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对外交往中的译官的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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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唐代对外交往中的译官的文化论文

唐代对外交往中的译官的文化论文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外交空前发展的时期。在对外交往上,中央王朝不仅推行积极开放的政策,而且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通晓“蕃语”的翻译人员——译语官(或译官),以便在处理涉外事务中解决语言不通或隔阂的问题。最早注意译官的是黎虎先生,他在《汉唐外交制度史》的相关篇章对唐代译官的设置情况做了介绍[1](P336、P361-363、P478-479)。稍后,程喜霖梳理了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译语人”[2](P298-301),以揭示他们在丝路贸易中的活动和作用。最近,韩香女士以长安城为活动空间,对唐中央设置的译语人给予关注[3],应是唐代译官研究的一篇力作。其实,唐代的对外交往中,缘边州府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译官在地方边境政府的涉外事务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基于这样的角度,本文拟对唐代对外交往中的译官进行总体论述,并重点考察唐缘边州府设置译官的情况,同时对学界关注不多的“新罗译语”也略加说明。

唐代,中书省和鸿胪寺是两个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担负外交管理之责的机构。作为唐代对外交往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译官首先见于这两个机构中。中书省的译官,《新唐书·百官志》谓“蕃书译语十人”,《唐六典》称“翻书译语十人”,两者所指其实相同。中书省的任务之一是起草诏令。其中代表中央王朝发给四夷外邦的文书和政令,也由中书省负责起草和撰写。与此相应,凡四方及各国朝贡之国书与贡品,中书省内皆有专人负责接收。由于这个缘故,中书省设置一些熟悉和精通“蕃语”的翻译人员是十分必要的。这正如元代史学家胡三省所说,“中书掌受四方朝贡及通表疏,故有译语人”[4](卷199,P6273)。

受材料所限,唐代可考的中书译语共有3人。其一是贞观年间的折冲都尉、直中书译语揖怛然纥,他曾受太宗所遣出使西域[5](卷1000,P11736)。按照李唐的职官制度,这里“直中书译语”属于唐代的一种直官。沈括《梦溪笔谈》卷1《故事二》载:“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权摄者为直官。”从姓名推测,揖怛然纥显然属于胡人血统。当时回纥尚未兴起,北方惟有突厥称雄,因此揖怛然纥为突厥的可能性较大。由于精通“蕃语”,故以折冲都尉的身份权摄中书译语,从事各种“蕃语”的翻译工作,因而有“直中书译语”的说法。

其二是史诃担,或史诃耽,亦为胡人,出于昭武九姓之一的史国。据固原南郊出土《史诃耽墓志》载[6](P69-71),武德九年(626年)奉敕“直中书省翻译朝令”,此后终太宗朝,他一直在中书省任职,并在京城长安购置地产,安土定居。永徽元年(650年),他经营的一块土地被中书令褚遂良相中,后者强行要低价购买。此事惊动了秉公执法的监察御史韦仁约,他的土地得到了保护,中书令受到弹劾,褚遂良贬为同州刺史[7](卷61,P1067)。永徽四年,高宗授史诃担“游击将军、直中书省如故”。至乾封元年(666年)改授虢州军事、虢州刺史为止,史诃担任中书译语长达40余年之久。

第三人是石佛庆。他的事迹见于会昌三年(843年)李德裕《论译语人状》。其文曰:

右缘石佛庆等皆是回鹘种类,必与本国有情。纥扢斯专使到京后,恐语有不便于回鹘者,不为翻译,兼潜将言语辄报在京回鹘。望赐刘沔、忠顺诏,各择解译蕃语人不是与回鹘亲族者,令乘递赴京。冀得互相参验,免有欺蔽。未审可否?[8](卷701,P3189)

石佛庆应是中亚昭武九姓之一的石国人。史载,“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9](卷217上,P6121)。因为有这种微妙的关系,所以九姓胡与回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德裕“回鹘种类”的说法,盖指于此。状文中的“纥扢斯”即黠戛斯,是漠北民族之一。开成五年(840年)黠戛斯攻破回鹘,迫使后者离散向西、南两方迁移。其中南迁回鹘的乌介汗部逼近天德军城,给唐北部边境制造了很大压力[10]。开成三年,黠戛斯通贡唐朝,相约与唐联合攻击南迁回鹘。但在中书省充任译语的石佛庆等人与回鹘联系密切,宰相李德裕担心石佛庆把“不便于回鹘”的消息翻译出来,通过京城定居的回鹘人泄漏出去。因此上书,请求武宗诏令防御回鹘的河东节度使刘沔,以及振武节度使李忠顺各自挑选一些与回鹘没有亲族关系而又能“解译蕃语”的人员,乘驿骑赶赴京城,以备唐与黠戛斯使者会谈之用[1](P362)。

作为官方负责外交事务的机构,唐鸿胪寺中亦有译语的设置。《唐六典》卷2《尚书吏部》云,“凡诸司置直,皆有定制”,其中中书省翻书译语10人,“鸿胪寺译语并计二十人”。由于中央设置的译语人员皆为直官,品级自然不高。《新唐书·选举志》谓“鸿胪译语,不过典客署令”[9](卷45,P1174),就是针对译语的升迁而言。按典客署,隶属鸿胪寺,署设令一人,从七品下,凡“四夷归化在藩者,朝贡、宴享、送迎皆预焉”[9](卷48,P1258)。可见鸿胪寺的译语人,其最高品级也就是从七品下了。

尽管译语的地位不高,但他们在对外交往中所承担的翻译工作却相当重要。开元年间,西域箇失蜜遣使物理来朝,“因丐王册,鸿胪译以闻”[9](卷221,P6256),可知译语的翻译促成了箇失蜜入唐朝贡的成功。由于这种语言优势,译语可以与外族使节直接交流,因此在中央接见外来使臣时,译语有时还起着导引宾客的作用。最为典型的是贞元四年(788年)咸安公主入主回鹘一事。当时迎亲队伍中,“回鹘公主入银台门,长公主三人候诸内,译史传导,拜必答,揖与进。帝御秘殿,长公主先入侍,回鹘公主入拜谒已,内司宾导至长公主所。又译史传问,乃与俱入”[9](卷217上,P6124)。这里“译史”,应是鸿胪寺中的译官,当是译语人的另一种称呼。他在回鹘迎娶咸安公主的盛大场合中扮演着“传导”和“传问”的角色。“传”、“问”说明了译语的语言特长,即能用回鹘语与回鹘使团进行沟通,尽可能把唐王朝的抚慰政策转达给回鹘。另一方面,“导”字表明译语在承担翻译任务的同时,还担负着司仪的职责。即按照唐室之礼仪,导引回鹘使团履行迎亲的有关仪式和程序。

由其“译”的工作性质所决定,译官是唐代对外交往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天宝十一载(752年)突厥内附首领阿布思率部叛乱,唐安西北庭节度使程千里讨伐之。阿布思穷途逃归碛西葛逻禄部。天宝十三载为葛逻禄叶护擒获,献于阙下。玄宗降诏,颁赐叶护玺印,并大力褒奖。葛逻禄“所请印信并译语人官,并依来表”[8](卷40,P190)。看来,葛逻禄叶护遣使献捷(阿布思)时很可能请求唐王朝派遣“译语人官”,玄宗欣然答应。这是因为派遣译官可以传达王命,了解蕃情,客观上对改善唐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唐对译官的管理是很严格的。作为制度之一,译语、掌客等出入鸿胪寺所辖机构如客馆等,需要凭借长官颁发或下达的“状牒”,才能为职司守卫的监门所放行[7](卷66,P1151)。这看似是对译语日常行为活动的规范和制约,但实则反映了译语人员必具的职业素质。在专业翻译方面,从《唐律》的规定来看,中央王朝还是有具体规定的。《唐律》第387条载:“诸证不言情,及译人诈伪,致罪有出入者,证人减二等,译人与同罪。”这里“译人诈伪”,即作伪证为胡人开脱罪名,显然不能以职业道德素质的标准来衡量,而同样与夷、胡犯罪的性质联系起来,乃至受到法律的惩罚。律文中的“译人与同罪”,《疏议》解释说:

若夷人承徒一年,译人云“承徒二年”,即译人得所加一年徒坐;或夷人承流,译者云“徒二年”,即译者得所减二年徒之类。[11](卷25,P475)

译人、译者即译语人,如果他们的翻译不实,出现严重差错,将受到法律规定的刑事处罚。比如说,胡、夷犯法按《唐律》“承徒一年”,译人如翻译为“徒二年”,那么一经查明翻译不实后,译人自身反而要承担“徒二年”的刑法。《疏议》中还特别强调“据证及译以定刑名”,可见翻译的准确及失实程度是量刑定罪的标准之一。这样的惩罚当然很重,它迫使译语人员在工作中严谨认真,如实翻译,客观上对译人的翻译水平和职业道德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除了中央的中书省和鸿胪寺这两个机构设有译语外,唐缘边州府、节度使及都督府等也有专门的翻译人员。虽然见于史料的有“译语人”、“译史”、“译官”、“译语官”、“译者”等多种称呼,但其实都是相通的。一般来说,缘边州府毗邻夷胡,镇守边疆,是唐代对外交往的最前线,也是周边四夷入唐的第一站。在确保完成保境安民这一基本职责的同时,还代表中央王朝执行对外交涉,行使对外权利,客观上也需要一些通晓“蕃语”的翻译人员,以便及时处理边境问题和涉外事务。另一方面,缘边州府所辖区域内通常有少数民族与汉族交错杂居。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由于语言上的隔阂,使得双方难免会产生一些来自经济、文化及信仰上的误会、摩擦和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边境地方政府设立译语人员,对于缓解或消除汉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偏见和矛盾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一)西州都督府。阿斯塔那210号墓所出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史王公□牒为杜崇礼等绫价钱事》提到“译语人等”[12](P70)。同墓所出另一件有关“军资练事”的文书中,亦有“高昌县译语人康”出现[12](P72)。按高昌县,即麴文泰时高昌城。贞观十四年唐平高昌国,设置西州,改高昌城为高昌县,为西州所辖五县之一。与麴氏高昌始终勾结而阻扰丝路的西突厥“至是惧而降”,唐以其地为庭州[13](卷198,P5296)。由此推测,高昌县译语人康某很可能主要从事唐(西州)与西突厥之间的翻译工作。

阿斯塔那29号《唐垂拱元年(685年)康尾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记载,在康尾义罗施等西域商人自西“向东兴易”的队伍中,有“译翟那你潘”者,即是译语人翟那你潘,从姓名来看是突厥人。由于商队携带了数名作人、奴婢以及大批的马、驴等牲畜,但没有官方发布的公文,受到西州户曹的盘问和审查。这时译语人翟那你潘解释说,商队“在西无人遮得”,一路畅通无阻,因而“不请公文”,接着他签名画押,向西州政府提出担保:康尾义罗施等所携奴婢“不是压良本色”[14](P88-94)。

阿斯塔那188号墓《唐译语人何德力代书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收领马价抄》云[15](P87):

(前缺)

1□钱(贰)拾贯肆伯文。

2右酬首领多亥达干马叁疋直。

3十二月十一日突骑施多亥达

4干领。

5译语人何 德力

本件无纪年,姜伯勤认为它反映了唐(西州)与东突厥交兵的时代背景。突骑施是“西突厥之别种”,8世纪崛起于碎叶川及伊利河地区。但由于时常受到东突厥的征讨,故而愿意为唐提供反击东突厥的马匹[16](P115)。本件即是译语人何德力代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签收马价的凭证。在这里,何德力似乎是多亥达干的汉语翻译,并在达干的授意下与西州都督府进行市马交易。但也不能排除何德力是西州译官的可能。

(二)安西四镇节度使。《全唐文》卷287《敕罽宾国王书》云:“敕罽宾国王:得四镇节度使王斛斯所翻卿表,具知好意。然事在绝域,不可预图。”[8](P1286)据吴廷燮《唐方镇年表》考证,王斛斯任安西四镇节度使,是在开元二十二至二十八年(734-740年)[17](P1243-1244),推测玄宗的诏敕大致颁于此时。据敕文可知,罽宾国王将通贡唐朝的文书先递交到安西四镇节度使王斛斯的手里,王斛斯随即组织译官将罽宾国书译为汉文,然后上呈朝廷,静候玄宗裁决。这说明“抚宁西域”的安西节度使府设有译官,其职责之一就是翻译西域各国递交唐朝的文书。

