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伦理视野中的GNH关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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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发展伦理视野中的GNH关怀论文
发展伦理视野中的GNH关怀论文
摘要：从GDP崇拜到GNH关怀，是发展观的转变，其实质也是对幸福的一种崭新诠释和评价标准的转变。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极组成的GNH关怀发展理念，已成为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和行政理念：彰显以人为本的伦理理念、匡扶公平正义的基本道德、尊重个体发展的主体价值、凸显和谐可持续的发展伦理、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价值实现的终极关怀。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GNH关怀；伦理意蕴；发展伦理
一
如果说GDP是衡量国富民强的标准，那么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就是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对于一个致力于把人民幸福作为发展宗旨的社会而言，在发展理念和决策中，就不能不将人民的幸福程度作为检测社会发展成就的标准，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全面、科学地测量人民幸福程度的指标体系。这样，幸福指数关怀在一定意义上就成为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体现人的主体精神和终极价值追求的一种重要形式，具有普遍意义。GNH最早是由南亚的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极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
政府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指的是一种政治秩序处于有序、稳定和连续状态之中的情形，即政治传统中人们常指的理想社会。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两者的最佳状态。政府善治是形成良好社会的条件，它包括：人们具有宽容与理性妥协的精神、法治程度和民主程度都很高的社会、存在一个有效的协商机制、存在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因此，“善治”代表着一种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各方通力合作的管理过程，代表着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的生存关系和发展关系，是政治哲学反映的人与社会、人与政治组织的最佳契合状态，是最广大人民幸福的社会根本动因。
政府善治还是一种公共政治，它的建设固然离不开政府的推动，但关键取决于这个社会的公民精神。公民精神的基本内容和价值目标，归根结底，是一种人本主义价值观的教育和塑造。只有在人真正地被当作人来对待的社会，公民才成其为公民；只有坚持人本主义的政治，才能成为公民政治；只有以人为本的政府，才能期待公民精神的长成。因此，人本主义价值观是公民精神发育和成长不可或缺的养分和动力。社会责任本位理念是对以人为本的进一步落实，其处处体现的“大多数人利益”，“对社会共同尽责”，更是与和谐社会中的以人为本精神不谋而合，从而有助于善治条件下公民精神的培养，也最终有利于公民幸福生活的创造。
和谐社会的建构，包含着社会与政府之间良性的互动机制的建构，因而也就包含国家权力资源配制模式的改革与完善。在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善治与社会良序之间的和谐程度，决定了一个社会人民生活的幸福程度。欲建构和谐社会，首先就要构建政府与社会的良序和谐，其基础就是政府善治——国家经济权力的合理配置；而优化权力资源的配置模式，正是政府善治建设的内容。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幸福愿望”Ⅲ。把党的执政理念从GDP崇拜转移到关注人民幸福生活的追求，而且还把政府的治理模式从治理转向善治，以作为保证人民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
从总体上说，经济增长确实能够提高人民幸福指数，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决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收入增加能相应带来一定的快乐。但是，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即3000美元到5000美元后，快乐效应就开始递减。同时，研究表明，人的幸福受到基因、文化、教育、环保、人权保障、工作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影响。“人民的幸福是全方位的，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财富越多未必幸福就越多。以人民的幸福为目标，就要求用较少的资源和环境牺牲来使人民接受一种更加科学、合理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从而得到更多的幸福。”这是科学发展观在人们生活理念上的体现。“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尤其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应该成为我们立法和道德的基础，为最广大的人民谋幸福，应该成为我们最高的宗旨和法则”。有了这样一种发展理念和执政理念，中国就大有希望了，也就不难理解，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国家统计局指出要核算国民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
因此，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为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手段等实现财政资源的帕累托配置，是政府必须关注的重点问题，这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历史课题，也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追求幸福的初衷是好的，但并非人人都在追求中得到幸福。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如果对幸福缺乏足够的认识，那么，极有可能出现对幸福的追求越追越远。一个人怎样认识幸福(幸福观)，感受幸福的素质(幸福品质)，以及感受、创造幸福的能力(幸福能力)与人的幸福密切相关。并不是有了先进的理念，人就能获得幸福。感受幸福的品质和创造幸福的能力也同样重要。幸福观是人们对什么是幸福、幸福的标准等方面的根本看法，幸福品质是人们感受幸福的一种素质基础，而幸福能力则是指人们追求幸福、创造幸福、享受幸福的能力。对于幸福的获得，三者紧密相关，缺一不可。因而，人的文化教育状态和水平与人的幸福的获得就有内在必然性了。就人们追求幸福的能力与水平而言，追求幸福作为主体的一种能力，主要包括主体感受幸福的能力与创造幸福的能力。因此世界著名的教育家乌申斯基说：“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学生获得幸福，不能为任何不相干的利益而牺牲这种幸福，这一点当然是毋需置疑的。”教育以幸福为目的既是一种实然事实的存在，也是一种应然的价值追求。
知识属于人的认知范畴，也属于人的幸福的一种中介性因素。知识的活力在于同人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知识参与人们的思想而成为行动的裁判者，起到辨明是非、善恶与美丑的作用。认识世界是人的一种天性，这种天性使得人们对于未知的东西充满好奇，这种好奇心推动时代前进。由于人们对客观规律认识的发展，人们的生存质量在显著提高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求真的过程充满幸福，一定要把这种幸福还给求真的人们。
人在道德境界中追求的是善。文化教育就是将历史上人类的精神内涵转化为当下生气勃勃的精神。在进行知识教育的同时，更应该重视道德的培养，我们人类需要用人文精神来指引前进的方向。文化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发展一个人的个性，还使得它培养出来的人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追求善的过程之所以使人感到幸福，因为求善会使人的内心安宁，也会使人得到别人的肯定和接纳。
人们对幸福的认识与面对不幸时的态度，与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以及教育的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幸福也是人与人之间“分享”的一种体验，是人们面向现实与未来的一种“给予”。只有为增进社会整体的幸福而拓展自己的生命活动，个体才能趋向于身心的完美。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是共生、互动的关系。人的幸福追求是在社会中进行、在社会中实现的。人对幸福的追求与道德的义务是统一的，人的幸福也会在道德追求中得到满足和实现，缺乏道德基础的幸福最终只能导致不幸。
