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古史论文集
【简介】感谢网友“楚天佑”参与投稿，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共6篇），希望大家喜欢！
篇1：顾颉刚简介
顾颉刚学术行年简表
顾颉刚著作
《古史辨》
《三皇考》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中国边疆沿革史》
《吴歌甲集》
《汉代学术史略》
《尚书通检》
《史林杂识》
《走在历史的路上——顾颉刚自述》
《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中录》
《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
1893年 1岁
5月8日(阴历三月二十三日)生于江苏省苏州市。
1894-18 2-5岁
在家中由祖父、母亲、叔父教识字、读书。
1898一19 6-13岁
入私塾，读《四书》毕，又读《诗经》、《左传》毕，读《礼记》未毕。读书之余喜听家人讲民间故事及苏州的掌故旧闻，由此启发了对历史的兴趣。读书不肯盲从，喜在书上批抹。8岁时根据《四书》中之历史系统及祖父所讲天地开辟的神话，串联成一篇《小史》。又读《古文翼》，学父亲学作文。自读《新民丛报》，喜爱梁启超的文章。
1906-19 14-15岁
考入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入校不久，因患足疾在家养病两月，阅《汉魏丛书》及《二十二子》，略识古书全貌。病愈返校，英文、算学遂不及人，故益致力国学。始读《国粹学报》，接受章太严“整理国故”的思想。
1908-19 16-20岁
考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受师友影响，极爱诗文，并常到玄妙观旧书肆阅览。二年级时，每晚由祖父教读《尚书》、《周易》、《礼记》，半年余读毕。翻阅《国朝先正事略》，从阎若璩传中得知其已把《古文尚书》辨明是魏晋间人伪造的；感到《今文尚书》中《尧典》等篇与《伪古文》文气相似，亦欲辨之。又读姚际恒《古今伪书考》，知其将《汉魏丛书》中不少书列为伪书，深感古书中问题之多。
19 21岁
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因报农科，编入二部。制图、数学功课吃力。12月，每晚到化石桥听章太炎讲学，得知今古文经学的分歧，愿从章太炎“六经皆史”的观点。嗜观京戏。
19 22岁
因欲改入文科，休学半年，每日看戏，由此认识到戏剧故事的变迁。秋后入预科一部，始正式用功。听马裕藻国文课、沈兼士文字学课，甚得益。自读八种书，依次按日圈点诵读，其中从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里得知上古有“神话时代”和“传疑时代”。受章太炎攻击今文家“通经致用”的启发，敢于为求真而治学。
记《寒假读书记》，此为毕生所记200册读书笔记之首。
作《〈古今伪书考〉跋》 (《古史辨》第一册)。
1915年 23岁
因病休学在家。始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受其“上古事茫昧无稽”的观念影响；知今文家自有其立足点，古文家亦有不可信处。
19 24岁
作《清代著述考》，成稿20册。编《学览》、《学术文抄》。夏，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听陈汉章中国哲学史课、崔适春秋公羊学课、陈大齐西洋哲学史课。
19 25岁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聘陈独秀、胡适任教。听章士钊逻辑课、胡适中国哲学史课、修辞学课，胡适讲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丢开三皇五帝而从周代讲起，在学生中产生极大震动。又读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从胡适学作白话文。
19 26岁
因妻病故而患失眠，休学在家。北大教授征集歌谣并在《北京大学日刊》陆续发表，读后感耳目一新。冬，参加北大同学傅斯年等发起成立之新潮社，为首批社员。
19 27岁
在家养病，搜集歌谣，方知歌谣也和小说戏剧中的故事一样，会随时随地变化。又将搜集范围扩大到方言、谚语、谜语、唱本、风俗、宗教各种材料。9月，到校复学。作《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 (《中国哲学》11辑，1984年)。
19 28岁
夏，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为图书馆编目员。读胡适《〈水浒〉序》及辨论井田的文字，认识到故事的来历和演变有许多层次，研究古史也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冬，应胡适嘱，搜集姚际恒辨伪资料，标点《古今伪书考》，欲总结前人辨伪的成绩。
19 29岁
任北大图书馆职，兼管国文系参考室。秋，兼任北大预科国文讲师，授作文课，旋辞。11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开办，任助教，兼图书馆事。
与胡适、钱玄同讨论辨伪书、伪事，计划编辑“辨伪丛刊”(通信刊《古史辨》第一册)。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提出《伪史考》设想。标点《四部正讹》、《诸子辨》等，辑录《诗辨妄》，决定标点《崔东壁遗书》。助胡适搜集曹雪芹家世资料，与胡适、俞平伯讨论《红楼梦》(通信分刊《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4辑、《红楼梦学刊》1981年3期)。自本年起，始记《颉刚日程》，历60年。
1922年 30岁
因祖母病，请长假归苏。为商务印书馆编中学语文、历史教科书，由此研究《诗经》、《尚书》、《论语》中古史资料，从尧、舜、禹的地位的演变发现古史是层累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个反背，由郑樵诗说启发了对《诗经》的怀疑，并敢于以歌谣去研究《诗经》。始识王国维，与之通信讨论《尚书》(通信分刊《文献》15、18辑，1983年)。始标点《崔东壁遗书》。
又作《郑樵著述考》 (《国学季刊》1卷1号，1923年)。 《郑樵传》 (《国学季刊》l卷2号，1923年)。《〈非诗辨妄〉跋》 (《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6期，1925年)。
1923年 3l岁
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刊《古史辨》第一册)，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引起一场古史大辩论。在辩论中又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人化、古代为黄金世界四个观念。标点姚际恒《诗经通论》 (中华书局，1958年)。与友人成立朴社，欲自行出书。12月，回北大研究所复职。年底，赴河南参观新郑出土文物。
又作《〈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 (《古史辨》第三册)。《郑樵著述考》(续) (《国学季刊》1卷2号)。《〈红楼梦辨>序〉 (本书首，商务印书馆，1923年)。《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古史辨》第一册)。《答刘胡两先生书》 (《古史辨》第一册)。 《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 (《古史辨》第一册)。《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 (《古史辨》第三册)。
1924年 32岁
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编辑《国学季刊》、《歌谣》周刊。作神道、风俗文多篇入《歌谣》。又作《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入《歌谣》(《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引起巨大反响，一时成为数十位学者共同的课题；编《孟姜女专号》。前几年所集《吴歌甲集》被北大歌谣研究会作为该会歌谣丛书第一种，先刊于《歌谣》，遂整理之。 兼任孔德学校教员，作《国史讲话》。为《语丝》、《现代评论》作文。
又作《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 (《古史辨》第一册)。《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 (《古史辨》第二册)。《宋王偃的绍述先德》 (《古史辨》第二册)。
1925年 33岁
《歌谣》周刊扩张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后，继续编辑。受北大风俗调查会之托，与同人到妙峰山调查进香风俗，归后编辑《妙峰山进香专号》，作《妙峰山的香会》入专号(刊《妙峰山》)。
作《吴歌甲集附录·写歌杂记》发表(《吴歌甲集》)。作《尚书》单篇译文发表(《〈盘庚〉中篇的今译》、《〈盘庚〉上篇今译》、《〈金滕〉篇今译》均《古史辨》第二册)，受到学术界好评。
“五卅”惨案发生，承北大同人推作文字向民众宣传，因以通俗文字作传单，效果甚好。又任北大救国团出版股主任，编辑《救国特刊》刊于《京报》。
与友人在京重组朴社，任总干事。开门市部景山书社，预备出书。
又作《论古史研究答李玄伯先生》 (《古史辨》第一册)。 《虞初小说回目考释》 (《古史辨》第二册)。《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 (《古史辨》第三册)。《答柳翼谋先生》 (《古史辨》第一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词》(本刊13期，1926年)。
1926年 34岁
编著之《古史辨》第一册由朴社出版，作长篇自序，说明自己研究古史的方法和所以有这种主张的原因。此书在学术界及社会上引起轰动。《崔东壁遗书》大致编讫，交上海亚东图书馆待印。《吴歌甲集》由北大出版。《诸子辨》由朴社出版。到华文学校讲演，始识恒慕义(a．w．hummel)、博晨光(l．potter)。
8月，抵厦门。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史学研究教授，编《国学研究院周刊》；兼国学系名誉讲师，授“经学专书研究”课，讲《尚书》，编《尚书讲义》。
又作《孟姜女故事研究》 (《孟姜女故事研究集》)。 《瞎子断匾的一例--静女》 (《古史辨》第三册)。《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 (《古史辨》第二册)。《苏州的歌谣》 (日本《改造杂志》8卷8号，1926年)。《〈诸子辨〉序》 (《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 <《古史辨》第二册)。
1927年 35岁
4月，应中山大学之聘，抵广州。校中派往江浙一带购书，作《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刊《文献》8辑，1981年)。10月，返校，任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兼主任，授“中国上古史”、“书经研究”、“书目指南”课及文史导课，编讲义《中国上古史》、《尚书学》。又主编《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编《图书馆周刊》。在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内发起成立民俗学会，议决刊行丛书。
又作《读李崔二先生文书后》(《古史辨》第二册)。《悼王静安先生》 (《文学周报》276期，1928年)。
1928年 36岁
又任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事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出版物审查委员会委员、图书馆委员会委员、图书馆中文旧书整理部主任。编《民俗》周刊，办民俗学传习班。编《妙峰山》、《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三册、《苏粤的婚丧》，作为民俗学会丛书出版。9月，任“古代地理研究”、“春秋研究”、“孔子研究”、“中国上古史实习”、“三百年来思想史”课，编讲义。12月，任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
