习惯如自然。”意思是说：一个人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是非常稳固的，终身都 会起作用的。知识需要道德的引导，幼儿良好品格 的养成对孩子一生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作用。 树木只有根深才能叶茂以至开花结果，幼儿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只有从小培养幼儿良好的品德修养，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世纪人才。
二、读经对幼儿教育的德育意义
经典诵读有利于儿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行，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在现实生活中经大量事实证明，其成效也是极为显著的。
1、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中蕴涵着丰富的道德教育资源。所谓经典，就是历经数千年的发展而积淀下来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诸如经、史、子、集。其中蕴涵了大量的成语典故、伦理道德、人文历史、礼仪风俗等中国文化。对于幼儿来说，可以从“三百千弟”起步，从三言到四言，再到五言、七言，不仅读起来琅琅上口，容易引起幼儿的兴趣，也非常符合儿童的认知规律。在内容上其结构简单，相对容易理解。 如《三字经》概括精辟地传授历史文化知识，伦理道德知识，团结友爱的重要性，以及学习应当刻苦等等，被誉为“袖里通鉴”。《百家姓》可以使幼儿了解 中华民族姓氏的渊源，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千字文》是中国文化的小百科全书。《弟子规》是关于品德修养、行为规范的国学启蒙读本，从小培养幼儿洒扫、应对、进退的礼仪，使之从翩翩少年成为进入谦谦君子的重要门径。对于处在品德形成敏感期的孩子们非常有必要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以儒学价值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重人伦、求和谐、盼安定，道德修养渗透在古诗文中，将对孩子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可以促进其良好人格的形成及文化修养的提高。
2、读经教育符合幼儿的认知心理发展特点：读经教育主张熟读成诵，而不求甚解。功在潜移默化，而不是片面灌输。它不仅符合这个年龄段儿 童的认知心理特点，而且也符合个体道德品质形成的规律。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把德育工作的重点放在道 德知识的灌输上，但是如果道德知识不能转化为道 德行为，其结果往往会造成知行不一，成为嘴上说一套，行动上是另一套。而读经教育没有一般意义上的知识灌输，经典中的道德知识，孩子们是在诵读过程中反复接触，在潜移默化中逐步接受，一当他们有所领悟，便会将其作为自己的要求，并在具体行为上反映出来。所以读经的孩子虽然并未真正读懂多少，但却会自觉地按照经典上所说的去孝敬自己的父母，改正自己的行为偏差。好的教育内容也需要有好的教育方法，我们应顺应孩子脑神经的发展规律，顺应孩子的天性，让孩 子在玩中学，在学中玩！做不到这一点，教育者会很辛苦，受教育者也会很痛苦，效果自然不好。最高明的教育方法是：孩子没有感到是在受教育，而效果已自然达成了，而这正是儿童的学习特点。
3、经典的学习必须与日常生活、为人处事融为一体，所谓经典并非是一堆文字，几多知识而已。如果让幼儿把背诵经典作为炫耀知识的资本，就是大错特错了。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是中国文化的特质。我们从小教育孩子读经，就要给他们讲明这个道理，否则，“但学文，不力行，长浮华，成何人？”为学一定要与做人结合起来。经典的德育内容围绕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展开，强调从日常行为规范做起。从孝亲、敬长、悌兄、信友做起，由近及远，从小到大，逐步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而并非是远离生活实际的大道理。对于幼儿来说，那些蒙学名篇，如《三字经》和《弟子规》等，包括许多人生格言和幼儿日常生活的道德行为规范， 内容贴近幼儿的实际，容易学，也容易做。如儿子在读了“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后，就懂得了 如何向别人借东西，借物应该事先说明的道理。幼 儿在琅琅上口的诵读中，既识字、学知识，又学那些看得到，摸得着，在日常生活中用得着的具体行为规范。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习惯。这是读经教育取得德育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墨子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语道破了教育的规律。读什么书，成什么人，信什么理成什么事， 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经典的智慧语言不断输入幼儿纯净的心灵，日后必定深刻影响一个人的言语思想行为。最后想说的是今天的读经绝不是复古，而是一种尝试，一种素质教育的尝试：一种对现行教育补充的尝试。我国古代文化典籍中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人们行为处事的道德标准。我们想用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来“童蒙养正”，让这些传统文化熏陶孩子们，给孩子们铺垫下一生的道德基础。
十七世纪世界著名科学家牛顿曾说“我之所以看得比较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希望 我们的孩子能站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巨人肩上。儿童经典诵读活动不仅是为了继承、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更是响应党的号召，实现民族 精神教育，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
篇14：道德困境论文
道德困境论文：论中国的道德困境
摘 要：中国正在处在社会的转型期，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人民的道德也潜移默化的发生的巨变。现今，中国的道德正在处在滑坡的时期，在道德问题面前，人们在选择时候出现茫然。道德困境主要表现在诚信与感恩的缺失。作者通过现象看本质，致力于探讨出现道德困境的原因。
关键词：道德 道德困境 反思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从孔雀石绿的鱼到红心鸭蛋，三聚氰胺奶粉，发霉馒头，人造鸡蛋，毒胶囊……连食品安全也变得不安全的时候，人拿生命开玩笑，完全漠视生命的存在，我们还可以相信这个这个社会，相信这个民族吗?面对这个食品问题，我们的公民一边在网上和报纸上抱怨，骂商家的无良，骂政府的不作为，骂社会的道德滑坡，另一边却毫无所动，一次次原谅和纵容这些行为的发生。我们的公民在面对这个的道德问题上，陷入了循环的怪圈。我们该如何去思考当前社会的道德困境呢?