经历了发展的阵痛后人们终于清醒地认识到：自然与人的和谐而非物质本身才是人的幸福所在。在全球化时代，人类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价值统一的真正幸福的生活状态。今天，随着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和环境危机的日益加深，人们已越来越明白，对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赖经济和法律手段，还必须同时诉诸发展理念和价值信念。只有以发展理念和价值信念为基础，从人们切身利益和生存质量的高度来认识环境保护与人的幸福的关系问题，环境保护运动才能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肤浅走向深沉。
对环境与生态的道德态度是一个人的道德境界和生活理念的新的试金石。一个人如果只捍卫其同类的利益，那么，他的境界并未超出其他存在物，他与其他存在物处于同一档次：仅仅依据自然选择的原理在行动。在与其他人打交道时，他是一个道德代理人；但在与大自然打交道时，他却没有成为道德代理人。他并不知道人的真正的完美性——对他者的无条件的关心。人应当是完美的道德监督者，他不应只把道德用作维护人这种生命形式的生存的工具，而应把它用来维护所有完美的生命形式。人的价值和优越性并不仅仅表现为，人拥有表达自己、发挥自己潜力的能力，它还包括我们观察其他存在物、理解这个世界的能力和自我超越的能力。在地球上，只有人才具有客观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评价非人类存在物的能力，人的这种能力应该饱含仁爱地、毫无傲慢之气地得到实现。那既是一种殊荣，也是一种责任；既是赞天地之化育，也是超越一己之得失。人应该有这样一种伟大的情怀：对他人的关心，对动物的怜悯，对生命的爱护，对大自然的感激之情。他应当与某种永恒的东西“照面”，把生活的意义与某种比个人更宏大的过程联系起来。这种永恒的东西和伟大的过程就是生命(包括人的生命)的生生不息和绵延不绝，就是大自然的完整、稳定和美丽，就是“生物成物”的大生之道和广生之德，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幸福人生的基本理念。
建设节约型社会，保持人类生存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和可持续发展，是因为我们看到，经济增长了。但是国民快乐与幸福指数并没有增长，由于沙尘暴、水危机、环境污染，恶性疾病越来越多，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烦躁不安的气氛，严重地影响着人民的生活质量。社会的和谐发展必须尊重科学与自然规律，要协调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内在一致性，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是谈不上社会的和谐发展的。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份责任，更是每个人应该躬身践行的准则。只追求一时的经济发展和一代人的幸福，人类将面临无穷的灾难和痛苦的深渊。
首先，性格即个人的幸福体验。幸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个人的性格决定的，许多研究表明，外部的客观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较小，个人的幸福体验则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每个人由于社会环境、家庭背景、精神氛围、个人禀赋的不同，往往会形成不同的道德个性。另外，开朗外向的性格，有利于人们幸福感的提高，而内向的'消极的性格，则有碍于人们幸福感的提高。性格的不同使得个人的幸福感也存在巨大的差异。
其次，婚姻是个人幸福之命脉。美满的爱情婚姻生活，必须是建立在男女双方相爱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男女双方的关系才会得到提升，承担相应的家庭婚姻责任，自觉地付出关爱，体谅对方，追求爱情中的真善美，从而体验到幸福甜蜜的爱情婚姻生活。
再次，事业是社会认同的幸福标志。事业成功的标志，说穿了无非是名、利、地位，这些东西，就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关键尺度。相反，如果怀才不遇、事业无成，那肯定就不幸福。世上有人淡泊名利，但没有人会甘愿穷困潦倒或成为实际生活的失败者。因而，事业的成功程度影响着人的幸福程度。事业的成功要成为幸福和快乐，应是外在事业与内在追求的一致。仅仅追求外在成功实际上并没有太多幸福感。因而，每个人都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种和谐协调、健康向上、生动活泼的局面，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使人们以愉快的心情投入工作、生活和学习。 最后，欲望是幸福的“感受器”。有人说，人生最大的收获是知足，俗话也说知足者常乐，说的都是同样道理。拥有一颗流云似水的心，超然洒脱地面对现实，尽情地享受生活，这正是生活快乐的源泉。知足是一种美德和智慧。当人们的理想在奋斗过程中变为现实的时候，一个人哪怕穷困、潦倒、不顺，只要他的身心需要得到极大满足，他仍然会感到无比的幸福；如果精神上出现淡漠、麻木、偏离，不管外在条件多么丰富，多么充实，还是没有幸福和快乐可言，只有内在的幸福才具有本源性和实体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标志之一。欲望也就成了决定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此外，年龄、性别、宗教信仰等也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年龄、性别、宗教信仰都是对幸福感有所影响的因素。
二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GNH关怀具有深厚的伦理意蕴，是科学发展观的道德内涵和伦理精神的现实体现。今天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方向已经由单纯追求GDP上升到追求人文GDP、环保GDP、GNH关怀，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统筹协调发展的GNH关怀的发展观上来，不论在指导社会发展的战略地位上还是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道德意义上都有其深远意义。
1、彰显以人为本的伦理理念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GNH关怀坚持了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首先，以人为本体现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其次，以人为本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为基础，坚持人是目的和手段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彻底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崇高目标在现阶段的具体体现。
再次，以人为本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就是要创造人们的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众所周知，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从毛泽东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提出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执政党和人民政府工作的标准，再到江泽民反复强调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都是这一根本宗旨的生动表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注重解决民生问题，构建“人人共建共享”的和谐社会，让每一个人享受到改革的成果。因此，这种关注GNH的科学发展观，具有以人为本的深厚的伦理意蕴：既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目的地位，又强调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
2。匡扶公平正义的基本道德