(三)安西都护府。《唐会要》卷100《结骨国》记载说:开元年间,安西都护盖嘉运在《西域记》中描述了在伊吾以西、焉耆以北活动的“契弊、乌护、纥骨子”诸族。他说,契弊就是契苾,“乌护则乌纥也”,也就是以后的回鹘。纥骨即纥扢斯,后转读为黠戛斯,“盖夷音有缓急,即传译语不同。其或称戛戛斯者,语急而然耳。访于译史云,黠戛是黄头赤面义,盖回鹘呼之如此”[7](P1785)。盖嘉运所说的“传译语”和“译史”,应当是安西都护府内的译官。由于他们对纥骨发音的轻重以及语速缓急的程度理解不一,因而出现了纥扢斯、黠戛斯和戛戛斯三种译法。都护盖嘉运也不知孰对孰错,所以把这三种称呼都写进了《西域记》中。

(四)幽州节度使(范阳节度使)。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记载说,禄山“长而奸贼残忍,多智计,善揣人情,解九蕃语,为诸蕃互市牙郎”[18](P1)。与其交好的史思明亦“解六蕃语,与禄山同为互市郎”[13](卷200上,P5376)。可见在“临制奚、契丹”的幽州节度使内,有多种少数民族进行市场交易,那么在节度使府设置译官是完全可能的。天宝元年(742年)唐改幽州节度使为范阳节度使。天宝三年,唐以安禄山为节度使,此后终止安史叛乱,范阳一直为安禄山节制。在此期间,凡是投诚归降的蕃夷,禄山皆施以恩惠。所得士兵,“释缚给汤沐、衣服,或重译以达,故蕃夷情伪悉得之”[9](卷225上,P6417)。据此,范阳节度使是设有译语人员的。

(五)朔方节度使。《全唐文》卷674白居易《代王佖答吐蕃北道节度使论赞勃藏书》云:“初秋尚热,惟所履珍和,谨因译语官马屈林恭迥不具。佖白。”[8](P3048)王佖的任官,据书信开头的交代,为大唐“朔方灵盐丰等州节度使检校吏部尚书宁塞郡王”,故马屈林即为朔方节度使府的译语官员,从姓名推断应为汉人。在此作为朔方节度使(治灵州)派出的使节出使吐蕃,承担着维护唐蕃和平共处、继续通好的任务。又吴廷燮考得,元和四至八年(809-813)王佖为朔方节度使[17](P144-145)。据此,白居易代王佖致书论赞勃藏的信函,当做于此时。

(六)河东节度使。太和四年(830年),唐以柳公绰检校左仆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时北虏(回鹘)遣梅禄将军李畅“以马万匹来市”,至太原,“公绰独使牙将单骑劳问,待以至意,辟牙门,令译官引谒,宴不加常”,李畅大为感动,“及市马而还,不敢侵犯”[10](卷163,P5022)、[13](卷165,P4304)。由此可见,河东节度使内设有译官,负责翻译和导引外宾等事务。

(七)振武节都使。前文提到,会昌三年宰相李德裕担心中书译语石佛庆在翻译黠戛斯文书时会向驻京城的回鹘泄密,因而请求武宗诏令河东节度使刘沔、振武节度使李忠顺各自挑选一些与回鹘没有亲族关系而又能“解译蕃语”的人员,迅速解赴京城。这说明防御回鹘和镇守北部边境的振武节度使也有译官的设置。

(八)安南都护。《新唐书·王式传》载:大中年间,王式为安南都护时,“蛮兵入掠锦田步”,王式使都护府“译者”劝谕獠叛众人,蛮夷叹服,遂旋即离去[9](卷167,P5120)。

(九)剑南西川节度使。《新唐书》卷222《南诏传》载:咸通七年(866),南诏酋龙派遣清平官董成等19人出使成都,西川节度使李福“将廷见之”,董成要求节度使“以敌国礼”接见他们,结果遭到李福的拒绝。“导译五返,日旰士倦,议不决”[9](P6285)。虽然礼节的争执最终没有结果,但“导译”居中仍然做了很多调和工作,说明西川节度使也是设有译官的。

以上是我们所能考知缘边州府设置译官的情况。其他边镇虽然未见相关材料,但是基于边境地方多方面的外交职责,依例亦有译语人员的设置。特别是使节的来往和文书的往还,均需要翻译人员参与其中。开成元年(836年)五月,文宗在大赦诏书中说:“其边州令制译语学官,常令教习,以达异意。”[5](卷996,P11691)、[8](卷75,P347)应该说,这是中国古代官方第一次设立“译语学官”,培养通晓“蕃语”的翻译人才,以满足对外交往的需要。“译语学官”的设立,表明唐代边境政府外事活动的频繁,是唐代外交空前发展的一个表现[1](P467)。同时也体现了唐大一统王朝下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

唐代译官的职责,归纳起来大致有两方面:一是口头翻译外来使节之“蕃语”。开元十三年十月十三日,玄宗狩猎时射中一兔,突厥朝命使阿史那德吉利发,跳跃舞蹈,对译者说:“天可汗神武。”玄宗“因问饥不”,阿史那德回答说:“仰观圣代如此,十日不食,犹为饱也。”[7](卷27,P521)可见玄宗与阿史那德的这场对话,是通过译者的口头翻译而进行的。二是书面翻译“蕃族”通贡中央王朝的文书。前面提到的中书译语石佛庆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译官还有刺探和了解藩邦蕃情的任务。一般来说,译官了解蕃情的途径有二:一是出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比如开元年间,安西都护盖嘉运撰写的《西域记》,从书中描写的“传译语”和“访于译史”来看,材料大多来自都护府内译官出使西域的收获。二是外来使节的描述。由于语言上的优势,译官也参与一些导引外宾和接待使节的礼仪工作。在此过程中,他们可以通过与使节和外宾的交流而获悉外邦的情况。贞元年间,宰相贾耽考察四夷的方域道里,以及边州进入四夷的道路时,“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9](卷43下、P1146),充分利用了鸿胪译语从外来使节那里了解到有关周边四夷的情况。又会昌年间,黠戛斯使者阿热来朝,武宗命太仆卿赵蕃持节抚慰其国,诏令宰相李德裕去鸿胪寺接见使者,“使译官考山川国风”[9](卷217下,P6150)。通过译官与使节的交流考察黠戛斯的国风、民情和地理概况。事实还不止如此。从鸿胪寺定期上报史馆的内容来看,举凡周边四夷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等[7](卷63,P1089),译官都要尽量有所了解和掌握。将这些内容汇总起来,它们又成为唐代编修国史的重要材料。

唐王朝的对外交往中,译官因其语言优势而参与一些外交活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担任使节出使外国,完成中央王朝抚慰外邦和结交通好的使命。如贞观年间,中书译语人揖怛然纥,曾受太宗所遣出使西域。元和四至八年的中间,朔方节度使王佖致书吐蕃,并遣译官马屈林出使通好。长庆二年(822年),唐以大理卿刘元鼎为会盟使,出使吐蕃,主持唐与吐蕃会盟之事。具体告盟时,吐蕃使钵掣逋宣读誓文,“蕃中文字使人译之,读讫歃血”[5](卷981,P11532)。《新唐书·吐蕃传》称:“告盟,一人自旁译授于下。”[9](卷216下,P6103)显然,这位翻译誓文的译者就是随从刘元鼎出使吐蕃的唐朝译官,他在会盟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通常而言,两国之间的遣使是双向互动和礼尚往来的。作为对外交往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周边四夷同样也有相应的翻译人员。永泰元年(765年)回纥首领罗达干等率众二千,“诣泾阳请降”,并由回纥译者作为导引,相约与“令公”郭子仪结盟。从史料所见“回纥译曰”、“回纥又译曰”、“即译曰”来看[13](卷195,pP5205-5206),回纥译者无疑是此次盟会的主持者和策划者。在整个过程中,他推心置腹,真诚相待,且用汉语与郭子仪直接交流,因而促成了唐与回纥会盟的成功。

而对大多数外邦小国来说,他们的译语人员极为有限,在对外交往中,往往要借助邻国的翻译人员才能进行,此即为“重译”。所谓“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13](卷71,P2558),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贞观十四年(640年)流鬼国王“遣子也可余莫貂皮更三译来朝”[9](卷220,P6210)。贞元八年(792年)骠国王“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诏重译来朝”[5](卷996,P11691)。南蛮中的乌蛮部落,“其语四译乃与中国通”[9](卷220下,P6317)。甚至开成三年至大中元年(838-847年)圆仁入唐求法巡礼的9年中,始终借助新罗译语与唐地方政府进行沟通。由此可见,藩邦外国在遣使与唐通好的过程中,译语居中起到的纽带作用不容忽视。

此外,从吐鲁番文书中,我们看到译语人在丝路贸易中具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康某为“军资练事”寻找辩辞,似乎不能说明什么。何德力则充当了唐与突骑施市马交易的中间人,翟你那潘随从西域商胡出行,在担任商队语言翻译的同时,还充当了“证人”和“保人”的角色。从《唐律》“诸证不言情,及译人诈伪,致罪有出入者,证人减二等,译人与同罪”的规定来看,译人充当夷胡“证人”和“保人”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

唐代译官的构成,论者以为充任者多为胡人血统[1](P479),更多的则为中亚粟特人[2](P301)、[3]。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笔者无需赘述。不过,唐代译官中不乏有汉人存在。比如,朔方节度使府译官马屈林就是汉人。另外,开成元年文宗“边州令置译语学官”的诏令,对于改变唐代译官的民族构成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诏令,汉人通过“译语学官”的学习同样可以成为中央王朝的译语人员,这就打破了原来由胡夷蕃族担任译官的单一模式。乃至五代时期,译官的选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天福六年(941年)七月,西凉府留后李文谦遣“西凉府译官杨行实与来人赉三部族蕃书进之”[5](卷980,P11522)。开运元年(944年)正月,后晋“遣译语官孟守忠致书于契丹主,求修旧好”[19](卷82,P1086)。显然,后晋正朝的译官已经全然变为汉人了。

行文至此,本该结束了。但是,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描述了一个更为特殊的译语群体——“新罗译语”,很值得我们重视。据圆仁所记,唐在淮南节度使(治扬州)辖下的楚州(今江苏淮安县)以及淮西节度使辖下的泗州(今安徽泗县)置有新罗坊,专门用来居停新罗商人[20](P679)。其中楚州新罗坊内还设有新罗译语人。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记载:会昌二年五月廿五日,“楚州新罗译语刘慎言今年二月一日寄仁济书云”,会昌三年正月廿九日,“得楚州译语刘慎言书一通”,会昌四年九月廿二日,“作书付送楚州译语刘慎言及薛大使”等[21](P156、P159、P195)。从圆仁的记载来看,新罗译语不仅为入唐的新罗人提供翻译和接待等事宜,还在唐与日本的交往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圆仁此行的使团中,第一舶上有新罗译语金正南,第二舶上有新罗译语朴正长[21](P2、P10、P24)。他们不仅担任语言翻译,且由于熟悉入唐东渡的路线,因而在航海行程中承担了咨询或顾问的角色[22](P1811)。船舶登陆以后,有新罗译语道玄筹划住宿,“令通事由”,并与押衙进行沟通[21](P56、P58)。使团行至楚州后,又有新罗译语刘慎言与当地政府接洽并疏通关系,安排住宿,保管行李,并随时探知朝廷信息。在得知武宗会昌灭佛的消息后,他及时通知圆仁等焚烧佛经论、文书、功德帧、幡盖及僧人衣物等[21](P197)。使团返回时他又打通关节、寻找船只、安排行程等。因此,从刘慎言等人在扬州、楚州、泗州等地的活动来看,新罗译语不仅保留了本民族的语言特色,而且还兼通日本国语和汉语,故而充当了新罗、日本与唐朝交往的中介。因为他们长期侨居东南沿海,对唐朝的官场、民情、社会风俗及地理交通甚为熟悉,所以在待人接物和立身行事上表现出更高的汉化程度。总之,新罗译语的设置,客观地反映了唐与新罗、日本频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在唐代的对外交往中占有一席之地。

篇2:浅谈唐代咏茶文学研究及文化价值论文

文学作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体系的集中呈现,文学作品背后深度诠释和表达了,系统化的精神理念,尤其是文学作品作者自身的文化环境和知识背景,都能对其所具体创造的文学作品产生直观认知和理解。

