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沈从文的小说理论对中国小说理论的作用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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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浅谈沈从文的小说理论对中国小说理论的作用分论文

浅谈沈从文的小说理论对中国小说理论的作用分论文

通过对沈从文小说理论文字进行综合、系统的阅读和研究，我们发现他的小说理论以“人”为中心，并由此辐射到“人性”、“生命”、“神性”、“自然”、“民族”、时代乃至整个宇宙的方方面面，他在创作中坚持独立的人格，以及对“诗性”的追求，对生活“深度”的倾心，对小说“真善美”的永恒守护，其小说理论不仅融合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吸收了现代主义，这些特点与经验永远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因此可见，沈从文的小说理论对于繁荣二十一世纪小说理论无疑将具有珍贵的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沈从文的小说理论是对传统小说理论的突破，成就了现代小说理论的辉煌

传统观念是轻视小说的，认为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在读书人心目中，只有诗、文、词才是正经的“文学艺术”。虽然经过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界革命”，提高了小说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地位，但小说在文学上的正宗地位，并没有得以肯定。直到“五四”文学革命倡导时期，小说的文学正宗地位才得以确立。“五四”时期，沈从文和胡适一样，都是将小说视为文学的正宗的，不仅在理论上予以重视，而且用自己的创作来确立小说的文学的正宗地位。他后来在《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一文中说：“动摇旧社会，建立新制度，做个‘抒情诗人’似不如做个写实小说作家工作扎实而具体。因为后者所表现的，不仅情感或观念，将是一系列生动活泼的事件，是一些能够使多数人在另外一时一地，更容易领会共鸣的事件。”[1]这是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出发点。在变幻莫测的小说理论世界，沈从文自始至终都认为艺术应该为人生、应该拥抱人生的宗旨。与当时文坛领军人物鲁迅重视用小说来改造国民精神不同的是，沈从文企图通过对人性的表达和对“生命神性”的探求，来获得“生命的明悟”，以缓解现实的痛苦，从而达到社会重造与生命重造的目的。更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把“人性表达”看得超越于时代，却不脱离现实生活，避开阶级、政治、商业角度单纯刻画人性，这成为沈从文小说人性观的独特之处。

沈从文是个有鲜明创作个性和独特风格的作家，他在小说创作上勤于学习，勇于探索，从不墨守成规。在传统小说理论的基础上，他创造性地发展了抒情小说这一体式，创造了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或诗化抒情小说体。他实际上是把诗和散文引进小说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从而也就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及其审美的功能。他还表示，“将文学限于一种定型格式中，使一般人以为必如此如彼，才叫做小说，叫做散文，叫做诗歌”，这样的习惯观念会束缚住“自己一支笔，无从使用，更使一般人望而却步，不敢用笔，即用笔，写出来和习惯不大相合，也不成功！”短篇创作应当是“揉小说故事散文游记而为一”，“自成一个新的型式”。[2]沈从文是诗化小说的代表作家，他继承和发展了废名开创的诗化小说的传统，并在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达到大成。沈从文的小说风格直接影响了他的学生汪曾祺，而汪曾祺的小说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后来的张承志的小说创作。从废名始，这些作家的作品显示了诗化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发展进程。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家存在的意义不是对既成现实作出准确的临摹，而是必须对存在作出判断和思考。”他提出了“情绪的体操”与“抽象的抒情”的创作方法，这体现出的是一种生存的焦虑，是作家对我们现实生活处境的深刻洞察，是对生命的诗性关照。

二、沈从文的小说理论大大推进了小说理论的现代化进程

沈从文的小说理论既借鉴西方现代小说理论的某些观念和观点，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开拓，沈从文虽然没有正式进入大学学过西方文学理论，但从事教学和编辑工作的大量经验和超凡的艺术感悟力，已使他的理论触及到了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和浪漫主义小说的某些实质问题，这集中的体现在他声称所受契诃夫和屠格涅夫等作家作品的影响，但他从不拘泥于前人的认识和成果，而是“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6]却又依据自己的文化个性和审美趣味，取其精华，然后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契诃夫和屠格涅夫两位作家对社会最底层人民的关注与同情，对沈从文的理念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人物塑造上，沈从文主张“表现社会下层人们的生存状态”，要求小说积极反映社会下层现实，关注普通人的命运，这无疑代表了某种现代意识的觉醒，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通俗、平易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及“社会文学”等观念的先声。屠格涅夫“把人和景物相错综在一起”的叙事方法对沈从文田园牧歌式的乡土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不过沈从文在此基础上作了更深的探索和发掘，从而形成其独特的浪漫理论。他自称是20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这种浪漫不同于西方浪漫主义对现实极端不满，在藐视中自觉地疏离现实，而他的小说不仅表现了一种田园牧歌情调，或呈现出诗意的风格，更是充满忧伤和艰辛的人生图景。另一方面，西方浪漫主义秉承希伯来文化的神秘、怪诞传统，拒绝理性、平凡，强调“真正的诗所唯一承认的东西，是令人惊叹的东西，不可思议的东西，神秘的东西。”[7]而沈从文所向往和一心希望建造的是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这种与“人性”关联的其人其事其情并不荒诞也不神秘，都真真切切地来自现实生活，给人们一种亲切感。

三、对中国整个乡土小说创作、小说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当代小说理论的视野来看，沈从文小说理论涉及的方方面面，无不对中国整个乡土小说创作、小说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沈从文在小说题材上主张“乡土生活与民族精神”的结合，着重表现中国乡村恬静和谐的生活与淳朴率真的人性，既反映出东方文化的博大、淡远与时代的空灵和浪漫，又具有历史的悲剧和文化的反思，从而扩展了鲁迅以来乡土小说追求“乡土批判”的内涵。他主张的“乡土”一方面要表现当时乡土小说的一些共同特征，如乡民的生存状态、民情风俗、乡愁情绪等等；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对湘西民众生存与异域情调的描述，倾尽全力地表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是从来就有的，生生不息的，它融化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变成了一种人的道德、信念、人情、人性，或者说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是边城独有的。在风俗画中蕴含丰富的文化，就使这风俗画显得余味无穷，也使沈从文的“乡土”观念超越了许多同时代作家的作品，从而形成了沈从文独特的现实视象。这对后来的许多作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韩少功、贾平凹为代表的寻根作家都“企图利用神话、传说、梦幻以及风俗为小说的架构，建立一种自己的理想观念、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和文化观念”。这种风格的营造不难看出沈从文界定的小说即“人事现象和梦的现象”的混合影子。

沈从文对当代乡土小说艺术的突出贡献，还在于他善于运用非常个性化的方言、土语，精心建造一个神秘莫测的美好的湘西世界，在小说的抒情诗手法和田园诗风格等方面取得了自己独特的成就。他对乡村现实的想象没有流于一般的革命模式，更富有抒情诗意味的地域小说比起吴祖缃、张天翼、沙汀和艾芜等人更具政治教化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品，给后来年轻一代作家带来了特别大的鼓舞。此后的很多作家诸如萧红等就受他抒情诗手法的影响，其小说中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内涵也在以后的文学创作尤其在建国后的寻根文学中得以继承。金介甫曾在《羊城的晚报》的访谈录中指出，沈从文对世界华文文学的影响很大，包括台湾在内，新时期的年轻作家，像何立伟、古华、韩少功、孙建中、贾平凹、阿城，还有他40年代的学生汪曾祺，直接继承了他的田园牧歌风格。另外，寻根文学在审美上突出“善”和“美”，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精神内核，其对文化功利性和文学艺术性的自觉追求表现出浪漫主义的风格，细细分析，不难发现这种审美特征受到了沈从文小说理论和创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414.

[2] 钱理群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4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457.

[3]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北京：三联书店，1992.158.

[4] 沈从文.沈从文小说[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

[5] （美）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虞建华，邵华强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6] 沈从文.从文自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7] 刘小枫.诗化哲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30.