一、道德困境的定义
目前学术界对道德困境的定义杂而乱。第一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一个难题。第二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道德悖论种的一种。第三种定义是，对一项道德义务的履行就是对另外一项道德义务的背弃。第四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道德失范的一种状况。第五种定义是：对道德困境的理解应从道德选择入手，因为道德困境是行为者在做道德选择时才有可能会遇到的一种特殊情境。这个情境用西方学者的话说就是： 面临令人困惑的两者取一的抉择。这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道德困境的复杂性。我自己则更多的理解为第五种，面临一种两者取一的抉择。通常情况下，我们的选择都是在道德与不道德、价值与无价值的、善于非善之间的选择，只要我们有向善的的意识和识别善恶的能力，我们就不难作出选择。
二、道德困境的表现
道德困境在存在于个人现实生活的抉择当中，有些例子是我们鲜少遇到的。著名的电车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例。但更多时候，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道德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诚信与利益的抉择
诚信是我们当今这个社会非常缺失的品德。我们是一个病态的社会，我们的诚信，良心通常在追逐利益的道路上丧失。前人常讲一诺千金，但是我们现在签订合同都会出现背信弃义的状况发生。就连我们大学这一方净土也没有放过。现在普遍存在的论文抄袭问题。近年来大学有一股抄袭、剽窃之风，“文章就是搜寻、复制，粘贴”“论文就是移花接木，偷梁换柱，东拼西凑”。无数学子把它当作是常识纷纷利用。学术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困扰学术障碍和笼罩在校园象牙塔的阴影。尽管绝大多数同学对于大学校园存在的论文抄袭，剽窃持否定态度，但是同学也表示态度和做法是两码事。
(二)感恩的缺失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就讲究孝道，讲究感恩。现在我们的学校每个学期主题班会都将感恩，但是不知道有谁听得进耳朵。我们的中央电视台每年都会举行一次感动中国的评选活动。为什么要举办，就是生活中缺少，所以才要使劲地挖掘，使劲地宣传。
三、道德困境出现的原因
一个个“我”构成了这个社会，社会的状况如何都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表现。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推给组织，政府，我们要反思自己的行为，道德困境不是精英分子的事情，不是某个英雄的事情，而是是关每一个公民相关的事情。因此我们要从个人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一)自我与角色的抽离
当今社会，许多人都认为，“我”就是“我”，“我”是先于一切的角色。我与角色是相抽离的。“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角色”的责任是角色的责任，“我”可以不对“角色”责任负责。这直接导致了责任的推脱与道德的弱化。纵使很多人说我不是，这只是你没有反思而已，你的行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抽离了角色的我。我们在承担责任是会悄悄地选择一部分，或者选择比较轻易的部分，因为我们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理由就是那不是我的责任。我们都遵从与内心的本我，追求理想的自我主义，抛弃了角色责任，我们只是随意的依靠自己的理性或者感觉来判断，因此我可以随意选择自己认为是恰当的责任。
(二)道德约束力的弱化。
“范跑跑”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一问题，就是在人民的心目中，道德约束机制并没有完全建立。道德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传承下来，约定俗成的惯例。一旦我们打破了这个惯例，就因该受到谴责或者惩罚。我们现在的道德机制都是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这个规范与当今社会倡导的公民教育存在着悖论。一旦我们触犯了这个惯例，我们受到的仅仅是舆论的惩罚，或者是其他无关痛痒的小结果。
(三)道德教育的缺失
从传统社会向市场社会的转型意味着人们从熟人社会转向了陌生人社会。人们所打交道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熟人，二是扩展到陌生人。在这样的社会，要使市场交易有序而不乱，就需要一种新的道德，即共鸣道德。它是用于调节人与他人之间的公共关系的道德。这种道德应该明确界定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权利与义务。但是我们长期以来多久不太重视公民道德的建设，市场转型缺乏道德的支撑。虽然我们过去在市场经济是非常提倡，如“大公无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道德困境是一个选择善的过程。它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道德已经全面衰落，也不是说我们的道德全面停滞。这只能说明我们的道德处于一个阶段的困难期。因此，我们要对道德困境有清醒的认识。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道德困境论文：“扶不扶”现象背后的社会道德困境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发展，人民物质需求获得极大满足，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社会道德领域问题却层出不穷，中国社会道德正在遭遇改革的“阵痛”。
关键词：“扶不扶”;社会道德;道德困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物质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社会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现实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变，但社会道德领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由于新旧价值观念及道德规范的冲突，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毒奶粉”、“小悦悦”事件、“潜规则”、“学术不端”等一系列道德失范问题。
一，社会道德问题的典型――“扶不扶”
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小品《扶不扶》着实火了一把，一句“人倒了还可以扶起来，人心倒了可就扶不起来了。”直指当下社会热点问题之一――路遇摔倒老人，扶还是不扶?