1唐代咏茶文学的发展历程及内涵认知

从唐代咏茶文学作品进行集中分析,我们看到唐朝时期正是大众饮茶理念和习惯成熟发展的重要表现,而咏茶文学的特点则让饮茶活动的高雅特性得以本质化诠释,因此与茶相关的诸多文学形式,则让咏茶文学的内涵和价值得以本质化诠释和提升。当然,唐代咏茶文学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内涵上的丰富素材,都在丰富咏茶文学表述内涵的同时,实现了其价值传递的合理表达。当然在唐代咏茶文学体系中,以唐诗为重要代表的艺术形式已经成为我们了解唐代文化的历史载体。在文化价值作用,日益被大众理解融合之后,不难发现,理清唐代咏茶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以及精神理念的价值思维,尤其是以客观的文化视角,来深化对具体文学作品的价值认识和创作了解,就成为理解唐代咏茶文学作品的重要方法。文学作品是一种文化元素的艺术化表达,对于茶文化来说,则是基于生活感知前提下,所形成的文化认同。就唐代咏茶文学作品的本质特色看,其作为重要的文化诠释,其中所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素材的升华,同时也是文化理念的深度呈现,所以从现实中寻找创造灵感,才能实现唐代咏茶作品的最佳创造。正是借助唐代茶文化的鼎盛发展,使得茶逐渐从品尝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生活元素及内容。尤其是出现了诸多以歌颂茶为主要内容的文学形式,更是让茶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气息日益突出。根据相关统计表明,在唐代诗歌艺术中,其关于茶的描述就有六百余首,尤其是中晚唐之后,整个茶诗的创作规模实现了广泛普及。文人群体将自身的情感理念与认知与整个茶和茶文化的描述之间实现了深度融合。除了诗歌文学外,与茶相关的专著也成为当代“咏茶文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就是《茶经》,其不仅仅是我国历史上首部关于茶的文学专著,同时也是最为翔实的著作。

2唐代咏茶文学的情感诠释及人文表达

客观地看,在初唐时期,茶叶产业的成熟度还不够,加上其文化价值的融合机制尚未形成,所以此时的咏茶文学中,更多只是简单的情感发泄。其中所使用的艺术化表现手法则将自身对茶的理解融入其中,从而诠释相应的思想内涵。当然,在中盛唐之后,整个咏茶文学不断完善,此时文学家在进行情感表述与艺术描写时,其具体手法也出现了深化,尤其是关于茶的理解也更加成熟。此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其写作手法和具体的表达技巧都实现了成熟转化,无论是整个咏茶文学的创作视野,还是其具体的内容形式都实现了深度丰富和全面发展。此外,则是文学表达内容日益多样化。到了唐朝晚期,在茶文化成熟发展以及文学艺术日益成熟的时代背景下,唐代咏茶文学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发展诠释,无论是其创作的具体数量,还是涉及内容的多样性,都大大超越了任何时期。加上独特的战乱环境,从而使得社会大众自身的精神理念更加丰富,所以文学作品就发展成为展现大众情感的重要载体。皮日休所创作的《茶中杂咏》就生动形象的展示了此时社会大众对茶的理解和认知。事实上,唐代咏茶文学中所诠释的情感理理念和人文思维,不仅仅是对茶及茶文化内涵进行合理描述的文学作品,其通过具体的文化描述。从而更好诠释可唐代茶文化体系的发展装了,比如,在唐代咏茶文学中,浓厚的“茶文化”元素恰恰是其重要表现。在具体研究唐代咏茶文学作品时,需要对具体的茶文化诠释进行分析,其从本质上看,就有层次化的意义和人文价值。当然细致化分析唐代咏茶文学的具体状况,为传统茶文化的内涵表达,以及对唐代文化、社会的时代化特点形成了重要的支撑。就人文表达视角出发来理解唐代文学作品的创作内涵,客观上看,也与整个文学作品的内涵有着本质性的.一致特点。

篇3:浅谈唐代咏茶文学研究及文化价值论文

在具体研究唐代咏茶文学体系中的具体价值理念时,应该具体站在多样化和整体化的具体视角来形成关照认知。尤其是对于唐代咏茶文学的具体发展来说,其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形态。所以,在具体研究唐代咏茶文学的价值内涵时,不能孤立地从某一个点来实施,同时更不可从某一小部分来探究具体的茶文学;更不能使用单一的研究视角来片面的认识茶文化元素,必须立足多个角度和方法,从而实现对唐代咏茶文化的成熟研究。事实上,唐代咏茶文学体系中,其中的作品题材极为多样化,诗歌散文等等都是整个咏茶文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其文学体系中的多样化价值进行成熟分析,我们看到其中不仅仅是对茶文化的深度传递,同时也是多元化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所以如果想要真正理解茶文化,就需要充分注重打破传统而多样化的文化应用机制。唐代文化是包容性文化,良好的社会环境使得诸多文化体系都在此时得以融合和传递,因此,在我们研究该文化体系中所具有的文化价值时,不仅要认识到其中所传递的茶文化体系,同时也要成熟感知其中所包含的情感思维,进而真正理解唐代咏茶文学的价值内涵。我国有着完善的茶文化机制,整个茶文化体系是基于长期历史所具体形成的,在悠久的茶文化体系中,既有物质化的茶元素,同时也有与诸多与茶相关的文化艺术形式。茶文化作为文化体系中的系统化文化机制,我国有着浓厚的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资源,这是悠久发展历史所形成的独特优势,通过发挥文化的导向性,我们看到就茶文化体系的发展精神和融入思维看,茶文化在具体发展过程中,充分融合了我国多种文化元素,在其发展中,让文化的内涵得到了充分发挥与立体化呈现。坚持以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先进”元素为根基,倡导人文文化作为整个文化传递的“灵魂”,理性认知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所具备的实践基础,引领和推动传统优势茶文化元素,能够发展成为当前我们了解和认知茶文化的关键所在。当然,从咏茶文学的具体内涵和传递的价值理念等等,从而在不同角度对我国茶文化的价值内涵,实现了细致、科学化的深度阐述。选择合适的文化承载体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我国整个茶文化体系的实质性表达活动来说,其中所包含的内容极为多样化,除了基础性文化元素外,极具影响力和应用价值的文学作品也是当前我们具体认知茶文化的关键所在。在研究唐代咏茶文学时,就必须对其植根的唐朝文化形成深层次认知,客观地看,唐朝文化实现了繁荣发展,但是作为该文化体系核心的士大夫文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命运,有的得意,也有的失意潦倒。因此,在唐代文学发展中,使用“借物咏怀”这一描写手法,就成为文人来表达自身实际情感和价值认知的重要方式。茶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同时也是大众日常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生活元素,其就为大众自身的情感释放和诠释提供了良好的载体,所以,诸多诗人借助茶叶的诸多方面来表达自身的心境和内心的实际感知。

4结语

客观来说,在千百年的发展机制中,形成了系统化的茶文化资源。茶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我们既可以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和认识该茶文化,也能够通过相关艺术角度来深度解析茶文化。唐代是我国茶文化体系的形成时期,正是因为此时社会发展的稳定发展和生产力提升,从而为茶叶产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不仅如此,唐代也是我国文学艺术的重要发展时期,尤其是诗歌文学的成熟发展,“唐诗”更是成为其重要代名词。在唐代文学体系中,咏茶文学作品已经成为我们了解茶文化和唐代文学作品形式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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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郁玉英.涧松发清吹春空行白云———从咏茶诗赋看黄庭坚的诗格人格[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23):151-153.

[3]杨素萍;王兆鹏.唐宋咏茶诗繁盛的文化背景探析———以黄庭坚茶诗为例[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5):166-171.

作者:白翠玲 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青年政治学院

篇4:浅谈唐代前期学术文化的时代特征的论文

浅谈唐代前期学术文化的时代特征的论文

倒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的存在,都是处于特定的社会时空之中,它既在时间的纵向纬度下孕育并延伸出某种具有历史文化渊源的内在的文化精神,同时也在空间的横向纬度下汲取和整合着现实文化组成的各种成分,从而创造性地发展或确立一种与其内在文化精神相一致的文化范式。其中内在的文化精神是核心的,起主导作用,它影响和制约着文化方式的基本格调与态势;而文化范式则以蕴涵丰富的表现形式凸现、展示着文化精神的内在意蕴和价值指向。

就具体的历史时段来看,高祖、太宗时期,由于高祖时期各种制度草创,时间较短。太宗一朝的发展至为关键,一方面总结六朝,一方面蕴含新机,是学术文化的过渡期。高宗武后时期,在前期的基础下有继承、破坏,也有新发展,是一个转型期。玄宗时期则全面繁荣,达到了兴盛期。

一、过渡期

唐武德七年,高祖下沼兴学,弘扬儒学,兼重佛老,云“三教虽异,善归一撰”。唐室立国,自承为老氏宗枝,于武德八丰淀三教次序:先老、次孔、末释。尊老意在神化自宗;对佛亦兴崇不怠;池还曾亲临国学释奠,“冷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波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陆德明难此三人,各因宗旨,随端立义,三人皆为之屈”。这样一种三教并重的文化政策在整个唐代前期被较好的坚持下来。虽然从具体历史时期来讲,三教位置有起落变化。如武后朝特别崇扬佛教,玄宗则畸重道教。但一般说来三教是并容的。一个典型的现象是南北朝以来的三教辩论到唐代前期形成了风气,以至固定为礼仪式的“三教论衡”。

这一时期的学术文化得到社会下下普遍的重视。高官显贵中多有文中不少人在文学艺术下的成刺计目当司又卿。重视“人文”的教用,推动了整个时代重视文化的风气。唐代朝廷基本下不干预文化艺术的创造。而文人自身对于文化事、也有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正由于有了这种认识,当时不少人才能尚礁劝名利禄、甘于困顿而潜心于文化事业的创造。李白倚其文才笑傲王侯良朝廷,正是有这中普遍的社会心态为基础的。

唐代前期正好处在旧士族衰落与新兴庶族地主阶级兴起的重要历史阶段。唐朝的统治集团,出身于作为北周府兵主干的武镇军事贵族。啊门是依靠所“关陇集团”即代北鲜卑勋贵与关中郡姓世族夺取了天下的。初唐统治者在群雄逐鹿之中取徽封又,也深切体会到多方延揽人才、向地主阶级更广泛的阶层开旋封又的必要。唐太宗与臣下论政,曾一再说到治国安挤 “惟在用得贤才”之类的话,他也了解到 “纲维不举,并为勋亲在位,器非其任,功势相倾”的危害。有一次,科举出身的张行成批评他议论山东、关西人物意有异同,说:“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益狭。”他立即表示赞同。不少所谓“孤贫”的没有身份背景的人,得靠政能、文才进身,以至不次迁摺将相。这样社会统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门阀世族统治被以皇族亲贵为核心,包括世族、庶族、富商、了酬吕地主等广泛的地主阶级联合统治所代替。成为动台下十分活跃的阶层,推动文化发展的主要力量。

唐太宗时期,学术文化得到了全面繁荣。特别是史学成就甚为时代风范,置史馆于禁中,以宰相,编成晋、梁、陈、北齐、北周、隋各代史书,以为统治鉴戒。捌昌儒学,奖掖文士,秦府十八学士中唐太宗最重视虞世南,称之为琳书。重视书籍的搜集翌获里,由虞世南、颜师古等建议,购求天下图籍币断翌获里,利藏内库。为了多建统治的需要,命锹龚编成《群书治要》,摘要编了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典籍中有关治道和兴亡的内容,作为自己和诸王学习的树料。统一经学,命等编成《五经正义》颁行天下。又由高士廉等编成大型类书,魏王李泰等修成《括地志》史册的学术文似成就的取得与唐太宗的文他改策紧密相关。

为了适应大一统国家的政治需要,在唐太宗的主持下,对汉、魏以来的儒家经典做了系绽黔里,使经学进人了统一时代。他重用经术,培养儒学人才。经学得到恢复发展,并很决渗透到人才选拔、官员任用、考试制度、学校教育、治国原则等方面,成为全方位指导唐代动台、经济、文化的重要想。唐太宗还捌昌佛、道二教。池下分清楚,佛教无益于治国。虽然如此,即位伊始,即“复浮屠、老子祛”。指出佛、道对于安定社会、纯厚风俗的教用,他要用多种手段来思想控制。

太宗朝对搜集、校勘古籍也比较重视。建国初期,除接收隋朝旧藏的八万余卷书籍之外,又接受令狐德菜的建议,“购瓢贵书,重加钱帛,增酬皆书,令缮写,数年{间,群书略备” 。为了实现学术文化的大发展,唐初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对历代图籍断系绽黔里,形成了中国古代史志目录史下的名著《隋书·经籍志》,该志首次创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奠定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范式。