篇2：探讨多元智能理论对钢琴教学的作用论文

探讨多元智能理论对钢琴教学的作用论文

比如，由巴赫创作的《萨拉班德》与《库朗特》这两首舞曲体裁中，演奏者在其演奏的每一旋律段落时，都应按照音乐的初衷，严格遵循统一的节奏与速度，如若演奏者节奏与速度违背了音乐作品的艺术风格特点，在其演奏中不能很好地驾驭作品的节奏和速度，就会曲解和改变作品的音乐艺术形象与内涵。因此，在实际的钢琴教学过程中，我们要使学生对音乐作品的节奏进行严格的处理与把握，弹奏时要格外注意、仔细辨别节奏本身的韧性、弹性、均匀性以及个性化特点等。如在哈恰图良所创作的《民间音乐风》中，其音乐节奏明朗丰富、极具艺术性色彩，充分体现出了亚美尼亚等地民族所特有的音乐风格与特征。学生在演奏过程中，只有细致精准地把握音乐节奏，才能将音乐的艺术表现发挥到极致，从而给听众一种鲜明、美好的艺术享受。

增强身体动觉智能，提升钢琴演奏技巧

身体动觉智能主要是指表演者通过对其肢体的有效调控，运用动作语言与表情语言，来揭示传达思想情感的能力。在钢琴学习过程中，熟练掌握各种不同的钢琴演奏技巧，是我们每位钢琴学习者和演奏者学习钢琴艺术的重要前提，因为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加充分、更加准确地了解音乐作品的内容实质、塑造良好的音乐艺术形象、展现作品的音乐艺术风格等，从而更好地为我们的音乐所服务。弹奏钢琴看似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演奏者只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弹奏钢琴的方式方法就可以弹奏，但这只是对演奏的一个初步认识。演奏者如果要想将音乐作品充分发挥到极致，达到一定的艺术境界，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是完全不够的，因为一部音乐作品的最终完美展现，是要以精湛的音乐演奏作为支撑的。而卓越的弹奏技巧，是靠我们在日常的学习中不断总结经验、深度发掘经验而获得的。为此，在我们的钢琴教育教学过程中，尤其是对于初级阶段的学生学习而言，必须使其坚实地掌握各种演奏技能，并将各种不同演奏技巧的.运动感觉方式，如手型的姿势状态、掌腕关节的支撑与运动方向、指尖的弹奏力量以及整个身体在演奏时重心的感觉等，把握得非常精准规范，增强和提高学生在演奏时的动觉调控能力，完好地实现动觉对钢琴演奏动作的良好掌控与调节，从而为日后的钢琴学习与演奏奠定坚实的艺术条件和基础。

加强语言智能，增进解读音乐作品能力

语言智能是指通过语言思维模式，用语言传递和诠释事物中更为深层内涵的能力。在一首音乐作品中会存在许多音乐表情术语，它们是呈现和揭示音乐内容和情感的关键之所在。表演者只有对这些情感术语做到精准良好的掌握，才能正确科学地理解音乐作品的艺术风格特点与内涵实质。在过去传统的单向音乐钢琴教学方式中，部分教师更多地关注学生演奏技巧方面的训练，忽视了学生参与音乐、感受音乐的过程，这样势必会对学生认识和理解音乐作品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学生学习音乐。为此，在我们的钢琴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多渠道、多角度、全方位地选择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风格、不同艺术特点的音乐作品，使学生的知识面得以进一步扩大。同时，为了更好地完成钢琴教学效果，我们还可以组织学生对音乐作品进行相应的讨论，通过形象生动、富于感染力的语言思维，阐释自己对音乐作品的认识与理解，将间接抽象性的音乐思维，转换为自己熟知并便于把握的直接具体形象，从而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整体演奏艺术水平。

开启自我认知智能，提高自我完善能力

自我认知智能主要是指人们自我认识、自我思考、自我调节、自我成长发展的智慧和能力。一位掌握拥有自我认知智能的人，不仅可以准确地评判与认识自我，同时还能够积极鼓励和引导其他人也做出科学合理的选择，从而有效地认识和修正自己的行为。在我们目前的钢琴教学课堂上，很多学生基本上习惯了教师在布置新作业时，为其讲授重点难点，并辅以现场示范的教学方式。但就某种意义而言，这种授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学生自身对音乐作品认识和理解的空间，不能很好地做到真正诠释作品内容的本身。因此，在钢琴教学过程中，为了能够将学生变为真正意义上的钢琴学习者。笔者个人认为，首先要依照学生演奏的不同程度给与学生一些建议性的见解，并指出在这段学习期间什么样的钢琴作品更加适合于他，给出其一些可选择的曲目范围，从而使学生能够真正去认识和把握自己喜爱的音乐作品。其次，钢琴教师可以采用一些启发式的钢琴教育教学模式，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制定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案和内容，使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认识和把握自己的智能活动，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努力弹奏出高水平的钢琴艺术作品。当学生完成好作品后，教师要对其演奏进行相应的评价，指明不足之处，并提出建设性的修改意见，使学生的音乐作品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地历练和提高。这样做的目的不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激励学生自我认识、自我思考的能力，同时还能使其逐步懂得对钢琴演奏的自我修复与完善，从而为其日后进行钢琴艺术实践奠定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多元智能理论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上述所提及到的这几方面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紧密联系的。多元智能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仅对我们有效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而且也为我国钢琴教育教学改革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在钢琴教学中，我们要将多元智能理论充分地运用到钢琴艺术实践当中，从而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钢琴艺术人才，这同时也成为了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内努力的目标和方向。笔者坚信，只有做到这一点，我国的钢琴教育事业才会沿着更好的艺术道路不断地向前发展与迈进。

篇3：探求绘画艺术对小说的作用论文

探求绘画艺术对小说的作用论文

一、萧红与绘画艺术的关系

萧红，出生于19的黑龙江省呼兰小城，原名张乃莹，乳名荣华，学名为秀环，后来被外祖父改名为张廼莹，笔名悄吟、田娣、萧红等。萧红的一生艰苦坎坷，颠沛流离，面对世俗不断地觉醒和抗争，直到1942年去世。那一年，萧红31岁。萧红被喻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一生文学创作不断，1935年在鲁迅的指导下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1936年为摆脱精神负担旅居日本写下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砾》，1940年与端木蕻良到达香港后，又出版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及著名长篇小说《生死场》。萧红用自己异于常人的独特生命体验与审美观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探究起萧红的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就不得不提起萧红与绘画艺术的深厚关系。纵观中国现代文坛，在众多的女作家中萧红是很独特的存在之一，她最善于在自己的小世界中拿捏自己的艺术风格，打破传统小说创作模式更是其强项，她的小说创作常常给人一种站在画家角度的错觉。事实上这并非错觉，萧红确实是以画家的眼光对自己的创作对象进行审视，将绘画的构图激发以及想象力融入到小说创作中，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显得尤为独特。萧红被人熟知虽然是因为其作家的名号，但从她的一生来看，与萧红最早结缘且对其产生极大影响的却是绘画。萧红从小与祖父张帏贞一起生活，是祖父的古典诗词将其带入艺术世界，后来的萧红师从上海美专毕业的高仰山老师学习绘画。在这段时间萧红接受了包括线条、色彩及透视等在内的一系列的规范绘画训练，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仰山对学生们的要求十分严格，在成立绘画小组的同时经常带学生去公园和郊外写生。通过对绘画知识的学习及大量的绘画联系，萧红在众多的学生中名列前茅，表现出自己的绘画天赋，她的毕业作品《劳动人民的恩物》参加了校展并获得众多好评。萧红对绘画的迷恋很深，她很喜欢梵高的《向日葵》。萧红也曾在写给萧军的信中说:“我对绘画的趣味居然如此之高，我想将来我还是应该在这上面用功夫。我有一个去法国对绘画进行研究的欲望。”写信后的半年，萧红从日本回到上海，在上海的一家私立画院跟着一个犹太的画师学习绘画。虽然萧红并未实现自己的绘画梦，但她对绘画的迷恋及天赋却很明显地体现在自己的各种文学创作中。萧红的作品，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都能让人产生欣赏画作的审美感受。

二、绘画艺术在萧红小说中的应用

(一)生动传神的人物画在萧红小说中的应用

传统的小说规范中，人物、情节、环境是必备的三个要素。但萧红的小说却从不拘囿于传统的小说规范，她的作品也很少被人用来当做小说的范本来读。萧红小说中的人物相对来说都很单纯，人物性格与其他小说人物的丰富相比也较为单一。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萧红的`人物描写，只是所用方式不同而已，很多人物在她的笔下反而添了些别致的生动。萧红对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不是很看重，在她的小说中，人物如同绘画艺术中的人物画一般，以一幅幅剪影或速写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眼前，虽然无比简练但却形神皆肖，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带有萧红式的独有忧郁情调。萧红只用了几个常规的动作和神态描写，就在《小城三月》中为我们刻画出了一个柔媚而多情的翠姨。“如果有人在她的背后招呼一声，若她正在吃饭她就要把碗放下，若她正在走着路，她就会停下。”“她窈窕美丽，讲话时总是带着一种平静的感情。”仅仅几句话，就将翠姨这个人如同剪影般送到了读者的眼前。从这里也能看出，她的小说对人物的五官、形体等描写不怎么看重，主要在于对人物神韵和写意的突出。在小说中，翠姨是那种由于伦理观念影响而将爱意埋藏心底最后抑郁而终的悲剧女性。萧红的小说人物在勾勒时用的更多的是粗线条，人们很少能在她的小说中看到工笔式的细描，一些人物就会在这种手法中定格于某一瞬间，给人一种漫画般的效果。读萧红的作品像是在欣赏绘画，她的人物都是以绘画之笔进行描摹，给读者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可视可感的人物画。