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邀，与傅斯年等共同筹办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因与傅意见不合退出筹办。 校点《子略》，由朴社出版。 又作《〈民俗〉发刊词》 (本刊1期，1928年)。《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 (《民俗》5期，1928年)
1929年 37岁
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2月，离广州北返。9月，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导师研究员及学术会议委员。又任燕大历史学系教授，授“中国上古史研究”课，编讲义，至次年编毕。又任《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
在朴社议决出版《辨伪丛刊》，《四部正讹》出版。标点《诗疑》入《辨伪丛刊》。 始识钱穆。
又作《〈四部正讹〉序》 (《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 《〈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 (《古史辨》第三册)。《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 (中华书局，1988年。其中：25章《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又刊《古史辨》第三册；32章《王肃之五帝说及其对于郑玄之感生说与六天说之扫除工作》又刊《史学论丛》2期；1935年；33章《三统说的演变》、34章《潜夫论中的五德系统》又刊《古史辨》第七册；《第二学期讲义序目》又刊《古史辨》第五册)。
1930年 38岁
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及学术会议委员，研究《尧典》、《禹贡》之著作时代问题，《周易》经传之著作时代问题，三皇五帝之系统问题。任《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主编此刊第七、八期。仍授“中国上古史研究”课，并就讲义所论“帝系考”扩展而写成《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刊《古史辨》第五册)，专门研究王莽时代的五帝说，揭露古史体系层累构成的经过。任燕大图书馆中文国学书籍审购委员会委员。
编著之《古史辨》第二册由朴社出版，作自序。陆续编校《书序辨》、《诗辨妄》、《左氏春秋考证》等书入《辨伪丛刊》。《古今伪书考》、《诗疑》由景山书社出版。始与徐文珊合作整理《史记》。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会员，兼北平志编辑委员。
又作《〈诗疑〉序》(《古史辨》第三册)。 《〈古今伪书考〉序》(《古籍考辨丛刊》第-集)。
1931年 39岁
因燕大国学研究所结束，则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春，与燕大同人组成考古旅行团，到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四省调查古物古迹，其中专去大名访问崔东壁故里，归作《辛未访古日记》(刊《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开明书店，1947年)。8月始，作《〈尧典〉著作时代考》(刊《文史》24辑，1985年)。9月，授“尚书研究”课，讲《尧典》，编《尚书研究讲义》。编辑《尚书学》。
9月，始任北京大学史学系兼课讲师，授课同燕大编著之《古史辨》第三册由朴社出版，作自序。 任北平图书馆购书委员会委员。
1932年40岁
1月，赴杭省亲，以淞沪抗战，交通阻隔，留杭5月在杭为燕大图书馆购书，于一藏书家处发现姚际恒《仪礼通论》钞本，乃借抄之。9月，在燕大、北大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讲《禹贡》，编《尚书研究讲义》，至1934年。又任北大“中国通史”课，讲神话中的古史、秦汉宗教等。据燕大《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所论三皇部分始撰写《三皇考》，至1935年写毕(刊《古史辨》第七册)。
又作《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古史辨》第四册)。《读〈周官·职方〉》 (《禹贡》7卷6、7合期，1937年)。
1933年 4l岁
2月，又在燕大历史系代“秦汉史”课，据《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及上年在北大所讲编讲义，此讲义后以《汉代学术史略》为题多次出版(五十年代后，又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为题多次出版)。9月，又任两校“春秋战国史”课，编讲义。
《古史辨》第四册由罗根泽编著，由朴社出版。为此书作序，提出拟写帝系、王制、道统、经学四考的设想，欲分别打破古史中种族、政治、伦理、学术的偶像。
请人绘制《地图底本》，至1937年止。 任燕大教职员抗日会宣传干事，发起征集抗日鼓词，以“三户书社”名义出版，又办金利书庄销售之。后书社改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任主任，其目标除提倡抗日救国外，并注意于国民道德之培养及现代常识之灌输。8年间出版通俗读物小册子．600余种，行销5000多万册，以大鼓书体裁为多。
又作《州与岳的演变》 (《顾颉刚选集》)。《读〈尚书·禹贡篇〉之伪(孔传)与孔氏〈正义〉》（《禹贡》7卷1-3合期，1937年)。
1934年 42岁
2月，因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便以学生课作为基础，创办《禹贡》半月刊，与谭其骧合写发刊词。夏，与燕大同人去绥远参观，了解到边疆和民族问题的危机，归后便将《禹贡》半月刊的方向转到这方面。至“七七”事变时，此刊共出七卷81期，造就了“禹
贡学派”。
作《古史辨》第五册自序。 编辑《大公报·史地周刊》，至1936年。 任故宫博物院理事。又作《〈五藏山经〉试探》 (《史学论丛》1期，1934年)。作《两汉州制考》 (《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5年)。《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 (《古史辨》第七册)。《读〈尔雅·释地〉以下四篇》 (《史学年报》2卷1期，1934年)。《古史中地域的扩张》（《顾颉刚选集》）《王同春开发河套记》(《禹贡》2卷12期，1935年)。
1935年 43岁
编著之《古史辨》第五册由朴社出版。 以燕大规定教书满5年者可休假1年，3月，应北平研究院聘任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
10月，任北大“春秋史”课，编讲义。
作《〈崔东壁遗书〉序》 (本书首，亚东图书馆，1936年)。
1936年 44岁
主编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
7月，任燕大历史系主任。9月，任两校“春秋史”课，重编讲义，童书业助之。又在燕大新开“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课，为养成学生自动搜集材料之兴趣，俾所学不受书本限制，率领学生调查北平及涿州、宣化等地古迹古物。
编订之《崔东壁遗书》由亚东图书馆出版，此项工作前后历15年。
与徐文珊合理之《史记》(白文本)由北平研究院出版，为此书作序。主编之《尚书通检》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为此书作序。
5月，成立禹贡学会，任理事。八月，任理事长。 5月，与胡适、钱玄同等发起成立风谣学会。 9月，与冯家升在燕大发起成立边疆问题研究会，任理事。 11月，与北平研究院同人赴陕西出席考古会年会。
又作《禅让说出于墨家考》 (《古史辨》第七册)。 《夏史三论》(与童书业合写) (《古史辨》第七册)。《吴歌小史》 (《顾颉刚选集》)。《墨子姓氏辨》 (《史学集刊》2期，1936年)。有仍国考》 (《古史辨》第七册)。
1937年 45岁
始识平冈武夫。 4月，西北移垦促进会成立，任主席理事。 5月，风谣学会开年会，被选为会长。
作《苏州近代乐歌》 (《歌谣》3卷1期，1937年)。《九州之戎与戎禹》 (《古史辨》第七册)。《春秋时代的县》 (《禹贡》7卷6、7合期，1937年)。《鲧禹的传说》 (与童书业合写)(《古史辨》第七册)。
“七七”事变后，与通俗读物编刊社迁绥远。 8月，应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聘，任补助西北教育设计委员。9月，抵兰州，考察甘肃省及西宁市教育。任甘肃青年所办“老百姓”
社社长，出版《老百姓》旬刊，以西北民歌方式作抗敌宣传。
1938年 46岁
至甘肃临洮、渭源办小学教员讲习班，至陇西10余县考察。10月，抵昆明，任云南大学教授，授“经学史”、“中国上古史”课。 北平研究院在昆明重组吏学研究所，仍任历史组主任。 在昆明《益世报》创办《边疆》周刊。
罗根泽编著之《古史辨》第六册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七七”事变后朴社停业。
1939年 47岁
在云南大学以语体文编《上古史讲义》，并将专题研究结果以注语形式附正文后(刊《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 住昆明北郊浪口村，尽力读书，记笔记《浪口村随笔》。
9月，抵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任齐大“中国古代史”课。
又作《中华民族是一个》 (《益世报》1939年2月13日)。
1940年 48岁
上半年任齐大“中国古代史”、“古代史实习”课。秋，在研究所任“目录学”、“春秋学”、“经学”、“古物古迹调查实习”，“编辑方法实习”课。 创办《责善》半月刊及《齐大国学季刊》。12月，应四川省政府古物保存委员会邀到外县视察古物古迹。任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
1941年 49岁
3月，中国边疆学会成立，任理事长，后该会与重庆等地边疆学会合并，任总会副理事长。
作《古代巴蜀与中原之关系说及其批判》(刊《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6月，抵重庆，任文史杂志社副社长，主编《文史杂志》，至1949年。
11月，至中央大学兼课，授师范学院国文系“古代文学”课、文学院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课。《古史辨》第七册由吕思勉、童书业编著，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1942年 50岁
任中央大学专任教授，秋，授文学院史学系“春秋战国史”课，讲课笔记后以《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为题出版(巴蜀书社，1988年)；又授师范学院国文系“史记研究”课。任中大出版委员会委员、出版部主任。 代理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又作《秦汉时代的四川》 (刊《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
1943年 51岁
辞边疆语文编译会、中央大学职。 4月，与人合办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任社长。11月，大中国图书公司成立，以史地图表社为编辑所，任所长。主编“中国名人传”。
3月，中国史学会成立，任常务理事。
1944年 52岁