早在小品《扶不扶》之前，社会舆论就已经开始关注“扶不扶”问题，“彭宇案”的发生如蝴蝶效应般扩散开来，此后“许云鹤”“殷红彬”等案件的发生使社会更加关注此问题，诸多因搀扶摔倒老人而被讹诈以及遇到老人倒地围观不救等新闻屡见报端。8月，上海一名老人倒地，围观路人无人敢扶，引来过路外国女子大骂;6月，四川三名小学生扶起摔倒老人被讹，最终诬陷者遭刑拘;20广东一男子因扶摔倒老人被讹诈，选择以死证明清白;2月，浙江一名老人摔倒在地，23人经过却无一人搀扶，最终导致老人被汽车碾压而死;205月四川一名小学生在扶起倒地老人后，却被诬陷是撞人者，在目击者的证明下才还以清白。
年，四川日报发起“雷锋日・雷锋精神问卷调查”，在“当街遇见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跌倒了，你会不会扶?”这一话题网调中，17.88%的网友选择了“少惹麻烦，装作没看见”，36.71%的网友把票投给了“不扶，直接拨打110或120”，45.41%的网友表示会扶起老人。[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选择会扶起老人的受调查者中，只有9.65%的人会毫不犹豫地上前扶起老人，19.94%的人选择找到证人后再去扶起，15.82%则鼓励周围人一起扶起。一个简单的“扶不扶”问题，折射出我国当前社会道德在社会转型期遇到的困境。
二，当前社会道德困境的成因
社会道德就其意义来说具有三个要素，一是一定社会在其运行和发展过程中的道德，即具有社会性、过程性;二是为协调各社会群体、各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而形成的道德，即具有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三是道德规范体系、道德价值观念、道德实践活动的总和，即具有观念形态、实践形态双重特性。[2]
就经济方面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合理的分配方式、公平的竞争方式等关系着人们的道德需求和愿望，也关系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政策影响，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其次，市场经济体制为个人、集体的经济行为设定了更为自由的空间，所有经济行为、经济手段都是为自己、自身集团获取更多利益。商品交换活动不再真正遵守价值规律，竞争的方式也不再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再次，市场经济发展和运行的盲目性、波动性造成众多个体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抛弃社会公德。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片面追求效率至上和经济利益，而忽视对市场经济的管理以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教育、公民素质等，造成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
就社会制度方面来说。转型时期的中国之所以会出现道德失范现象，制度不完善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是制度的缺乏，二是现有制度存在的不合理、不科学，三是制度更新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制度是道德实践的有力保障，转型期社会制度不完善必定造成社会生活多方面的道德失范。
就个人方面来说，一是道德信念的缺失。道德信念是个体对社会道德所倡导的道德理想、道德人格、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正确性、正义性深刻而理性的笃信。[3]道德信念缺失，首先是道德主体对某种道德理想目标及精神基础的怀疑、动摇甚至否定。转型时期，不论是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还是从社会形态、精神状态看，都对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对原有道德价值体系进行重新评估，已有的道德理想目标被怀疑、动摇甚至否定的时候，道德规范也就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其次，道德情感的冷漠、缺失。道德情感是道德主体对善恶判断引起的内心体验，是从自己内心深处形成的道德倾向性。[4]当道德主体对道德理想目标产生怀疑、动摇甚至否定时，道德行为处于被迫状态，人们对原有价值体系的崇拜、尊重淡化甚至消失，道德情感也就出现冷漠、缺失状态，道德失范现象也随之产生。如现实生活中，见死不救、见义不为，对社会和他人的冷漠，社会责任感的丧失等。
二是心理结构失调、主体意识强化。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让个体心理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传统文化重集体轻个人的观念、重义轻利的观念、公平观念等受到强烈挑战，人们私欲膨胀;另一方面，利己主义观念、个人主义观念等个体主体意识不断强化，过度强调个人利益、以个人为中心，进而造成一系列社会道德失范现象的出现。
三，社会道德困境的解决途径
党的报告指出“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5]
一要加强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社会道德调控最主要、最基本的调控方式。一是要重视家庭教育。家庭道德教育是一个人整个人生道德教育的起点，在培养个体道德品质和道德人格方面，起着学校和社会无法起到的奠基作用。二是重视社会道德教育。社会道德教育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首要是必须认识到整个社会应当承担的教育责任，加强伦理道德体系的研究和建设，注重伦理道德思想的实践和运用。重视转型期多种文化交融，新旧文化交替下，道德教化对引导受教者和调适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三是重视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加强道德教育除重视实践中的教育活动外，也要对转型时期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样转变引起的新的道德问题进行关注，寻求与新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道德教育方式。将个体的独特性与终生教育相结合，培养个体自主学习、自我教育的能力，让道德教育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