(二)热闹可观的风俗画在萧红小说中的应用

茅盾曾经为萧红的《呼河兰传》作序，在《呼河兰传序》中他这样评价萧红的小说:“这是一篇叙事诗，同时也是一幅风土画。”相对于自己小说中的人物画来说，具体生活场景的描绘才是萧红更加擅长的，尤其是在对地方风俗的描写上。她总是尽力铺排，完全不惜笔墨，能够将多层并置的风景事态通过一维的线性语言巧妙地展现出来，《呼河兰传》的前两章简直与绘画艺术中的风俗画无异。在她的笔下，呼兰城的民俗意味和地方色彩表现得淋漓尽致，形成了一幅独属于呼兰城的立体客观的图画。萧红先从呼兰城的十字街开始描绘，这个十字街是呼兰城最有名的街，几乎汇集了呼兰城所有的精华，不仅有金银首饰店、布庄和油盐店，还包括茶庄等。除了十字街外，呼兰城还有东二道街和西二道街两条街道，这些街道上有龙王庙、扎彩铺、卖吃食的小店以及各种小胡同等。除了这些，萧红还描绘了呼兰城中一些抢麻花的小孩子、满脸泥污的车夫以及穿长袍的绅士等，看似宁静却又带着些静态之感。小说中的这些文字描述在读者的脑海中如《清明上河图》般一点点闪过。萧红在描述中运用了中国绘画中的对称和工整，将十字街与东西二道街的风俗景观细致地描绘下来，使读者在看小说的过程中产生如入画境之感，使萧红的小说夹杂着一种浓重的民俗文化气息。其中对七月十五放河灯这一民俗的描写更是让人如同看见古代的画屏一般，带人走进一种典雅古朴、娱情悦目的风俗中。

(三)清新淡雅的风景画在萧红小说中的应用

萧红的小说最能体现其绘画美的还是其中对景物的描写，她通过自己对景观的细致描绘给人们带来了一幅幅清新淡雅的风景画。在萧红的作品中，四季景色的变化如同长长的画卷平铺在人们的眼前。《小城三月》中萧红写道:“三月的原野青绿，蒲公英在发芽，羊在咩咩地叫，乌鸦也开始绕着林子飞，小城被杨花装满……”在《后花园》中萧红写道:“六月里的后花园更加热闹，蝴蝶在飞，蜻蜓在飞，螳螂在跳，蚂蚱也在跳。柿子红了，茄子青了，玉蜀黍的穗子如同绣花丝线深的浅的，干净得过分……”她站在画家的视角对风景进行审视，并通过文字构筑画面，对其涂抹色彩，将大自然的美最大限度地透视出来。即使在她所描写的悲惨故事中，画境也充满诗意的浪漫，使小说整体上呈现一种清新和明丽的色调。萧红很执著于景物描写，且对色彩的辨识感受能力异乎寻常。在《呼河兰传》中，萧红对“火烧云”的景象有过细致描写，“晚饭一过，火烧云就上来了。小孩子的脸被照成红色，大白狗也被变成红色，红公鸡则变成金色，黑母鸡被照成紫檀色”，“云朵从西边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像是天空着了火”。这样的描写在萧红的小说中还有很多，由此也可以看出萧红对色彩变化的捕捉十分敏锐，绘画艺术中的明暗素描处理技巧被其在小说中充分加以利用，在语言文字这块调色板上尽情地调出她自己喜欢的颜色，描绘出各种变换的画面。在《小城三月》这篇不足17000字的小说中，各种色调词汇如绿、白、黄及枣红、桃红、绛青等几乎被使用了一个遍，引领读者走进她所绘制的风景画之中。绘画艺术在小说中的应用，不仅增加了小说的生动感和可读性，还增加了小说的可视性，带给读者与绘画和其他小说都不同的感受。萧红小说中的各种绘画艺术应用构筑了其不同于常人的文学世界，或者这就是萧红小说一直为人们所喜爱的魅力所在，其他小说也可以以此为鉴。

篇4：艺术精神对京派小说的作用论文

艺术精神对京派小说的作用论文

中国传统文论对于空灵和虚静有很多形象的描述，如“寂然凝虑，思接千载……贵在虚静”（刘勰），“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苏轼），“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司空图）等。只有具备了空灵的品格，才能做到“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在艺术的天地中自由飞翔。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持很深感情的京派作家多表达了对这种美学境界的追求、向往。朱光潜认为第一流的小说家并不仅仅擅长讲故事，他们更靠故事以外诗的元素，原因就在于诗给人们提供了更丰富的想象空间。沈从文认为中国宋元以来绘画最高的成就并不体现在“似真”、“逼真”的层面上，而是在“设计”，因此短篇小说向过去的传统学习“应当把诗放在第一位”①。凌叔华称自己的一部分小说是“写意画”。沈从文、废名、师陀、萧乾、凌叔华、汪曾祺等人的作品无一例外地把追求艺术的空灵、诗情作为自觉的选择，作品达致含蓄、温婉的境界。

首先，京派小说的空灵表现为对抒情氛围的创造。作者有时把自己的主观情感和美学理念熔铸在作品中，作者的主观情感和作品中的情绪氛围融合为一，泯灭了主我和客我的界限，从而构设了一幅和谐、完整的图画，这在京派小说中是屡见不鲜的。如沈从文的《边城》充满了浓重的牧歌情调，作家关注的中心始终不是对现实的描摹，而是情绪和氛围。作家的自我或隐藏在“人”与“物”的背后，或消融在“人”、“物”之中，在情景交融中烘托出作家的情绪。汪曾祺的不少小说也都在叙事中增强了主观的自我情绪，像《受戒》、《大淖记事》、《晚饭花》等被公认为空灵的作品都有这样的特点。

其次，京派小说的空灵还表现在对大量自然景物的描写上。描写风景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悠久传统，这些优秀作品对京派作家是很有启发的。比如京派不少作家都很推崇陶渊明，究其原因，除了他们把陶渊明的作品当作“静穆”境界的典范外，陶诗出色的景物描写和由此带来的空灵的艺术风格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废名的作品中，人们可以感受到他对山水等自然景物的钟情。如《桥》虽然是一部长篇小说，但故事情节几乎被完全淡化，人物典型的塑造也退居到次要的位置。与此相反，自然景物的描写却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因此有人把它当作山水小品来看也不无道理。沈从文的作品同样如此，“沈从文不是一个雕塑家，他是一个画家。一个风景画的大师。他画的不是油画，是中国的彩墨画，笔致疏朗，着色明丽”②。汪曾祺曾说沈从文最为钦佩郦道元的《水经注》。显然，在郦道元笔下，山水已经不再是孤立的、无生命的景物，而是溶入了作者的生命情感。沈从文的不少小说都以很大的篇幅描写湘西的山水风情，山、水也成了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沈从文曾说过：“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③正是因为用了很多的笔墨来写水，沈从文作品中的景物具有一种灵动的生命。

最后，京派小说的空灵表现在它的含蓄、蕴藉上。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就在于它是对现实、现象的超越，德国哲学家谢林所说的“美是在有限中看出无限”强调的就是这个意思。梁宗岱在论及象征主义时曾经非常精当地概括出它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融洽或无间，二是含蓄或无限。他认为象征主义揭示了艺术的无限性：“所谓融洽是指一首诗底情与景，意与象底惝恍迷离，融成一片；含蓄是指它暗示给我们的意义和兴味底丰富和隽永。”④其实这一点和中国的道家美学思想倒有不谋而合的地方，“道家美学，还讲求语言的空白（写下的是‘实’，未写的是‘虚’），空白（虚，无言）是具体（实，有言）不可或缺的合作者。语言全面的活动，应该像中国画中的虚实，让读者同时接受‘言’（写下的句子）所指向的‘无言’（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使负面的空间（在画中是空白，在诗中是弦外的颤动）成为更重要、更积极、我们应作美感凝注的东西”⑤。我们看到，京派小说家大都不热衷当时从西方引进的小说理论，无论是在描写人物还是环境上，常常用写意的笔法，注重留取空白，尽可能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产生出无言之美。比如汪曾祺的名作《受戒》很多地方使用了这种手段，其它如废名的《菱荡》、《河上柳》、《桃园》，沈从文的《边城》，凌叔华的《花之寺》等也都如此。凌叔华在《小哥儿俩》的自序中明确地说自己的一部分小说是“写意画”，不求形似，注重神韵。这表明了他们对中国艺术精神的自觉承继。

与空灵一样，意境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对京派作家的创作同样影响深远，甚至成为他们矢志追寻的目标。意境是中国独有的审美范畴，它源自老庄的哲学思想，在中国美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完善。尽管人们对意境的定义和特征颇有争议，但它最核心部分，即以有形表现无形，以有限表现无限，以实境表现虚境，最终达到浑然一体，表现出宇宙内在的生命这一点上还是得到普遍认可的。“什么是意境？唐代大画家张璪论画有两句话：‘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造化和心源的凝合，成了一个有生命的结晶体，鸢飞鱼跃，剔透玲珑，这就是‘意境’，一切艺术的中心之中心。”①宗白华先生言简意赅的概括和归纳，对于人们理解这个核心审美范畴有很好的启发。在20世纪初期西方文化话语长驱直入的时代，还是有不少现代作家始终把中国传统的意境作为审美批评的重要标准。周作人说：“废名君用了他简炼的文章写所独有的意境。”②朱光潜评论废名的《桥》说：“《桥》里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离开前后所写境界而独立。”③沈从文的《边城》是作家中国艺术精神最完美的体现，这部作品刚发表，就有人评论说它“能融化唐诗意境而取得可喜的成功”④。这样的艺术追求在20世纪初中国文坛全面移植西方文学理论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珍贵，这也使得京派小说的艺术价值比起看重艺术价值论、忽略审美情趣的左翼小说，以及简单模仿外国文学追求花样翻新的海派小说来要厚重得多。意境是“情”与“景”（意象）的结晶，只有有机地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意蕴丰赡的境界。对于作家而言，一般都是通过客观景物的寻求来寄托、象征作家的情感，王国维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讲得就是这个意思。京派小说家虽然借鉴了外国文学大量描写风景的手法，但同时他们认识到纯粹的自然景物描写并不必然构成一个丰盈的艺术生命，它必须与作家的情感相融合才能达致艺术的境界。