3月，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授“史记研究”课。秋，授“春秋战国史”、“历史地理”课。 作《西北考察日记》 (合众图书馆油印，194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3年)。
任北碚修志委员会常务委员。齐鲁大学又邀任国学研究所主任，11月，抵成都，任齐大“中国地理沿革史”、“春秋史”课。后以校中起风潮，即返重庆。
又作《〈诗经通论〉序》 (《文史杂志》5卷3、4合期，1945年)。
1945年 53岁
秋，在复旦授“历史地理”、“方志实习”课。 任北碚修志委员会主任委员。
11月，任文通书局编辑所所长，编《文讯》。
1946年 54岁
2月，抵北平，查寻为日人所掠去之藏书。拟恢复禹贡学会，主编《禹贡》周刊。
7月，大中国图书局在沪开办，任总经理，至1953年。
8月，任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教授，授图书博物馆系“中国目录学”课、社会事业系“中国古代社会史”课。11月，任复旦大学“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商周史”课。任兰州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 编辑《益世报·史苑》。 文通书局编辑所迁苏。
1947年 55岁
1月，辞复旦大学职。
春，在社会教育学院授“民众读物”、“考古学”课；秋，授“中国社会史”课；
又创办《民众》周刊。6月，民众读物社成立，任理事。7月，任理事长。
与丁君l主编“中国历史故事小丛书”。 《文史杂志》改由文通书局出版。为此刊作《复刊词》(刊6卷1期，1948年)。
1948年 56岁
在社会教育学院又授“上古史料研究”课。3月迁居至沪，课由人代。
6月，抵兰州，就职兰州大学。授“上古史研究”课，编讲义。12月，返沪。
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
1949年 57岁
理《西北考察日记》、《上游集》、《浪口村随笔》交合众图书馆油印。
5月，任诚明文学院教授，授“目录学”、“春秋左传”课。8月，任该校中文系主任。9月，授“校勘学”、“传记研究”、“中国文学史”。
12月，任震旦大学教授，授“专书选读”课。
1950年 58岁
在诚明文学院又授“史记比较研究”、“尚书研究”课。 在震旦大学又授“考证学”课。
作《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其中：《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刊《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1期；《(山海经)中的昆仑区》刊《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1期；《〈庄子〉和〈楚辞〉中的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刊《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2辑；《穆天子传及其著作年代》刊《文史哲》l卷2期，1951年；《〈禹贡〉中的昆仑》刊《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昆仑和河源的实定》刊《历史地理》3辑，1983年；《邹衍及其后继者的世界观》刊《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1辑；《〈水经〉中的河源》刊《文史集林》1辑，1985年；《酒泉昆仑说的由来及其评价》刊《中国史研究》1981年2期；《伪东方朔书的昆仑说》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辑，1985年)。
8月，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 任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上海分会干事。
1951年 59岁
8月，诚明文学院并入上海学院。秋，授“古籍整理”课。
作《尚书·周诰》校释译论(其中《酒诰》刊《文史》33辑1990年)。
1952年 60岁
任复旦大学兼任教授，授“中华民族史料”课。9月，上海学院被取消，任复旦大学专任教授，请假一年。
作《尚书·顾命》节译(见李亚农《欣然斋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任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理事。
1953年 61岁
春，与复旦大学师生到苏州考古。
与章巽合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55年）
1954年 62岁
8月，抵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此后任职未再变。
11月，任标点《资治通鉴》之总校对。
1955年 63岁
任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校点《资治通鉴》毕。始校点《史记》。
将《辨伪丛刊》十种编为《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本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并作?lt;子略>序》入此书。又编第二集，未出版(其中：《〈周官辨非〉序》刊《文史》6辑，1979年，题《“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周官辨〉序》刊《文史》37辑，1993年，题《方苞考辨〈周官〉的评价》；《〈礼经通论〉序》刊《文史》38辑，1994年，题《〈仪礼〉和〈逸礼〉的出现与邵懿辰考辨的评价》)。
结束禹贡学会。
1956年 64岁
始整理读书笔记。
1957年 65岁
应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邀，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
作《息壤考》(刊《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
1958年 66岁
校点《史记》毕。
2月，出席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和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
3月，应北大邀任朝鲜留学生李址麟导师。 7月，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
1959年 67岁
着手整理《尚书》。
作《〈禹贡〉(注释)》(刊《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科学出版社，1959年)。
5月，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60年 68岁
始整理《尚书·大诰》，其中校勘、注释、章句、今译四部分一、二稿毕。
1961年 69岁
编定《史林杂识》初编。
《大诰》之史事考证初稿毕，其中《武王的死及其纪元》一章抽出，修改后另刊(《文史》18辑，1983年)。研究《逸周书·世俘》及古代历法。
1962年 70岁
改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
将《(尚书·大诰)今译》摘要发表(刊《历史研究》1962年4期)。作《〈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刊《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继续撰写《大诰译证》，至1966年。调刘起釪为助手，整理《尚书》。
1964年 72岁
春，至北大为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讲“经学通论”，编提纲。
1965年 73岁
作《由“蒸”、“报”等婚姻方式看社会制度的变迁》(刊《文史》14、15辑，1982年)。
因病，手术后至疗养所，为何启君讲中国历史，以后由何启君将笔记整理为《中国史学入门》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又修订版，1986年；又增订版，1993年)。
1966年 74岁
8月，《大诰译证》被迫暂停，此项工作历时7年，成70万字。其中史事考证部分以后陆续刊出(《“三监”人物及其疆地》，《文史》22辑，1984年；《周公执政称王》，《文史》23辑，1985年；《三监及东方诸国的反周军事行动和周公的对策》，《文史》26辑，1986年；《周公东征和东方各族的迁徙》，《文史》27辑，1986年；《康王以下的东征和北征》，《文史》29辑，1988年；《三监的结局》，《文史》30辑。1988年；《奄和蒲姑的南迁》，《文史》31辑，1988年；《徐和淮夷的迁留》，《文史》32辑，1990年；《周公东征胜利后东土的新封国》，
《中国史学集刊》1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1971年 79岁
始主持标点二十四史工作，至1978年此部书出齐。
1976年 84岁
与刘起釪继续《尚书》整理工作。
1978年 86岁
与刘起釪合写《〈尚书〉校释译论》(其中：《牧誓》篇，刊《中国史研究》1979年1期；《盘庚》篇，刊《历史学》1979年1、2期；《西伯戡黎》篇，刊《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1集，1980年；《汤誓》篇，刊《郑州大学学报》1980年1期；《微子》篇，刊《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2期)。
调王煦华为助手，整理积稿。9月始，将旧稿付刊。拟三、五、八年工作规划。与钟敬文等倡议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
1979年 87岁
作《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至次年毕(刊《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导师。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
1980年 88岁
审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目录。任中国史学会理事。
12月25日，逝世于北京。
一生所写《顾颉刚读书笔记》以后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1990年)。
篇2：顾颉刚：质疑法
顾颉刚：质疑法
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1927 年2 月为厦门青年作过一次演讲, 演讲的题目就是《怎样读书? 》他在演讲中说:｀我们的读书, 是要借了书本上的记载寻出一条求知识的路, 并不是要请书本子管我们的思想．所以读书的'时候, 要随处生疑．换句话说, 就是读书的时候要随处会用自己的思想去批评它．我们只要敢于批评, 就可以分出它哪一句话是对的, 哪一句话是错的, 哪一句话是可以留待商量的．这些意思就可以写在书端上, 或者写在笔记簿上．逢到什么疑惑的地方, 就替它查一查．心中想起什么问题, 就自己研究一下．这样的不怕动手, 肯写肯翻, 便可培养自己的创作力．几年之后, 对于一门学问自然就有驾驭运用的才干了．＇
读书要敢于质疑、善于质疑, 这是顾先生的一贯主张．他在另外的场合还说过: ｀我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 不肯随便听信他人的话, 受他人的管束．质疑就是要提出问题, 大胆地怀疑书上的某些观点和结论, 不管你是名人也好, 名著也好, 我都敢于以批评的眼光去读．＇
古人说过: ｀学则须疑＇, ｀尽信书, 不如无书＇．这些话将质疑法的重要性说得很透彻．如果书上说什么就信什么, 不问青红皂白全盘接受, 就会把书上一些错误的观点和材料当成正确的东西吸收, 戕害自己不算, 还可能谬种流传, 贻误后代；再说, 读书尽信书, 思想就被书本束缚住了, 创造力也就被扼杀了, 那还怎样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超过前人呢?