社会公平正义，是古往今来人类始终追求的一种普遍的基本道德原则。所谓社会的伦理正义，就是“社会通过其制度安排与价值导向所体现的公正合理的伦理精神与规范秩序，以及在这种伦理规范秩序的有效指导下所形成的人与人、人与群体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公平相待的社会伦理规范”。“它集中反映着社会对人们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公平分配和正当要求，反映着人际关系中相互平等对待的方式和态度，反映着个人所特有的正直公平的品质。”罗尔斯说：“作为公平的正义可以说是不受现存的需要和利益的支配。它为对社会制度的评判建立了一个阿基米德支点。”可见，公平正义是现代社会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是协调社会各阶层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源泉。社会在进行制度安排的过程中，只有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才能得到社会各阶层人们的认同；社会在调解各种利益关系的过程中，只有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才能取得社会不同利益主体的支持。关注GNH的科学发展观充分表明了以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的社会公正要求为基本价值取向，通过一系列凸显公正合理的伦理精神的制度安排和举措，使经济社会发展能够真正提高人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自由和机会，激发人的活力，推动社会发展，从而使社会更具凝聚力，使社会公平正义基本道德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3、尊重个体发展的主体价值
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发展进程中最基本的伦理问题之一。关注GNH的科学发展观是在继承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基础上，对社会发展的主体做出的新的表述。科学发展观提出，发展主体是多层次的，包括社会主体、群众主体和个体主体。三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其中社会主体和群众主体的价值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个体主体的价值，而是要为各个个体主体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让个体主体发展、完善及其根本利益的实现得以顺利进行。因而社会主体、群众主体的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同时也是各个个体主体价值的实现过程，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价值创造过程。因此，一种正义的社会制度，不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增加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在社会竞争和分配中首先保护弱者的利益。关注GNH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首先应当是对个体主体价值的确认”。党和政府的发展理念着眼点在于提供一种促进每个人充分发挥其能力的体制和机制，充分尊重个体主体价值。让任何个人的合法权利都得到合理的尊重。
4、凸显和谐可持续的发展伦理
关注GNH的科学发展观所贯彻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和谐与可持续，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其核心是要充分认识和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使它们协调一致，求得互动平衡。众所周知，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以自然资源环境作为其永恒的基础。坚持人和自然的统一性，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本观点。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而关注GNH的科学发展观就是通过对环境、资源价值的确认，把人与自然环境视为同一个发展系统，不仅重视人的生存和发展，也重视环境对人类的支撑和服务价值，尊重生态环境的自我价值，保持大自然生物圈的生态平衡。它所蕴涵的可持续发展的伦理精神就在于，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我们应该以人类所特有的道德自觉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重视自然界的权利和内在价值，尊重地球上生命形式的多样性，爱护各种动物和植物，保护自然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让人作为人的类本质和道德属性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升华。
5、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价值实现的终极关怀
关注GNH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价值的实现。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人是社会的存在物，是处在一定历史条件、劳动条件和社会关系中的社会存在物。因而，所谓人的“价值”，“这个表述本身就说明其中隐藏某种社会关系”，是一种“超自然属性”，是“某种纯粹社会的东西”。我们对人类命运与归宿、痛苦与解脱、幸福与完善的思索，都属于个体伦理的终极关怀，它显示了人的终极价值。现代社会是一个自由的时代，然而，自由发展到了极致，反而会陷入不自由的境地，个中原因除了理性自决能力不发达之外，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终极关怀，无所信仰，在价值世界中陷入了虚无的境地。总而言之，现代社会终极关怀不可或缺的两大特质就是适应现代化又超越现代化。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人们幸福的最大化。人们除了要具备感知幸福的能力外，还应该具有创造幸福的能力，只有在创造的过程中，才能感知到真正的幸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价值目的。将人的生存与发展当作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这种道德发展观，不仅具有“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现实社会意义，更含有“人的全面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的历史文化价值。因而，它既重视人的社会价值，又体现着人的自我价值和终极关怀。
篇2：发展伦理视野中的GNH关怀
发展伦理视野中的GNH关怀
从GDP崇拜到GNH关怀,是发展现的转变,其实质也是对幸福的一种崭新诠释和评价标准的'转变.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极组成的GNH关怀发展理念,已成为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和行政理念:彰显以人为本的伦理理念、匡扶公平正义的基本道德、尊重个体发展的主体价值、凸显和谐可持续的发展伦理、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价值实现的终极关怀.
作 者：罗建文 刘美玲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411201 刊 名：理论与现代化 英文刊名：THEORY AND MODERNIZATION 年，卷(期)： “”(6) 分类号：B80-05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GNH关怀 伦理意蕴 发展伦理篇3：论视野中幼儿园管理未来的发展及管理创新论文
现如今对于幼儿的教育越来越重视，很多家长期盼自己的孩子通过幼儿园教学来改善他们的不良行为，并且形成一定的道德素养，所以本文就幼儿园管理上采取的道德领导理论教学策略进行分析与探讨，以及对幼儿园未来发展产生何种意
幼儿教学是一件非常困难的教育事业，孩子太小，不知该如何进行教育，怎样的尺度不会伤害到孩子，学习是重要的一点，然后为了能够培养出道德修养高、有主见有责任感的学生，幼儿园也在进行一系列的教学改革，为的也是真正意义上改掉学生们天生带来的坏习惯，建立良好的学习系统，让学生们融入进去。
一、幼儿园教学的现状
由于现在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所以被家长们宠着爱着，一进入幼儿园，孩子对于幼儿园采取的教学方法不接受，孩子们在家里可谓是要什么给什么，但是到了幼儿园就不被允许了，所以孩子们自我变得蛮横，对于教师的管理也是态度强硬，展现不出任何良好的道德修养，甚至有的孩子还出现打人的情况，完全没有任何组织纪律，何提道德领导理论的培养。
幼儿园的孩子们还小，对于其监管不到位就会造成其他孩子的一系列不良影响。例如：对于幼儿园学生引入道德领导理论教学实施中，根据其理论让学生们互相尊重，并且让学生们都知道每一位小朋友的年龄，同龄人以生日月份大小进行排序，利用道德领导理论进行教学，学生们要尊重比自己大的小朋友，对待自己的哥哥姐姐不可以出现骂人及打人的现象，而大一些的小朋友更应该学会照顾比自己小的孩子，不可以欺负他们，由于幼儿园监管的不合理，可能会出现大的孩子欺负比自己小的孩子，如果没有及时制止并且进行说教，其他很多小朋友可能会效仿，毕竟小学生对于自己的言行举止还不能进行良好的控制及把握。
二、道德领导理论对幼儿园管理的实施策略
首先要建立一个道德领导管理系统，让学生们感觉到这个系统的威严，促使学生们畏惧，不敢挑战而改掉自身的坏毛病。例如：某幼儿园对学生们进行道德领导理论的学习，告诫每一位学生要保证自己的言行举止，必须听从老师的安排，做到道德领导理论教学中昀重要的一点，学会控制自己，不可以随地扔垃圾，不可以无理由地进行哭闹，遇到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像很多小朋友都不喜欢做作业，但是这又是每一位小朋友必须做的，所以即使再不愿意也要努力完成，老师可以以颁发小红花的方式对表现好的同学进行鼓励，幼儿园的孩子会因为想要得到红花而克制自己，间接地将道德领导理论进行实施，完善学生们的人格。
