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协同动因及途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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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供应链协同动因及途径论文

关于供应链协同动因及途径论文

摘要：供应链协同内在动因问题是理论界和企业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生态学理论认为协同的主要动因有系统自组织、自然选择和协同基因。供应链系统与生态学系统存在着相似性，分析生态位、k选择以及演化博弈对供应链协同策略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生态学；供应链协同；系统自组织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自然生态系统解决复杂性问题的能力和价值。由于供应链系统具有非线性和不确定性，这些特征与生态学理论研究对象的特征是相一致的，所以生态学理论对供应链协同的研究具有适用性。本文试图从生态学理论的角度，探讨了供应链协同的动因与策略。

一、供应链企业的协同动因

1。系统自组织。生态学理论强调系统元素的自组织性，生物进化的本质是生物为适应生存环境的变化而对自身生存状态进行的自调节，进化的结果是生物本身结构复杂性的提高。生物进化总是导致新物种的出现和结构的复杂化——即有序性的增加。有学者认为，生物在进化过程中满足一定条件时生物可以自发地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以适应周围环境。这种适应既包括暂时性的适应反应，如条件反射；也包括永久性适应，即产生遗传性变异。把这个生物进化自发性条件称为自适应函数。生物界的生物自适应对社会领域问题的研究很有启发意义。

目前，供应链已从分散式管理转变到协同式管理，本文研究的是有自组织程度低到自组织程度高的演化过程。供应链系统从外界环境中吸取的任何东西，都可能产生序参量，都会引起涨落。正是由于有不断的序参量产生，有不断的“涨落”出现，供应链系统才得以不断创新。

2。自然选择。生物学中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定义为生物体繁殖引起了资源的稀缺，从而形成了消灭不够适应变种的压力。进化论学家拉马克认为，生物进化的动力与机理来自生物具有一种不断地增加结构复杂性和完美性的天生趋势，生物具有对环境变化的反应能力。把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建立在生物进化和自然选择的基础上，其理论的核心是适应机制，强调经济体能否适应环境是企业生存的决定性因素。弗里德曼在《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中论证了市场竞争倾向于保证最有效率的企业生存下来，最有效率企业的行为都基本上做到了使其利润最大化。面对有限的资源，现代的竞争形式以转变成为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同一行业里的各条供应链在接受着经济自然选择。那些能够很好地整合供应链上各个企业的相对竞争优势，实现无缝协同的供应链往往经受了自然的选择，得到了快速发展，不断成长壮大。所以供应链协同是环境赋予的供应链企业迫切需要的适应模式。

3。生物进化动力：协同基因。大量生物实验和研究表明，生物进化的基本动力有竞争和合作，生物界存在着广泛的互惠共生机制。生物的性状是由基因决定的，在此我们把控制物种分工与合作的性状的基因称为协同基因。协同进化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供应链系统内部企业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关系，企业之间若为上下游关系或相关产业，则其收益相关性一般比较大。他们的成长与发展历程中充满了竞争，资源规模有限，其实协同合作是他们的需求和内在愿望即他们携带有协同基因。正因为如此，供应链理论一经实施，便得到了很好地响应。所以供应链系统也采用了协同进化的方式来建立相互之间的互惠共生关系，以提高对外部市场的适应性。

二、供应链企业的协同策略分析

（一）生态位与供应链协同进化

生态位指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一个种群在时间、空间上的位置及其与相关种群间的功能关系。生态位概念相对抽象，一些数量测度指标如生态位宽度、生态位重叠、生态体积及生态位维数等帮助理解生态位概念。从而，引出企业生态位概念，明确这一概念对于正确认识物种在自然选择进化过程的作用，以及在运用生态位理论指导供应链成员构成配置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供应链是相互联系的多个企业集合体，与生物种群非常相似，呈现一种网络组织结构，称之为企业生态系统。系统中企业间的互动关系定义为企业的生态链，生态链上的企业之间存在共同进化关系。企业之间既有竞争关系也有合作和共生关系，这就存在一个供应链的“最适密度”问题。描述生物种群密度与存活率相互关系的“阿利规律”同样适用于供应链系统，即在一定条件下，当供应链上企业密度处于适度大小时，供应链增长最快；密度太低或太高，由相互竞争资源造成的供应链内耗太大，会对供应链生长起抑制作用。所以供应链系统的构建应该建立在企业生态位分离的基础之上。企业对资源的需求越相似，产品和市场基础越相近，它们之间生态位的重叠程度就越大，竞争就越激烈。因此，在进行供应链的成员选择时，企业考虑入选企业生态位的分离。企业生态位的分离不仅减少了竞争，更重要的是为企业间功能耦合形成超循环提供了条件，使供应链由有序进化到更深层次的有序。