顾颉刚说, 读书须疑, 就是要运用自己的判断力, ｀只要有了判断力, 书本就是给我们使用的一种东西了．＇
篇3：顾颉刚与《当代中国史学》
顾颉刚与《当代中国史学》
>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能像顾颉刚（1893-1980）那样中外闻名的，没有几人。而像顾那样，以名人专家的身份，高屋建瓴，对其领域的成就得失，加以评论的，似乎更为少见。由此看来，本书实在是弥足珍贵了。俗话说：文品如人品。这表明，两者之间又有联系。那么，就让我们首先从作者谈起吧。
民国时期的学界，流传有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用来谐戏那些以认识胡适（1891-1962）为荣、并将他常挂在嘴边炫耀的学人。这句话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的为人。的确，胡适之交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在同类学者中，并无几人可及。但其实，真正能成为胡适朋友的人，也实在没有想像的那么多。而在他们当中，顾颉刚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位。19，胡适自美归国，任教北京大学。虽然在回国以前，他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博得一些名声，但要想在北大立足，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与角度，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扩大和转变为类似西方的哲学史研究，则仍然让他感到是一种冒险，因此心存不安。胡适的这种不安也十分自然，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几岁，自幼便受到传统学问熏陶的学生。在他们当中，顾颉刚是突出的一位。出身苏州世代书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顾颉刚，在去北京念书以前，不但已经熟读了那些所谓的“经书”，而且还旁涉各类书籍，并培养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可幸的是，胡适的新方法、新态度不久即为顾颉刚所认可，顾还为他在同学中说项：“他虽没有伯|（陈伯? |--胡适的前任）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更重要的是，顾还拉了另一位旧学底子厚、而又能“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1896-1950）去听胡适的课。由于傅和顾的认可和支持，年轻的教授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与他的老师胡适相比，顾颉刚虽然没有“暴得大名”，但成名也不可谓不早。他于19北大毕业，由胡适介绍入图书馆工作，并协助胡适编书。在工作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因此追根寻底、顺藤摸瓜，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由此而发起了“古史辨”的争论。此时的顾颉刚，才三十左右，但已经全国闻名了。与他相比，早年北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1897-1969）等人，尚在海外辗转留学。他们虽然比顾年轻几岁，但耳闻顾颉刚的成就，傅斯年也由衷地赞叹道：“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以后，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上急起直追，也有一番辉煌的作为。而当年向胡适郑重推荐顾颉刚的罗家伦，在回国之际，则写信给顾颉刚，希求后者的帮助，谋求教职。1可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顾颉刚的地位有了迅速的转变，从一位年轻的学生，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学者。他的那些在海外游学的同学，未免感叹：“士别三日，则当刮目相看”。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就是：“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2的确，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顾颉刚名声非但蜚声国内，而且已经远播海外。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W.Hummel)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撰文? ?樯芄蓑「铡⒑?使赜诠攀返奶致郏??压蓑「盏摹豆攀繁妗返谝徊嶙孕颍?氤闪擞⑽某霭妫?馕?兑桓鲋泄??费Ъ业淖源?罚?踩话压蓑「帐游?笔敝泄?费Ы绲拇?怼?恒慕义的作法，也为后来的学者所认可。1971年，美国史学家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出版了中外学术界第一本有关顾颉刚学术生涯的专著，题为《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把顾颉刚视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4施耐德愿意为一位当时还在世的中国学者立传，这在美国的学术界，也属少见，由此可见顾颉刚的名声与威望。而在国内，虽然顾颉刚的名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但真正对他的学术加以研究的，则要在他过世多年以后。这里的原因，与顾颉刚本人晚年的遭遇，有所联系，这在顾颉刚女儿顾潮写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的后半部分，有比较清楚的描述，此不赘言。中文学术界对顾颉刚以及“古史辨”加以专题研究的，始在1980年代末，如刘起D的《顾颉刚学述》、王泛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等好几种。德国汉学家吴素乐(Ursula Richter)于1992年亦出版了《疑古：作为新文化运动结果的古史辨与顾颉刚》，再度证明顾颉刚之国际名望。5
1．坦诚相见、文如其人
也许是早年成名的关系，顾颉刚与胡适一样，在生前有意无意地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材料。如前述有关顾颉刚与胡适之间最初的接触，就是由顾颉刚自己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提供的。因此，他们不但能因其成就而为学界所注意，也由于材料丰富的关系，使后人能不断为之“树碑立传”。但是，他们两人之间还是有所不同的。胡适成名之后，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他又有史学的训练，深知史料的重要，因此他所遗留下来的文件，包括日记和手稿，非但字迹工整，而且思想清晰，没有暧昧之处。即使有暧昧之事，胡适也注意不留下痕迹。如他与美国女友威廉斯的友情恋情，则主要经过对方所保留的书信，而为今人所知。顾颉刚则稍有不同，堪称“性情中人”，乐意披露自己的感情。这里的感情，并不专指男女之事，而是指他对学问、人生、友情的看法。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一旦有了机会，往往下笔千言而不能止，不吐而不快。几乎每次“古史辨”讨论结集，只要是他负责，他就会写一篇长序，直抒胸臆，将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其中的甘辛苦涩，一并呈现，让读者知晓。因此读他的序言，宛如读郁达夫的小说，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感受。他们都是五四时期的人物，都受到那时提? ?母鋈酥饕搴屠寺?饕宓闹种钟跋欤?淙恢窝?巳げ煌???鲂苑绺裼邢嗨浦?Α9蓑「盏恼庵治姆绾托愿瘢?岳?费Ъ依此担?蚴悄?蟮南彩拢?蛭??栽傅靥峁┝诵矶嗖豢啥嗟玫牟牧希??芳液投琳吡私馑?奈?酥窝В?屑?蟮闹?妗B晕⒖上У氖牵?臼槠??淮螅?忠云缆叟匀说淖髌肺?鳎?虼瞬⒉荒苋霉蓑「站⌒朔⒒印5?牵??奈姆缧愿瘢?故怯兴?逑帧K??玫钠烙铮?浅V苯印⒏纱啵?挥斜A簟K?惺鄙踔两?父鋈说耐?嘧髌芳右员冉吓琶??殖雒?危?浞直硐至怂?甭省⒄娉系母鲂浴?/P>
当然，顾颉刚能这样做，不仅与他的性格有关，更因其史学名家的地位。由此，顾颉刚这种名家评名作的作法，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本书写于抗战胜利之后的1945年，此时的顾颉刚，虽然刚过五十，但就其威望成就而言，已经是史学界的耆宿。由他出面评述当代中国史学（顾有合作者童书业和方诗铭两人），自然有点“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味道，读来十分过瘾、亲切。但是，顾颉刚并不自大高傲，而是力求公正。这一点又与他的性格人品有关。
顾颉刚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他的成长，却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坐拥书城，整日“之乎者也”，只啃那几部经书。相反，他由于年幼体弱，一直为其祖母所呵护，从祖母那里，听来不少民间故事，由此而培养了他对民俗文化的兴趣。以后到北京求学时，又迷上了京戏。因此他对中国的精英和通俗文化，都有兴趣。这或许也影响了他的人品性格。顾颉刚虽然出身世家，自己又很早成名，但他的待人接物，则较少“名士气”，而是显得真诚、宽容，愿意以各种方式奖掖、提拔后进。他的治学，也往往高低兼涉，不但研究深奥的经学与史学，也对通俗的戏曲和民俗文化，充满了兴趣。甚至他在古史研究上的一些想法，如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的说法，正是他从对戏曲剧情的演变的探究中，启发而来。这一“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是顾颉刚疑古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他从戏曲的演变中看出，一部剧作的剧情，往往始简而繁，经过几代人的加工，而变得愈益生动逼真、跌宕起伏。他由此提出，人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也经历了同样的演化路线，愈到后代，其对古代的认识，似乎愈益清晰，因此其描述变得愈益复杂生动。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因为后人掺假虚构所致。他在那时所举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传说中的圣贤禹，或许只是古人的一种图腾崇拜，并不是一个真人。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把古史传说“拟人化”，将尧、舜、禹等奉为远古的“三代圣主”。他的这一说法，激怒了当时不少守旧的学者，视顾颉刚为大逆不道。但顾颉刚对古史传说的解释，从人们的常识出发，显得简明易懂，也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而且，他不仅仅做基于常识的猜想，而且用考证史料的手段，提供了古人作伪的许多证据，因此使得“古史辨”的运动，在1920年代为国人所广泛注意。它也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弊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改造，提供了有力的学术论证。