二要完善法制和道德机制。一是道德法制化。就是要把广泛性的基本道德行为列入立法范围，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关系中，什么该做而什么不该做，确定为法律条目，使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更具有权威性。二是道德规范化。法律在道德体系中，是保障性的底线，但实践生活中更多的道德行为并没有达到法律制裁的程度，更多的是处于违背道德但不足以法律惩治的位置。这就需要把道德规范融入到行业、地方风俗中去，让道德行为更加明确、准确。其次，运用多角度、多媒介的传播方式，让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传播更深入、更广泛。三是建设道德监督机制。道德的法制化、规范化，都离不开有效的监督机制。可以这样说，合理、完善的监督机制，为道德法制化、规范化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三要积极发挥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加强社会道德的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要提升社会道德的水平和实力，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并批判和反思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一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并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民族的道德修养。它使人们形成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检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理念。在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是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环境，旗帜鲜明地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树立正确导向、澄清模糊认识、匡正失范行为，形成激浊扬清、抑恶扬善的思想道德舆论场，引导人们自觉做良好道德风尚的建设者，做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6](作者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安微，《老人摔倒扶不扶近五成网友选择“扶”》《四川日报》，2014年3月5日，第008版
[2][3][4]王立东，《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要义》，岳麓书社，2014年
[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月8日
[6]刘云山，《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求是》，2014年02期
道德困境论文：浅论现代人的道德困境与道德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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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道德基础的国家,在近代以前,是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道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且最成熟的部分。古代经济、政治、教育、文学、艺术、哲学乃至宗教,无不打上道德的印记。然而,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和整个封建文化的衰落,传统道德文化也渐见式微和衰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道德文化在中国发生了整体性危机。传统的道德哲学受到了人们的怀疑与否定,不再能为人们提供普遍有效的价值意义和道德信念;传统的道德秩序也日益受到新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准则的挑战;在几千年漫长岁月中形成的道德禁忌,日益受到破除和亵渎。传统道德律令不仅难以成为人们行为“合法性”的根据,而且它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似乎也成了问题。
传统伦理的蜕变与现代伦理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充满矛盾的过程。“五四”时代人们提出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历史任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一方面,旧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会随着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变革而立即消亡,即便是表层的道德秩序、道德规范发生了变化,而深深积淀在中国人深层心理结构中的“道德无意识”(道德心态和习惯)却很难一时改变。另一方面,新道德的建构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因为新道德赖以发展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不会被历史现成地“给予”,它需要经过现代化过程的再塑造,更主要的是现代道德和伦理精神要真正建立起来,也应像传统道德那样,不仅要建立显性的道德关系、道德秩序和道德理想,而且需要渗透到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内化为隐性的道德心态、道德信念和道德美感。目前存在的道德困境的实质在于:一方面传统道德文化和伦理规范已经解体,另一方面,现代道德体系和伦理原则尚未完整地建构起来;传统伦理已经无力给中国人提供终极的价值意义。现代中国人生活在新旧道德的历史嬗变期,承受着新旧道德的冲突,陷入无法回避的道德困境。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道德价值上的困境。道德价值即道德主体对自身行为合理性、正义性、崇高性的理解,是人们对高尚的道德行为、优秀的道德品质、崇高的道德理想所产生的“敬意”,对卑下的行为、庸俗的品质、低级的趣味所产生的“耻感”。在道德价值整合度较高的社会中,人们对何者为荣,何者为辱;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何者为洁,何者为污;何者为美,何者为丑;何者为高尚,何者为鄙俗等等,是不言而喻的,或者是约定俗成的。人们能不假思索地作出符合多数人普遍接受和认可的道德原则的判断。