二、转型期

高宗、武后依然实行开放多元的文化政策,即:儒、释、道三教并存,一尊未定的学术文化政策。没有哪一家的学术能够处于独尊地位,三教之间共处并存。这就为学术文化的全面发展,学术之间的争鸣、交流和融合给予了足够的空间和平台。形成了开明宽松的文化氛围,大规模的兼容外域文化,采撷其英华,滋养和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化。陆下丝路和海下丝路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尤其是陆下丝绸之路,以强盛的帝国国力为依托,始终保持着畅通无阻。其文化涵盖了中华各民族的优秀成分,充实和发展了汉文化,中华文化已经不单纯是传统的华夏文化,而是以汉族文化为主的`、包容胡、汉各民族文化的混合体。

武则天虽然在政治下革唐为周,建立了女主掌权的中央集权大一统政权。但在思想文化下却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儒、释、道并立的政策。“武则天对儒释道三教采取综合利用的政策,其根本目的是要维护社会稳定,调和社会录青。但这种学术格局客观下造成了兼容并蓄的学术风格,使得各家在相互的为补准中能句豺目互吸取,博采众长,从而促进了学术的黝本发展。这一时期史学、文学等学术领域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并薄见在强烈的学术自觉意识的苏醒。学术领域如目录学、训话学、学等不断得以开拓或发展,总结与建构、创造与革新,是该时期学术想发展的主流和总不圳剖。

武则天一朝行政,进一步加深与巩固了统治阶级结构的变化。武则天的父亲武士镬本以贩胃木材而致富,从李渊平长安,成为以军功起家的新贵。武则天要立后、称帝,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促使她必须打击李唐宗室、外戚与亲贵大臣。因此她支持、亲近出身庶族的新进官僚。广开用人之路,破格地延揽人才。她曾设延恩巨,鼓励人们自荐;又遣十道巡抚使按行各地,分道选人;往往亲自引见、存抚所举人,无间贤愚,普加摺用;重视科举,亲自策间,首创“殿试”制度。不限资格地大胆引拔新人,进一步削弱了门阀世族的势力。也确实提拔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玄宗朝的宋憬、张嘉贞、唐休憬、苏颧、张说、张九龄等一批辅助建设“开元盛世”的人物,也是武则天朝别友起来的。

武则天次用人的政策,顺应历史要求扩张了庶族地主阶层的势力。而庶族地主阶层地位的加强,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重大作用。这个阶层的代表就是所谓中唐时的沈既济回顾说:“太后颇涉文史,女佳虫艺。水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寝以成风。”写出了一时社会风气,也可以看出靠文章私洋进身的庶族文人势力的加强。

武则天十分重视儒家学说,组织编纂和整理儒家经典。《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四》:“则天天授三年,追封周公为褒德王,孔子为隆道公。”这是她力图用儒家的忠孝伦理思想作为人们的行动规范,增强民众对武周王朝的向心力,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表现。武则天时代,“虽然整个儒学的地位每况愈下,但其作为传统思想文化的正宗及下消政治和宗法制度的理论基础地位并没有丧失,尤其是在伦理领域里的权威从未发生过多大的动摇”。

唐代前期佛教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链条中异常关键的一环,而武则天当政时期正是佛教发展的黄金时期。她与佛教关系最探,武则天是一个有政治眼光的女比,她深深庸得在男主蒯会想要立足,舆论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在纲常名教传统严重的刻建社会,却了昆准找至」女子称的理论依据。聪明的和尚们已令醉中会,向她呈献《大云经》四卷。武则天颁《大云经》于天下,以《咬云经》所谓言为根据,借佛经到,作革唐之掩护,其合法性自然不用质疑,正是因为《大云经》在舆论下为女主登基提供了经典的支持。“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备受推崇。

武则天时期佛教宗派华严宗与禅宗兴起。尤其是华严宗,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法藏常出人宫禁,为女主说法。武则天曾亲自参加《华严经》的翻译工作,并为之作序,华严宗盛极一时。禅宗北派领袖神秀也得到女皇的礼敬,“肩舆下殿”,武则天“亲自跪礼,时时间道”,深加宠信。

禅宗在唐代的兴起,开始于弘忍( 601-674 ),他所开创的“东山法门”,后来称为“北宗”。这个地方性的宗派后来被提拔为国教,弘忍弟子惠安、神秀等都先后应召人都,号称国师。弘忍的另一弟子慧能在广东创立的宗派,叫做“南宗”,“南宗”僧侣大多出身寒庶,慧能本人的身份也很低贱,其活动最初限于社会的中下层。禅宗的教义是最简易的,其中虽然也有一套宗教哲学,但和过去的佛学相比,就不仅没有繁褥的理论说教,而且比较通俗易懂些。所以在平民中间号召力很强,对传统学术与文了搔影响深远。

高宗、武则天也支持和重视道教,史载:“天后下意见十二条,请王公百僚皆习《老子》,每岁明经一准《孝经》、《论语》例试于有司。”高宗允其请。仪凤三年(678)沼尊《道德经》为下经。唐高宗曾去终南山渴老子庙,武则天又追封老子母为先天太后。经过多方努力,老子及道家的地位不断下升,道教也日渐官方化,从原先的民间道团一变而成为官方提倡的宗教。唐高宗乾封元年(666),老子被封为“太下玄元皇帝”,开了给老子下尊号的先例。由此,老子成为道教最高神灵,《道德经》成为道教崇奉的最高经典。依然人道教的重也位,主张佛道齐重。所汉襄赞高宗开展了一系列崇道活动,而且她也利用道教为自己服务,促使道续发展。

三、兴盛期

唐玄宗继承了唐太宗、武则天的文化政策,在开元、天宝年间将唐代文化推向顶峰,诗歌、绘画、音乐、戏曲、舞蹈等各项艺术都有了空前发展。他十分重视各类专业人才,将全国各地具有专长的人员聘请至京城,不仅给以优厚待遇,而且发挥各人特长。如名儒褚无量、马怀素、大诗人李白、名僧一行、画家吴道子等人都受到过玄宗的特别礼遇。音乐舞蹈也发展到极高水平,玄宗在宫廷设立“梨园”,并亲自创作了许多音乐舞蹈作品。这一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行、李淳风、傅仁均、梁令攒、南宫说等将唐代天文历法推向了新的水平,先后研制成功观察天象的铜浑天仪和黄道游仪,重新测定了一百八十余颗恒星的位置和二十八宿距北极的度数,并在世界下首次发现了恒星位移现象,制定了比较科学的《大衍历》,掌握了太阳运行时的速度变了雄她律,在世界下首次实测了零度子午线的长度。

《旧唐书·玄宗本纪下》有一段赞文曰:“我开元之有天下也,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黑出前朝激幸之臣,杜其奸也;焚后庭珠翠玩,戒其奢也;叙友于而敦骨肉,厚其俗也;搜兵而责明军法也;朝集而最,校吏能也。庙堂之下,无非经济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论思。而又旁求宏硕,讲道艺文。昌言嘉漠,从长髻远驭,志在于升平。贞观区,一朝复振。这段话论述了“开元之治”的于颧拖及成就·其中“叙友于而敦骨肉,厚其俗也”一语,即是表彰玄宗御注《孝经》的目的及其效果,亦且为其“长髻远驭,志在升平”的政治目的服务。通过君臣厉衅青图治,终于实现了“贞观区,一朝复振”的政治愿望。

然自开元末年,玄宗日渐怠于政事。开元二十年(732 )后,相继罢免韩休、张九龄相位,专意倚重李林甫。李林甫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面柔而有狡,能伺候人主意”,口蜜腹剑的阴险小人,“初,下欲以李林甫为相,间于中书令张九龄,九齿韧寸曰:‘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下不从。”李林甫 “妒贤疾能,举无比者”,即准容不附于己者,而且“猜忌阴中人,不见于词色,朝廷受主恩顾,不由其门,则构成其罪”。他独掌相权之后,排挤贤能之臣,连兴大狱,残害忠良。林甫居相产血十九年,市恩固宠,任法弄权。外压刻为国忠初与林甫狼狈为奸,及甫而当国,专作威福,比李林甫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导致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自两京陷没,民物耗弊,天下萧然。”使一个繁华的大国,瞬间跌落为乱世。

总而言之,唐代前期是中华民族学术文化全面发展的时代。白毙来讲,唐代前期的文人者IS有相当全面的修养。他们往往是大学间家,精通经、史、杂学,熟悉佛、道二典;啊门出仕为官,从政也白定能力;不少人者诗、文、赋诸体无一下工,书、画、歌、舞众艺无一不能,创造力空前提升。内在文{斟青神也深刻影口制约着它的文化范式的确立及其基本格调。诞生了一种与“关陇文化”的内在的新型文化范式。它构戎一种强劲的时代氛围和广播的精神气候,也渗透于学术文化的各个方面。无论是社会思潮,还是学术文化,都呈现出前听未有的广采}朝文。

从历史的角度看,唐代前期学术文化的发展是与唐朝社会的变迁息息相关的,与唐朝各地的社会状况也有一定关系。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兼容并蓄、开放多元,儒、释、道等多种宗教与学术元素并存,互相争论、碰撞、吸收和发展,从而形成了学术史下一个重要的时代,学术领域呈现出承下的过渡特点。特别是传统经学的过渡趋势最为明显,一方面,魏晋以来的南北分裂导致儒家经学也南北异途,经义纷杂。唐初面对这一局面,太宗下令集中全国最优秀的儒学大师重新整理统一五经文字,并为之作义疏,形成了经学史下影响巨大的《五经正义》。另一方面,儒、释、道三教并立,廷议争论也促进了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吸收,为中唐以后古文运动的兴起及儒学中兴奠定了基础。

经学注疏学的兴起也对史学、文学等学术领域产生了影响。史学方面对前代史书的注疏及文学方面的《文选学》的护打流等,无不受到这种影响。唐代前期是之疏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但也正是因为义疏学的影响,加之当时社会正处于士庶阶层剧烈变化弓{起的学术逐渐下移,以及葡封也主阶级在科举考试中比重的不断加大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也使得经学的理论了扮伙平的提引库交为困难。而此期的佛载卫速发展,高僧大德辈出、译经活动也数次掀起高潮,佛教宗派林立。所以学术界多有以“佛学”代指此期学术的全貌,虽然片值祛这一时期学术最突出的特点。

篇5:浅析课堂教学中的师生交往论文

浅析课堂教学中的师生交往论文

论文关键词:课堂教学;师生交往

论文摘要:建构课堂教学中真实的师生交往是现在教学关键。当前,在中小学课堂教学的师生交往中存在一些不真实现象,已对新课程的教学实施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正确认识课堂教学中师生交往的涵义,分析不真实交往成因,明确师生间真实交往特征,建构课堂教学中有效的师生交往,推动课堂教学改革健康发展。

学校的教学活动是一种重要的交往活动,首先教师作为信息的发出者,希望把其掌握的大量新鲜、有用的信息传授给学生;而学生是接受方,有接受新知识的迫切愿望。其次是交往双方都期望获得一定交往效果,期望从对方获取得一定东西。学生渴望从教师那里获得知识,关爱,生活的指导及前进的帮助;教师从学生那里获得收获的喜悦,成功的自豪及自我价值的实现。作为教师须与学生建立和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否则在一个相互敌视的环境下,无法实现教学目的。

一、现在课堂教学中师生交往的主要问题

事实上,就目前我国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下的中小学课堂教学状况来看,由于不少教师没有真正理解“教学是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交往互动与共同发展的过程”[1]中“交往”的主体间性的内涵,所以,师生(实际上主要是学生)不能作为平等、自由、自主和全面发展的主体而存在于课堂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课堂教学中的交往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被异化,呈现出不真实的交往。这些不真实的交往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

1.形式上的交往:目前这种形式上的交往较普遍存在于课堂教学中,这种交往徒具交往的形式,而无实质性的内容。其表现样式很多。如教师向学生提出某一个问题,某一学生站起来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其他学生明明已经知道是正确的,教师仍然要问“他的回答对不对啊”,学生齐答“对”。诸如此类的形式上的师生交往在课堂教学提问中还可以举出许多。另外,有些教师为了表示课堂中有学生之间的交往互动与合作交流,为形式而安排讨论。比如一个非常简单的物理问题,学生都能完全理解或解答,教师却要求四个学生或六个学生组成一组进行五分钟的讨论,讨论后各组选代表发言,结果发言结果完全一样。这种形式上的交往难以对学生的智慧活动构成挑战,难以形成学生良好的思维方式。教育的'核心是人格心灵的唤醒,教育是人与人精神的契合,从这种意义上讲,形式上的交往不具有教育性。