（二）r选择、k选择与供应链生态策略

生物学家们根据不同物种按照栖息、环境和进化选择将进化分为r选择和k选择。r选择是指环境气候变化大、资源相对短缺、灾害较多的系统对生物种群的选择；k选择是指环境气候稳定、资源丰富、灾害稀少的系统对生物种群的选择。根据对应的选择将进化策略分为r策略和k策略。从物种适应性出发，进一步将k选择的生物种群称为k策略者，r选择的生物种群称为r策略者。在生存竞争中，k策略者是以“质”取胜，r策略者则是以“量”取胜，k策略者将大部分能量用于提高存活，r策略者将大部分能量用于繁殖。

生态策略是生物在环境适应过程中形成的进化策略。与经济学家提出的最优化理论相对应，生物学家认为自然选择是一个最优化过程，一个现存物种表明了它是其对环境各种可能适应方式中的最佳选择之一。实际上供应链的进化过程亦是典型的环境选择的过程。有时处于减少风险考虑，会增加同类合作伙伴，但是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企业未必越多越好，它也遵循进化的生态策略。因为供应链所处的行业环境的承受能力有限，超出环境的承载力，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优化生态策略的途径有：供应链上的各企业要实现由r策略者向k策略者的转变；企业不能单纯追求规模的扩大和低成本战略，要向创新和难以复制的核心技术的战略上调整；要由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自觉遵循“适者生存”的市场生态竞争法则。

（三）演化博弈策略

供应链类似于生物有机界的食物链，是企业生态链的载体，也存在着能量和物质的流动、循环发生联系并由此相互作用。种群生态理论研究的方向就是探讨生物群落的适应与变迁的过程。演化博弈理论最早源于Fisher、Hamilton等遗传生态学家对动物和植物的冲突与合作行为的博弈分析，他们研究发现动植物演化结果在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在不依赖任何理性假设的前提下用博弈论方法来解释。

在该理论中，核心的概念是“复制动态”和“演化稳定策略”（ESS）。复制动态实际上是描述某一特定策略在一个种群中被采用的频数或频度的动态微分方程。根据演化原理，一种策略的适应度或支付（Payoff）比种群的平均适应度高，这种策略就会在种群中发展，即适者生存体现在这种策略的增长率（1/xk）（dxt/dt）>0，可用微分方程给出：（1/xk）（dxt/dt）=[u（k，s）—u（s，s）]，k=1，…，k。其中，xk为一个种群中采用策略k的比例，u（k，s）表示采用策略k时的适应度，u（s，s）表示平均适应度，k代表不同的策略。如果u（k，s）>u（s，s），在一定时期内是演化稳定策略（ESS）。由此可见，一个物种的进化可能会改变作用于其他生物的选择压力，从而引起其他生物的适应性变化，而这种变化将会引起相关物种的进一步变化。所以，两个或多个组织的自身进化常常是相互影响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互相作用的协同进化系统。这种复制动态的微分方程可以描述协同演化的过程，可以为供应链协同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三、结束语

从生态学理论的角度，以自适应、自然选择、协同基因和生物进化动力为切入点研究供应链协同的内在动因，得出供应链协同是供应链系统的一种自组织；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企业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链优势，使供应链协同成为必要；供应链上的节点企业具有协同基因等论点。相应于内在动因提出基于生态学理论的供应链协同策略有必要的生态位分离、k选择者的供应链生态策略和演化博弈策略。通过以上的研究为供应链协同内在动因问题的研究开辟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1]韩福荣，徐艳梅。企业仿生学[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

[2]程国平。供应链管理中的协同问题研究[D]。天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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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运红，王恒山。中小企业网络组织生态运行演化机制初探[J]。科学学研究，（8）：246—249。

篇2：供应链协同信用风险论文

供应链协同信用风险论文

一、供应链协同效应分析

（一）供应链协同特点

与传统的企业管理对比，现代供应链协同具有以下特点：

（1）整体观念。供应链被视作有机联系的整体。供应链整体利益最大化是各节点企业的共同目标，各节点企业通过信息共享、共同运作等实现整体目标和各自的业务目标。

（2）合作伙伴关系。供应链协同企业之间已不是单纯的业务关系，而是为共同的业务发展目标而紧密合作的伙伴关系，因此，在核心企业的关键业务方面，需要挑选合作伙伴进行协同运作。

（3）信息共享。在信息层面，需要将供应链各节点成员间的信息系统紧密地集成在一起，实现信息的实时流通和共享，使各节点成员能够更快、更好地进行协作，响应彼此间的需求及变化。

（二）供应链协同效应

供应链协同使分散在各节点企业上的产品开发、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市场营销和物流服务等价值增值环节通过不同的方式联合起来，依靠生产要素的流动，实现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利益共享，从而产生“1+1>2”的放大效应，使得供应链上的各个企业都获得整体竞争优势。对企业而言，只有充分发挥协同效应，才能提高供应链运营绩效。Kanda认为供应链协同完成目标计划将比参与方单独行动获得更多的收益。Nyaga（）指出供应链协同通过促进企业之间的信任和承诺，提高协同满意度和协同绩效。供应链协同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取得整体的竞争优势：（1）放大效应。协同有助于供应链各成员的实体资源、隐形资源都得到充分利用，各自的竞争优势得以进一步充分发挥，共同目标得以实现，产生整体效益大于单个企业之和的效应。（2）提高系统的敏捷性。协同联合供应链上的所有企业同步运作，协同计划、预测和补货，可以对市场需求作出快速反应，从而保持供应链的竞争优势。（3）成本优势。通过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的协同合作，运作中相关信息的及时反馈，提高了销售预测的准确度，减少了库存，抑制供应链管理的“牛鞭效应”，从而降低运作成本，使得供应链具有成本优势。