而在道德转型的过渡时代,人们受双重标准或多元标准的影响,似乎无论那一种标准都有一定的“合法性”。这种情境使当今道德评价变得模棱两可,流荡失据。人们在道德评价上不再相信有一个普遍有效的恒定的标准,常常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其二,道德选择上的困境。在双重或多元价值标准的社会评价系统下,任何一种活动,一种现象,都会因价值标准不同而得到不同的评价。而评价失范必然导致道德选择迷惘。任何一种选择,都可获得一种价值观的文化支援,受到一种价值标准的肯定或赞扬,同时又会受到另一种价值标准的否定和讥评。这种选择矛盾冲突在今天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人们常常感到它的存在。例如,人们的职业选择、婚姻选择、人际关系选择、行为方式选择、理想人格选择,总难以找到一种最具有充足理由的方向。选择失衡使人们普遍对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丧失信心和诚心。文化和道德选择仿佛成为钱钟书笔下的那座“围城”,里面的人想爬出来,外面的人想挤进。
其三,各式各样的非道德主义泛滥。非道德主义是这样一种倾向,即反对任何道德约束,主张放任自流,用虚无主义来对待社会提倡的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非道德主义的实质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和颓废主义的结合体。在现代变迁中,中国人的伦理精神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嬗变,人们的传统道德意识相对松弛,非道德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开始抬头和泛滥。社会越轨和失范现象时有发生,这种情况表现在道德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职业道德松驰和行业不正之风泛滥,以权谋私、以职谋利;商业活动中的见利忘义和以坑、蒙、拐、骗获取暴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家庭婚烟方面的“第三者现象”、“性自由”、“形式夫妻”往往受到某种程度的宽容。
甚至许多在新中国本来已经绝迹的罪恶现象又死灰复燃,沉渣泛起,给社会生活、个人生活带来严重危害。
其四,社会道德控制机制低效,道德评价和舆论监督弱化。一个社会要形成稳定的道德秩序,创造良好的社会风尚,保持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建立有效的道德控制机制。社会道德的控制,一是要有社会舆论监督,二是要有每个社会成员的“良知”自律。舆论监督是指通过大众传媒做好道德导向,宣扬具有时代精神文明价值的新人、新事、新观念、新生活方式,批评和谴责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阻碍现代化建设的非道德行为,批判与时代精神和现代文明价值相背反的封建道德遗毒,批判腐朽颓废的道德虚无主义。良知自律是道德主体的自我监督。它能通过自我反省、自我评价来净化人格心灵,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理想境界,从而调节和控制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社会需要。然而,由于我们面临着道德价值观上的新旧交替,执行着双重的价值标准,缺乏统一的、权威性的道德理想,必然造成舆论监督的混乱和道德良心的淡化,使社会道德控制系统无法发挥其职能。人们做了正义牺牲和奉献,却得不到社会赞美,而做了道德上有歉的事,又不感到羞辱和惭愧。这是今日中国人无法解脱的又一道德困境。
其五,道德教育扭曲变形。道德品质是后天培养的结果,而不是人的先验本质。要使人类养成高尚优美的人格,离不开有效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根据社会的道德价值对社会成员进行的关于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理想等方面的教育,以培养和形成人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影响人们的道德活动。在道德价值整合度极高的传统社会中,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以及个人自我教育在道德目标上是高度一致的,这保证了传统道德教育的成功。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双重价值标准并存,道德教育的内容往往缺乏一致性和稳定性,有时出现把相互对立的东西一起向受教育者灌输的现象。道德教育的理想性与现实生活中的非道德性之间的巨大反差,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往往使道德教育流于形式,甚至助长受教育者的逆反心理,对道德教育产生排拒和抵触。道德教育缺乏一致性,道德理想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严重降低了道德教育的水准和影响力。
现代中国人的道德困境,妨碍着21世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有序发展。道德价值新旧交叉造成现代人的价值紊乱和道德选择上的迷惑,人们无法为自己的存在找到圆满的“善”。21世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离不开具有内在活力的完整的文明主体。他们不仅要有现代知识技能,而且要有现代生活方式、现代道德心态和现代人格理想。这就需要走出自相矛盾的道德困境,重建与现代化目标一致的新型的道德文明。
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道德文化体系和体现时代精神的伦理精神,是每一个现代中国人面临的道德选择的必然趋向。这种选择的根本出发点应是对现代中国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性质和时代主题的把握。现代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主题是全方位的现代化。因此,我们的道德选择,我们的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的重建,就必须始终把握住这一时代主题和历史发展趋势,确立现代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建立适应现代化需要并能促进其发展的道德文化与伦理精神。这种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的基础原则应是:(1)自强不息的敬业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奋斗精神的统一;(2)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的价值准则的道德规范体系;(3)事业上崇尚竞争,和生活上相互理解、支持和宽容;(4)尊重自我,理解他人,个人生活的多样性与社会团体生活同一性相结合;(5)外在的实用功利性与内在的道义圆满性相结合。这五项原则是与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目标相一致的,也是与现代中国人渴望走出道德困境的要求相吻合的。