其次，要家长做到全力配合，学生们在幼儿园的时间有限，要想全方位地进行道德领导理论学习则必须要家长进行配合，例如：在幼儿园教师告诫每一位学生不可以随地扔垃圾，这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学生们在幼儿园老师的看管下，每一位学生都做得很好，但是到了周末与家长在一起，会有这样的家长，他们在陪孩子出去玩的过程中做出不利于学生道德规范的行为，如吃过的小吃袋当着孩子的面就扔在了路边上，这时孩子会出现这样一个疑问，会告诉自己的爸爸妈妈老师不让这么做。有些家长可能因为自己的孩子这么说很难为情，并且决定不错误诱导学生，主动会去拾起来并告诉孩子爸爸妈妈做错了应该改正，而有的家长为了方便自己则会告诉自己的孩子没事，甚至沉默，孩子们不知道是应该听老师的还是应该听父母的，对于道德领导理论的学习具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要想实施道德领导理论学习需要家长们的大力支持和无限配合。
锻炼每一位小朋友的道德领导能力，也就是培养学生们的自我独立性，具备一定的道德素养和领导能力，例如：设计学习内容，让学生们自我发挥。今天关于道德领导理论的教学设计题目是《假如我是老师》由老师进行提问，学生们进行回答。老师提问：如果你是老师要带领全班同学做游戏你会如何安排。学生们通过自己的想法进行回答：(1)我会分组让喜欢在一起玩耍的朋友一组，可以让他们自己玩游戏。(2)我会看着他们，像老师平常看着我们一样。孩子们昀天真烂漫，这样假设的方法让学生们换位思考展现其领导天赋，培养其道德情操，完善学生们的人格，锻炼学生们自我承担的能力。
三、幼儿园管理引入道德领导理论的意义
对于幼儿园的学生们来说，实施道德领导理论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们的独立性，改掉自身的不良习惯，加强教育的力度，从小规范学生们的教育，提升学生们的道德素养。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学生为主体，完善学生们的人格，建立完善的教育体系，以保证每一位学生受益。
对于老师和幼儿园教育系统来说，实施道德领导理论教学是教育的提高与创新，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学生们的观念，在重视学生们学习的前提下，以改善学生们的`习惯为基础，为学生们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对学生们的后期成长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总而言之，凡事都要从小做起，为了能够培养出个性鲜明、道德素养高、领导能力强、独立自主有担当的有为青年，幼儿园积极地实施道德领导理论教学策略，目的就是培养出更优秀的有为青年，如今也得到了家长的大力支持，相信这一举措会对幼儿园未来的发展前景带来新的迹象。
篇4：论视野中幼儿园管理未来的发展及管理创新论文
幼儿阶段是人生的开始，也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因此，幼儿教育不能忽视。特别是当前，绝大多数幼儿都是独生子女，甚至有很大部分幼儿的父母都是独生子女，不知道该如何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因此，幼儿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重要地位，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也正是当前加强幼儿园管理的现实要求。
人是教育的主体，也是教育管理的主体。幼儿教育的根本宗旨即实现幼儿的全面发展，因此，在幼儿园管理中理应把人本思维作为首要推动力。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把人本思维贯穿在幼儿园管理的各项工作中，使幼儿教育中所有参与主体---幼儿、教师、幼儿家长---都感受到人本关怀，共同参与，促进我国幼儿教育事业的健康有序和谐发展。
一、以幼儿为中心，创新教育教学模式
幼儿园的教育说到底就是按照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尊重每个入园幼儿的自身条件和特点，促进每个孩子在原有基础上健康、快乐的成长。为实现这一目标，幼儿园的日常教育教学活动都应该以更好的为幼儿服务为本，了解幼儿发展需要，尊重幼儿自身特点，按照幼儿身心发展规律进一步深化幼儿园课程改革，强化细节管理，达到因材施教的目的，让每一个幼儿实现科学发展。
(一)尊重幼儿的前提下与幼儿沟通
在以往的幼儿教育中许多家长及幼儿教师总是忽略对幼儿的尊重问题，往往按照成年人自身的规范许可对幼儿实施“粗糙”的教育。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把孩子当孩子看待，常常以成年人的思维去考量孩子，常常以成年人的是非标准去要求孩子，这些都是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影响幼儿的健康成长，是绝不可取的。教育者首先要做的就是转变自身的观念，把每一个幼儿看成和自己平等的个体，以平等的身份对待幼儿，尊重幼儿的人格，这是幼儿教师与幼儿良性互动沟通的前提。
(二)了解幼儿的基础上安排教学活动
在尊重幼儿的基础上，教师还必须主动去了解幼儿，做到因材施教。幼儿是非常有活力并且充满个性的群体，对于成年人的语言感知力是有年龄差异的，不同年龄段的幼儿也有着不同的行为举止和习惯。因此幼儿教师必须做到对每个幼儿自身年龄特征、身心特征、性格特征做到了如指掌，从幼儿自身出发，做好对幼儿人际关系的处理。在幼儿园课程设置及活动安排等各个环节中都体现对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尊重，寓教于乐。比如，多设置能吸引幼儿兴趣的情境，多安排幼儿乐于参与的游戏环节，合理利用幼儿感兴趣的道具等，以此间接推动其思维的形成以及心理的成长。幼儿园的班级装饰、走廊装饰等环境也应依据幼儿的特点和需要去创设，避免幼儿教育流于形式。
二、以幼儿教师为中心，创新师资管理方法
(一)加强理论学习，更新教育理念
幼儿教师是幼儿园的重要主体，是幼儿教育事业的中坚力量，幼儿教师自身素质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这就要求在幼儿园师资管理中引导幼儿教师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在这方面，幼儿园可以采用理论讲授、参观学习、观摩教学、经验交流等多种形式去引导教师转变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方法。
(二)创新考评办法，激发教师潜能
在幼儿园师资管理中不能只侧重于对教师的“管”，更要考虑对教师的“爱”。新时期的幼儿园师资管理，应在如何满足广大教师自身的不同需求、如何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以及如何发挥每位教师自身优势上下功夫。
在公办幼儿园中，由于资金来源属于财政拨款，“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情况时有发生，这种现象不采取措施尽早解决必定会大大挫伤热爱幼教事业的教师的积极性。因此在幼儿园师资管理中必须下大力气创新教师考评办法，多层次多侧面进行教师考评，建立健全奖惩制度。一方面激励那些爱岗敬业、务实求新的教师，另一方面也鞭策那些幼教队伍中的落后分子，真正实现“干和不干不一样”。
另外，幼儿教师与其他教师不同，案头工作太多会增加其负担，很可能影响她们教育探索的热情，因此幼儿园师资管理方式创新中应该适当减轻幼儿教师的案头工作，让教师有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幼儿的日常行为、研究每个幼儿的特点，进而设计符合幼儿自身特点的教学课程。
三、以幼儿家长为中心，创新家园共育方式
幼教事业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参与主体就是幼儿家长。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宝贝，离开家庭走入幼儿园以后的生活如何是每个幼儿家长十分关心的事情。因此在现代幼儿园管理中不能忽视对于幼儿家长的人本关怀。
(一)了解家长实际需求，发挥幼教作用
近年来，幼儿家长越来越关心幼儿在幼儿园吃饭、睡觉、学习、游戏的一切细节，更关注幼儿园的安全问题。因此，幼儿园在日常管理中理应把幼儿家长的要求考虑进去，在幼儿园安装监控设备，一方面监督幼儿教师的行为，另一方面也能够满足广大幼儿家长的需求，让家长们随时随地能够看到幼儿在幼儿园的生活表现。也可以安排幼儿园开放日，让家长们随意参观幼儿园，对幼儿园更加了解。
另外，幼儿家长来自不同行业，上下班时间难免不同，幼儿园在接送幼儿时间的安排上理应考虑到这一点，不能整齐划一，要考虑到特殊情况。
(二)让家长参与幼儿教育，实现家园共育
近年来，湖南卫视的大型户外亲子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很受观众喜爱，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迎合了观众的口味。现代社会，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幼儿家长尤其是爸爸们很少有机会跟幼儿一起互动玩耍，即使有闲余时间，许多幼儿家长陪幼儿互动的方式也很单一。考虑到这种实际，幼儿园在日常安排上可以设置亲子活动日，在幼儿园里安排各种活动让幼儿家长参与到幼儿教育当中，一方面可以弥补家长与幼儿互动缺失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增进幼儿园与家长之间的了解，让幼儿家长对幼儿园的各项工作提出宝贵意见，真正达到家园共育的效果。
总之，现代幼儿园管理的时代背景是独生子女时代甚至是后独生子女时代，这样的现实注定了幼儿园管理要不断进行理念的创新、制度的创新以及方法的创新，归根结底是要以人为本，尊重幼儿、幼儿教师以及幼儿家长，只有以这三方面主体的需要为根本出发点，不断推动幼儿园管理创新，才能真正实现幼教事业健康有序和谐发展。