（三）供应链协同的影响因素

从协同的角度来看，整个供应链是由以获得共同利益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战略联盟的关系网络所组成的，其中顾客-供应商关系是供应链网络中最基本的“关系”单位，从组织、环境、技术三大方面探讨对供应链协同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发现信任与承诺是影响顾客―供应商关系的主要因素，即信任和承诺是供应链协同的主要影响因素。信任与承诺是维系合作伙伴关系的关键要素，信任是指目前对交易伙伴的信心，而承诺是指未来关系延续的意愿。供应链上的信任，就是相信供应链上其它成员不会利用损失合作伙伴利益而得到自己收益的机会，相信各个成员的行为将始终考虑供应链的整体利益。承诺传递出合作伙伴乐于投入精力来维持相互之间合作关系的信号，通过承诺，合作伙伴投入资源去维持和实现供应链目标。因而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是承诺的基础，信任程度的高低会影响着承诺决策和质量。信任会转变为信念、依赖、忠诚或者对供应链伙伴的完全置信，从而不担心供应链上其他成员的投机行为，而所作出的承诺促使合作者很难做出一些违背供应链整体利益的事情。

二、基于信用风险的供应链协同分析

（一）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CreditRisk）又称作违约风险，是指交易对手不能履行约定契约中的义务而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信用风险的形成根植于信用活动的不确定性，现代经济活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偶然性，导致进行社会活动时存在着许多的不确定性。在信用活动中，不确定性包括外在不确定性和内在不确定性。外在不确定性来自于经济个体经营活动之外，是经济运行过程中随机性、偶然性变化或不可预测的趋势，如宏观经济走势、市场资金供求状况、政治局势、技术条件等。外在不确定性造成企业经营结果的不确定性，继而导致信用风险。内在不确定性来源于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是由企业进行主观决策及获取信息的不充分等原因造成的，具有明显的个体特征。如：企业的管理能力、产品的竞争能力、生产规模等，甚至企业内的人事任命等都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履约能力。

（二）信用风险对供应链协同的影响分析

伴随着买方市场的逐渐形成，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种类越来越多，客户对服务要求的不断提高。为了更好的满足顾客的需求，企业间的竞争已经被由供应商、制造商、零售商、消费者等合作伙伴组成的供应链之间的竞争所取代。同时，随着供应链管理技术的普及和推广，全球范围开始推广精益生产、大规模定制、零库存的准时生产方式，一方面降低了成本，取得了更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供应链层次结构越发复杂，使得抵御不确定性事件的能力受到极大的挑战，降低了供应链系统的稳定性。处于这种供应链的大环境下，企业面临的来自企业内外部各个环节的信用风险问题更为复杂。供应链已不是简单的“链”状结构，而是由多个企业构成的网链结构，包括从供应商到最终客户的物流、服务流、资金流、信息流和价值流的直接参与的上下游实体组织，还包含第三方物流商、金融服务商、市场调研公司等企业主体。因而，供应链上的企业信用风险比传统单个企业所面临的信用风险要更为复杂和多变。供应链协同通过供应链伙伴间的合作来提高供应链整体收益，但协同过程也也伴随着一定的风险。供应链中每个成员企业基于自身风险和利益考虑，都不会选择将自己的全部私人信息进行共享。实务中供应链成员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供应链运作失败频繁发生，所带来的后果极为严重。供应链企业一方面要通过协同获取外部知识，同时要防止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企业间知识共享和企业技术创新的消极影响。供应链伙伴间的信任是建立在企业信用基础上的，对于信用度较高的企业，通常会获得更高的信任度。在联盟组织中，信任可以降低不确定性给个体所带来的伤害，增强个体对联盟组织的心理归属，由此会产生较高的承诺意愿；同时建立规范的约束机制有助于关系资本的提高，而供应链关系资本对供应链协同目标的实现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供应链上的企业信用风险具有不断累积、恶性循环、连锁反应的特点。在宏观经济因素如财政政策、市场需求和产品自身原因的综合作用下，市场有可能出现萧条，供应链上的产品没法销售出去，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企业的资金不能及时回笼，从而导致企业不能及时归还上一级供应商的资金；或者，企业的实力和规模使其无法按时提供契约所承诺的服务等，这些可能使其上一级的供应商承担很大的信用风险。以此类推，供应商的供应商也需要相应地承担这些风险，即当一个节点企业存在信用风险会波及到供应链上的其他企业，会破坏整个供应链系统的信用平衡，且它具有放大效应，从而影响供应链整体的正常运行和竞争能力。同时，由于牛鞭效应和风险耦合效应，信用风险在传导过程中不断与其他风险耦合产生新的风险，从而导致供应链效率降低，增大供应链的运作成本，降低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甚至可能导致整个供应链的运转中断。四、基于信用风险的供应链协同管理对策加强对供应链信用风险的防范和控制，是关系到供应链协同管理是否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1）构建诚信供应链企业文化。供应链企业应大力开展企业诚信教育，培养诚实交易观念，明确企业的利润应该通过供应链管理来获取；培育信用文化，将企业诚信文化与企业生产与管理的每一个环节融合起来，以诚信来指导企业的管理和发展；强化信用意识，形成诚信是安身立命之本，使诚信成为一种社会公德，促使供应链上的企业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不急功近利。