但是，深知治学艰辛的顾颉刚，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而是希求通过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对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对古史作更深入的研究，以求在科学的、而不是在传说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并恢复古代文明的面貌。可惜的是，许多对顾颉刚没有研究的人，往往不了解他的这一想法，而是将他简单看作是一位“疑古”的、“破坏型”的学者。而其实，顾颉刚是想先破而立、甚至破中求立的。因此，他还是一位“建设性”的学者。他在本书上编第五章评论经今文学派时，已经提到“破坏与建设本是一事的两面”。
本书的写作结构，比较明确地表现了顾颉刚的这一重要的、常为人忽视的另一面。本书有三编，代表了三个部分，主要描述民国史学由旧转新的过程。在顾颉刚看来，传统史学中有不少有益的成份，为新史学的成就起了一种铺垫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他把新史学的成功，主要归之于新史料的开发，这自然包括那时对文献史料的考订与批判，而“古史辨”之功劳独大。但他的重点，则是要强调实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如“安阳甲骨文的出土”、“西北文物的发现”，“敦煌石室的发现”和“铜器的新发现”。他把这些实物史料，列于文献史料之前，同时还把传统史学中运用实物史料的成就，特别加以列出，以显示新旧史学之间的联系。于是，细心的读者就能感觉到，虽然顾颉刚把“古史辨”的运动列于书末（第五章），但他并不认为“古史辨”集了新史学的大成，或代表了新史学的最高成就。相反，顾颉刚眼中的新史学，以对实物史料发现和运用为主要核心和标志。而对实物史料的发掘与运用，显然并不是顾颉刚所长，也不是他成名的主因。而是他昔日的好友、今已有龃龉的傅斯年的一贯主张。傅斯年所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史学只是史料学”为信仰，以&quo t;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为口号，以”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和”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为目标，对中国文明的遗址，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发掘，由此而对中国的古史，获得了新的认识。6这一新的认识，重建了古史的某些真实性，与”古史辨“所得的结论相反。虽然顾颉刚没有完全改变他怀疑古史的立场，从他在本书中将安阳殷墟发掘的日期弄错这一点来看，他也没有过于注意他昔日同窗的工作，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诚实的学者，有一种科学的宽容与大度，因此他能承认实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代表了新史学的主要成就和发展方向。
2．宽容大度、中肯客观
顾颉刚不仅对新派学者如傅斯年持一种宽容、支持的态度，他对其他类型的学者，也一视同仁，能帮忙处便帮忙，能推荐处则推荐，因此他之提拽后进，在当时的学术界十分出名。抗战以前，初出茅庐的学者，常常追随三大”老板“，分别是”胡老板（胡适）“，”傅老板（傅斯年）“和”顾老板（顾颉刚）“。但胡与傅都有机构的支持，财力雄厚，傅斯年创办了中央研究院最早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的关系，非同一般。而胡适则是北大文学院院长，又掌控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势力更是庞大。而顾颉刚仅仅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北平研究院历史组的主任，财力不能与前两人相比。他之所以能成为青年人追随的对象，主要是他的学问和他的爱才。7顾颉刚对钱穆（1895-1990）的提拽，就是一段佳话。钱穆在1929年以前，由于家贫而没有受大学教育，辗转于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小学教书，利用业余时间治学。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遇见到苏州养病的顾颉刚。顾颉刚慧眼识才，在读了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手稿之后，推荐钱入京教书，先到燕京大学，以后又推荐他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上古史，使得钱穆能进入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虽然在1931年以前，钱穆还没有公开批评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治学方法和对中国传统的态度；他甚至还在早先出版的《国学概论》中对胡适所开辟的新途径表示出一种欣赏的态度。8但是，就钱穆的教育背景来看，要他像那些接受过科学训练的新学者那样注重研究实物史料来扩张史学研究的范围，则显然可能性不大。对此顾颉刚自然不会不知道。但他照样竭力推荐钱穆，表明了顾颉刚之爱才与宽容的品格。
顾颉刚这种宽容大度、在探究学问方面不抱成见的态度，使得本书的内容增色不少。上面已经提到，本书写于1945年，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之后，学术界百废待兴、急待重整。但如何重整、重振，则是面对当时人的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抗战的爆发，已经分化了中国的学术界。在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的时代，学者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不少改变了原来的治学路线，因此而形成了与战前不同的派别。本书既然是以《当代中国史学》为题，自然必须有一种包容一切、兼顾大家的态度，将这些不同的派别一一作评。顾颉刚之宽容大度、不含偏见的品格，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上面已经提到，他虽然自己并不参与考古发掘，却坚持认为新史学的特长在于开发新史料、特别是对实物史料的重视与运用。同时，他还力图突破政治的偏见，不以政治见解来决定学术著作的取舍。如他在本书下编第一章第二节”通史的撰述“中，提到的数位史家，从政治态度和教育背景衡量，都不能算是新式的学者，如吕思勉、缪凤林和钱穆，但顾颉刚对他们一视同仁，纯以学术质量为标准加以评论。他对钱穆的《国史大纲》，有这样的评语：”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尽管他对钱穆那样以一人之力，写作中国通史的作法，并不特别赞成。顾颉刚在书中的议论可以为证，他写道：”通史的写作，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而中国历史上需待考证的问题又太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断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个时代，作专门而精湛的考证论文，如是方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断代史，也更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
由此可见，顾颉刚本人的治学路径，与胡适、傅斯年的比较一致。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前半部之后，为了佛教的问题，做了不少专题的考证，以致至死都未能完成下半部。有人因此将胡适讥为”半部书作者“，但其实，胡适的这种作法，虽然让人有些失望，但也表明了他治学严谨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傅斯年更为极端，他干脆认为通史的写作不是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中，傅斯年写道：”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9当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的态度也有所改变，认识到通史的教育对振兴民族自信的重要，因此提议在北大开设”中国通史“课，并鼓励张荫麟、吴i写作通史。对此顾颉刚在本书中有较高的评价，特别提到该书”集合数人的力量，写一通俗的通史“。但他并不因此而贬低钱穆的《国史大纲》。如果我们再考虑到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曾对所谓”科学派“的治史，有严厉的批评，那么我们就更能体会顾颉刚之宽容与大量了。
顾颉刚不但对当时人看来”守旧“的学者有一种包容的态度，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家如郭沫若、陶希圣（以当时情形来看）等人，也充分评价他们著作的学术价值，认为他们是”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其实，顾颉刚虽然自己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长处，则一目了然。他在本书的《引论》中已经提到：自唯物主义史观输入中国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论，体现了顾颉刚作为一个杰出史家的眼光与睿智。可惜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为中国的史学研究提供了这样一个方向性的转折，但后来的发展，却也走了不少弯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到了1980年代以后，才有了明显的进展，逐渐演变成为当代史学的主流。
3．名家名作．风格鲜明