2.垄断式的交往:课堂教学中的垄断式交往其特征是交往为少数人所独享。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之间的学习是存在着差异的。正是这些学习差异的存在和教师肤浅的学生观,使得课堂教学交往呈现出垄断性。比如学生在教师心目中的“好学生、中等生、差学生”的类别,以及他们在教室中的位置都成为交往的重要结果和标志。有的学生因自己的身份或类别而只能坐在教室的角落里,他们偶尔一次的交往不仅得不到应有的表扬和尊重,甚至还会受到嘲笑或侮辱。对学生来说,没有了课堂教学中这些所谓的“交往”,其实是一种解脱。课堂教学交往的垄断性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在教学交往机会上。在教学的师生交往交往中,老师喜欢和好学生交流,他们认为,如果过多地和学习困难的学生进行交往,会干扰自己的教学,会阻碍自己的教学进度和教学目标的实现。因此,我们可以在许多学校的数学课堂教学中看到,有的学生一堂课被提问到十几次,而有的学生却始终无人问津,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3.独裁式的交往:课堂教学中的交往牵涉师生之间对知识的认识、社会的经历以及思维方法、情感、伦理及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在这些方面,受过高等教育的教师,其知识与社会经历都使其处于一种优势地位,因此,教师自然而然会认为“自己比学生优越,不能与学生平等相待,更不能向学生敞开自己的心扉”。[2]在这种背景下,课堂的师生交往很容易由于教师自身的优势而改变为独裁式的交往:教师是交往的主人和发起人,学生则是从属者和执行者;教师在教学交往中要做的就是对学生实行控制,使学生完全按自己的思路进行交往。在课堂教学的交往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是交往的主体,应该得到双方的相互承认,即承认双方在交往过程中都承担一定的责任、权利和共同义务与平等的地位。但在独裁式的课堂教学交往中,学生在承担责任的同时,相应的权利和平等的地位或多或少地被教师有意无意地剥夺了,这样的课堂教学交往,对学生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上述三种不真实的交往在课堂教学中的盛行,对学校数学新课程的实施会造成许多不良的后果。其主要表现在:(1)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被压抑。(2)由于没有了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课堂教学活动缺少了对话与沟通,缺少了生机与活力,新课程所倡导的“学生的学习活动应当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主动的和富有个性的过程”就无法实现;(3)教师的教学失去了与学生真实交往的快乐,因而传统的职业性增强,相应的新课程赋予教师应该成为数学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和合作者的专业性角色大大降低了,这不利于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健康成长。

二、建构课堂教学有效的师生交往

从交往实践观的角度来审视课堂教学,发现其中存在的种种不真实的交往形式,既是为找出课堂教学师生交往中存在的缺失,更是为了找出适当的途径和方法,来消除课堂教学交往中的不合理性,建构起合理的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互相促进和共同发展的有效交往。为了搞好这项工作,我们必须明确发生在课堂教学中师生的真实交往应该具有哪些特征。按照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和《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的精神和要求,这种师生的真实交往应该具有以下特征。 1.平等对话:雅斯贝尔斯认为,人与人的交往是双方(我与你)的对话和敞亮,这种我与你的关系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核心,可以说,任何中断这种我与你的对话关系,均使人类萎缩。显然,在课堂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合中,师生之间进行平等对话具有重要的意义。平等对话应该成为教育交往的手段,更应该成为一种教育情景。课堂教学中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不仅是指他们之间简单的、狭隘的语言谈话,也是双方的“敞开”和“接纳”,“是对双方的倾听,是双方共同在场、相互吸引、相互包容、共同参与的关系”,是“师生之间的相互接纳与分享”,是“双方的交互性和精神的承领”。当然,课堂教学要在师生之间完全实现平等对话是不现实的,但以这种理念来改革当前的师生关系却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要建立起平等对话的师生关系,就必须化解师生间、生生间森严的壁垒。一方面要实现师生之间的平等,另一方面,师生之间也必须是平等的,教师既不能在课堂教学中使一部分学生成为交往的“贵族”,也不能使一部分学生沦落为交往的“奴隶”。要面向全体学生,要实现师生之间的平等,教师就应该学会“屈尊”“倾听”;而要实现生生之间的平等,教师就要学会调控自己,消除自己的依赖心理,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平等对待学生,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2.彼此尊重:在课堂教学中,作为独立的交往主体,师生之间应该做到相互尊重。但由于教师自身众多优势因素的存在,教师处于优势地位,学生则相对处于劣势地位,所以师生之间的相互尊重更多地体现在教师对学生的尊重上。“理想的师生关系是教师和学生作为合作者,共享创作”[3]教师对学生的尊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师要尊重学生真实的内心体验和情感。二是教师要尊重学生的奇思怪想。在学习中,学生经常会迸发出一些令教师想不到的奇思怪想,教师千万不要棒杀这些与自己教学思路不一致,或与教材不相合的,甚至显得“笨拙”的奇思怪想。教师要尊重学生的这些奇思怪想,因为这可能是学生智慧火花的闪现和创新思维的萌芽。

3.相互评判:在课堂教学中存在着众多“交而不往”,相互之间有“交”而无“往”等现象,究其原因往往是交往主体之间缺乏彼此评判。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特殊性和差异性,特殊性和差异性的存在,决定了主体之间的交往的必要性、复杂性与多样性。师生要在这复杂多样的交往中达成相互理解,还离不开彼此评判。彼此间的相互评判不是诋毁,而是为了使他人接受自己的思想、观念,也是为了使自己更好地获得他人的知识,与他人达成一致理解,形成共识,从而塑造自己与发展自己。“给予学生主动,自由的选择关系,实行师生的合作,促进学生的发展,丰富学生的智力生活”[4]我国目前的中小学还是实行班级授课制,在这种课堂教学结构下,一个教师要面对众多学生,课堂教学交往难以顾及课堂教学中的每一个体,因此如何调动每一个学生,使他们能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能够更好地发展自身,并促进教师改进教学,是很重要的。所以把握“评判”这样一个机制对于促进数学课堂教学师生间真正的交往是必要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人一生的成长。发展,成功,幸福,愉快,烦恼,悲伤,爱与恨,都是在和他人的交往中,同样在现代的教育教学中,师生的交往在教育教学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步,我们必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2]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3]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学校联编.教育学基础.教育科学出版社.

[4]黄济,王策三.现代教育生活.人民教育出版社.P375

篇6:我国唐代体育文化研究论文统计与分析(-)

我国唐代体育文化研究论文统计与分析(2001-)

本文作者通过文献资料法,对我国学者2001-20在唐代体育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进行了初步统计和分析,认为近年来我国唐代体育文化研究在研究主题、研究成果、研究水平及研究队伍方面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在特色研究领域协作、重要研究成果发表、重大研究项目立项等方面还存在不足.

作 者:张宝强 陈小龙  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体育系,陕西,咸阳,71 刊 名:考试周刊 英文刊名:KAOSHI ZHOUKAN 年,卷(期): “”(5) 分类号:G80 关键词:唐代体育文化   研究论文   发展情况  

篇7:解读《史学:文化中的文化》的论文

解读《史学:文化中的文化》的论文

文化,作为一个词汇概念,一直在人们的争论中不断的衍化和发展着,仅仅从1871年至1951年这十年间便出现了多达161种关于文化的定义,由此而见,要对文化进行定义式的说明并非一件容易的事,那么要以“文化”这样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意义广泛的概念作为主要研究和探讨的对象,自然更加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艰苦工程,但是有时候学者们精益求精的精神却不得不让我们敬佩:正像张广智和张广勇那样,他们而对着那艰涩、迷蒙却又在时间长河中不断变异的西方史学,以及那游移不定的有关文化的定义,却并未退缩,依然激流而上,最终于8月完成出版了《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一书,而且为了尽量避免读者在了解西方史学过程中太过于枯涩乏味,他们竭尽心思的将艰涩深奥的内容和杂沓繁衍的思想,磨练的平易可感。尽管作者如此的用心,西方史学毕竞还是一个严肃的学术性问题,要真正的理解其内涵还是得费一番心力才行,总体而言,在阅读了此书后,对于西方史学中,与文化领域相关的概念及其衍生发展还是获益良多的,此文仅以笔者个人的感官理解作为切入点展开了以下一些浅易的探讨,其中的纸漏自是难以避免,希望读者们多多给予指正,共勉共励。

首先,对《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一书的整体写作结构进行一次提纲掣领式的了解:全书除了前言和余论之外,总共分为十个章节,章节与章节之间的展开,是先从概念铺开,然后跨步在纵向和横向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其间旁征博引的典例更是囊括了古今中外的名人典著,其后便是在文化的视域中对西方史学的发展及其动态展开了客观公允的叙述和展望。书名既然选定《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要对“文化”和“史学”的概念进行界定的问题,以及解决历史学与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于是作者开篇便是开诚布公式的展开对以上问题的讨论,也如上文所提及的一样,真正要对文化进行定义式的阐述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对文化做出自己的不同描述,但是作者还是结合各家的论争,总结出了以下两个讨论的发展趋势:一则从广义上来说,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都视为文化;二则是以狭义的角度进行阐释,即将精神领域的`人类活动与产物界定为文化。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那般,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文化是一种向更高、更完善方向迈进的理想境界,而这种理想赋予生命以真正崇高的意义。

而关于“史学”的定义,它已在时间的长河中被不断的提炼和拓宽,虽然现在已经无法确定,“历史”这个词是从何时开始从最初的“询问或调查”的含义扩展到“作为询问结果而获取的知识”这样的特殊意义的,只是跟随着历史的脚步我们了解到了:如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有西方历史学之父之关誉的大家),荷兰历史学家盖尔,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以及我国著名学者刘知几等诸多著名的历史研究者都曾对“历史”这一词阐述过自己的观点:有认为历史是一场永无休比的辩论的;有认为历史就是过去的事件跟前进中出现的将来的口标之间的谈话;也有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发展—不论他们的论述方式是否相同,都肯定了一点,那就是历史学是致力于对古往今来的人类社会做出探讨,包容范围极广的一门学科。当然,世界上是不存在完全独立成长的某个事物的,“文化”与“史学”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着的,我们必须在“大文化”背景上对史学做出整体的研究,也应当注意考察史学与各子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影响,不可偏颇而论—以上所论及的一些内容仅仅是该书在第一章中给予笔者的理论知识的补缺。

在该书第二章至第六章,作者图文并茂的将世界史的编纂,史学从传统到新史学的发展,由古代到现代的历史理论在文化中的演进一一呈现于读者而前我国司马迁编著的《史记》和古希腊的希罗多德所著《历史》搭架起了世界史的童年,其后具有更广意义上的世界史《通史》的编著者波里比阿、以及“世界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芝诺等掌起了世界史童年的辉煌之灯;再往后由于基督教的衍生及其影响的扩大化,在当时的历史学家眼中人类的历史进程便不再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史了,而是全数掌握在了上帝的手中,当然这种思想的植入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直至出现了但丁,并通过他的努力,才又架设起了一座通往近代人的世界文化的桥梁。再往后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思想的复苏,许许多多的学者和历史学家们纷纷编著了各具特色,且足以论证各自理论的世界史论著,这里也不便一一枚举。

总而言之,随着社会和观念的不断发展前进,世界史的编著范围在不知不觉中不断的拓宽着,到了20世纪60,70年代,西方许多历史学家纷纷采用全球观点来研究和叙述世界史,并产生了诸如《全球通史—15以前的世界》这样的书。这也警示着我们看待问题和研究学问绝对不能够仅仅停留在当下的时空中,而应该畅游于不同的历史时空,常常做不同时空的历史性对话,因为不同时空中存留下的思想理念和著述都是前人们遗留给我们不可多得的财富。

当然,不论是研究还是纯粹的了解,都不能够伫足不前,而是要在时空中找到定位后,进一步进行纵横领域上的扩充,只有探古察今,方能旁征博引。就像历史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个小区域,而是要在古人和时下前辈的指引之下不断走出去,类似于当下比较流行的一句标语那般“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各种学问的研究,不仅仅是历史,都是应该要保持着这样一直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以及浪迹天涯寻求真理的气量。当你从传统的文化中走回到当下的文化视野中,再经历其他各国文化周游之旅后,走回到所生活的文化背景之下时,你才能够真正的在历史和文化中豁然开朗,当然以上提到的游走并非指浮于表而的走马观花,而是应该更深入的探究到历史和文化的死胡同之中,做入木三分的研究。