建设中国道德文化的伦理精神,必须牢固把握现代价值目标,服务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建设中国的现代道德文化,必须对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加以认真的清理和批判继承。取传统精华而用之,弃传统糟粕而废之。在重建现代伦理精神的今天,我们应该把反省传统的着眼点放在继承与弘扬这一方面。在现代价值理想的导引下,让传统美德为现代生活服务,这同样是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必须做出的选择之一。
建设现代中国的道德文化与伦理精神,还需要建设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人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人改造和适应着环境,环境也影响和改造着人。人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道德风尚和理想选择。因此,我们重建现代中国的道德文化,离不开优化我们的社会环境,使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教育环境尽可能成为中国养成良好道德风尚的外因。只要商品经济日益繁荣有序,民主法制日益严整完备,社会教育日益发达合理,我们就一定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伦理精神,与此同时,我们将逐步摆脱困惑和迷失,走出道德困境。
1.关于品德的议论文3篇
2.读书心得论文3篇
3.道德模范心得体会3篇
4.关于美德的议论文3篇
篇15：两宋儒学的观及其经学中的语言学思想论文
两宋儒学的文本观及其经学中的语言学思想论文
[摘 要]两宋儒学提倡不盲从的普遍怀疑精神和学贵得之于心的自由学风，以“理义大本”为理性支点，力求除去个人私见与锢蔽，即从经文本身的语境即“上下文义”、理解的时间性即“熟读深思”上，“不为文字所梏”，求得圣人之意。这样，两宋儒学中的语言哲学既接续了汉唐注疏对圣人之意的传述，接植了先秦以来的言意之辨、名实之辨的语言哲学精神，又突破了训诂师承的传统，在读经与做人、创通经义与自我省察乃至提升理想人格上，提出了值得一再回味的命题，从而启开了经学与理学互释的源头。
[关键词]二程；朱熹；陆九渊；语言哲学
与先秦经典化过程及汉唐解经传统相比，两宋儒学的语言哲学突破了训诂师承的传统，以“自得”、“体认”为基本致思取向，以“理义大本”为范阈，提倡“大自奋拔”、“自作主宰”的自由学风，其语言哲学表现出以求“学”问“道”为特点，在“文字”――“文义”――“圣人之意”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中寻绎恰切的解释。正如朱熹所言：“圣贤形之于言，所以发其意。后人多因言而失其意，又因注解而失其主。凡观书，且先求其意，有不可晓，然后以注通之。”这表明两宋儒者以语言为工具，以直探圣人“本意”与经典“本义”为主，其注疏等训诂方法则仅作为辅助性工具。本文集中分析两宋儒者语言哲学中的终极关怀、解经方向及其文本观。
一、“求圣人用心处”：两宋诸儒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意义
两宋诸儒的确信之一是，透过文本可以求得“圣人用心处”。程颐在早年所作的《颜子所好何学论》一文中，认定“圣贤可学而至”。他著《周易程氏传》，是要振起士人于沉迷之境，“俾后人沿流而求源”。而求得“理义大本”，是两宋儒学语言哲学的理性支点。普遍怀疑而又遵从“理义大本，’以求切己自得，使两宋儒学在经典解释方面形成了不同于汉唐注疏的新范式，即由注疏转向了对经典大义的创发。
欧阳修在《易或问》中指出：“大儒君子之学也，理达而已矣!”他主张恢复儒家经典的原始本义，摒弃离经的.“杂乱之说”，并又指出“所以尊经”的理由是为了获致“六经”的本义，可以质疑汉唐经学的流弊，将现存的各种注疏“相攻”，而“勇断”地“去取”。对“理义大本”的阐述，最为典型的当是朱熹。他说：“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孙明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渐欲复明于世故也。”朱熹的这一观点突破了只是“不越注疏而已”的旧习，开了新的“运数”，无疑给南宋儒学界吹进了一阵新风。
两宋儒学极其重视探求和重建经典的“原意”，并透过经典的原意而观察自然之理，如朱熹说：“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这一观点既包含了他们与经典之间的“视域融合”，也体现了解经者实现天人贯通的终极关怀。
在两宋儒者看来，自孟子之后，道学暗而不明，因此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正是为了发明往圣之“用心”，重新阐明圣贤之学。朱熹说二程发明道理，突破了“汉儒一向寻求训诂，更不看圣贤意思”的局限，开示学者“求圣人用心处”，重建接续了道统。二程自己也说：“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与圣人所以至圣人。”只有做到“句句而求之，尽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才能使“圣人之意”涌现出来。
朱熹则主张除去自己私见，解释文字要著意玩味，虚心玩索，才能得圣人用心处。他说看书“须是除了自己所见，看他册子上古人意思如何，“读书著意玩味”。玩味其实就是熟读精思，使义理从字里行间涌现出来。他主张“多闻前古圣贤之言与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朱熹反复说要看古人“用意”，凡看文字，须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要看它“用意”在哪里。所谓“解经之解”，就是将“圣贤之语解开了”。他批评那些只能守经者，只是“理会讲解而已”，主张“理会身己，从自家身己做去”，立志去切己做工夫。
与朱熹在思想体系上截然不同的陆九渊，在解经的思路上其实与朱子也是一致的，即要去求得古圣贤之精义。他认为在昔人之说、存在的事实、今人的解释之间，有很大的出入，而“圣贤教人，句句实头”，因此，在经典阅读过程中“当勉致其实，毋倚于文辞”。他要求学者通过“文”、“言”求得言说者的“德行”之“实”，不能“倚于文辞”，“徒以臆想，称引先训，文致其罪”，以至于“人心不服”；他还说，不从“本”上、“实”上下工夫，只能是“学无端绪”，其旨归只能是“悖戾，庞杂肤浅”，无法立足于世。