汪曾祺的作品尤其擅长在直观的自然景物描写中传达出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营造出静穆悠远的画境之美：十一子到了淖边。巧云踏在一只“鸭撇子”上（放鸭子用的小船，极小，仅容一人。这是一只公船，平常就拴在淖边。大淖人谁都可以撑着它到沙洲上挑蒌蒿，割茅草，拣野鸭蛋），把蒿子一点，撑向淖中央的沙洲，对十一子说：“你来！”过了一会，十一子泅水到了沙洲上。他们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呆到月到中天。月亮真好啊！———《大淖记事》看了这段文字，大家都会很自然地联想到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也会很自然地想到秦观《鹊桥仙》中的美妙境界。而对于废名来说，其作品很大程度上致力于表现的是“禅境”。中国自六朝以来艺术理想的境界如宗炳所说的那样转向了“澄怀观道”，要在拈花微笑中领悟深层的禅境。“由于禅宗强调感性即超越，瞬刻可永恒，因之更着重就在这个动的普通现象中去领悟、去达到那永恒不动的静的本体，从而飞跃地进入佛我同一、物己双忘、宇宙与心灵融合一体的那异常奇妙、美丽、愉快、神秘的精神境界”⑤。废名对禅学有很深的研究，他的长篇小说《桥》与其说是在演绎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毋宁说是一部禅趣盎然的小说更准确，他写史家庄的清幽：史家庄是一个“青庄”。三面都是坝，坝脚下竹林这里一簇，那里一簇。树则沿坝有，屋背后又格外的可以算得是茂林。草更不用说，除了踏出来的路，只见它在那里绿。这里的环境优雅宁静，远离俗世的尘嚣，大自然处处充满生机，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禅宗淡远的心境和对自然、生命的热爱，也使人在悠闲、超脱的心境中体味到生命的华严境界。

卡西尔说：“艺术王国是一个纯粹形式的王国”，而“这些形式不是抽象的，而是诉诸感觉的”①。如果说意境是情与景、意与象、隐与秀的交融而构成的完整统一的世界，那么意象就是构成意境的具体、细小、形象的单位。意象虽然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但这种形式实际上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积淀为具有丰富历史内容的审美意蕴，一个意象就是一部历史，它以最简洁凝练的方式表现了人类的艺术史和心灵史。“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②。虽然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学中主要运用在诗词等文学领域，但它对于小说这种文体依然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意象在小说中的使用同样可以化实景为虚静，创形象为象征，表达出含蓄幽深的意境。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菊花”、“白塔”、“虎耳草”、“磨坊”、“渡船”、“月光”、“烟雨”等意象，在废名的小说中则经常出现“竹林”、“桃园”、“桥”、“灯”、“青草”等意象。不少学者都曾注意到沈从文《边城》中的意象呈现的复杂性和象征色彩。废名《竹林的故事》中反复出现的“竹林”显然承继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竹”的隐含意义，象征了女性的青春活力、纯洁和遗世独立。由此可见，作家们选择了一种意象，其实就是选择了一种言说历史的叙述方式和审美方式，使人们透过表层去领悟其深层、博大、精微的另一个世界。

不仅如此，京派小说的语言描写也深得中国传统文学的神韵。语言是一切文学形式的基石，海德格尔说：“在词和语言中，万物才首先进入存在并是起来。”③中国传统文学在其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富有东方民族特征的语言方式，比如重诗性传达、简洁自然、讲究声韵、追求含蓄，尤其是赋予语言以多重的含义和联想功能，通过有限的形式到达无限的广阔世界。20世纪初中国文学的形式在外来文学的影响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语言上的变化，但实际上并没有中断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系。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学语言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对京派小说家而言颇具吸引力，废名文章中表达了他的神往之情：“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到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一篇小说，篇幅当然长得多，实是用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④。正因为如此，周作人不止一次地提及废名小说的价值就在于文字之美，而这种文字恰来自于他的.古典文学修养。汪曾祺也多次强调中国传统文学语言的当代价值，并把其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有学者甚至认为：“就讲究语言这一点说，京派在中国现代各小说流派中，也许是努力最多的。”⑤

京派小说语言的第一个突出特点是简约、自然，这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家、禅宗的精神是契合的。“道家重天机而推出忘我忘言，尽量不断消除演绎性、分析性、说明性的语言及程序……而语言像一指，指向具体万物无言独化的自然世界，像‘道’字一样，说出来便应忘记，得意忘言，得鱼忘筌”⑥。而禅宗作为佛教的中国化，更是摒弃了佛教繁琐的教义和推理过程，代之以形象直觉的方式来表达和传递某些不可意会的东西。随着庄禅哲学在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影响日益扩大，它也越来越渗透到一切艺术的领域，带来了中国文学艺术形态的重大变化，其中一点就是讲究语言的自然、简洁。京派小说家一般对冗长欧化的句式都比较反感，他们尽可能追求语言的精炼含蓄，把语言的张力发挥到极致。废名的一些文字学习唐人的绝句，用最简洁的语言表现出诗的意境。因此废名的小说不仅篇幅短，人物的对话、自然景物的描写都是非常凝练的，富有暗示性、象征性，而且擅长表现婉约深层的意境，充满了对宇宙、青春、生命的感叹，这一点恰与以李商隐、温庭筠为代表的晚唐诗不谋而合。废名的《桥》虽名之曰长篇，实际上是由一个个散文片段构成，主人公小林和琴子的对话简单到了极点，却处处含着禅机，耐人寻味。沈从文的语言也向来为人们所称道，汪曾祺说沈从文的作品受到《史记》、《世说新语》、《水经注》等的影响，因而大都朴实流畅。沈从文写景如此，写人也同样如此，往往用简略的笔墨便勾画出人物的性格特征，这种传统的白描手法在《边城》、《三三》、《丈夫》等篇目中都有成功的运用。

与前面两位比较起来，汪曾祺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继承甚至更自觉，更有认同感，他尤其推崇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对归有光《项脊轩志》、《寒花葬志》、《先妣事略》等篇目中平淡、自然、简洁的文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汪曾祺对中国古代的笔记体小说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他说：“我写短小说，一是中国本有用极简的笔墨写人事的传统，《世说新语》是突出的代表。其后不绝如缕。我爱读宋人的笔记甚于唐人传奇。《梦溪笔谈》、《容斋随笔》记人事部分我都很喜欢。”①汪曾祺在自己的作品中比较完美地展现了文字符号的魅力，精炼的语言中闪烁的是诗人的智慧。

由于京派作家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其在语言的选择上也更倾向接受中国古典文学雅致、诗性的一面，这一点无论是和当时的左翼文学还是海派文学比较都有很大的不同。左翼文学由于过分看重文学的政治功能，把文学当作实现政治目标的宣传工具，在语言的使用上比较随意、缺少精雕细刻，因而大都比较粗糙、直白，缺少韵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文字乃至文学的美感。海派小说过于追逐语言的新奇，抛弃了中国古典文学的长处，颇有食洋不化的味道。而京派小说在这一点上就显示了它的特长。“文学不简单是对语言的运用，而是对语言的一种艺术认识（如同语言学对它的科学认识一样），是语言形象，是语言在艺术中的自我意识”②。京派小说家在语言的运用上非常讲究，他们完全把语言当作艺术生命的精髓来看待，因此从古典文学借鉴了丰赡而富有诗性的表达方式。像林徽因的小说《钟绿》整部作品始终飘荡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其语言的表达也充满了东方的诗性。

京派小说还注重从中国古典文学的诗句、典故、对仗、双声、叠韵等形式中吸取有益的成分。他们在作品中恰当地穿插了一些古典诗句，废名的《桥》在这方面比较突出，对名句的直接引用比比皆是。如“青青河畔草”，“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池塘生春草”。不仅如此，他的一些描写还化用了古典诗词的意境，如一些描写丝丝细雨的句子让人很容易想起李璟、杜牧等人的诗词。沈从文、汪曾祺和凌叔华等人则通过较多地插入旧体语言的形式，如典故、对仗、古语等，突破了早期白话文单一、单薄的审美格局。沈从文说自己的部分文字“文白杂糅”。汪曾祺则推崇韩愈的“气盛言宜”和桐城派的散文。他们重视字句的声音、节奏，这些都丰富了现代白话文的形式。