但凡有了历史学的研究,和对文化的研究,就不乏各种思想理论的诞生,我国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是如此,在西方则是根据时期分段也产生了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理论:就如古典文化时期有赫西俄德、阿那克西曼德、波里比阿、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等等人的理论与观点;犹太文化时期则是有安德烈·内埃阿巴·埃班等学者的文化历史理论;基督教文化时期则是种种以上帝作为学说中心理论系统,就如保罗、奥古斯丁等人关于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的理论学说等等,由于这个部分的内容广泛,在此不再做赘言,只要翻阅了《史学:文化中的文化》这本书,均可从中探个究竞。到了近代以及现代,各种理论都发展得相对的更加有系统,如进步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以及到了现代发展显著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绝对的历史主义等等。

—在这几章中所涉及到的内容是相当的广博的,如若能够进行细致的研读必能获益良多、在近世西方提出的“回到希罗多德去”的口号引领之下,近现代许多西方史学家也提出了许多适应近现代文化发展的文化学思想,主要人物在该书中主要提及有10人,分别是维柯、伏尔泰、基佐、巴克尔、布克哈特、卡尔·兰普勒西特、马克思·韦伯、赫伊津哈、斯宾格勒以及汤因比,对于以上提到的每一个历史学家及其所持的文化学理论,作者都展开了详略得当的叙述,其间也穿插了作者的独到见解,而且这部分内容所涉及到的人与理论都是产生并发展于近现代,更加贴近于我们当下的学习生活,对其展开深入一步的学习与研究是比较有现实价值的在该书的最后两章中,作者借鉴影响与日俱增的年鉴学派的产生即演变,从中窥见了现当代西方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擅变的历史缩影。

当然,整个西方历史发展也是一种文化的传统,是一种历史的积淀,需要经历悠长的岁月,以及历史的洗礼,西方史学也在一次次磨练中,从弱小走向繁茂,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而这条不断向前发展的道路注定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的风浪波折也是屡屡上演,幸而如今它依然活跃在历史文化的舞台之上 通观张广智、张广勇两位先生的《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一书,给笔者留下的最为深刻的感受就是行文中的文化知识俯拾皆是,纵横交错,全书的行文叙述图文并茂,用词平实却又不失其专业性与学术性,真可谓是史学书籍中的一个典范之作。

篇8:浅谈英语教学中本土文化发展论文

浅谈英语教学中本土文化发展论文

一、英语教学中本土文化的渗透

1、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促进英语翻译能力的提高。仍以上文举例为例,如果不具备发散性思维、不具备本土文化的掌握,翻译人员就不能很好的理解“笨鸡”含义,进而影响了正确的翻译;另外,不同国家对“笨鸡”的诠释也存在差异,需要学生在日常的英语学习与阅读中不断了解各个国家的人文环境与文化,以此保障翻译的准确性。对于发散性思维的培养,英语教师应通过多国度文化、人文的介绍,使学生掌握英语翻译的文化基础。在此基础上,通过多义词的使用环境等,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

2、强化英语教学活动中本土文化词汇的教学。针对现代英语翻译活动中对本土景观、产品介绍与翻译的需求,在英语教学活动中还应加强对我国本土文化相关词汇的教学。针对我国特有物产、地理等词汇进行强化教学,以此提高学生对我国文化翻译的能力,为提高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奠定基础。

3、加强英语国家本土文化的渗透,降低语用失误的发生。在我国对外英语及旅游英语翻译中,由于对英语实用国家本土文化不了解所造成的语用失误时有发生。这类失误的存在不仅影响了交流双方的心情及情感,严重时还将影响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因此,在英语教学活动中应加强对英语国家本土文化的介绍与教学。针对英语语用过程中的内容,在日常教学活动中加强文化的渗透。通过不同词汇、短语在特定国家及地域中含义差异介绍,使学生能够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根据对话对象有选择性的选用词汇的使用,降低语用失误的发生。

4、关于英语教学活动中本土文化渗透的方法分析。针对英语教学活动中本土文化渗透的重要性,英语教师应对渗透的方法及教学方式等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探讨。根据教学课文内容,选择相应的背景文化视频片段制成多媒体课件,并根据课堂教学进度进行播放。在播放后,教师还应对其进行详细的讲解,以此使学生了解课文所涉及内容中的文化差异。另外,英语教师还应收集各地域英语使用国家的'文化信息、新闻以及日常会话文字资料。通过整理后将其与教材相关内容进行融合,以此为基础,实现英语使用国家本土文化的渗透。对于我国本土文化英语翻译中常见问题,英语教师也应整理相关资料,并在日常教学活动中点点滴滴的融入到教学中,为提高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奠定基础。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英语使用习惯,英语教师还应针对性的培养学生阅读能力。通过网络收集世界各地英语使用国家的报纸、新闻以及相关音频文件,以课后阅读作业、课堂阅读理解等方式培养学生英语水平,促进英语教学中本土文化的渗透,实现我国人才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培养。在学生掌握一定英语基础及中外文化差异后,教师还可以建立模拟场景进行对话模拟。针对不同地域英语使用特点,设置特定场所及对话内容。由学生自由发挥进行对话,再有其他学生及教师进行点评,以此加深学生的记忆与理解、增强学生的运用能力。

二、鼓励学生观看原文影视作品,提高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

在英语教学中,英语教师还应针对本土文化渗透教学的需求,鼓励学生观看原文影视作品。通过原文影视作品中不同人物的对话场景、对话内容以及不同地域下的使用习惯等,使学生了解英文使用的注意事项及禁忌,避免实际应用过程中语用失误的发生。在影视作品观看中,教师还应引导学生的观看方法与重点,将对话方式、用词特点等作为重点,实现学生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培养。

三、结论

在我国现代社会经济活动中,高等人才不仅要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同时还需要具有一定的英语运用能力,以此满足现代国际化经贸活动需求。针对现代人才英语培养需求,英语教师应在英语基础教学上加强本土文化的渗透。在教学活动中不仅要对我国本土文化进行渗透,同时还应对世界各国中英语使用国家的语用习惯等进行渗透,避免学生英语使用过程中语用失误带来的问题,提高我国人才综合素质及英语运用能力。

篇9:音乐作品中的中西方文化论文

音乐作品中的中西方文化论文

关键词:音乐作品,中西文化,音乐体系

1. 中西方对音乐本质之定义的比较分析

1.1 音乐本质与社会政治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渊源,是人类文化历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讲究人格,把自然理解为生命的统一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审美方式和追求重人的心理体验,强调悟性,这都是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中国传统音乐艺术和音乐美学思想生长在中国独有的政治、经济、伦理土壤之上。作为意识形态,它的产生发展及其本质、特征、形态和功能都与中国传统政治、经济、伦理息息相关。在中国的音乐审美标准中,政治需求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儒家把音乐看做一种完善道德规范的途径,一种获得灵魂内省的把握,一种对社会大众教化的工具,认为音乐的首要功能是教化,所以其美学思想的出发点是音乐服务于政治、礼法等。①如孔子认为音乐家可以反映人们的痛苦和欢乐,但在感情上必须受到节制,不应该超越中庸之道的论理准则。强调形式与内容要统一“推崇”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雅乐,不喜热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民间俗乐“郑卫之声”,“恶郑声之乱雅也”,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偏见。免费论文参考网。这种对音乐本质的认定,充分肯定了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尤其在政治生活的作用。荀子也认为音乐可以鼓舞前方将士勇敢征战,而在和平环境中又能合人们温良礼让等。免费论文参考网。而我国重要的音乐美学文献《乐记》代表儒家的音乐家美学思想论述了音乐的本源:“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音乐是由音组成,其根源是由于人的思想感情受到外界事物的感动,“物动心态”,是原始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但同时《乐记》也提出了音乐艺术相关的许多问题。如:音乐的成因和特征、音乐与国家政治的关系、音乐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音乐的审美作用、音乐的教育作用、音乐的社会功能等。这种音乐美学思想,有的内容和审美标准到今天仍还是适用的,如《乐记》写道:“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就是说,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主要的,技艺是次要的,.品德的修养是首要的,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一方面,在音乐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批评标准上,内容的“善”、“和”放在第一位,而艺术形式的美,则放在第二位。中国传统的音乐审美以“和”为中心,对我国的音乐发展有着极深远的影响。

1.2 音乐与自然科学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8—约公元前5,把“数”当做音乐的本原;认为音乐的基本法则是“数”的关系;提出音乐的美与和谐只能到“数”的关系去寻找。毕达哥拉斯有着敏锐的音乐耳朵,对于铁匠打铁的声音,人们都习以为常,并不觉得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不同,但他却听出了差别。毕达哥拉斯最先是在路过一家铁匠铺,听到铁锤打击铁砧的声音,辨认出了四度、五度和八度三种和谐音,猜想是由于铁锤重量的不同导致了声音的不同,并通过称量不同铁锤的重量确认了其间的关系,随后,又用不同长度的弦的振动实验发现了弦长与和谐音的关系。他还发现谐声是由长度成整数比的同样绷紧的弦发出的—事实上被拨弦的每一和谐组合可表示成整数比,按整数比增加弦的长度,能产生整个音阶。例如,从产生音符C的弦开始,C的16/15长度给出B, C的.6/5长度给出A, C的4/3长度给出G, C的3/2长度给出F, C的8/5长度给出E, C的16/9长度给出D, C的2/1长度给出低音C。他天才地用数学观点研究音乐,并阐明了单弦的乐音与弦长的关系,从而为现代音乐理论奠定了基础。他关于旋律、节奏、调的演说和对音响学的论证对音乐科学地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不仅仅关心数字和音乐与宇宙的和谐一致,他们将它们认同。音乐是数字而宇宙是音乐。而且,毕达哥拉斯在他的哲学中区别开三种音乐:用后代的术语来说,器乐——通过拨过琴弦,吹响簧管等创造的平常的音乐;musicahumana(人的音乐)-一由每个人的器官,特别是心灵和身体之间的和谐(或者不和谐)的回响所创造的连续但听不见的音乐:和musica mundane(世界音乐)-一宇宙自身所创造的音乐,被人们称做天体的音乐。免费论文参考网。

2. 中西方音乐创作的差异

中国传统的音乐,单声部居多,即使有些多声部的,也仅属于支声性(heterophony)或原始性的多声部,这与西方近几百年来高度发展了的多声部音乐大相径庭。西方音乐的最大特征是多声而非单声,但从顺序上,两方的专业音乐却可以说是以单声音乐作为出发点,单声是多声的基础,单声音乐的形式构建原则完全影响到多声音乐,多声音乐的出发点可以推演到严格的平行奥尔加农。严格平行奥尔加农在纵向结合上的“均等”特征,使其表现出单调、缺乏变化,但它的这一特征却是后来复音音乐发展的结构基础。正像圣咏中的装饰风格是通过引入非结构因素而获得变化和丰富一样,多声部音乐也是由非结构因素的插入而突破了严格平行奥尔加农的枯燥和乏味。14世纪以来,西方艺术便沿着中心结构原则发展,无论是建筑中的大厅楼梯还是绘画中的焦点,或是音乐中的终止式,都是这一原则的体现。西方以主音上方三和弦的大小区划调式色彩,是大三和弦的一类调式称大调性色彩,是小三和弦的一类调式称小调性色彩,形成了经纬分明的调式色彩体系。从音乐的织体的差异看,西方音乐体系在处理多声部关系时,倾向于纵向的立体思维,即特别注意主调旋律与其它声部的和声关系。音乐的织体思维主要是以纵向和声为主的网状立体织体思维。复调音乐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几个旋律结合为乐曲,旋律伴有定量节奏,文艺复兴和巴罗克时代的西方音乐呈现这种特点。在西方音乐中,.主调音乐体系也有一定的比例,一般说来,它只有一个曲调具有主旋律的意义。

3. 结论

与西方音乐相比,中国音乐更注重旋律美,旋律处于主宰一切的地位,并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各种旋律都讲究线条,这些旋律线的神韵可以与书法、绘画、舞蹈、戏曲、园林、建筑等其它艺术形式比美。有的延绵起伏,有的跳动剧烈,有的明显地呈现抛物线型,有的音符密集,有的音符稀疏。旋律中大量的运用“带腔的音”(又称音腔)旋律技巧,有效却不着痕迹的手法把一个不断重复的乐段连接起来而不使人觉得沉闷乏味,或把几个不同来源的乐段连接起来而使全曲具整体性,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创造,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组织思维方式,是构成中国音乐及其美学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 大鹏. “中西合璧”在于补短扬长[J]国际音乐交流, ,(04) .