（2）构建供应链契约。各企业解决供应链协同过程中利益冲突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设计契约协调机制。供应链契约将成员间的权利、责任通过合同的形式确定下来，从制度上对合作双方进行协调，有助于分担不确定性因素引起的风险、克服成员的双重边际化效应、提升系统运行绩效。

（3）完善信用评价体系建设。通过信用评价体系建设，建立及时的信息披露机制、制度，使各企业能够及时、正确的了解、评估合作企业的信用质量，公平、方便地采集和使用信用信息资源，以减少或降低信用风险。

（4）加强信用法制建设，建立失信惩罚机制。建立和完善信用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法律在化解信用风险、抑制信用危机中真正落实到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篇3：钢铁产业国内转移的途径和动因规律论文

钢铁产业国内转移的途径和动因规律论文

伴随钢铁消费量和消费区域的不断扩大，20世纪初，在盐湖地区又兴起许多新钢铁工业中心，如芝加哥、克利夫兰、底特律和布法罗等，北部大西洋沿岸作为全国最大的钢铁消费区，也建成大规模钢铁厂。二战之后，钢铁工业向沿湖、沿海的消费区如芝加哥和大西洋沿岸集中，匹兹堡地区的中心地位大大削弱。原因是:一是煤和铁矿石可利用廉价水运，并有低运价优惠，而钢铁运价却很高。二是战后苏必利尔湖区富矿大减，从加拿大、委内瑞拉等进口优质廉价铁矿石日益增加。三是炼钢中消费的大量废钢资源主要来自消费区。20世纪60年代之后，消费区小钢厂利用废钢资源运用电弧炼熔炼、连铸机铸坯等工艺炼钢成为美国钢铁工业一大特色，对于平衡钢铁工业布局起到重要作用。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美国前五大产钢州均集中于东北部五大湖和大西洋沿岸地区，分别是俄亥俄、印第安纳、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伊利诺伊州。

从美国钢铁工业国内转移历程来看，其分布从靠近资源地型逐渐向临海和临消费地转变;充分利用水运条件，沿海、沿湖、沿河建大厂。钢铁工业的资源密集、规模经济等特点决定了其产业转移方向，形成了向临海、临消费地集聚，这不但有利于企业实现规模经济，也利于提高产业竞争力。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美国钢铁工业以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为骨干，但是以废钢为主要原料的电炉小厂发展迅速，其流程短，在经济效益上远高于传统长流程大型钢铁厂，其发展对于钢铁工业国内转移意义重大。

近代日本钢铁工业发展初期主要依据自身原料、燃料供应布局。日本现代钢铁工业标志的八幡制铁所，为原、燃料运输方便，选择临海区域建立工厂。19在北海道室兰，建起了以北海道石狩煤田炼焦煤为依托的另一原料导向大型钢铁企业。1930年之后，日本钢铁工业布局呈现消费地导向。二战期间，日本军事工业对钢铁需求激增，相继在钢铁主要消费地的阪神、京浜等工业区内建设新的钢铁联合企业，并利用国外原料及燃料。二战后钢铁需求以及国外原料来源都发生很大变化，进一步促进钢铁工业向临近工业区域中的消费市场转移。50年代以后，铁矿石、炼焦煤国外依存度渐强，其海外依存度均接近100%，主要依赖澳洲和美洲国家进口，这导致日本钢铁工业呈现临海集聚倾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石油危机和日元升值，日本钢企国际竞争力下降，开始关闭工厂、收缩战线，空间结构上越发集中于大城市圈和周边地区。大型联合钢企利用大型专用船舶运进煤炭、铁矿石等原料，并配置临海工厂等。目前，日本钢铁厂集中分布于太平洋海岸带状工业区内，形成长达1000公里的沿海钢铁工业带，原料、燃料全靠海外市场供给，而产品主要用于出口。这是典型的临海钢铁工业分布。从日本钢铁工业国内转移历程来看，其空间分布最初是以原料导向型的八幡、釜石、室兰向消费导向的大都市区、大工业区及其周围地区的千叶、水岛、加古川、名古屋等地区集中。此后，伴随原料、燃料供应结构之变化，开始呈现典型的临海工业集聚。发挥岛国优势，充分利用海运和港湾条件，进行填海造地，建设临海钢铁基地。