总之，京派小说与中国艺术精神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它以自己的存在方式告诉人们：在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不仅不能简单地一笔勾销，反而应给予足够的重视。西方学者列文森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大体是在理智方面选择了西方的价值，而在情感方面却丢不开中国的旧传统，他的观点在冯至的言论中得到了反映。冯至后来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拿我在20年代接触的一些青年说，往往是先接受外国的影响，然后又回到文学的传统上来。”③正是通过对民族文学传统的诠释和重构，京派小说才能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显得卓尔不群，为中国文学弹奏了一曲不绝如缕的悠悠神韵。

篇5：会计信息化对会计理论的作用和影响分析的论文

会计信息化对会计理论的作用和影响分析的论文

会计信息化作为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基础以及企业信息化管理的核心，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其发展、作用以及影响力将会得到全面的提升。在现代化管理体系中将会计信息作为管理的重要资源，综合运用以计算机、互联网和无线通信为主的信息技术，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企业经营管理的科学实施提供全面、及时、准确的信息。会计信息化作为会计改革和发展的一种重要体现，使会计核算工作更多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以提高工作的综合效率。与此同时，它也对会计的基本理论有着重要的作用和论文联盟影响，下面我们就对其展开详细的探讨。

一、会计信息化的含义

对会计信息化进行详细的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会计信息化具体的内容、目标、形式以及实施的手段等等。这对于我们探讨它对会计理论所产生的影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会计界以及学术界对会计信息化的概念并不统一，但是其基本的概念并没有本质上的巨大差别。下面我们就以谢诗芬教授的会计信息概念作为指导，来展开对其的论述。会计信息化主要指的是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对传统的会计模式进行重构，同时在重构的会计模式上通过深化开发和广泛利用会计信息资源，建立技术与会计高度融合、开放的现代会计信息系统，从而提高会计信息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有效性。从其定义上我们可以看出，会计信息化与会计电算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可以说会计电算化只能是会计信息化的基础组成部分，会计信息化是对会计电算化进行的全面发展。

二、会计信息化对会计理论体系的作用和影响分析

会计及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具有客观逻辑关系的会计要素组合而成的系统化整体。在传统的会计理论体系中，将会计目标作为理论的出发点，以会计基本假设为前提，以会计应用理论为其基本的内容。会计应用理论则是以会计基础理论为基础，并将基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而形成的一项科学性的理论体系，详细的来说它主要是会计实务实施的制度与规范，对会计实务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制约作用，同时也是评价会计工作的重要依据。

（一）会计信息化对会计目标的作用和影响

会计目标简单来说就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会计工作所要达到的要求和标准，它给会计实务的开展指明了明确的方向。目标作为会计职能化的具体体现，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会计目标也将随之进行调整，会计的职能也将随之进一步发展。在信息化时代，会计的目标依然是提高经济效益，具体的表现是向决策者提供明确、有用的决策会计信息或者说是会计上的支持。比如说财务会计报告作为会计信息的重要载体，其主要的目标就是向投资者、债权人有关部门、社会大众以及政府部门提供关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资金流量的会计信息。但是由于会计信息化的本质是会计与信息技术相融合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会计信息化的目标是通过将会计学科与现代的信息技术相结合，从而建立满足现代化管理需求的会计信息系统。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多元化、高速化发展的今天，企业对于信息的需求以及社会对企业会计信息的需求通过信息化系统将会更加容易得到满足，所以说现在信息处理的智能化、自动化以及快速化是会计目标实现变得更加的方便、快捷。但是，会计的目标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会计信息化只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会计目标的实现。

（二）对会计基本假设的影响

首先，对会计主体假设的影响。所谓会计主体就是指会计未支付的特定单位。在传统工业经济时代，会计的主体一般比较明确，主要是实施独立核算的企业，会计核算的内容也主要是企业经营范围内的经济活动，会计信息也只是向相关的各方主体进行提供。但在会计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会计信息的传播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企业的组织结构以及经营方式也正在呈现出虚拟化的状态，网络交易的发展使会计主体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但是无论是实体性的企业还是网络化的企业都离不开会计主体假设。因此说，不管是会计信息化还是会计电算化，知识改变了会计信息的储存介质与传输方式，因此，不可能改变会计的理论根基，也就是对会计主体假设并不会产生影响。但是，在主体假设上则需要会计工作人员从会计的.本质上出发客观审视会计主体，充分挖掘假设的内涵，从思想上树立会计主体意识。

其次，对持续经营假设的影响。持续经营假设的基本含义是：除非有反面的例证，否则我们就要认定企业的经营活动将会无限期的延续下去，也就是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企业不会面临清算倒闭。在信息化时代，企业的发展、存在、经营或者是消失往往因为网络交易的虚拟化掩盖了其经营的活动或者是行为，从而使我们难以界定其是否实现了持续的经营。其实我们可以从市场的空间角度来确定企业经营是否连续，这要求我们以会计主体为基础，用发展、联系的思想来解释这种经营现象。从另一方面来看，不少的带有“虚拟性”的公司也正在努力向实体经营上靠拢。因此说，会计的信息化对会计主体假设造不成根本性的的影响。

（三）对会计分期假设的影响

会计分期假设是将企业不断的经营活动分成若干个较短的时期，据以结算账目和编制会计报表，提供近期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的会计信息。在会计信息化时代下，会计信息通过网络技术将会更加的具体和详尽，这就为会计分期的细分提供了可能，但是这并不能无限小的实施细分，毕竟一个点的会计信息是不能反映企业经营状态的，这与会计存在的目标是不相符合的。因此对会计分期假设的影响，就是我们可以将分期细化到自己想要的时间段。

（四）对货币假设的影响

在会计核算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使用统一并且币值恒定的货币作为计价的基础。在会计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使用电子货币和电子数据交易的经营活动越来越多，这就要求采用更加丰富的货币计量方式。比如说“网上银行”，电子货币的出现有可能将引起货币革命或者是支付革命。但是无论哪种货币支付都用该正确反映财务状况以及交易的实际价值为准则。

三、会计信息化对会计计量的影响

在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会计实务处理的过程中，一般采用历史成本进行计量，明确金额。但是在会计信息化的影响下，会计计量已经发展成为以历史成本为主、以市场价值、公允价值、重置价值为辅的多元化计量模式。

总结：关于会计信息化对会计理论的作用和影响本文主要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简要的论述。当然具体的内容也会因为分析的角度和思考的重点不同而存在差异。本文旨在与相关从业人员进行学术上的沟通与交流。在此也希望有更多的研究人士参与到这项课题的研究中来，为保障会计事业的现代化发展而共同努力。

篇6：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观照下的晚清小说翻译分析论文

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观照下的晚清小说翻译分析论文

翻译不仅是一种纯粹的语言转换活动，而是在社会环境中进行的一种实践活动，所以，翻译具有社会性。这种社会属性不仅仅是指翻译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且，翻译具有社会建构功能，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翻译与社会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自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在20世纪中期被介绍到中国以来，不少学者己经尝试了翻译社会学的建构，译者的身份与翻译行为被放置于更大的社会结构体系中，翻译场域、译者惯习、文化资本等概念己经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常用术语。

晚清时期出现了小说翻译的高潮，甚至产生了“小说界革命”。翻译小说大量输入，数量巨大，类型全面，影响深远，在整个翻译文学中占据绝对的优势。本文将尝试以本阶段的小说翻译为出发点，以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为基础，对晚清小说翻译的运作进行社会性解读。

一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介绍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框架下的实践活动不同于马克思常用的实践，是包括生产劳动、经济交换、政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活动在内的人类实际活动，三个重要的概念与实践活动紧密相连，分别是场域、资本和惯习。场域表示行动者从事实践的空间，表示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社会是由相对自主的场域组成，每个场域具备各自的运作逻辑。布迪厄强调场域内部的关系性和冲突。场域之内的行动者处于各种动态关系之中，利用各自所掌握的资本依靠行动者的惯习在场域内进行斗争。

资本是行动者实践活动的工具。资本需要在场域中体现价值，既是行动者争斗的工具，同时又是争斗的对象。当资本被个体或群体作为私有财产占有时，就表示资本占有者占用了社会资源。资本可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经济资本是最根本的资本形式，可以直接转化为金钱；社会资本由各种社会关系组成，行动者可以凭借这种关系网将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三种形式存在，即身体化形式、物体化形式和体制化形式。身体化资本是指行动者在实践活动中内化的社会世界的实践逻辑，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存在，包括行动者气质、秉性、习惯等，根本上来说是行动者的文化价值观念；物体化资本表现为各种文化产品，如图书、工具、艺术品等；体制化资本是得到国家制度保障的文化资本，并不是以客观有形的形式存在，而是超越了具体化形式，使特定行动者占有的资本得到制度上的认可。

惯习可以了解为行动者实践的逻辑，即行动者如何实践。惯习产生于长期的实践活动，经过一定时期的累积，实践经验内化为行动者的意识，进而引导行动者的行为，体现为行动者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策略等。惯习一方面会组构并影响行动者的社会实践，是“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 struc—turfing structure），同时，也是行动者先前社会实践的烙印，是“被结构的结构” 二布迪厄社会实践一般研究方法及其在小说翻译活动中的应用