[2] 周薇. 俯而弹,仰而思—学习《西方钢琴艺术史》[J]钢琴艺术, ,(01) .

[3] 张凌飞. 中西合璧 古今融会—析丁善德《第一新疆舞曲》[J]钢琴艺术, ,(04) .

篇10:影响体育教学中师生交往的因素论文

影响体育教学中师生交往的因素论文

论文关键词:体育教学师生交往

论文摘要: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对影响体育教学中师生交往的因素进行分析和阐述,以期为体育教学提供理论参考。

体育活动中的师生交往是指学活动参与者或交往主体(既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等)之间的语言为中介的多向、多边、多层次、多维度的人际往来或沟通以及情感交流和达成认同一致的相互理解。笔者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和通过对部分中小学体育教师和学生的访谈调查得知,教师和学生各自的个体因素、师生双方相互作用的媒介及双方之间所形成的人际关系就成为影响师生交往的主要因素。

1.体育教师的素质因素

体育教师的素质因素包括教师的人格特征和心理基础以及对学生的了解和认识。笔者试从这三个方面来逐一分析。

1.1体育教师的人格。

从体育教师的职业要求来看,体育教师的人格特征包括成熟的自我意识、创新精神和良好的性格。自我意识在人格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它支配和调节人的行为。自我意识包括自我认知、自我体验和自我控制等方面;创新精神是现代教育对教师的基本要求。教师的创造性是指教师在教学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独创精神和独创能力。由于体育教师的工作对象是正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青少年,所以对青少年的培养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循环,而必须通过教师创造性的工作去探求适合自己教育对象的方式和方法;良好的性格主要表现在公正、诚实、热情、果断、自律自制等。由此可见体育教师的人格特征不仅影响其自身教育、教学行为和教学效果,而且还决定了其是否有效地与学生进行交往和互动,有利于学生人格的健康发展。

1.2体育教师的心理基础。

体育教师的心理基础主要指教师在教学交往时所具有的知识基础、智能水平和心理状态。这些方面是体育教师顺利进行教学交往和提高体育教学效果的基本条件。

1.3体育教师对学生的了解程度。

体育教师与学生进行有效交往和互动的前提是了解学生。对学生的了解不同,教师对学生采取教育的方式和行为也不同。因此,教师要正确地了解学生,及时地防止和纠正对学生了解上的误差。教师应该正确的看待每一个学生的体育学习过程、学生的发展过程、智力和体力、身体素质、运动能力及个性上等方面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2.学生的因素

学生作为体育教学过程中交往活动的主体之一,其自身的条件因素对师生交往必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学生的个性因素主要是指学生个人在集体中的地位、个人在集体中的自我感觉、人际选择等方面。

2.1学生在集体中的地位。

学生在体育教学活动过程中,是以一个能动的主体而存在的,主要表现于他在学生生群体中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而他所处的地位与角色对他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往及人际关系都有重要的影响。一般而言,在体育活动中,运动能力水平高的学生,在运动方面有特长的学生在运动群体中的地位较高,也较有人际吸引力,所以,在体育教学中与教师、同学的之间交往比较顺利,也积极主动。 2.2学生的人际选择。

人际选择指的'是在接触群体中由于某些人对其他人表现出明显的喜好憎恶而相互接近或者疏远的现象。在一个学生群体中,有些学生很受欢迎,很多人愿意与他交往,而有些人则得不到同伴同学喜欢、选择,这样就会产生孤独感。因此,学生的人际选择是影响体育教学活动中师生交往的不可忽视的因素。由于在体育教学中学生的学习是以身体活动、体力活动为主,学生在运动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力量、速度、灵敏等体能水平和协调、优美的技术水平,会对其他学生产生不同程度的暗示、模仿、感染吸引等影响力作用,而这对学生在体育教学活动中的人际认知和人际选择是有影响的。有的学生过于忧虑自己在体育运动能力的弱点,对自己没有信心,自卑,心理重,这种对自我的认识使得在与其他学生交往时,个体在行为上畏畏缩缩,影响到与同学的顺利交往。

3.课堂教学气氛

体育课教学气氛是指在体育课教学活动过程中能否顺利进行教学所产生的群体情绪心理状态。积极的教学气氛有利于学生掌握知识技能,并且影响着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进而有助于学生的学习。在积极的教学气氛中,学生的行为将会营造一种易于采取活跃的、自主性积极性行为的环境。课堂教学气氛可以分为“支持性气氛”和“防卫性气氛”两种。“支持性气氛”立足于信赖与支持关系,“防卫性气氛”立足于不信任和攻击关系。作为同学关系要素的是接受(同学之间接受性程度)和势力(同学之的集中程度),作为师生关系的要素是亲和性(表示教师个人对于学生作出的亲密性行为的程度)与控制(教师对于学生行为控制的严格程度与范围)。而在这些要素中,“接受”和“亲和性”与学生的活动积极性有极大的关系。所以,作为教学气氛,形成接受性、支持性氛围是促进师生交往,活跃学生行为的要素。

4.教学信息及沟通媒介

体育教学中的师生交往与互动过程是主体间信息传递、接收、加工、反馈的过程。这里的信息是一种教学信息,如教学内容、情感态度、意见等。教学信息传送的方式、程序过程的特点影响教学信息传送效能。在体育教学中师生之间的交往活动是通过特定的媒体和中介即媒介而发生和展开的。教学信息本身的性质及其沟通媒介对师生之间的交往影响极大。体育教学活动中有许多趣味与娱乐性较强的教学内容如体育游戏、跳绳、球类活动等极有利于学生之间的交往和提高学生交往能力。因为这些教学内容的传递基本是通过师生之间的合作性活动如小组练习、集体协同活动而完成的。而教学信息传送的效能又制约着教学过程师生交往互动的成败。因此,要确保教学信息传送的畅通性、有序性和有效性,采用多向交往和沟通方式,促进师生之间的多向交流,提高体育教学活动效果。

参考文献

[1]马春英等.让体育教学发挥更大的功能一对体育教学交往活动的重新审视[J].张家口医学院学报,;16(6)

[2]张惠芳.体育教学交往的缺失、阻隔与重建[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05;20(1)

篇11:试析交往行为理论视野中的课程实施的论文

试析交往行为理论视野中的课程实施的论文

论文摘要:课程实施是课程计划付诸实践的过程,是实现育人目标的基本途径。以交往行为理论为基础来考察课程实施,课程实施是师生和课程设计者理解互动的过程,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真诚对话和经验共享的过程。从交往的角度解释课程实施,更有利于教育教学目标的达成。

论文关键词:交往理论;课程实施;对话

一对目前课程实施观的分析

课程实施是课程汁划付诸实践的过程,是实现育人目标的基本途径。对于课程实施实质的理解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其中关于课程实施观点的分类,美国课程学者辛德尔、波林和扎姆沃特的研究受到了课程学者的普遍认同。他们将课程实施或研究课程实施的观点分为三种:忠实观、相互适应观、课程创生观。

首先,课程实施的忠实观认为,课程实施过程即是课程实施者忠实地执行课程变革计划的过程。衡量课程实施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准即是课程实施过程对预定的课程变革计划的实现程度。这两者的吻合程度越商就说明课程的实施越有效。反之,就会得到相反的结论。在忠实观看来,“课程实施”的涵义则是指教师将这些确定的由课程专家设计好的课程计划或课程方案等具体的东两在实践中落实的过程。可见,忠实观视野中的课程知识是由课程专家创造、选择并提供的,教师对课程知识的创造和选择没有真正的发言权,处于被动的地位。毫无疑问,教师只是充当课程专家所制定的课程变革’划的忠实执行者的角色。显然,教师和学生的能动性、创造性和主体性被压制了,师生的价值无法得到体现。同样,课程实施的效果与专家预期的相差甚远。

为了克服上述这些缺陷,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课程学者伯曼和麦克劳林最先提出了“相互适应”的理念。这种观点是将课程实施看作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课程实施过程是课程的设计者和课程的执行者共同在课程目标、内容、方法、组织模式诸方面进行调整、改变与适应的过程。在卡日互适应观看来,课程实施过程中“相互适应”现象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也是需要的。因为“课程实施”决不是课程汁划在课程实践中的简单执行,它应当包括在实施过程中课程汁划在u标和方法上的调整,突施者在需要、兴趣和技能方面的变化,以及组织的适应。相互适应观倾向于把课程变革过程视为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和不可预知的过程。为了使预定课适合具体实践情境的需要,教师理应对之进行改变。无疑,教师的主体性得以突显,他们是主动的、积极的执行者。但是,它忽视了学生的存在,湮没了学生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意识。同时,这也是“工具一技术”理性在课程实施中的反映,它忽视~人”的存在,把学生当作了有效实现社会目的的得力工具,学生的主体性虚置。

最后,课程刨生观强调,真正的课程是教师与学生联合创造的教育经验。它关注师生共同建构课程,认为师生主要不是课程知识的接受者,而是课程知识的创造者,成为建构积极的教育经验的主体。他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确立课程目标和内容。在课程创生观看来,已经设计好的课程变革计划仅仅是教师和学生进行再造的材料,是…种课程资源,师生借助于这种资源不断变化和发展。显然,相对于前两种价值观,这是一种新的课程观。课程创生观更注重师生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它使师生的主体性得以解放,个性得以张扬,价值得以体现。教师和学生都是课程的主体,并能根据具体情境的需要创造自己的课程。然而,这种课程实施观要求教师具有课程专家的水平,可是就目前我国的师资水平而言,它的推广性受到了限制。只有引入交往性的课程实施观,方能对以这些缺陷进行补救。

二交往视野中的课程实施

当前在课程实施过程中,于圆于二元论的世界观和工具理性的价值观,课程与学生一直彼认为是分离的两极,课程是客观的,课程主体缺失,创造性、价值、意义等对学生的生活非常重要的东西,从未名正青顺地纳入过课程的视野中,更不呵能成为课程的核心。由于受制于书本客观知识,缺乏诚实有效的交往,主体性被虚置,导致学生人格的不健全发展。这样的课程观给学生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是急需批判的。笔者认为,近年来影响广‘泛的“交往行为”理论能给予我扁示哈贝马斯把人类的社会行为分为四种,即目的性行为、规范删节的行为、戏剧行为、交往行为。目的行为是指行为者通过选择一定的有效手段、并以适当的方式运用这手段从而实现某种目的的行为,规范调节的行为是社会集团的成员以遵循共同的价值规范为观念的行为,戏剧行为是行为者通过或多或少地表现自已的主观性,从而在公众中形成一定的关于他本人的观点和印象的行为,而交往行为指的是至少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互动所达成的相互理解和一致的行为。与前三种行为不同,交往行为的旨趣在于通过主体间语言的交流,求得相互理解、共同合作,以实现主体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依据这一理论,课程实施应该以价值理性的追求为重心。

由此可见,从交往行为理论的视角对当前新课程的实施过程进行审视,课程实施的目的不再是试图恢复或符合课程设计者的意图和主旨,是专家、教师和学生相互问的对话、理解。在相互理解的过程中分享彼此的经验和智慧,不断形成新的意义、达成新的共识,并最终在新的理解的基础上,不断修改、充实,形成新的课程知识和意义。课程实施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共享的过程,参与者之间的民主交往过程。在这个民主交往过程中,课程专家、教师、学生的主体性都获得尊重与提升,从课程的互动过程中丰富自身的价值。具体而言:

1.课程实施是师生与课程设计者理解互动的'过程。

课程实施的过程是师生和课程设计者之间相互理解和互动的过程,师生对课程的理解正是通过其与课程设计者的分享、合作、交流、沟通而获得的。课程实施交往的内涵决定了课程编制应该是一个共享的过程,师生和课程专家之间不以任何一方为中心,不以使其中一方牺牲自己为代价,而是双方基于尊重的前提,在活动中相互倾听、相互理解、相互走进。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自下而上”的校本课程开发模式反映了这一趋势。在这一模式中,各方能够积极沟通,充分交流信息,能就某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努力达成相互理解和一致。尤其是学生和教师获得了对课程决策和编制的发表意见的机会,这样使课程整合进实际的教学活动,为师生的交往提供真实的基础,为学生的有意义的发展提供帮助。这种模式彰显了课程实施过程中的主体价值,它要求课程专家应深入第…线,进行全方位互动,打破了使学生和教师受制于外在的课程的僵局。毫无疑问,以交往性为基础的课程实施,宏扬厂学生个体的价值,让学生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形成自我,获得真正意义的发展。

2.课程实施是教师和学生间真诚对话和交往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在以前的课程实施过程中,师生往往都是处在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下,师生双方的交往都是建立在“占有”的基础之上的,教师为了“教”而“占有”学生,把支离破碎的学科知识强行灌输到学生这一容器中去。学生为了“学”而“占有”教师,把教师看作自己获取知识的工具和手段。在这样的师生关系下,师生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无法展开对话和交往,从而无法形成自我。

从交往行为理论的角度来看,课程实施应该是师生间真诚对话和交往的过程。在课堂教学中,师生通过对话,共同探讨澡程文本,并建构其自身不同的理解,最终形成新的意义。在这~过程中,以价值理性的追寻为目的,师生就能从其中获得自我,对自己的需要与价值有清醒的认识和体验。师生的对话和交往是在民主、自由、平等的氛围中实现的,是建立在双方互相尊重、信任和平等的基础,是师生作为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坦诚相见。这意味着师生应该以尊重、信任、包容、共享的关系相处,互相理解、互相承认、互相支持。他们彼此要以平等的身份交往,自由地表达不同的思想和观点,并彼此欣赏着对方、吸纳着对方的经验和智慧,丰富自身主体的价值。师生对话和交往的过程同样是创造的过程,创造寓于对话之中。

篇12:英语课堂教学中的交往教学 (中学英语教学论文)

绍兴市高级中学 王雅娟

摘要:交往教学是教师主体和学生主体以教学资料为客体和中介,以师生关系纽带而进行的教学实践活动.英语教学通过师生之间和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对话,合作,交流等交往形式,使学生学习,技能,体验创造和成功,发展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因此,教学交往是对传统英语教学的超越,是英语教学应有之义.