英国和德国作为传统钢铁工业强国，其钢铁工业转移路径亦有突出特点。对英国而言，20世纪以来，其生产单位迅速减少，但平均规模显著增大;在20世纪以前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老钢铁工业区内，分散性布局明显地趋于集中，形成了与新建四大深水码头紧密相连的六大生产基地。钢铁冶炼逐渐靠近沿海和主要消费区，国内各地区的钢铁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发生明显变化。对德国而言，钢铁工业布局以内地为主，集中于少数交通便利的煤铁原料基地和钢铁消费区，如莱茵—鲁尔工业区。同时，内河航运发达，保证了原燃料物流之畅通。沿海有所发展，但比重不大，主要集中在汉堡等港口城市。可见，铁矿石产地是德国钢铁工业布局的重要条件。

发达国家国内产业转移原因

钢铁工业国内转移影响因素众多，既有产业转移普适因素，亦有钢铁产业特有动因;包括市场因素和政府因素等。

市场因素。市场自发下的产业转移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依据市场环境变化，以投资和合约等方式改变产能布局。市场因素包括原料燃料供给、交通运输条件、市场需求变动以及承接地区工业基础等。钢铁工业生产需要耗费大量资源和能源，其中最主要的是铁矿石和动力燃料。拥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铁矿石资源是钢铁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铁矿石资源储量、品位、开采条件和所处经济地理位置均会影响钢铁工业布局与转移。同时，钢铁冶炼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燃料。钢铁工业燃料，经历了木炭、无烟煤、焦炭、重油、天然气、煤粉和电力等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燃料动力因素对钢铁工业转移之影响各异;然而总体趋势是对钢铁工业转移的吸引力逐步减小。从前述路径分析看，发达国家钢铁工业发展早期，主要进行原燃料导向的转移;伴随交通运输条件之改善，原燃料布局吸引力减弱，而向消费区域转移。值得一提的是，二战之后钢铁需求以及原燃料来源变化很大。以日本为例，铁矿石和炼焦煤国外依存日益增强，甚至接近100%;进口原、燃料的来源发生较大变化，开始主要依赖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等国，导致其钢铁工业向临海区域转移。

钢铁工业的原燃料和产品运输量均较大，通常每吨钢铁产品所需场内外运量为20吨，其中场外运输量为约5－7吨。①所以，各区域交通运输条件之变动往往会引发钢铁工业转移。无论是新建投资抑或改扩建投资，在其他条件相同前提下，往往由于交通运输条件差异而影响布局选择。一个年产能为600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年运量达3000万吨。②钢铁生产需要可靠的原、燃料供应，同时其产品数量大、用途广、需求地区多;均对交通运输条件提出较高要求。例如美国城市匹兹堡之所以成为美国钢铁工业中心，与其便捷的交通运输条件密不可分。由上文可知，匹兹堡地区地处五大湖区域，能通过五大湖和内河航运廉价购入原燃料。此外，紧邻大西洋沿岸工业区，陆路交通十分发达，可满足周边钢铁需求。

钢铁是工业发展之基础，其产品用途甚广。前述转移路径分析表明，二战以来，消费区域对钢铁工业转移之影响愈加突出。其中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伴随技术经济条件之变化，钢铁企业出现了由原燃料布局导向向消费地导向演进之趋势;二是钢铁工业从传统消费区向新兴消费区的转移。钢铁企业配置于消费地好处颇多:一是钢材品种、规格众多，大规模运输难度大，且单位运费远高于煤炭、铁矿石。例如煤每吨公里运费为1．04美元，铁矿石为0．7美元，而钢材为3．06美元。［7］不难得出，钢铁企业消费地导向的转移有利于降低成本。二是接近消费区域利于及时按照需求调整钢材品种规格，创新钢材品种，与用户建立紧密联系，拓展销售市场。三是钢铁消费区的机械工业普遍发达，有大量废钢资源可利用，特别对于大量使用废钢资源的电炉钢厂而言，等于靠近原料布局。4．承接地区工业基础承接地区的一定工业基础是钢铁工业国内转移之促进因素。钢铁工业特别是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占地面积大，耗水量大，因此用地用水等工业基础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钢铁联合企业的微观配置。以日本为例，该国山地众多，地形复杂，沿海人口密度大。钢铁企业综合考虑原燃料和消费地便利，在临海利用填海造地配置大型钢铁厂。鹿岛地区是茨城县综合开发振兴计划中临海工业地带造成计划的指定地域，同时能够提供广阔用地与丰富用水，以及通过公共投资先行进行了港口建设，加之临近重要消费地京浜地区，因此住友金属工业在鹿岛建设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除此之外，区域基础设施条件如交通、通讯、教育、医疗等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钢铁企业在该区域布局。