篇5：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论文
关于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论文
当前，随着社会发展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图式，人们对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质疑似乎逐渐产生。这些质疑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19世纪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难以解释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发展的复杂现实;二是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阐释呈现出一种宏大叙事，难以从微观视角去审视当代社会发展的具体问题;三是马克思依循一种单向的线性逻辑来探讨社会发展，无法全面把握当代社会发展的多样性状况。总体而言，这几种质疑无不共同指向一个关键问题，即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如何与当下社会发展的现实相对接?或者说，面对当今社会发展多样化的实情，我们应如何展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时代意蕴?关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关涉到我们如何深入开掘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之当代价值。
一、社会发展理论的现代奠基
社会发展问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在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人们都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对之进行论说。直到社会学产生之后，这一问题才真正受到理论化的对待。作为与涂尔干、韦伯齐名的西方古典社会学三大代表人物之一，马克思对社会发展有着系统化的论述。然而，马克思并不仅仅是一位社会学家，他还是一位强调“改变世界”的哲学家和革命者。站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马克思批判地继承思想史上一切优秀成果，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出来。尤其重要的是，他创立了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并将之纳入人类追求自由解放的历史征程。纵然时过境迁，但马克思当时直面和探讨的问题依然处在“当代”之中。卢卡奇曾指出：“在马克思出现以后的时代，认真研究马克思应当是每个抱严肃态度的思想家的中心问题，掌握马克思的方法和成果的方式和程度决定着他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据此，在当代视野中反观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审视当今变化莫测的社会现实。
二、社会发展与人的自由的内在一致
在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的自由作为其中的主题与实质被突显出来。与其他探讨社会发展的理论家不同，马克思并不是针对人类社会做出简单的描述性解释，进而以预测的方式寻求普遍规律，而是在科学解答人类社会发展之谜后，进而深入其中关注人的自由生存状况。正是深刻洞察了现实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自由生存状况，才使得马克思的探讨体现出显著的革命意蕴。在马克思看来，自然进化是一个“自在”的过程，它在人类社会形成以前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发生变化;社会发展则是一个“自为”的过程，它是人这一主体有意识地改造客观对象的活动，因而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社会的发展与人的生存方式紧密相关。可以说，社会发展的实质就是人的发展，是人逐渐摆脱客观受动性而追求自由的历史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出发点是一些“现实的个人”，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在他看来，社会发展是人们主体创造的结果，而非某种先天的外在力量所决定。根据此种理解，真正的社会发展应该是属人的，是主体人的自由创造过程，它遵循着大写的“人”的逻辑。也就是说，社会发展统一在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中，它正是在每个个体自由自觉活动形成的“合力”中前进。尽管人的活动受到客观物质条件的制约，但人具有不断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性，会逐渐克服客观限制而前进。因此，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剧作者”。正如马克思所言：“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可见，作为“万物的尺度”，人是包含社会在内的一切存在物的主体，社会仅仅是人的活动对象与中介，社会发展与人的.自由实则具有内在一致性。
三、当代社会发展的理论吁求
作为“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自身对现实社会的理论关切。那些宣称马克思主义“过时”的苍白论调，表面上似乎注重理论与现实的契合对接，但实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遗忘殆尽，更是对当代社会的现实问题视而不见。殊不知，“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构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新特点。在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下，现代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也变得流动不羁。当代社会变革的复杂实情，连同当代人的生存处境，都强烈地呼唤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时代价值。首先，在变幻莫测的景象中把握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抑或是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倘若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没有及时得到相应调整，都将会被历史所淘汰。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其原有的生产关系、经济与政治制度本身就矛盾重重，加之由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更加使其显示出衰颓之势。但为何资本主义在二战后几十年间又重获生机，甚至至今仍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屹立不倒?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永恒的合理性”吗?断然不是。除了科技迅速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之外，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原有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进行了重大调整，使得生产关系一定程度上适应生产力发展。当然，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症结，使其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自身的矛盾。暂时得以缓解的社会危机，在一定条件下依然会爆发出来，这成为悬在资本主义社会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算是社会主义，也不能逃脱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普遍规律。原苏联与东欧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显示出社会主义巨大的优越性与生命力，一度创造出超过资本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功绩。然而，受到斯大林体制的长期影响，生产关系逐渐走向僵化并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全面崩塌的严重后果，令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历史挫折。