随着教育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光转向了当今教育的热点领域---交往教学理论,即如何通过交往教学使师生间、学生间、教学内容和相关信息与教师学生间对话沟通,互感互动,使学生完成有意义的自我建构。这一理论为中小学外语教学理论研究开拓了新的理论空间,也为英语课堂教学实践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界。

一、什么是交往教学

交往教学理论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德国。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德国的沙勒和舍费尔提出了侧重研究师生间交往的教学论思想,并与其他一些教学论专家一起把这种思想系统化为交往教学论。所谓交往(communication),就是共在的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它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交往教学论将教学活动看成是师生间的特殊交往活动。人在交往中学习和生活,师生交往是学校学习和生活方式。交往教学就是交往活动的参与者或交往主体---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通过教育资料等语言符号中介进行的多向、多边、多层次、多维度的人际来往或沟通、情感交流和为达成一致的相互理解而进行的教学活动。在这种教学交往中,交往的双方不再是简单的“主---客”关系,而是“主---客---主”关系,即交往的双方,无论是师生之间,还是学生与学生之间,都是以共同的客体为媒介,结成主体间的(inter subjective)关系。作为教学存在的交往本身,既是教与学的统一,又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

二、交往教学的形式

交往教学是教师主体和学生主体以教学资料(文本、话题、环境等)为客体和中介,以师生关系为纽带而进行的教学实践活动。交往的主要形式是通过师生、生生间的交流及教学互动形成学习的共同体(community)。教师、学生、课程、环境相互作用,在交往互动中建构文本信息的意义,建构学生学习主体的地位。在交往活动中主要存在着教师与学生间的交往和学生与学生间的交往两种基本形式。

1.师生间的垂直交往

师生间的垂直交往是英语课堂教学的主要形式。为了打破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或教师提问学生问答的单向教学的虚假交往模式,改变学生在授课中被动、消极的角色地位,教师应积极创造与学生平等的交往氛围,探索多彩多姿的交往形式。常见的师生交往表现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点对面的交往,即教师个体与学生群体的交往活动,这是传统的单向或应答式的交往,是非真正意义的交往,使用过度会造成虚假的交往;第二种是点对点的交往,即教师个体与学生个体的交往。教师以“任务型”的问题或活动安排发起并参与学生的交往活动。学生通过思考、讨论,与教师对话、交流等方式达成意义的理解。预期的目的性和明确的对象性是师生交往的主要特点。“激发---交流---理解---共识”为师生交往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交往的角色是动态的。师生双方不仅同为交往的组织者,而且是平等的参与者和不同意见的交换者。交往的信息流向是多维的,从教师到学生,从个体到群体,从群体到个体,任何一方都可以是信息的发送者,又可能是信息的接受者和加工者。这样的形式由于学生有向教师发问交流的权利和机会,改变了过去教师居高临下控制学生的局面,学生感到平等自由,精神放松。同时,教师可以导向性地用自己的生活经历、知识体验启发学生的思路,诱发学生参与交往的激情和欲望,这样就不知不觉地将学员引入交往境地,达到润物无声之效果。

师生间的交往,由于双方所拥有的知识、经验,在教学中所处的地位的不同以及所扮演的角色的差异,往往是一种非对称性交往,因而,应注意下面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教师应从学生发展的目标出发,以接纳、理解、民主、平等的姿态和赞赏性评价的语言,激励学生参与交往的积极性,建立促进型的和谐的师生关系。第二,教师在交往过程中应有一定的“自律”意识,切忌教师主体的张扬过度。在我国,由于学生面较大,课节时间限制、教学手段匮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教师往往以追求按时完成课堂任务为主要目标,因而不自觉地控制了交往的主动权,造成了教师主体抑制学生主体参与交往的局面,降低了与学生个体的交往率。课堂教学走进了教师越俎代庖的、一言堂的怪圈,灌输式、填鸭式的教学便不足为奇了。第三,教师应增加与学生交往的时空及频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方面要注意增加与学生交往的时间次数,另一方面要减小与学生交往的空间;增加“点对点”式的交往,减少“点对面式”的交往。可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如在课堂上来回走动巡视,减小与教室后边学生交往的空间,定期让学生交换座位,改善因座位在边缘的学生与教师交往频度低的负面影响。

2.生生间的水平交往

英语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语言学科,学生之间的相互交往是课堂教学不可替代的组织形式。生生间的交往是学生个体间或个体与群体间为达成共同的目标在学习过程中展开的相互协作的学习交往形式。由于生生间的交往是一种水平性(horizontal)、对称性的交往,通过学生间的不同见解、观点的碰撞,引发认知冲突,能够更加充分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他们参与教学的积极性,提高交往语言,特别是英语口语表达的流畅性,培养竞争合作意识和人际关系交往的技能。教师与学生共同合作,创设真实的交往学习情景,并以“任务型”的活动安排发动学生对文本、话题等进行讨论。在这活动中,每个学员都要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运用英语听、说、讨论,并以问答、对话、辩论,表演、竞赛等形式将交往结果呈现在全班面前。学生的交往实践形式可以分为同桌交往、小组交往(以4-6人为佳)、组际交往、个人与集体交往等,以此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合作意识、竞争意识、创造意识和责任感,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灵活运用英语进行交往的能力。

在生生间的水平交往中,小组内的交往应作为主要形式。与以教师为主导(teacher -fronted),学生按固定要求,统一步骤的教学相比,小组讨论使学习者使用的语言数量更多,范围更广(Long et al,1976)。在生生间交往的过程中,教师并非无所作为,而应及时转换角色,由交往的直接参与者变为交往环境的营造者,学生的顾问和帮助者,而不只是讲述真理的人。

学生间的交往是课堂教学中学生不可或缺,且行之有效的学习形式。影响交往效果的因素有很多,如课堂教学环境、学习条件等。但就交往活动本身而言,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策略。首先,小组内成员应合理搭配,以保证在性别、兴趣、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学生所拥有的信息不同,“信息差”的存在使学生为获得彼此的信息而积极地交往。第二,教师要把握好“最近发展区”,既保证学习内容富有挑战性,又符合学生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英语交往语言的标准程度和精确性要有恰当的预期。第三,正面引导,及时肯定。每当学员积极参与交往活动,或在活动中有进步,教师都由衷地给予鼓励和肯定,增加学生对交往的自信心。第四,鼓励创造性,即在交往过程中对超出了主题深度和偏离了主题广度的深入性的探讨,教师应及时鼓励,以赞赏性的姿态加以积极地评价,为学生进一步进行探究性、研究性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英语交往教学的意义

1.在师生关系维度上的超越性。

师生关系是师生观的集中表现。传统的师生关系以教师为中心,视教师为知识的化身、社会的代言人,是权威的象征,处于神圣的地位;而学生则被视为被感化者、被塑造者,处于“被压迫者”的地位。长期以来,师生关系处于一种不和谐的甚至对立的状态之中。交往教学理论超越了传统的师生关系对英语课堂教学的钳制和束缚。交往教学论认为,师生在尊严和人格上是平等的,既没有主次与贵贱之分,也不是主导与被主导、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新型师生关系的建构,要求师生之间的相互认同和相互尊重,是一种互相影响、互相感染、教学相长的关系。大量的教育实践证明,只有在一个民主、平等、和谐、活跃的教学环境和气氛中,教师尊重学生的民主权利,尊重学生的独立性,主体性及首创精神,增进彼此尊重、信任,相互促进,才会使学生有愉快的情感体验,丰富的想象能力,并主动参与教学活动。既有利于学生成长,也利于师生良好关系的建立。英语交往教学倡导教师从学生的需要出发,采取民主教学方式,尊重学生的民主权利,与学生共同制定计划,讨论问题,指导教学活动和学生的语言实践活动。在这种轻松愉快、和谐的教学环境中,学生自由地、创造性地学习。教学交往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寻求建立师生的亲和关系。

2.在教学方法维度上的超越性。

英语教学法的发展历史,反映了人们对教学规律的认识的不断提高。从传统教学的语法翻译法、直接法、听说法等,到现代的认知法、交往教学,英语教学法理论指导经历了由朴素的教学认识到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到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沿革。然而,现代教学理论的发展尚未完全冲击到根深蒂固的传统教学方法。当前,独白式的灌输和单向问答式的虚假交往仍是中小学教学方法的主流模式。其弊端表现在知识传授有余,能力培养不足;重教有余,重学不足;灌输有余,启发不足;复制有余,创新不足。学生只能按照教师要求按部就班地、机械地完成课堂的学习任务。这严重压抑了学生的思维活动,压抑了学生的创新精神。教学法是语言观的反映。我们要明确语言是人类重要交流工具这一社会属性。提高学生语言技能,发展他们使用语言进行人际交往的能力才是语言教学的根本目的,而语言知识只是培养这些技能和能力的手段。语言不是支离破碎的条文和规则,语言是活生生的,是有情景、有语境的整体。学习者必须从自身的经验背景出发,对学习内容进行主观理解和意义建构。最理想的教学方法就是教师提供丰富的情景和语境,使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完成于与他人的交往和互动中。教学交往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在教学知识的同时促进了相互的反馈、彼此的沟通,促进着观点的交流,心智的激发以及情意的感染,使英语课堂教学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因而,它既是一种为教学目的服务的有效手段,是教师的一种高级的教学技能,又是教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3.在教学过程维度上的超越性。

传统教学视教学过程为教师以教材为中心,单向度传授知识的过程,因而把教学过程评价指标设定在对教师的活动设计上,即如何导入新课,如何处理教学目标、重点难点,教学环节是否具有层次性、条理化等,而把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参与视为可有可无,置于微不足道的地位,其结果之一就是忽视了学生能力的培养。交往教学视英语课堂教学过程为师生交往的过程,是师生平等参与、共同合作、对话沟通、达成相互理解和共识的过程;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掌握、技能和能力的提高是一个动态生成、自我建构的过程。教学交往不只是一个认知性的掌握知识,发展智慧潜能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完整的人的成长与形成的过程,是学生个体生命潜能多方位地得以彰显、丰富的过程。如果说传统外语教学强调语音、词汇、语法和句型等语言知识的传授与操练,那么,交往教学的基本理念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的能力,运用英语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运用英语进行思维和表达以及进行人际交往的能力。教学过程不是在被动的情感和压抑的状态中进行,而是在主动、开放、自由的状态下进行,教学过程就成了学生情绪积极、情感丰富的交往活动过程。

四、结语

英语交往教学是当代兴起的教育新理念。它所追求的正是语言教学和语言习得的理想状态,即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在真实的交往中对新的语言知识进行自我建构,创造性地学习并使用语言。在交往中,师生之间,生生之间才能学会合作共享,共同体验创造和成功。因而,我们有必要从交往的视觉重新认识课堂教学的本质,对英语交往教学作更加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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