布迪厄提出了研究人文与艺术领域的三步骤：第一，对特定场域的研究应与更大的权力场域的研究结合。这体现了社会等级与权力在布迪厄社会学框架中至高的地位。在人文艺术领域，文学场域镶嵌在权力场域之中。第二，应该辨别个人或群体在争夺知识或艺术的合法化中所占据的对抗性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特定场域中的经济和文化资本是什么？资本如何分配？场域中行动者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地位如何？第三，要分析行动者的阶级关系以及在斗争场域中的地位和社会轨迹。

这一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小说翻译实践活动，在此观照下，可按照以下步骤分析小说翻译实践活动。第一，对小说翻译活动的研究要放在更大的权力场域一翻译场域中，翻译场域同时又置身于文化场域这一更大的权力场域中，所以，要考查特定历史时期的小说翻译活动，必须首先考查翻译和文化活动中的权力斗争。第二，研究译者在争夺资本过程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分析译者所掌握的资本以及如何利用这些资本之间的转化改变所处客观关系结构。第三，分析译者的惯习。当然，译者的惯习不仅是个体的秉性和社会轨迹的表征，也体现了社会群体在个体译者身上打下的烙印。

二晚清小说翻译活动的社会学解读

1场域斗争分析。

晚清的小说翻译活动要放置在翻译场域和文化场域中进行考查。文中所指的晚清翻译场域时间段为1894年甲午战争起至19，这是中国近代翻译场域的时间段。甲午战争后翻译的方式、数量等与之前大不相同，而19开始的文学革命开始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在这一过渡转型阶段，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包括翻译活动在内的各种社会实践都体现了极其复杂的矛盾与斗争。在文化和翻译场域中，如果从宏观向微观挪移，主要存在以下斗争：华夏文明与外夷文明、小说与其他文类、翻译与创作。

中国自古就存在华夷之辨，中华文明与外夷文明之间斗争随着甲午战败而愈演愈烈。甲午之前，西方的坚船利炮攻破了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国人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有所转变。但是作为向西方学习的官方代表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中国文明的居高地位。把西人比作蛮夷，自然西方文明在国内仍受贬斥。而甲午战败的耻辱，使国内士大夫阶层认识到，受西方文明影响的'日本真正让国人感到民族危机和亡国之痛。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国人的夜郎自大，不得不接受一个新的世界观，自古被认为的西夷蛮邦，其文明程度不亚于中华。在中外文明到底孰优孰劣的斗争中，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不断提升地位的西方文明，他们声称，西方世界取得的巨大文明，小说功不可没。严复和夏曾佑在18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阐明了小说价值所在：“且闻欧、美、东，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翻译西洋小说随之成为学习西方文明见效最快的办法。

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相对于其他文类，小说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是“小道”，鲁讯感叹过“在中国，小说向来不算文学家的”。班固在《汉书，文志志》里把诸子之书归纳为九流十家，小说不入九流，十家之中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小说虽列十家之中，然“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己”。由此得出，小说不仅不入九流，而且被排斥在十家之外，仅为“道听途说，街谈巷语”。而在晚晴的翻译场域中，却产生了小说界革命。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识语》（1897）中借上海点石者之口，指出“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因为小说可以启童蒙之知识，引之以正道“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输，当以小说输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清末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中，小说形式占绝大多数，翻译过来的散文仅有4篇，诗歌也屈指可数，而小说却有1000多种。士人通过论证小说在欧美国家的开化民智功能证明翻译小说的合理性。

在小说地位被抬高到“文学之上乘”之时，按理说，小说的创作应该也是如火如茶的。但是翻译小说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创作小说的数量，1906一19为晚清小说翻译的高峰期，这三年分别有105，135，94种小说翻译，大致等于创作小说的两倍。翻译小说的广泛接受性也可以从假借译本之名而创作小说的现象中体现。从事小说翻译的文人及出版翻译小说的杂志更是数不胜数。造成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小说创作需要费时费力，而小说翻译却相对高效，同时想要实现向西人学习、改良群治的宣传效果，非翻译小说莫属。

2译者资本占有及其争夺。

权力斗争是场域最鲜明的特点，而行动者赖以斗争的基础就是所占有的资本，通过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及象征资本的占有、争夺及转化，行动者掌握更多的社会权力，从而构建并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在小说翻译场域，不同的译者占据不同的资本，为了使小说翻译的社会学解读更加具体化，文章将选取晚晴典型的小说译者林纤为例，对其所占有的文化资本及其利用转化情况做以分析。

文化资本包括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水平、品味与生活方式。大致可以概括为文化能力、文化产品和文化体制。文化能力表现为行动者的身体或精神方面的持久性请，是后天习得的。文化产品包括图书、雕塑、绘画等客观存在的形式化实体，一旦被制造出来，就可以被更多的潜在主体占有；文化产品的有效性体现在作为投资形式参与文化生产斗争。文化体制以制度化形式存在，为行动者所掌握的文化资本合法化提供制度性保障。 具体到作为小说译者的林纤，他所掌握的文化资本主要是其语言能力。语言能力并不是指林纤的外语表达能力，相反，林纤不懂外文。所以，这种语言能力是指林纤的古文修养。林纤的古文修养受到桐城派主将吴汝纶的赏识，称道其古文“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者”。林纤在古文词方面确实颇有造诣，他于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周作人论其翻译时可以“笔墨腆润轻圆”，鲁迅也评论其“文章确实很好”，树廷认为林纤的译笔能够做到“高尚淡远”。林纤本人更是强调了古文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认为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吾中国百不如人，独文字一门，差足自立，今又以新名辞尽夺其故，是并文字而亡矣。”基于对这种文化资本的占有与强化，可以得知林纤旨在维护自身的传统文化身份，其小说翻译目的并不是文学性的，而是社会性的。他的小说翻译也为其带来了大量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实现了文化资本向其他资本形式的转化。林纤的稿酬相对其他译者较为优厚，以每千字六圆计算，而包天笑译《三千里寻亲记》和《铁世界》，每千字两圆，共得稿酬一百圆，“除了到上海的旅费以外，还可以供几个月的家用”。同时，林纤译稿的备受好评，也为其带来大量的社会和象征资本。林纤的翻译思想、翻译原则、对古文的推动作用以及所取得的“今世小说届之泰斗”的社会地位，可以说都根源于他的古文造诣。

3译者惯习分析。

惯习是一种稳定的性情倾向体系，译者的惯习是译者在翻译及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思维倾向，受到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影响，是社会实践在译者意识结构中的内化，同时又指挥和调整译者的翻译实践，比如翻译选题、翻译策略等。文章仍以林纤为例，分析其惯习及其影响。

林纤的古文翻译惯习并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在长期的知识活动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林纤自称崇尚程朱理学，以“读书则生，不则入棺”为自励，自幼养成了用古文写作的习‘惯，古文己经成了林纤的思维模式，虽然一生翻译180余种作品，但毫不受到外文的影响。古文的思维模式决定了在翻译中的词章句法，框架结构均遵循古文义法。传统的语言文字不仅影响了译作的措辞章法及其结构轮廓，更影响了译者对文学作品的态度“文以载道”是自古以来士人的文学观和社会观，林纤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倾向同样体现了这一点。比如，翻译文本的选择格外体现了林纤的文学社会观。他每译一书，都要郑重其事，作序，跋尾，再三表明他希望人们学习西方、救国保种的良苦用心。翻译《黑奴吁天录》，正是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如火如茶的时候，小说中美国黑奴的悲惨遭遇很容易使国人产生唇亡齿寒之心，激发国人救国保种之志。译者惯习总是与译者所拥有并争夺的资本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林纤的这种翻译惯习给他带来的成功是他始料未及《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经出版，则“书出而众哗悦’“一时洛阳纸贵’“不胫走万本”。可见特定的翻译惯习会带来的出乎意料的社会和符号资本，这也从侧面扩大了小说的社会改良和开启民智的作用，带来了了晚晴小说翻译的高潮。

三结语

文章以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为框架，分析了晚晴小说翻译的场域斗争、资本占有及争夺和译者惯习，再次证明了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翻译研究，不仅能从宏观社会历史背景的角度考查翻译活动的盛行，而且能从微观的译者特性层面解释译本的传播情况。在翻译场域进行的各种斗争、协商、妥协或胜出，充分体现了翻译从来就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仅仅地描写翻译现象是不够的，对各类翻译现象的社会性解释研究才能真正推动翻译研究领域的发展。

篇7：浅谈德国民法法律行为理论对中国的影响论文

浅谈德国民法法律行为理论对中国的影响论文

在《德国民法典》中，法律行为内容的有效需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类型、不能违反禁止性条款，不能违背善良风俗，这是法典中明确要求的，也是经过实践的锤炼留下的精髓，但是我国《民法通则》也能自成一说。文中主要以法律行为内容有效性这个切入点，对比了德国民法和我国民法在对待法律行为内容这个具体问题上的态度以及背后所牵涉到的法律文化，并讨论出《德国民法典》对我国民法未来的发展有怎样的借鉴作用。