在当代社会，个人的生存境况与社会的矛盾冲突，都迫使我们深入推进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探讨，始终对人的自由及其实现加以守护。一言以蔽之，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最高标准，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对于今天我们正确地把握社会发展目标和价值取向，无疑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篇6：历史学视野下的农业科技交流与中国农业发展论文
历史学视野下的农业科技交流与中国农业发展论文
为了深入探讨农业科技交流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揭示中国农业发展的轨迹和特征，2005年10月25至27日，在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85周年院庆之际，由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主办、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承办的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第11次学术年会在南京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贵州大学、吉林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江西农业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徐州师范大学、韩国国立全北大学、韩国国立忠北大学、韩国农林经济研究院、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日本麻布大学、日本北海道大学、日本东京农业大学、日本九州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农业技术交流、区域农业发展、农业经济、农村社会组织、农业文化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很多极有价值的见解。下面对这些论文进行分类介绍。
一、中外农业交流及其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
中国农业的发展，与国外作物品种、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引进、推广有着密切的联系，辉煌的中华农业文明正是在中外农业技术交流的环境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正因为如此，中外农业交流问题一直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在这次会议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朱宏斌、王雯在《试论秦汉时期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类型与模式》一文中，对秦汉时期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类型与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根据秦汉时期中央政权同周边地区及民族的远近亲疏和控制方式的差异，提出了秦汉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存在立体移植型、辐射渗透型和远接互化型三种模式。随着交往程度和控制程度的弱化，农业科技文化传播交流的方式、途径、内涵及影响方面呈现出同步的弱化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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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物品种传播方面，四川大学张箭的《咖啡的起源、发展、传播及饮料文化初探》，认为咖啡起源于埃塞俄比亚，15世纪开始在阿拉伯半岛种植和饮用。20世纪初咖啡传入云南，中国大陆开始栽培咖啡。随着咖啡种植、饮用的扩大，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咖啡饮食文化。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严小青的《宋代及其以前域外香料的传入和影响》，对西汉至宋代期间香料传入的途径、香料种类及其利用状况进行了探讨，分析了香料贸易与国家财政之间的关系，认为香料传入对中国内地的饮食、医药以及农业生产、商业贸易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羌建的《美洲陆地棉的引种、推广及其影响研究》，探讨了我国引种美洲陆地棉的时间、路线和过程，分析了引种和推广美棉的原因和成效。
在农业技术交流方面，华南农业大学倪根金的《甲午战争前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系统地介绍了清朝后期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与引进问题，认为甲午战争前，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呈现出小范围、零碎性和同步性三个特点。南京农业大学王志军、惠富平的《西方育种技术引入与民国时期华北麦作改进》，对民国时期华北麦作改进技术进行了探讨，认为民国时期华北麦作改进以农业高等院校、政府农业改进机构和农事试验场为推进主体，以小麦良种选育和推广为重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我国麦作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农业大学张英利的《近代日本蚕业科技的兴盛及对中国蚕业的影响》，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和缫丝机械的引进，其蚕业科技在蚕种选育、缫丝技术和防治蚕病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日本蚕业著作和文献被译成中文、日本养蚕和制丝技术的引进、日本蚕业教育的模式，对中国蚕业科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农业大学赵勇的《民国前期国外农机的引进及其影响》，论述了民国前期国外农业机械的引进情况，认为当时中国农机制造业比较落后，国外农机比较效益显著，是引进国外农机的主要原因。国外农机引进对我国农机制造业及农机教育科研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还有一些论者从农业科技传播的主体入手，分析了中外农业技术交流状况。徐州师范大学安宇的《农学留学生与民国时期南方水稻改良与推广》，认为农学留学生在我国南方水稻优良品种的培育、栽培、推广和水稻病虫害防治和水稻栽培理论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我国农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南京农业大学宋超的《中苏农业科技合作中来华的苏联专家(1949—1960)》，探讨了新中国建立后苏联援华专家在农业管理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国营农牧场的分布状况，认为他们在中国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和科研水平的整体提升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海洋大学蔡勤禹的《传教士与华洋义赈会灾荒防治》，对传教士与华洋义赈会救灾思想和实践进行了研究，认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成立了华洋义赈会，将西方近代救灾思想和理念传到中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救灾事业的发展。
此外，韩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朴正根教授针对韩国稻米经济变迁问题作了精彩的报告，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朴锡斗研究员对日本占领时期朝鲜粮食增殖计划和农业发展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全北大学苏淳烈教授介绍了日本占领时期韩国农业试验研究的基本情况，分析了韩国农业试验研究的成效和意义。韩国忠北大学俞镇采教授以韩国忠北法住寺为案例，论述了韩国土地改革对寺院土地所有制的影响。
二、区域农业技术交流与中国农业文明的发展
区域农业交流与农业发展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与会专家们不仅讨论了农作物和农业生产技术在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而且对不同时期各个地区的农业生产状况进行了探讨。江苏省委党校彭安玉的《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北方农业技术的南传及其影响》，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北方农业技术的南传及其影响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在这个时期，由于战乱频繁，黄河流域人口持续地大规模地南迁长江流域，将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至南方，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开发与经济发展，最终促成全国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曾雄生的《技术传播与稻作扩展：以宋代为例》，认为移民、垦殖和官方劝导导致宋代稻作面积不断扩大，而区域之间的稻作传播，更是丰富了各地的水稻品种，因此，水稻种植格局的形成，既是自然的产物，也是农耕技术交流与传播的结果。华南农业大学吴建新的《近代华南甘蔗品种的演变与传播》，阐述了近代广东甘蔗品种的演变过程，认为近代广东甘蔗品种从细茎种向粗茎种演变，不仅提高了甘蔗的品质和产量，而且适应机器糖业的加工需要，引起了蔗种繁育技术的革命。