政府因素。政府调控下的产业转移是政府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战略目标出发，通过政策手段引导产业在区域间转移。按照行政等级，可分成国家政策和地区政策。国家政策对钢铁工业国内转移的影响体现在产业发展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和环境保护政策方面。从发达国家政策实践看，其国家政策目标多是保护本国钢铁工业、支持钢铁工业发展，钢铁工业国内转移政策也服务于上述目标，即将钢铁工业转移至最大限度满足需求和长远发展之地区;当然，这一目标也符合国家经济安全之要求。同时，各区域亦会制定相关钢铁工业发展政策，以提升本地工业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以主要国家和地区具体政策说明。

上述国家政策中，产业发展政策一般包括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区位和产业技术政策，其中钢铁工业区位政策(或布局调整政策)将直接导致国内转移。区域发展政策是针对区域发展的目标和问题采取的特定政策，旨在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其中涉及该区域钢铁工业发展之政策亦会间接影响一国钢铁工业布局。环境保护政策则会对钢铁等高耗能、高耗水和高污染行业的区域布局做出严格限定，从而影响钢铁工业转移。英国工业发展始终存在不同产业和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发展问题。为缓和这些矛盾，英国于1934年首次颁布工业布局法案，将由于钢铁工业衰退而造成经济萧条最严重的南威尔士等四个地区列为特别区(后称发展区)，为其工业振兴提供了多种援助。特别区内工业受到种种优惠，而对非特别区则通过准入控制等措施来限制工业发展，伦敦地区尤甚。战后，钢铁界一直考虑在泰晤士河畔兴建大型联合企业，限于工业布局政策，这一目标始终未实现。时至今日，英国钢铁工业始终难以越出发展区范围，官方政策影响可见一斑。经过“倾斜生产方式”计划和“钢铁合理化”计划的制订实施，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钢铁工业已与美苏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然而高速发展也暴露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污染问题首当其冲。因而日本政府制定了“工业重新布局计划”。也就是国家统一调配、勘探地点，并由国家贷款和实行经济补贴，将分布在市区内的某些公害严重的工厂或由于用地等原因扩大再生产有困难的工厂，迁往郊区或沿海地域，形成新的组合。在美国钢铁工业布局政策中，并不特别强调接近原燃料基地因素之响，而对物流和消费因素的吸引作用予以较强关注。早在20世纪初，为适应开发苏必利尔湖大铁矿和五大湖沿岸工业发展需要，政府开凿了联结五大湖以及沟通五大湖与密西西比河的运河，使两大水系连成一体，利于五大湖区域钢铁工业生产和物流。代，国会制定运输法，对内河运输采取扶植保护政策。此后，国家不断增加维护和扩建航道的投资，全部负担内河航运公司所用航道的建设、改善和保养费用，并给以内河航运种种税收优待等。

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对钢铁企业在土地使用、供水用电、物流交通等方面影响很大。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先后制定了“工业整备特别地域整备法”、“新产业都市建设促进法”等，指定特定地域进行综合开发。像水岛、鹿岛等均为上述规划的指定区域，享受到诸多政策优惠，可以取得所需广阔用地，因而逐渐成长为日本最大的钢铁工业配置区域。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困境。从罗斯福推行“新政”开始，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30年代依法成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负责领导、组织和管理田纳西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综合开发。密西西比河流域开发扩展五大湖钢铁工业中心的辐射范围，也促进美国钢铁工业向南转移。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颁布“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成立了阿巴拉契亚区域委员会，提供各种技术和社会信息服务，进行人力资源培训，帮助其进行结构调整。该区域周边印第安纳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均受益，并逐渐成长为美国的主要钢铁产区。通过财政金融手段支持节能环保技术开发是钢铁工业环保政策主要方面。因国内区域间技术壁垒较小，这并非造成钢铁工业国内转移的主要原因。但环境保护政策对各区域排污标准和污染行业区位分布做出严格限定，从而影响钢铁工业国内转移。

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制定“国土综合开发法”，将环境保护、产业布局调整和国土资源开发有机统一。日本国土规划中最大限度考虑了环境整治问题，通过国土规划调整产业空间布局和优化产业区域结构，将环境事故限制在局部范围内，有效控制环境污染之扩散。［8］此基础上，70年代制定实施“工业重新布局计划”，将位于市区的钢铁工厂向郊区和沿海转移。20世纪70年代，美国先后制定“清洁空气法”和“清洁水法”，对各州排污标准进行了差别性严格限定，极大影响了钢铁工业布局。80年代初，美国开始实行排污权交易政策，该政策规定了一定区域排污总量限额，并将限额分解到各企业，企业间可以进行排污量交易。该交易还规定在环境质量未达标地区，没一桩交易要承担削减排污量10%到20%的义务。［9］环保法案的出台增加了钢铁工业成本。20世纪70年代美国钢铁企业将其投资的10%－20%用于污染控制。一些资本有限的中小企业由于达不到法定污染排放标准而被迫关闭，铸造行业仅1968－1974年间就有超过400家中小企业倒闭［10］，钢铁工业市场结构和区域结构大大改变。