既然“圣贤心无不同”，只要将圣贤之意解释清楚了，切己去做，就会与圣贤为一，实现天道人事相贯通，上下与天地同流，这是宋明儒学基本的终极关怀。张载《西铭》“民胞物与”思想表明，“子夏‘四海一家，观念，在张载这里已经演变为‘天地万物一家’的思想，人的终极境域实是整个天地宇宙”。为了抵达这种境界，深解圣贤之意，宋明诸儒采用了除“私”去“蔽”的解经进路。在这样的解经过程中，我们深窥宋明儒学，尤其是两宋儒学就文本而“取正意”的文本观。
二、就文本而“取正意”：两宋儒者语言哲学的文本观及其解经进路
在现代西方的解释学看来，任何解释工作都必然有先入之见，它是在先行具有(Vorhabe)、先行视见(Vorsicht)和先行掌握(Vorgriff)中先行给定的，如海德格尔说：“解释奠基于一种先行掌握之中。”然而，两宋诸儒在解经过程中则要求不先立说，不人为地设置理解的障蔽，努力从文本中寻批古圣贤的意思。如朱熹所说：“圣人说话，开口见心，必不只说半截，藏着半截。学者观书，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须立说别生枝蔓。唯能认得圣人句中之意，乃善。”这种寻求经典原意的思想与现代西方的解释学思想显然有较大的距离。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两宋诸儒主张解经时要除“私”去“蔽”，如张载就说：“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他们在解经过程中，力图尽量避免“先行视见”所造成的弊病，主张去“旧见”才有利于获得新解。这同现代西方解释学主张有暗合之处。朱、陆在学术品格上有很多相异之处，但在去“私”除“蔽”这一点上，二者却有着惊人的一致。这是值得重视的地方。
朱熹还说：“今学者有二种病，一是主私意，一是有先入之说。”而且，某种程度上，这种“先入之说”就是个人“私意”，“看文字先有意见，恐只是私意”。朱熹批评时人以己意代替圣贤之意，并给了一个恰切的比喻，“譬之此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道光明”，私意之蔽圣贤之意、经文本义，正如烛笼骨子障蔽笼中外放的光明。为了解除私意之弊，朱熹一再提倡“平心”、“虚心”，不要“立见解”、“先立说”，“若执著一见，则此心便被此见遮蔽了”。“须是打叠得这心光荡荡地，不立一个字”，这样才能达到“熟读涵味”的效果。他反复告诫学者要尊重文本，尊重作者，读经要“虚心随他本文正意看”，“以他说看他说”。
朱、陆在学术品格上有很多相异之处，但在尽量避免“先行视见”所造成的弊病这一点上，二者却有着惊人的一致。陆九渊也主张除去“前见”、“前识”，不能让先入之见障蔽了对真知的认识，既要“平心”去读，又要空其已知，“打叠田地净洁”，立志去读书。陆氏之所以强调这样，一是出于“自作主宰”的考虑，强调“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师友载籍”，要求“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二是认为“前见”往往会遮蔽很多很重要的方面，造成“虚妄”不实，“一切被这些子隔了，全透不得”。在陆氏看来，“人心不能无蒙蔽，蒙蔽之未彻，则日以陷溺”，而“私意是举世所溺”，由于这种“私意”、“私欲”等的“蒙蔽”，使人学不见道而成为私智穿凿的“小人”，“学不至道，而囿于私见”。不过。陆氏也深深地意识到，即使是贤智者也不能免于“意见”之蔽，而有“失其本心”的时候，所以，他提倡一种深切反省的去私蔽的方法，他说：“必有大疑大惧，深思痛省，决去世俗之习”，“加剖剥磨切”，使心不蔽于物欲，“蔽解惑去”，从习俗与闻见中超拔出来，“闻善而慕，知过而惧”，从而不失君子之德。
三、“理会本原”与得理忘言
两宋诸儒将“自得”精神落实到讲学上，主要表现为对著之于文本的圣贤之意的体察，即如何由载道之文契通圣贤之意，这就必然涉及到他们文本观中的“言意之辨”问题。
朱熹主张要去“理会本原”，“一切莫问，而惟本文本意是求”，以“自家身心做根柢”，不能从册子上讲论文字。在他看来，“理会本原”其实是为了“涵养于未发”。他批评时人“不去这上理会道理，皆以涉猎该博为能”，所以有道学、俗学之别。在他看来，读书当“切己体察”以“求道”，不能拘泥于“纸上看，文义上说得去便了”，“且当看其大意”。他要求凡看道理，“要见得大头脑处分明”，“一切从原头理会过”，“须要就那个大处看”，因为“要就那大处看，便前面开阔”，着眼于“壁角”，就会“地步窄，一步便触，无处去了”。
在程朱一系的儒者看来，“义理”与“圣人之意”，大都是“道理平铺”，一切自然地呈现着。他们认为“天下同此一理”，“天地人只一道”，“才通其一，则余皆通”，物我一理相通，天道与人道相贯通，故格物穷理，一通皆通。如朱熹认为万物“一理”，故“格得多后自能贯通”。他还说看义理难，“又要宽著心，又要紧著心”，但只要不“拘滞于文义”，“细心看他名义分位之不同”，就能“一一分晓”出此番道理。
在对理――经――传三者的关系上，大概也可以说是在文义――文本――历史上的解经者之意三者之间的关系上，朱熹也认为通“经”可弃“传”，得“理”可忘“经”。朱熹认为，所谓“通经”，其实就是“理得”，只看他“影象”与“大概路脉”，不用理会“边旁四畔”，不能强求对于经书细部的理解。在朱熹看来，“理会文辞”是通达“理义大本”的必由之路，在没有得“理义大本”前，心里也必以通达“理义大本”为目标，对经典文辞要“切己用功”，“就事物上理会”，不能“把这道理作一个悬空底物”。得“理义”于心以后，便可“视言语诚如糟粕”了。二程主张学者应重在求“圣人之意”上，“于简策之外脱然有所独见”，反对“固执”文本而要求“通达”，正是要求“得意忘言”。不过，程颐又说：“得意则可以忘言，然无言又不见其意。”这样，在言意之间还没有走到完全轻视语言的地步。
在文本与大义的问题上，陆九渊的观点与程朱一系的观点也并无多大出入。他曾说，自己“平时未尝立学规，但常就本上理会，有本自然有末”。由于他一贯主张“自作主宰”，以“具在人心”的“甚明”之“理”来省发，认定“明得此理，即是主宰”。所以他认为，讲学也要提纲挈领，“须头项分明，方可讲辩”。读书不仅要理会“文义”，还要透过“文义”辨明作者的“意旨所在”，若“只以晓文义为是，只是儿童之学”，“只理会文义，便是无志”。读书志在得道，不能停留在对“文义”的把握上。
由上简单分析可知，在求得文义基础上确立自得之学，是宋明儒者的重要共识之一。两宋儒者以“理义大本”作为其语言哲学的理性支点，最终将其关注的焦点对准“圣人之意”与文本之“义”，在此基础上，诸儒将理义之本与文本结合起来，最终确立了自己的独得之见。总之，两宋儒者建构了超越于汉唐训诂传统的语言哲学范式，在圣人之言――圣人之意(或经典文字)――经典文义，及其同体贴圣人之意并学做圣贤的多重关系之间，提倡不盲从的普遍怀疑精神和学贵得之于心的自由学风，既从经文本身的语境即“上下文义”、又从理解的时间流衍与大化流行中来熟读深思经典文本，“不为文字所梏”，透过文义得圣人之意与“求圣人用心处”，力求除去个人私见与锢蔽。这样，两宋儒者的语言哲学，既接续了汉唐注疏对圣人之意客观传述之传统，又远绍先秦以来的言意之辨、名实之辨的语言哲学精神，在读经与做人、创通经义与自我省察乃至求得自得之道，提升理想人格，均提出了值得回味的诸多命题。尤其在重视经典原意的这一层面对清代乾嘉语言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篇16：浅谈语文教学中的道德养成教育论文
浅谈语文教学中的道德养成教育论文
养成教育是基础道德教育的主体,是崇高道德教育的主体,是崇高道德的生长点。养成的本意是,通过培养而使之形成或成长。小学生正处在人生当中的起点,作为语文老师对他们道德的养成有责无旁代的责任。那么我们就当从那些方面对学生进行养成教育呢?