在这次会议上，区域农业史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领域，学者们在会议上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江南、江西和山西等地区。
对江南地区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社会救济、宗教信仰等方面。南京师范大学慈鸿飞、黄敏的《城居地主与近代江南农村经济》，重新审视城居地主的作用，认为近代江南地区城居地主在土地投资、改良农业原料品种、推行农作物的商品性生产、改造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地主离乡进城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农村经济的衰败并不是地主城居带来的结果。这个观点，对于我们研究近代城乡关系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南京农业大学郭春华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南地区耕地利用研究》，通过对文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认为当时苏南地区农均耕地资源数量少，经营规模狭小，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农民生活艰难，因此农民积极调整种植结构，大量种植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苏州大学王卫平的《江南士绅与光绪二年苏北义赈》，对光绪二年苏北海州、沭阳地区的义赈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苏北义赈是由民间自行筹资、自行放款的“民捐民办”行为，是带有转折性的近代义赈，在中国赈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张祥稳的《清代乾隆朝中央政府灾民救济政策落实情况研究》，以乾隆11年江苏三州县水灾赈济为例，阐述了清代中央政府赈济灾民的政策和措施。此外，苏州大学池子华、李勇的《苏南渔民的祭祀活动和宗教信仰》，认为天主教传入苏南地区以前，当地渔民崇拜多种水神以及与捕鱼有关的神灵。天主教传入中国后，特别是近代时期，苏南渔民笃信天主教，信徒数量远远超过该地区其它农民群体。而经济上极端贫困，政治上孤立无助，文化水平低下，是苏南渔民信仰天主教的主要原因。
在江西农业史研究方面，华南农业大学衷海燕的《水事之争与乡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以江西泰和县槎滩陂为中心，通过分析传统乡村社会的水事纠纷，揭示了传统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认为乡族组织与乡绅阶层虽然通过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分享了国家的政治权力，强化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但他们的行政职能一般必须经过官僚政府的授权，才能持久有效地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体制的转型过程。与此相适应，官僚政府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和影响，主要不是表现为直接的行政干预，而是通过支持传统的民间习惯法，建立一个制衡性制度。江西师范大学万振凡的《民国江西农业院与农业现代化》和郭静、崔存岭的《抗战时期江西农业探析》，主要讨论民国时期江西农业的发展状况。前者侧重探讨民国时期江西农业院的发展演变情况，认为江西农业院在选育农作物新品种、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建立农业科技推广网络、创新农业管理体制、完善农业教育体系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后者分析了抗战时期江西农业的发展状况，认为江西农业在抗战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为江西本省抗战提供了物资保障，而且有力地支援了东南诸省。江西农业大学黄国勤教授的《农田养地制度的演变与发展》，从土壤耕作制度和农田培肥制度两个方面，对建国以来江西农田养地制度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认为建国以来江西的土地耕作制度经历了传统多耕多耙、强调少耕免耕、实现轮耕轮作、推广保护性耕作等四个阶段，农田培肥也经历了单纯有机培肥、有机无机并重、化肥为主培肥和生物生态四个阶段。这些认识，对当前江西耕地制度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山西地区农业史，有两位学者提交了论文。中国农业博物馆李三谋的《清代山西农业生产及其租佃关系》，对清代山西租佃关系的地域性特点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清代山西农民的耕作技术和生产能力在各个地区的差异，决定了境内各处农耕劳动习惯的不同，也决定了各处农村租佃关系的多样性。在晋北地区，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佃户劳动能力低下，劳动成果小，所受剥削比较严重，主佃关系严重对立；晋中南一带，农民的劳动技术水平、劳动能力较高，所受剥削就相对较轻，主佃之间冲突较轻。这个结论，使人们对古代租佃关系的地域差异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山西大学张俊峰在《明清以来山西水力加工业的兴衰》一文中，对学界提出的“明清时期华北水利加工业完全衰落”的观点进行了纠正，认为明清以来山西境内水利型经济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发展，水力加工业尤其水磨非常普遍，数量惊人，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没有达到完全衰退的地步。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电动机械的广泛应用，以及水库建设、挖煤采矿、过度抽取地下水导致河泉干涸等原因，才使得传统的水力加工业退出了历史舞台。
除了上述地区之外，还有学者对中国北方地区农业发展状况进行了探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樊志民的《秦西垂农业环境的认识与考察》，通过对甘肃礼县西山早秦遗址发掘资料进行分析，认为先秦时期西垂具有优越的农业环境，当地居民以农业经营为主，西垂农业具有明显的旱作农业类型特征。新疆石河子大学谢丽的《塔里木盆地南缘古代社会盛衰与绿洲荒漠化耦合规律研究》，讨论了塔里木盆地南缘古代社会盛衰与绿洲荒漠化之间的关系，认为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荒漠化现象的频繁发生有着多重复杂的原因，在自然因素与人文力量综合作用的链条中，社会人文因素应是该地区绿洲荒漠化的主导因素，塔里木盆地南缘古绿洲具有随着农业开发强度的加大和社会繁荣而消亡的耦合规律。陕西师范大学李令福的《论北魏艾山渠的引水技术与经济效益》，对艾山渠的修建过程及引水技术、输水技术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认为艾山渠的修建，不仅促使北魏时代银川平原水利建设的兴起与发展，而且对以后银川平原水利事业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奠定了其“塞北江南”形成的历史基础。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黄富成的《两汉边地农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蠡探》，从区域控制与制度农业的角度探讨了两汉边地农业的发展。认为两汉时期实行的边地农业政策是区域控制下的制度农业，边地农业实际上就是内地农业社会在边地的移植，以便对边地进行有效的控制。此外，与会的两位日本学者在会上介绍了她们对东北地区农业史研究的成果。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小都晶子探讨了伪满时期的土地“开发”政策与日本移民的关系。日本九州大学博士生永井里沙对民国时期东北农村运输体系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三、不同时期的农作物品种、生产工具和农业经济