从美日等国政策实践看，其州(县)亦会制定相关政策规划，提供用地、投资、税费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便利条件，以支持本地钢铁工业发展，其中包括综合性规划中的钢铁工业部分、钢铁工业专项政策以及针对重点钢铁企业的优惠政策等。首先，钢铁工业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茨城县先后制定“茨城县综合开发计划”和“茨城县综合振兴计划”，其中在1960年完成了“鹿岛滩沿岸地域综合开发计划”亦即“临海工业基地造成计划”。在此计划指引下，鹿岛地区逐渐成长为日本钢铁工业配置的核心区域。此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于出台经济刺激计划，向本地产业共提供28亿美元的贷款、赠款和担保，并向以制造业为主的传统产业提供资源和财力，使其获得新技术以提高生产力。作为全美主要产钢州，这一刺激计划给衰退的钢铁工业注入了活力。其次，美国主要产钢州均对钢铁工业进行扶持。俄亥俄州制定实施了旨在支持本州钢铁工业发展的“钢铁发展行动”，对钢铁工业进行直接贷款或贷款担保，设立企业债券基金，实施基础设施赠款，并对钢铁产业培训进行拨款。印第安纳州政府提供钢铁工业咨询服务。宾夕法尼亚州设立可替代能源基金以及钢铁产品购买法案等。以上措施均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该区域钢铁工业。最后，美国主要产钢州对重点钢铁企业进行扶植。如印第安纳州和肯塔基州向AK钢铁公司提供一揽子刺激措施等。

对中国的启示

作为目前世界最活跃的经济体之一，中国钢铁产业转移不论对中国自身抑或世界均有较大影响。由表1，东北地区粗钢产量占全国之比由1950年的80．36%降至的10．58;同期，华北由12．87%升至33．78%，华东由4．13%升至31．36%。不难得出，钢铁工业在中国范围内发生了较显著的区域产业转移。特别的，近年来，中国钢铁工业布局已经明显从内陆资源指向型转向沿海消费指向型布局。［11］但是钢铁工业空间结构仍存在较大问题，如周维富认为，中国钢铁工业布局存在三重错位。一是地区分布与资源分布错位，二是地区分布与市场需求错位，三是地区分布与国家发展错位。［12］可见，中国钢铁工业国内转移仍旧任重道远。

立足资源，因地制宜。分析有关国家发展钢铁工业的历程，但凡发展速度比较快或者产量增长比较稳定并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国家，无不根据不同资源和条件、因地制宜发展本国钢铁工业、组织钢铁工业转移。日本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与美苏鼎足而立;但从资源角度，与美苏相比，日本是名副其实“资源小国”。日本的铁矿石几乎为零，炼焦煤储量也很小。这是日本发展钢铁工业的首要不利条件。但是，日本从国内资源贫乏的现实出发，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岛国海运方便、造船工业发达、劳动力资源丰富等优势，国家大力扶植钢铁工业，战后实行三次“合理化”计划，与原料出口国订立长期合同，用现代化大型高效设备武装钢铁工业。为了充分利用海运条件，在沿海港口或通过填海造陆兴建大型钢铁厂，这样便形成了沿海设厂这一具有典型性的钢铁工业布局形式，给日本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果。对中国而言，其钢铁工业是“铁矿石进口”与“煤电耐材国内供应”的资源供应格局。这比日本情况更为复杂，因此日本模式只可借鉴，不能复制。然而目前中国钢铁工业转移取向却是单边主义的，即大型钢铁集团全部分布或计划分布在沿海地区，宝钢、首钢、河北钢铁集团、山东钢铁集团等均在谋求向沿海转移。综合分析资源分布和市场需求，选择运用“城市周边型”和“海港工业带”模式，避免钢铁工业转移的单边主义，是未来钢铁工业国内转移的总体思路。