一、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
俗话说“习惯成自然”,任何习惯都是从小养成的。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主张,好习惯的培养“最好是心理还很清新”,即没有形成错误概念,没有养成坏习惯时就开始。现代心理学及实际告诉我们,小学一年级学生,在学习上,正处于无意学习向有意学习的转换期,他们缺乏主动性,需要教师督促引导。而课堂,是学生学习知识的主阵地。课堂教学是学生学校生活的重要方面,是学生学习知识发展能力的主渠道,也是他们掌握“双基”、发展情感和智能、获取能力的主要途径。鉴此可见,低年级语文课堂中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是必要的,是重要的。那么作为语文教师我们该如何培养学生的习惯呢?
1、调整好生物钟,生活有规律。一是早睡早起,持之以恒,每天午睡半小时,这是作息方面。二是饮食均匀。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不暴饮暴食,不挑食,不只吃口感,更注重营养。生存健康需要吃什么就吃什么。不是想吃啥就吃啥。三是讲究卫生。包括个人卫生和集体卫生;室内卫生和室外卫生。重在及时清理,重在维护和保持。
2、做到今日事今日毕。学习上不能往后拖。当天的任务当天完成。跑在时间前面的人才能成功。学习讲究效率,不硬拚时间,让自己在睡眠充足,精力充沛,心情愉快的最佳状态下学习,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坚持天天阅读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文章,摘抄优美文段并背诵,从而愉悦性情,陶冶情操,净化灵魂。
3、坚持练字,修身养性。要求学生天天练钢笔字,不求多只求少而精,贵在坚持。小学生用的小字本,每天练一张,要练得投入,练得有长进,不是为应付老师。让学生体会到:练字的妙处,平静心中的浮躁;驱散心中的郁闷;平息心中的怒气,冷静膨胀的头脑,达到心平气和地学习、生活的境界。
二、培养学生积极的生活态度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教育的成功,要求学生不断超越。学生超越老师,儿子超越父亲,女儿超越母亲,自己不断超越自己。要求学生尊敬老师但不迷信老师,亲近老师但不依赖老师。学生自觉主动地做到比老师要求的更多更好。
有时学生的见解比老师的更新颖更深刻而独到。这时学生不应看不起老师,这很正常,也正是老师引导得当的结果。
如果学生一直走不出老师的思维圈,一直翻不出老师的`手心,这反而不正常,意味着教育失败。这不仅是教师的悲哀,而且是学生的悲哀。只有超越才有提高;只有超越才能打破新纪录,创造辉煌。
三、优势化看人做事
一位经济学专家说:要想长久立于不败之地,就要优势化看人做事。一是明白自己的优势,在自己工作的人群中发现展示自己的优势,赢得周围人的赏识和尊重。一是善于发现利用别人的优势,身边的人有一分优点就看重这一点,有二分优点就利用他两分优点,不是计较他的缺点,而是用人之长。学生学会这一点,对将来走向社会大有益处。①自知者明,帮助学生发现并培养自己的优势,给学生创造平台,展现他们的优势。如定期开展书画展,演讲比赛,诗歌朗诵会,歌咏比赛,辩论会等活动,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不断地产生成就感,享受成功的喜悦,从而增强自信心。②知人者智。引导学生用欣赏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人。只要别人有一点可取之处,就看重这一点,取人之长为己所用。善于用人的人才是善将的人。正如汉高祖刘邦成为一代功不可没的帝王。发现别人的优点,尊重别人,团结别人,互帮互助,和睦相处,愉快合作,为自己营造一个宽松和谐的生存环境,何愁无建树!
四、懂得尊重和感恩
一位名人说过:你即使穷得只剩一件衬衫了,也要把它冼干净,熨平了再穿身上,以示对别人和自己的尊重。可见尊严和人格比物质更重要。在一次作文讲评课上,从另一角度教育学生懂得尊重,尊重别人和自己。作文题目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从审题讲起,重点落在“轻”字上,最佳角度取“轻视”之意立意。即生命承受不了对它的轻视,然后展开写轻视的来源、表现、危害。重点写危害:轻视伤人自尊,使人丧失对生活的勇气而悲观厌世,或破罐破摔;使人丧失对工作的信心半途而废而一事无成:还能激化对立双方的矛盾而破坏和谐的人际关系。因此懂得拒绝轻视,珍爱生命,尊重生命,敬畏生命,说到底就是要懂得尊重。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懂得尊重才会懂得感激有恩于自己的人。从做文到做人,同学是自己求学路上最好的同路人,老师是自己求学路上最好的领路人,父母是自己人生路上最好的保护神。
五、爱惜生命,拥有健康
健康是1,其它是0,没有1再多的0也是一无所有。有了1其后的0才是有效数字。健康的体魄是学习、工作、生活的基石。想拥有健康的身体,不仅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而且要坚持体育锻炼,还要保持愉快的心情。
对学生的道德养成教育,除了言传身教,课堂教学的融入之外,还延展到课堂之外。要求学生课外阅读中自我修养。多看、多背、多悟古典诗文中的名言警句,伟人名人的人生格言,古今传记文学,从正面的典范和反面的事例中领悟为人的立身之本——德的内涵。不断地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修养自己,提升自己,养成自己,不但为自己创造美好的未来,而且很好地回报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