中华农业文明源远流长。在长期的生产实践过程中，无论作物栽培和食用，还是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改进，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不仅推动了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而且丰富了农作物品种。湖南省双峰县徐迪新、徐翔的《中国直播稻、移栽稻的演变及播种技术的发展》，认为中国水稻经历了由直播栽培到育苗移栽，由种子直播到浸种催芽的发展过程，不催芽播种是传统农业技术的创新，这种技术与地膜覆盖栽培、种子丸化包衣等先进技术相结合，将推动生态农业的改进和发展。浙江大学游修龄教授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云飞研究员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葡萄种子引起的思考》中，利用近年来发掘的考古资料，认为中国食用葡萄已有5000千年的历史，进而提出欧洲葡萄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本土已经栽培驯化葡萄。由于中国古代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导，一直使用粮食酿酒，这就抑制了葡萄酿酒的需求和葡萄栽培驯化的深入，因此野生葡萄没有进一步驯化成像西方那样的优良的食用和酿酒品种。郑州大学王星光和高歌的《中国古代花卉饮食》，则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历代花卉饮食的概况，分门别类地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各类花卉食品、饮品的具体制作方法。这项研究，对于我们今天开发食用花卉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中国昆虫文献研究所王华夫、李微微的《中国蜂产品饮食文化》，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蜂蜜食品、蜂花粉食品、蜜蜂幼虫食品及蜂尸食品的配料和制作方法。
在中华农业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先民们为了满足生产的需要，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生产工具。敦煌研究院王进玉的《敦煌壁画与古代农业生产工具研究》，通过对敦煌壁画中农作图进行考察，详细叙述了敦煌地区的牛耕技术、播种技术、以及中耕和收获时所使用的各种农具，向人们展示出敦煌地区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形。中国农业大学张法瑞和柴福珍的《(农器图谱)中诗歌的农学意蕴》，对元代著名农学著作《王祯农书》中农器诗歌进行了研究，认为农器诗歌包含了丰富的农学信息，不仅记录了农器的农学知识，而且揭示出农器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意义，反映了当时农器的推广状况和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的《与游牧有关的几个技术问题》，讨论了生产生活方式与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认为欧亚草原地区定居居民吸收了周围的畜牧及相关技术创造了独特的游牧生活方式，并引进了青铜与铁器技术，走上了武装化的道路。游牧民不是这些技术的发明者和相关器具的创造者，而是这些技术和工具的使用者和有力的传播者。
中国古代的粮食问题，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卜风贤副教授的《传统农业时代农村人口的粮食安全状况》，对历代人均粮食占有量、不同社会阶层的粮食占有情况进行了考察，并进一步分析了农民负担对粮食安全状况的影响。莱阳农学院王宝卿副教授的《我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考察了从古到今粮食亩产的变化趋势，认为统治者的重农思想、生产技术的进步、商品经济的推动是影响粮食亩产量变化的有利因素，而天灾人祸对粮食亩产量变化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巢湖学院杨松水副教授的《论清代皖中地区与江南米粮贸易的动因与影响》，论述了清代江南地区与皖中米粮交易的动因，认为米粮贸易对皖中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密切了皖中与江南的经济交往，实现了双方区域经济的分工协作，促成了皖中地区农业经济的专业化与农产品的商品化，加快了皖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开发的步伐。
在经营制度方面，本次会议上有两位学者分别讨论了唐代田制和元代马政问题。华南农业大学翟麦玲的《唐代的屯田与营田考论》，对唐代的屯田和营田进行了辨析，认为屯田和营田在管理机构、设置目的、设置地点、经营人员、经营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屯田和营田属于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方式，屯田和营田都可以转化为均田。中国农业大学张法瑞和大连水产学院王磊合撰的《略论元代的马政》，对元代马政机构、马匹征括、牧养分布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元代马政较为发达，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这与元代统治者以畜牧起家、以马得天下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四、农村社会组织和农业文化
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演变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从中国历代政治体制的发展演变来看，村社组织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组织，但是在维系乡村社会运行、治理农村社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农业大学石华、张法瑞的《元代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及运作方式之探析》，系统地探讨了元代的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认为元代的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分为乡、都、社三级，它们同时兼有人丁管理和土地管理的双重职能。“社”由传统的劝农组织演变为政府基层行政机构，是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完善和强化的结果。
民间组织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中国农业大学冯开文教授提交的论文《建国前根据地的合作社——诱致性制度变迁以及规模与退出问题》，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对建国前根据地的合作社的形成、成长、退出及其规模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合作社一般是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政府在其中只是发挥了引导、宣传和规范作用。因此，根据地的互助合作运动是一场理性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种交易成本较低的制度变迁。他的研究，对于今天发展和完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华中师范大学魏文享副教授的《乡村控制与农业建设——试论南京政府时期湖北省的农会组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省农会组织的分布、流变、运作绩效等进行了探讨，认为农会组织在发展农业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稳固农村秩序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国民政府的强烈干预下，农民并未在农会中取得主体性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农会的运作绩效，甚至沦为国民政府加强保甲、征兵调粮、抵制革命的工具。
农业社会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徐州师范大学王健的《汉代祈年与籍田仪式及其重农精神》，对汉代的祈年与籍田仪式进行了探讨，分析了祈年与籍田仪式的文化内涵，认为祈年与籍田仪式对于塑造两汉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国家治理方针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广西师范大学刘文俊的《壮族农事祭祀节日系统的文化属性和功能》，认为壮族的农事祭祀节日系统体现了鲜明的稻作文化特征，具有维持农业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满足人们的宗教信仰需要、促进民族文化的积淀、传承、整合和民族心理的塑造等功能。此外，苏州铁道科技大学朱小田教授的《社会史视野中的“俗例”——以“抢亲”为对象的研究》，则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论述了“抢亲”这种“俗例”存在的社会环境和发生的历史条件，认为地方俗例在整个近代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国法制的近代化”等过程并没有对地方俗例构成多少实质性的影响。通过“抢亲”这种“俗例”进行研究，他进而提出“史学范式”转换问题，认为以“整体性”为追求目标的社会史研究，对于传统史学在视角转换方面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