走笔至此，我们已经将顾颉刚的为人与治学，结合本书的内容特色，做了一个大致上的论述。《孟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为了更清楚地了解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的优点和贡献，我们还必须简单讨论一下该书的地位和背景以及我们现在阅读此书的意义。首先谈一下本书在中国史学研究上的地位。中国的史学传统，以其历史悠久著名，两千年来没有间断，可谓源远流长。既然是历史研究，就必然以追求真实为其目标。中国的古代史家很早就认识到”直笔“的重要。但是，中国史家也有借用史实来阐发政治理想、道德理念的传统。孔子的”春秋笔法“自然是一远例，更亲近的例子是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为以后不少”正史家“所延承。换言之，史评这一传统，在中国文化中，也有长久的历史。但是，要说史学史的研究，即对史学写作这一文化事业从观念到方法等各个方面加以系统研究的工作，则要等到与西方文化有所接触以后才正式成为一门学问。有人或许会说，中国古代也有刘知几的《史通》、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评论史学的名作，由此可以证明史学史的研究在中国也早已存在，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著作的出现，从中国史学传统的大背景看，只是一些偶然的事件，并不能证明传统学者已经有意识地认识到史学史研究之独立性。
我们说史学史的研究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背景下才出现，也不是说史学史的研究是从西方移植到近代中国的（当然中国学者也确实参考了近代西方研究史学的方法、观念和理论），而是说在两种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才使得（迫使？）中国学者反思、反省自身的史学传统，因而刺激、促成了史学史研究在中国的诞生。身处二十世纪初年的梁启超和章太炎，面临西方从军事到文化的强大挑战，提倡对文化传统进行革新。在做这些文化革新的尝试时，他们自然将两种文化加以对照，结果发现它们之间虽然有许多不同，但就史学研究而言，却也有不少相通的地方。于是梁启超写道：”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但是，梁也注意到中西史学的不同：”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10但中国传统的史学，在推广民族主义这一方面，则欠缺一筹，因此他提倡”新史学“。与他同样对传统学问有深厚素养的章太炎，在观察了中西史学的异同之后，也提出史学革新的要点，是要提倡”通史“的写作，即突破朝代史的传统。不管他们两人的观察准确与否（就中西史学的表面上的异同来看，他们俩讲的都十分准确），他们就中西史学传统所做的比较，开启了现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先河。换言之，西方文化之输入中国，使得中国人发现了一个文化传统上的”它者“。在这一”它者“的反衬对照之下，中国人开始注意研究自身的文化传统，而史学则成为这一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先锋。难怪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大都以史学为业，与顾颉刚同时的人中间，以史学闻名的，俯拾即是。即使是其它学科的学者，其成就也往往在史学的研究，如哲学家冯友兰以哲学史著名、佛学专家汤用彤以佛教史成家。小说家鲁迅之文学史研究，有口皆碑，而诗人郭沫若则在中年即慢慢转行到史学界了。相似的例子还有陈梦家、闻一多等人。就当时的情形看，似乎史学研究与学术研究可以划上一个等号。甚至，这一风气在现代中国，仍然有典型的表现。文化名人一旦对学术研究有兴趣，往往从史学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小说家沉从文晚年的服饰史研究，就是证明。而武侠小说家金庸，在成为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之后，便选择以中国古代史为方向招收博士生了。
既然史学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渠道，因此中西史学史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以来，就慢慢为史学家所重视，逐渐演变成为独立的研究主题。1920年代在北大任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1879-1944），就开始为学生讲授中国史学的传统，以后成《中国史学通论》一书。他还延请留学美国的何炳松（1890-1946），为学生开设”史学方法论“，由此而引起何炳松翻译鲁滨生(James Harvey Robinson)《新史学》(The New History)一事，而《新史学》则成为”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谭其骧语）。11在与中西史学传统的对照中，中国学者也发现了一些原来不为人注意的史学史人物，如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就在现代中国学界，受到广泛注意，与章在清朝的地位，有天壤之别。胡适就出版了《章实斋年谱》一书。而何炳松不仅注意到章学诚，而且还注意到了刘知几。与何有同样兴趣的还有”学衡派“的人物张其昀。显然，由于学者们（特别是那些受到西学影响或训练的学者，其中包括那些所谓”守旧“的”学衡派“人物）开始从史学史的角度反观过去，因此而发现了中国史学的一个不同的传统。事实上，这一研究史学史的兴趣，在中国的东邻日本，由于西学的影响，也早已形成。由于中日文化在历史上的亲近关系，日本学者研究史学史，就必然会涉及中国的史学传统。因此，日本史家也对中国史学史，进行了研究。汉学家内藤湖南就是一位先驱。他不但有身后出版的《支那史学史》一书，而且还像胡适、何炳松一样，对章学诚的史学，颇有研究，成为现代”发现“章学诚的学者之一。现代中日学者对中国乃至东方史学传统的重视和研究，都与他们与西方史学和文化传统的接触有关，也是他们反省和革新自身的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表现。
到了顾颉刚写作本书的年代，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论著已有不少。除了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和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的专著以外，有关刘知几、王夫之和章学诚的论文已有不少。对明朝以来的.史学发展，齐思和等人也开始着手研究。至于清末民初以来史学研究的变迁，钱穆在其《国史大纲》引论（此引论曾首先发表）中，也作了派别的区分，提出了说明意见。而周予同的长篇论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2论述更是详细。有关史学方法的论著，更是不胜枚举。而才华横溢但英年早逝的张荫麟，则对历史哲学，表示了不少兴趣。这些都说明，在本书出版的年代，史学史的研究，已经自成风气，获得了中国史学界的注意。但是，像本书那样，以史学名家出面，评论史学界成就与不足的著作，还是不多的。即使是在此之后，也没有太多同样的例子。不久刚去世的白寿彝，当是一个杰出的例外。而当今更多的史学史专家，似乎已经为自己的兴趣所限，而没有就历史专题做多少研究。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本书的个人特色，也即本书所体现的顾颉刚本人的人品与性格，就更能感觉到本书的独特价值了。就拿白寿彝来说，他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来，一直为推进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但他扮演的主要角色，以学术领头人为主，因此在他署名出版的著作中，并没有多少能真正和全面地反映他个人的学术观点和看法。此处所发的议论，主要是想凸显本书的特色，并无臧否他人的意思。事实上，顾颉刚本人也常扮演学术领导人（顾老板）的角色。
4．亦书亦史、价值独特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想就本书的内容再发一些议论。本书既然是名家名作，因此在出版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它也成为史学史与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因此下面的讨论，主要以本书反映的史学观念为主，至于具体的内容，则留待读者自己去发现与评论。依笔者管见，本书在观念上有两大特点，其一反映了现代中国学者对传统文化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态度，其二则涉及他们对历史学性质与方法的认识。本书所反映的这两个方面，都能为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在现代的变迁和改造，提供重要的线索和证据，由此亦可证明本书作为现代中国文化经典作品的价值。
作为一位五四学者，顾颉刚在本书中所持的文化观，具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复杂特点，即一方面信奉历史进化论，认为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处于一种落后的状态，有待改造和改进，另一方面则又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相信中国文化顽强的再生能力和内在的价值。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紧密的联系：民族主义的情感既能使人对自己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又可以为其现状的落后而忧心忡忡，而这一复杂心理，则又与历史进化论的理念有关。正是由于信奉历史进化论，才会使史家将各种文明既作纵向的前瞻，又作横向的比较，由此而发现自己文明的位置，为其超前而窃喜，为其落后而焦虑。孰不知，由此角度来比较文明的价值，几乎永远无法让人满意，因为比较文明进步的标准自有多种，比较的方法可以各个不同，如果纯作外向的比较，则无法获得对自身文明内在价值的全面认识。
在本书的《引论》中，顾颉刚指出了在抗战胜利之际出版此书的意义，认为”中国的历史，从此又将走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这一新的历史阶段，在顾颉刚看来，是相对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为列强所败而开始的那一个历史时期而言的。他说：缔结了《南京条约》之后的中国，”便开始遭受着狂风暴雨的袭击，我们的国家，就在这狂风暴雨之中，作猛烈的挣扎；到今年，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换言之，当时的顾颉刚认为，中国能够打败日本，取得抗战的胜利，不仅有局部的历史意义，而且能为中国的历史开辟一个新的纪元。不管顾颉刚的预测是否正确，他的观点本身已经显示了他的历史进化论意识。
不仅如此，顾颉刚在表达了对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及其光辉的前途之信心之外，则又对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已有的学术成果，不甚满意：”一百年前，我们对于西洋的文化，望尘莫及；一百年后，我们的文化，仍是迂缓地随在人家的后面，与别人家比较起来，依旧相去很远，我们真觉得对不起我们的祖宗“。但是，在表达了这种不满之后，他又连忙指出：”这一百年之中，我们各部门的文化，也有比较进步迅速的，史学便是其中的一门，而且是其中最有成绩的一门“。这里，顾颉刚民族主义文化观之复杂、矛盾，显露无遗。