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德国的成文法造诣无疑是令人惊艳的，而《德国民法典》的编纂，不仅给欧洲各国的民法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模式化的可借鉴成果。

一、读此书的收获

(一)读《德国民法通论》，可以了解比较法学的重要性。纵使学习16门核心课程，基本上了解了我国法律体系，但是对于外国的法律知之甚少。在我国各部门法中，民法的发展是势头最好、最成熟的，盖因民法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所以需求甚笃。然而我国民法借鉴德国民法尤为深刻，并且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将德国民法中未引进的法律术语和法律知识加以讨论并有选择地移植到我国民法范畴中。《德国民法典》经过历史的沉淀，留下了精髓，我国能运用比较法学这一研究方法从中对比出差异，从而找到适合我国民法发展的途径，是受益无穷的。

(二)读此书，更能感知民法法典化的迫切性。我国民法领域一直在筹备法典，以期待民法的进一步发展。《德国民法典》中民法领域各方面法律法规都是内容系统、联系紧密、逻辑清晰的，对于民事活动和民事权利救济都有着全面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是中国民法目前所不能达到的高度，值得借鉴。

(三)学习法学，就应该思维活跃，不能在字里行间的固有方圆中，可以跳出思维桎梏或者换个思考角度。法律条文往往惜字成金，如果思维僵硬，就不能深刻理解。如《德国民法典》第134条：“本法无其他规定时，违反法律禁止规定的法律行为完全无效。”这条因为规定明确，很少被人注意，但这条规定需要对照法律的每一个具体的禁止规定，看它所规定的具体情况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此条文带有一定指导性，并涉及到很多条文，稍有忽略就会被遗忘，对于学习法学，尤为不利。

二、此书二十二章的显著观点

读《对有效法律行为内容的要求》这一章，主要内容是十分系统化和细致化的阐述有效的法律行为在内容上应该达到什么要求。根据联邦德国的法律，对法律行为内容的要求，在特定的司法领域，首先是要求法律行为的内容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类型，才能被看作是有效的法律行为;然后，当事人就法律行为内容进行协商时，不能违反相关的强制性条款，即法律中规定的抽象或者具体的法律禁止行为;最后，适用于整个民法领域的司法自治不能超过一定的界限，即不能违反“善良风俗”。

三、对我国理论立法的影响

(一)为了解决我国民法立法的层次不清、内容重叠和矛盾问题，民法的法典化势在必行。成文法国家的民法法典化是不可阻挡的，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这是与判例法国家本质上的不同。试想，浩如烟海的法律条文和文献不加以系统和逻辑地归类整合，就没有适用和参照的意义。我国的法典化进程缓慢有其历史原因，即中国古代本土法律民刑不分，制定统一的民法典需要徐徐图之;也有现实原因，早年对于俄国和德国法律的借鉴和筛选，最后结合本土的实际情况，总需要一个社会适应过程。德国民法典从制定到今天，横跨世纪，仍然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民法发展到极致和顶峰的作用，也是我国民法未来发展的目标。

(二)我国民法典的制定要有现实性和超前性。现实性是指民法的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紧跟社会潮流，不能落后于社会的发展;而超前性不是具体法律法规的未卜先知，而是法律的基本构架和和基本规范要尽量科学，经得起适用和检验。德国民法典主要框架是人法、物权法、债的关系法和家庭法、继承法，涵盖了民法的主要内容，即使有改动也不会是大范围的体系变动，只是法律内部具体规范的修改。我国民法主要以《民法通则》为基础，有《合同法》、《物权法》、《婚姻法》等单行法为补充，为未来的民法法典制定奠定了基础。

(三)关于我国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行为的概念。在德国民法中，法律行为专指民法中的法律行为，我国民法中的民事法律行为是由德国民法中的法律行为演化而来的，因此二者有一致的内涵;在我国《民法通则》中，民事法律行为有两层意思：第一是潜在合法有效之含义，为了分离出无效的法律行为，我国独创了民事行为这一词汇。民事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上位概念，就是指有效的民事行为。而无效的民事行为则与民事法律行为是同位概念，共同包含在民事行为中。第二则用以区分不同部门法的法律行为，如行政法律行为，而从这个含义上说，民事行为中所包含的无效的法律行为，也属于民事法律行为，这与第一层含义得出的结果相矛盾，故而，造成了诸多理解上的混乱，给法律学习和研究都带来不便。我国民法应该参照德国民法，制定统一概念，用词科学严谨，达到更加和谐的效果。

四、对我司法实践的影响

就本章而言，具体讨论民法中法律行为内容有效性，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55条之规定，我国民法法律行为内容有效主要体现在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德国民法在法律行为内容有效性方面与我国民法有着很多相同的地方，只是内容更加细化，更加有层次性。我国民法应该具体在单行法中列出法律的禁止性条款，使得民法条文更加有明确性和易适用性，也可以借鉴台湾民法，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法律行为内容的确定和可能。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要全面考虑法律行为内容有效的要件，在实践中探索完善，力求符合我国法律文化和司法运用。

五、结语

我国的民法典一直是呼之欲出的状态，作为民法典的鼻祖，《德国民法典》的多种科学理论和前人呕心沥血总结出的宝贵经验，总是能给我国的民法法典化以源源不断的启发。我国民法的思想和精神受德国民法文化影响甚大，不光是法律行为理论，还有物权行为、债法改革等等，原因不仅是因为《德国民法典》本身是臻至化境的，也是因为我国的在法律移植过程中找到了与本土国情相契合的切入点，未来我国的民法发展将会更加进步和完善，前景广阔。

篇8：红歌在中国梦理论宣传中的作用论文

红歌在中国梦理论宣传中的作用论文

一、红歌艺术的政治传播方法

（一）通过音乐艺术元素进行通感传播。红歌作为一种艺术样式，首先是以音乐艺术为基础而存在的，其传播方式最直观地体现为旋律和节奏：既要体现一种气势，又要给听者以鼓舞。如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运用的就是典型的铿锵有力的四分之二拍节奏模式以及进行曲曲式，体现了革命人不怕炮火，一心打倒侵略者的顽强斗争精神。也就是说，红歌的音乐元素从旋律上来看是流畅而慷慨的，从节奏模式上来看是铿锵有力的偶数节拍，象征着某种坚毅的决心或坦荡舒缓的情怀。曾经有人说过聂耳的作品样式是：“音乐的转变随着社会的转变而转变；同时，新音乐的意识与形式又相应地推动新社会内容的长成。”也就是说，红歌的旋律及节奏模式正是通过给人坚决果断的情感效果，才有效地推动了革命力量的蓬勃发展。

（二）通过歌词内容直接传播政治理念。由歌词来传播政治理念，是红歌传播政治的最典型方式。将相应的政治理念编成朗朗上口的歌词，通过音乐进行大众化普及，使受众群体了解党的革命理想及治国精神方略，是红歌存在的根本意义。

（三）与叙事内容结合进行影视传播。将红歌与叙事内容进行结合以传播政治理念，是电影艺术诞生以后的产物。作曲家们原本只是为电影创作主题曲或插曲，它们无意中却成为了后来的红歌。如《义勇军进行曲》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电影叙事的可看性使电影音乐获得了广泛传播，电影音乐则由于其所具备的红歌性质而间接传播了党的政治理念。

（四）以舞台演出及音乐电视为主要方式的形式化政治理念传播。建国以后，舞台艺术获得了较为充分的发展空间，以《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舞剧为主的舞台艺术，客观上也起到了将红歌的政治理念进行艺术传播的作用。在这种传播形式下，红歌的普及依托于舞台表演的某一重要角色，不论是《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还是《白毛女》中的喜儿，所传唱的歌曲都成为当时乃至后来中国人心中的经典作品，其中的政治思想也在民众脑海中根深蒂固。到了当代，利用音乐电视作品传播红歌也成为红歌创作的一种风尚。音乐电视作为音乐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创作过程中，可以以各种音乐类型为创作蓝本，丰富的画面内容能够增强红歌艺术的表现力，使红歌的政治理念传播从抽象的文本化过渡到了具象的可视化。

二、红歌艺术政治传播的意义与价值

（一）对历史记忆的唤起。自红歌诞生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精神、党的治国理念、政治主张及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均被红歌的歌词用文本的形式直观地记录下来。因此，红歌能够唤起国人的历史记忆。对历史的回忆之于今人来说十分重要，这是一种情感上的唤起与精神的激励，同时也能够充分体现我党一心为民、积极健康、高尚的价值观，这是现今我党在执政过程中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有效法宝。

（二）激发当代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怀。红歌的内容离不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斗争，因此对当代国人的思想凝聚力的激发是最为直接的。在演唱及欣赏红歌时，其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会直接感染听者，在客观上起到了思想道德教育的政治意义，同时也激发了当代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怀。

（三）能够通过政治理念传播彰显先进文化的力量。红歌蕴含着坚定的革命理想与爱国信念，也经常歌颂不同历史时期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因此任何一个时期的红歌，都是当时先进文化力量的代表者。当今的红歌作品更是如此，它所传播的政治理念是我党诞生近百年来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反映的是民族和国家的最先进文化及最主流的价值观，这使其在广大民众心目当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