这种文化观，主导了顾颉刚对历史学性质与方法的认识。在他看来，历史学像历史本身一样，会经历一个进化的过程，而这一进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法的完善，具体表现为运用科学的手段发现和考证史料，从而扩充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二是视野的开阔，由原来的帝王将相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本书的结构，充分体现了这种史学观。顾颉刚不但要展现这一百年来中国史学从旧到新的转化进化，而且还想揭示和解释这一转化的原因。因此，本书分有三编，上编描述”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前期“，中编是”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而下编则是”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后期“，这里的从”前“到”后“，也即从旧到新，一目了然，不用多说。而中编则至为关键，表现了顾颉刚对这一转化原因的解释。很显然，在他看来，史料的发现与研究，是促成中国史学进化的主因。他在《引论》中写道，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是考古学上的贡献“。而考古学的贡献，正如他在后面写道，是在于发现新史料。新史料的发现，”一方面可以补充过去史藉的不备，一方面却又决定了后期史学的途径“。? 纱耍?颐强梢郧宄?乜闯觯?诠蓑「昭劾铮?笃谑费У慕?剑?饕?硐治?蒲Х椒ǖ脑擞茫??蒲Х椒ㄔ擞弥?尚В?谟诜⑾趾屠┏淞耸妨稀V档米⒁獾氖牵?蓑「账淙唤?泄?费У目蒲Щ?饕?楣τ谖餮蟮目蒲е问贩椒ǖ氖淙耄???币沧⒁獾街泄??持械慕鹗?Ш捅?狙У难芯俊T谒?蠢矗?餮笫费У挠跋欤?饕?硐治?镏?泄?д咄晟破渲问返姆椒ǎ??挥型耆?〈?酝?某删汀R虼怂?氖费Ч郏?脖硐至宋逅拿褡逯饕逦幕?鄣母丛犹卣鳌?/P>
在顾颉刚眼里，现代史学不仅应当是科学的，而且应该是大众的。作为一名史家，他的这种视野是难能可贵的。在本书的末编第四章里，顾颉刚专门讨论了”俗文学史与美术史的研究“，而且认为这些研究，都会有助于史家了解历史的多种方面。他在讨论了胡适、鲁迅和郑振铎等人的小说史研究之后写道：”旧小说不但是文学史的材料，而且往往保存着最可靠的社会史料，利用小说来考证中国社会史，不久的将来，必有人从事于此“。在这里，他不仅认为小说能成为可靠的史料，而且预测社会史的研究，会在将来受人重视。如果说本书在反映了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之外，还有什么超前于那个时代的认识，那么这一段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不仅在史料的开发上，有了更明显的进步，而且史家的视野，也愈益扩大。社会史的研究，因此而成为主流，并且还有日益深化之趋势。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虽然写于五十余年以前，但其视野和见识，则仍让我们在掩卷之余，含英咀华，回味隽永。也许，这就是名作之价值吧。
注释：
1傅斯年评语见《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页1499-1542。罗家伦推荐顾颉刚事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页60。罗在回国以前作信顾颉刚，则见于《中山大学周刊》，2-14（1928年1月），页399-401。
2见上引《傅斯年全集》，页1499-1542。
3恒慕义的文章为”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34:4(1929)，页715-724。他之翻译顾颉刚之自序，见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 (Leyden：J.B.Brill,1931)。
4施耐德的书见Ku Chieh-Kang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5刘起D的书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王泛森的书由台北允晨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出版。吴素乐的则见Zweifelam Altertum: GuJiegangund die Discussionüber Chinasalte Geschichteals Konsequenzder ”Neuen Kulturbewegung“ca,1915-1923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2)。
6见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傅斯年全集》，页1301-1312。
7参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页179。
8有关钱穆与胡适等科学史家的关系，参见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氏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页7-18；傅杰《钱穆与甲骨文及考古学》，《中华文史论丛》，第6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页248-307；以及王晴佳《钱穆与科学史学之离合关系，1926-1950》，《台大历史学报》(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系)，第26期（12月），页121-149。
9见《傅斯年全集》，页1301-1312。
10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香港：三联书店，1980），页3。
11见谭其骧《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新史学《，《何炳松纪念文集》，刘寅生、谢巍、何淑馨编（上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页74-75。
12原载《学林》第4期（1942年），收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页513-573。
篇4：顾颉刚口才艺术：教子“吃亏”
古往今来，胜者多为能言善道之辈，败者则多不善言辞。“说话”，这是生活中必须使用的交流工具，一生中的每一件事的运作，都需要用语言来推动。在关键时刻，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可能影响你事业的进展，改变你在生活中的位置。
顾颉刚教子“吃亏”
一天，历史学家顾颉刚看到一家店铺的对联：“能受天磨真好汉,不遭人嫉是庸才。”当即对自己的孩子顾湲说：“庄子说人要处于‘才与不才’之间，这话是有道理的，因为‘才高于众，人必非之’。人一拔尖，就免不了吃亏。如果大家都是浑浑噩噩的，国家和民族就不能发展。我看得出来，你要成为拔尖的人。那就要准备自己吃亏。苏轼有那么高的才华，尚且感叹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何况我们呢?”
走着走着，父子俩来到一个机关门口，看到许多小孩在攀爬门上的铁栏时，顾颉刚再次说道：“你看，‘向上爬’本来就是人的天性。人类要是遇到困难就退下来，那就不会有今天的进步了。所以一个人的成败不在当时，以后的历史自有公论，我们只管往上走就对了，老是左顾右盼，你就什么事也做不成。”
赏析：“树大招风”，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理解，于是他们为人做事往往就得过且过，丧失了应该有的原则。顾颉刚则用一番话语纠正了这种偏念，他通过典故，结合生活中的现象告诫儿子，只有学会“吃亏”，我们的民族才会实现复兴，我们的国家才会繁荣昌盛。在前进的道路上，难免荆棘丛生，但只要我们坚持，相信历史会证明一切。顾颉刚一席博古通今、针砭时弊的话语，帮助儿子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可谓妙哉。当今社会，这种“吃亏”、“向上爬”的精神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篇5：顾颉刚与《当代中国史学》论文
顾颉刚与《当代中国史学》论文
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能像顾颉刚（1893-1980）那样中外闻名的，没有几人。而像顾那样，以名人专家的身份，高屋建瓴，对其领域的成就得失，加以评论的，似乎更为少见。由此看来，本书实在是弥足珍贵了。俗话说：文品如人品。这表明，两者之间又有联系。那么，就让我们首先从作者谈起吧。
民国时期的学界，流传有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用来谐戏那些以认识胡适（1891-1962）为荣、并将他常挂在嘴边炫耀的学人。这句话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的为人。的确，胡适之交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在同类学者中，并无几人可及。但其实，真正能成为胡适朋友的人，也实在没有想像的那么多。而在他们当中，顾颉刚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位。19，胡适自美归国，任教北京大学。虽然在回国以前，他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博得一些名声，但要想在北大立足，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与角度，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扩大和转变为类似西方的哲学史研究，则仍然让他感到是一种冒险，因此心存不安。胡适的这种不安也十分自然，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几岁，自幼便受到传统学问熏陶的学生。在他们当中，顾颉刚是突出的一位。出身苏州世代书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顾颉刚，在去北京念书以前，不但已经熟读了那些所谓的”经书“，而且还旁涉各类书籍，并培养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可幸的是，胡适的新方法、新态度不久即为顾颉刚所认可，顾还为他在同学中说项：”他虽没有伯|（陈伯? |--胡适的前任）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更重要的是，顾还拉了另一位旧学底子厚、而又能”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1896-1950）去听胡适的课。由于傅和顾的认可和支持，年轻的教授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与他的老师胡适相比，顾颉刚虽然没有”暴得大名“，但成名也不可谓不早。他于19北大毕业，由胡适介绍入图书馆工作，并协助胡适编书。在工作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因此追根寻底、顺藤摸瓜，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由此而发起了”古史辨“的争论。此时的顾颉刚，才三十左右，但已经全国闻名了。与他相比，早年北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1897-1969）等人，尚在海外辗转留学。他们虽然比顾年轻几岁，但耳闻顾颉刚的成就，傅斯年也由衷地赞叹道：”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以后，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上急起直追，也有一番辉煌的作为。而当年向胡适郑重推荐顾颉刚的罗家伦，在回国之际，则写信给顾颉刚，希求后者的帮助，谋求教职。1可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顾颉刚的地位有了迅速的转变，从一位年轻的学生，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学者。他的那些在海外游学的同学，未免感叹：”士别三日，则当刮目相看“。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就是：”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2的确，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顾颉刚名声非但蜚声国内，而且已经远播海外。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W.Hummel)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撰文? ?樯芄蓑「铡⒑?使赜诠攀返奶致郏??压蓑「盏摹豆攀繁妗返谝徊嶙孕颍?氤闪擞⑽某霭妫?馕?兑桓鲋泄??费Ъ业淖源?罚?踩话压蓑「帐游?笔敝泄?费Ы绲拇?怼?恒慕义的作法，也为后来的学者所认可。1971年，美国史学家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出版了中外学术界第一本有关顾颉刚学术生涯的专著，题为《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把顾颉刚视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4施耐德愿意为一位当时还在世的中国学者立传，这在美国的学术界，也属少见，由此可见顾颉刚的名声与威望。而在国内，虽然顾颉刚的名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但真正对他的学术加以研究的，则要在他过世多年以后。这里的原因，与顾颉刚本人晚年的遭遇，有所联系，这在顾颉刚女儿顾潮写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的后半部分，有比较清楚的描述，此不赘言。中文学术界对顾颉刚以及”古史辨"加以专题研究的，始在1980年代末，如刘起D的《顾颉刚学述》、王泛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等好几种。德国汉学家吴素乐(Ursula Richter)于1992年亦出版了《疑古：作为新文化运动结果的古史辨与顾颉刚》，再度证明顾颉刚之国际名望。5
1．坦诚相见、文如其人
[1] [2] [3] [4] [5] [6]
篇6：阅读《“学阀”顾颉刚》附答案
朱洪涛
1929年，顾颉刚因不满中山大学的人事、学术环境，决定北上就任燕京大学教职。他没有选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怕攻讦太甚无法安心问学，燕大人事关系简单、自由度大，顾认为是治学佳地。顾颉刚给燕大提出的七项要求，很可窥见顾的择校之由：（1）不引进政客，免致机关本身受政治摇撼。（2）不引进复古派，免致学术不能照了轨道走。（3）不引进学阀，免致学术机关为其私人垄断。（4）不引进文人，免致机关腐化，致同事不勤业务。（5）不引进平庸人，免致发表刊物为讲义式之文字。（6）不引进头脑不清之人，免闹意见。（7）不引进爱发议论而不负责任之人，免致团体分裂。
此处的“学阀”在顾的脑海中完全是一负面词汇，为培植私人、党同伐异的代名词，顾相当反感这种消极意义的学阀。他的学术理想是建立一个学术共同体。顾有此体认，是他对当时北平学界有一整体观察，即认为此时在学界若无人引荐，青年学子很难打入进去。学界已经山头林立，板结固化了。因此他想打破这种局势，做积极意义的学阀。
顾颉刚想做积极意义上的学阀，这与他的学术理想与性格有莫大之关系。其实，顾心目中的学阀概念是一褒义词，不是为己，乃为公。顾以为做学问与征战一样，将帅、兵丁都是需要的，二者互相配合，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要能做兵丁，但更要有做将帅的野心。研究学问的人如果没有做领袖的野心，顾说这样的人绝不会有独特的成绩。但如果单单只有做领袖的野心，而不肯切切实实下苦功，那则更没出息，因为这样的人从此只会“奔走联络，抢地盘，包而不办，排挤人才，陷害青年”。顾颉刚觉得要决绝舍弃做包而不办之领袖的野心，应当刻苦地工作，使得后世的人承认你是一个“真实的领袖”，而非空有其名。
学阀，学阀，要先有学而后可阀，二者须若合符节才行。顾的这个意思在1919年批评马叙伦时已经明白表述。时为北京大学哲学门学生的顾颉刚很反感当时北大教授的马叙伦连载关于《庄子》的读书札记。顾说马叙伦做这种疏证、校勘记，自以为是一个大学者，其实“他心里也不晓得学问是什么东西”，只知有了名，受人恭敬，是很快乐的.事情。顾颉刚不甘做马叙伦这种小文人、小学者。他承认，“我除了做学阀之外再没有别的路了”，他想做真学阀以打倒假学阀，“要为学术界造出一个真正的地盘，替代了现在存在的个人主义的地盘”。
顾颉刚喜欢聚合相关学人共举其成。好处是各司其责，但协调不
好，便会顾此失彼。所以然者，乃在顾颉刚“好定计划，好拼命办一件事。盖弟生性贪多务博，好大喜功，无论什么事情，一经着手立刻会有野心，希望得到最高的成绩”，而且一 着手就是“最大最好之计划”，结果往往是开局甚好，收尾实难，总有遗憾。从他一生的行迹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实在是一少见的爱学乐学的学术人。日常生活，都与学术和读书紧密连在一起。从他每日所记最终达数百万字日记、十五卷读书笔记以及大量文稿看，他几乎天天在读书，简直骇人！这种勤奋与毅力实属罕见，不得不令人叹为观止。难怪香港学者许冠三评价顾颉刚是20世纪罕有的读书人。
总括来说，顾颉刚想做名实相符的学阀，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求真实的名声，在宏大而厚实的学术事业里贡献出自己的一抔土。实际上顾也做到了，他在学术领域成功地开疆拓土，无奈他贪多贪大的性格既成全了他勃勃的学术雄心，也一定程度毁了他，许地山称顾为“学术上的多妻主义者”，虽为戏言也是实情。他也知道自己的特性，曾书一条幅“好大喜功，永为怨府；贪多务得，何有闲时”以自戒，只是性格使然，改不了了。
（本文选自《随笔》2015年11月期，有改动）
【相关链接】
①1934年年初，顾颉刚与谭其骧等人筹备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的《禹贡》半月刊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地理、边疆和民族史研究的总汇，培养了一代历史地理学人才，并创立了中国的历史地理这门学科。
顾颉刚广集当时古史辨伪大讨论中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编成《古史辨》多册。他的重要著述尚有《汉代学术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尚书通检》《中国疆域沿革史》《史林杂识》等。（摘自国学网）
②1923年5月，顾颉刚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引起史学界众多学者持久的考辨，参与者有钱玄同、胡适、魏建功、罗根泽、童书业、王国维、傅斯年、钱穆、冯友兰等。以此为标志，形成了以顾颉刚为领袖的“古史辨”派。它已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古典学界不可绕过的巨大存在。
1926年，顾颉刚的《吴歌甲集》由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单行本，这是一部科研价值很高的歌谣集子，不但出版的时间较早，而且有比较详尽的注释等。刘半农写信给他说：“中国民俗学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选自《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顾颉刚》）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顾颉刚离
开中山大学而就职燕京大学，对用人标准提出七项要求，极为具体缜密，对所述七类人全面否定，显示了他的狂大得势。
B ．顾颉刚心目中的学阀是一褒义词，不是为己，而是为公，故认为马叙伦连载对《庄子》的疏证、校勘等是小学者、小文人的做法。
C．顾颉刚从大学时代就有了要做真学阀、不做假学阀的学术追求，并且一生努力读书治学，笔耕不辍，终于有所成就。
D．顾颉刚在多个学术领域都有开创性贡献，是名实相符的学阀，他创立了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科，还被称为中国民俗学的第一人。
E．顾颉刚一生学术成就可谓辉煌，但他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弱点，那就是他有“好定计划”“好大喜功”“贪多贪大”的性格特性。
（2）顾颉刚为什么会提出“七项要求”？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6分）
（3）“顾颉刚喜欢聚合相关学人共举其成”，有哪表现？请结介材料简要分析。（6分）
（4）顾颉刚能成为一名真正“学阀”的原因有哪些？他的学术人生对你有哪些启示？请结合材料具体说明。（8分）
参考答案：
（1）CD（答C给3分，答D给2分，答 E给1分，答AB不给分）
（2）①他之前曾受复杂的人事、学术环境的困扰，不能专心向学；②燕大人事关系简单、自由度大，希望在燕大创造一个治学佳地，专心向学；③希望建立一个学术共同体，打破北平学界的“山头”，做一个积极意义上的“学阀”。（每点2分）
（3）①顾颉刚与谭其骧等人筹备组织了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培养了一代历史、地理人才；②顾颉刚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引发了当时众多著名学者的参与考辩，形成了以顾颉刚为领袖的著名的“古史辩”学派；③顾颉刚广泛搜集当时古史辩伪中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编成了《古史辩》多册，奠定了“古史辩”派的学术基础。（每点2分）
（4）顾颉刚能真正的成为一名真正的学阀的原因①有学术理想；②有个性追求；③有实践行动。启示：①要有远大的理想和追求，并且要为之心无旁骛，切切实实下苦功。②要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努力，各司其职，共同成功；③要切合自身实际，不能贪多天大，还大喜功，否则可能出现虎头蛇尾甚至有始无终的结果。（原因和启示各4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