篇9：土地市场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分析及实证检论文

土地市场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分析及实证检论文

摘要：文章利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采用全国31个省和直辖市的数据来建模验证，探讨了土地市场发展和土地出让金对区域城市化和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土地市场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二是土地出让金（土地成交价款）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影响。三是土地市场发展结合着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机理是土地出让金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并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

关键词：区域经济；土地市场；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内生增长模型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发展不断加快，对土地需求量逐渐增大，而且国家在经济可能出现过热的时候开始尝试采用土地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本文采用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关系，并进行了实证检验。

二、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关系的理论分析

（一）土地市场通过土地财政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机理分析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上收了大量财权，特别是将增值税的75%归为中央政府，并将所得税改为中央、地方政府共享的税种。与中央政府采取上收财权同时进行的是下方事权，形成各级地方政府事权层层下放，而财权层层上移的情况。在这种事权和财权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要履行自身职责，必然会寻求扩大财源，这样巨大的土地收益成为了一个最佳的选择。巨额的土地出让为地方投资和建设提供了资金来源，也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一是以低廉的土地出让费用招商引资，增加地区经济竞争力，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和扩张；二是高价出让土地增加了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为地区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三是通过城市扩张促进了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土地市场发展也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和支出。土地财政、地方财政收入和投资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关系。

（二）土地市场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的三部门模型理论分析

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是用来分析区域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以及区域房地产市场之间相互关系的模型。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DeniseDipasquale和WilliamC.Wheaton提出的。该模型将区域经济划分为三个部分：区域产出市场、区域劳动力市场和区域房地产市场（包括了土地市场和地上建筑物）。

1、区域经济均衡模型。一个区域的产出需求Qd是价格P的减函数，如图1所示。产出需要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和房地产，且它们之间不具有替代作用。单位产出成本C=a1r+a2w，其中r、w分别为租金和工资，a1、a2分别为单位产出需要的固定数量的房地产和劳动力。房地产需求量和劳动力需求量分别为Kd=a1Q和Ld=a2Q，由于生产要素间不存在替代作用，所以需求量仅依赖于生产量Q，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向右上倾斜，如图2、图3所示。其中劳动力市场纵轴表示相对工资，即经过价格指数调整后的工资。在图1中，如果产品的需求曲线已知，而工资和租金又决定了生产成本，通过图1可以求出总产出量。在图2、图3中产量又决定了要素需求，如果要素的供给已知，则可以求出要素的价格。如果这三个图相互符合，那么该区域经济就处于均衡状态。

2、土地供给量增加与经济增长。假设区域最初处于均衡状态，产出量、价格水平、劳动力数量、房地产数量、工资、租金分别为Q1、P1、L1、K1、w1、r1。当土地供给增加时，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将增加，供给曲线向右移动，租金下降，如图6所示。在劳动力市场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成本下降，产出增加，如图4所示。产出增加使得要素需求量增加，要素需求曲线均向右平移，要素价格上升，如图5、图6垂直虚线所示，使得生产成本略有上身，但是仍低于初始成本。因为如果此时的成本高于初始成本，产量就会下降从而要素价格也会下降，生产成本必将下降。从分析可以得出，土地供应量增加，生产成本将下降，最终使得区域的经济产出增加。再次调整到均衡状态时的产出量、价格水平、劳动力数量、房地产数量、工资、租金分别为Q2、P2、L2、K2、w2、r2。

（三）土地市场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的内生增长模型理论分析

目前，根据关于内生经济增长的普遍研究方法，利用生产函数来定量分析伴随土地市场发展而来的土地财政和土地出让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Barro、Davoodi的研究，描述内生增长生产函数包括三个变量：人均产出y，公共支出g，私人资本k。函数关系描述为：

y=f（k，g）①

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来源主要分为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预算内收入主要是预算内的财政收入r，预算外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出让金f，所以

g=g（r，f）②

①、②式联立后生产函数表示如下：

y=f（k，r） ③

把③式进行线性化处理，得到下式：

y=α+β1k+β2r+β3f④

式④中，y表示人均产出，k表示人均资本，r表示人均地方财政收入，f表示人均土地出让金收入。从④可以看出，人均产出的增长受人均资本、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和人均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影响，其中，后面两项表明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实证研究中，采用截面数据模型来描述上述分析如下：

yi=a+β1ki+β2γi+β3fi+εi⑤

三、实证检验和结论

（一）基于以上理论分析，现在做如下假设

一是土地市场发展和区域经济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二是土地市场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

（二）数据说明

实证检验中的GDP、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土地出让金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09》。

（三）实证分析结果和分析

1、用20全国31个省和直辖市国有土地出让成交价款（土地出让金）代表区域土地市场发展水平，用各省和直辖市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结果，如表1所示。

表1表明我国区域土地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导致这一结论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需要土地供应的支持，包括生产用地、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的需求都会催生地方土地市场的成长和发展；同样，由于土地市场的发展使得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从而带动地方基础建设和固定资产的增加并促进经济的增长。

2、各省和直辖市人均产出y、人均资本k、人均地方财政收入r、人均土地出让金收入f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和《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09》。代入上面的式⑤

yi=a+β1ki+β2γi+β3fi+εi

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截面数据进行检验，得到如下结果：

yi=2.457416+0.314275ki+0.138452ri+0.071486fi

t-value8.41694476.321623.7516 7.54150

AjustedR-squared：0.984405

从模型检验结果可以验证假设②的成立即土地市场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结果显示，土地出让金的增加对经济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只有0.071，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有：土地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地方政府的直接投资使用而对经济产生推进作用的，所以现实中土地收入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会更大。

参考文献：

1、钱瑛瑛.房地产经济学[M].统计大学出版社,．

2、吴灿燕,陈多长.浙江省土地财政问题实证研究[J].财经论丛,2009(3)．

3、张昕.土地出让金对经济增长作用机理研究[J].建筑经济,2009(8)．

4、赵国玲.“土地财政”的效应分析[J].生态经济,(7).

5、陶然,袁飞.区域竞争、土地出让与地方财政效应——基于-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J].世界经济,(10).

篇10：论中国法人制度新理论及其对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影响论文

论中国法人制度新理论及其对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影响论文

一、 法人制度和法人制度理论的关系

法人制度是世界各国规范经济秩序以及整个社会秩序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自从1896年颁布、1900年施行的《德国民法典》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系统、完整的法人制度以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纷纷效仿德国民法典，英美法系国家通过制定单行的法律和条例建立法人制度，各国法人制度具有共同的特征，但其内容不尽相同。不同的法人制度形成了不同的法人制度理论，法人制度理论成为世界各国建立和完善法人制度、规范经济秩序以及整个社会秩序的理论基础。

我国建立法人制度相对较晚，法人制度理论研究工作滞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分别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草过民法典，但是都没有成功。（注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社会经济秩序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来维持，缺乏法人制度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直到1986年颁布、1987年施行的《民法通则》对法人作了专章规定以后，我国才开始建立法人制度，距今仅有十七年的历史。我国法学理论界一致认为，根据法人的设立宗旨和活动性质我国法人分为企业法人、国家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这种传统法人制度理论是对《民法通则》确立法人制度的反映，对于依法建立法人制度、规范经济秩序以及整个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指导作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民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新型经济组织大量涌现。民办的从事营利性生产经营活动的社会组织被称为“民营企业”，同国营企业一样由工商管理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纳入了企业法人管理体系；然而，民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如民办学校、民办医院、民办律师事务所等）属于哪一类法人？如何进行管理？传统法人制度理论不能作出正确地回答，《民法通则》不能予以调整。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新经济组织可以称为“民办事业单位”，纳入事业法人管理体系，由人事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又有学者认为，事业单位具有明显的国有特征，前边加上“民办”二字，显然不合乎逻辑。学者们众说纷纭，雾里看花。1998年3月我国立法机关决定恢复民法典的起草工作，2002年12月23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新中国的第一部民法典首次提请最高国家立法机关审议，（注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顾昂然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说明，指出“与民事主体问题相关联的还有法人分类，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现在社会中介组织越来越多，民办、合资办学校、医院等日益增加，很难归入民法通则划分的四类法人。有关民事主体以及法人分类，如何规定为好，需要进一步研究。”（注③）立法机关怎样制定和修改法律，行政机关怎样提高行政管理效果，均需要新的法人制度理论作指导。

二、 民办非企业法人的诞生和法人制度新理论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后，民办学校、民办医院和民办律师事务所等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为了加强管理，有关行政部门纷纷制定了审批和登记的`规章，管理体制可谓五花八门、利弊共存。1996年中办、国办联合发出《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6]22号）（以下简称“《通知》”），规定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统一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根据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国务院于1998年10月发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以下简称“《条例》”)，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概念、宗旨和管理体制等，民政部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管理机关”，有关行政部门是有关行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业务主管单位”。《条例》施行后，民政部门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管理工作未能全面开展，许多有关行政部门仍然坚持自己登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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