利用水运，沿河沿海。充分利用水运，沿河沿海建厂，有利于改善钢铁工业布局，降低成本。美国利用东西面向大洋和五大湖、密西西比河纵贯南北的.有利条件，结合国内煤铁资源分布特点，沿海、沿湖、沿河建大型工厂，在大西洋沿岸和五大湖地区大力发展钢铁工业，使水运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形成美国钢铁工业布局一大特点。原燃料运入和产品输出都尽量利用水运或水陆联运，运费低廉，有利于降低工业产品成本。因此，在美国钢铁工业布局过程中，并不特别强调接近原料和燃料基地因素的影响，而对运输因素和消费市场的吸引作用予以较大的注意。日本从国内资源贫乏现实出发，充分发挥岛国和造船工业发达优势，化不利为有利，在沿海港口或通过填海造地建立大型钢铁厂。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日本一面对原有工业基地实行全面技术改造，一面在便于原燃料输入和产品输出的沿海地带，大力新建现代化大型工业基地，使钢铁产量和工业产值成倍增长。大型运矿船可直接开进钢铁厂的原料码头，而钢铁产品也直接从工厂成品码头上船运往世界各地。虽然发达国家钢铁工业国内转移的总体取向是沿海布局，但是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广大，各地资源消费情况迥异，所以应避免钢铁工业布局的单一主义。美国模式充分利用了本国水力资源，大力发展钢铁内河航运。中国河湖资源丰富，特别是黄河和长江，具备较强航运条件。这也给钢铁工业向内陆转移提供了条件，为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当然，沿河沿湖布局对钢铁工业环境保护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立足国情，建改相宜。根据不同国情组织国内转移，将建新厂与改扩建旧厂相结合，将新建投资与兼并重组相结合，既充分发挥大型企业的骨干作用，也积极发展中小型企业。战后美国主要依靠扩建老厂来增加钢铁产量和扩大品种、提高质量。60年代以来，随着电炉炼钢发展，小型钢厂得到迅速发展。其特点是以当地的废钢为原料，多分布在中小城市和工业中心，生产技术水平先进，劳动生产率很高。由于用废钢，原料和产品运距短、运费低，折旧也很少，所以成本低，在经济上完全能够和大型企业并存。在骨干企业向大型化发展的同时，这种小钢厂作为大型企业的补充，在经济上有很强的生命力，同时丰富了钢铁工业布局选择。战后日本钢产量飞速增长，主要靠新建大型沿海钢铁厂实现。从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先后建设了千叶、名古屋、君津、鹿岛等13个大型钢铁厂。日本在大力建新厂同时，也积极改建、扩建原厂，如八幡、室兰等都进行了大规模改扩建，增添现代化设备，使产能成倍增长。以兼并重组提升市场集中度，是日本钢铁工业转移的突出特征。20世纪70年代富士制铁和八幡制铁重组为新日铁集团，新世纪初NKK集团和川崎制铁合并为JFE集团，均造就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钢铁集团。中国亦在谋求钢铁企业的区域整合，年至今先后重组形成河北钢铁集团、山东钢铁集团和广东钢铁集团等。然而，重组范围多限于省内，且政府色彩浓厚，重组效果不佳。未来应突破区域壁垒，真正按照市场规则组织兼并重组。

注重规模，建立基地。从世界主要产钢国家发展钢铁工业历史看，随着大型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都会逐步形成不同规模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对改善地区经济结构，提升经济效益有重要作用。不论是美国的五大湖工业区还是德国的鲁尔工业区都在不同时期先后经历了以钢铁工业基地为基础，向综合性工业基地发展的过程。日本鹿岛是世界上有计划地以钢铁为基础建设大型钢铁综合性工业基地的突出代表。在六十年代初，鹿岛尚为一片荒凉沙丘海岸，经过多年的建设生产，至七十年代中期，它已经成为日本最大工业基地之一。目前，鹿岛已经成为一个以钢铁、炼油、石油化工和电力为骨干，多种行业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具有规模大、技术先进、厂区布局紧凑以及综合利用资源、注意环境保护等特点。

就目前而言，中国东部沿海钢铁工业已近饱和。中西部地区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丰富的煤电水资源，应成为钢铁工业转移之新方向。在此基础上，带动工业综合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全面提升，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发展意义重大。

篇4：电子商务与供应链的协同管理策略的论文

作为网络经济的必然产物,电子商务掀起了经济领域的一场革命。面对电子商务大潮,众多企业最关心的是如何通过电子商务解决企业的供应链管理问题。

供应链是指从产品开发到售后服务过程中形成的各个环节纵向一体化网络,是对整个供应链的各参与组织或部门之间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进行计划、协调和控制等,其目的是通过优化提高所有相关过程的速度和确定性,使所有相关过程的净增加值最大化,并提高组织效率和效益。供应链管理是基于供应链网络上的各组织或部门具有一个共同的战略目标基础上的管理,它将整个供应链看成一个有机整体,体现了系统管理的思想。

电子商务为供应链的协调提供了机遇,同时也使供应链的协同管理面临挑战,关于在供应链内建立协调合作关系,有两种观点:观点一认为,供应链各方以各种正式合同来保证合作,一旦合同拟定下来,各方只从自身利益出发以信任的方式开展合作;观点二认为,由于供应链各方存在一系列相互作用的关系,信任和合作的关系建立在时间的基础上,积极的相互作用加强了对方合作的信任。

在实际情况中,上述两种观点各有偏颇,不可能设计出一种能够涵盖未来发生的所有偶然事件的合同。因此,彼此尚不信任的双方不得不靠建立信任关系,来解决合同内尚未涵盖的问题。在多数有效率的合作关系中,两种方案兼而有之。故应从两个方面来完善供应链的协同管理,一是从供应链的硬环境建设方面,一是从软约束方面,两方面相辅相成,共同实现供应链的协调运行。

基于电子商务的供应链硬环境协同

供应链协同管理的硬环境建设包括两方面,一是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是供应链成员必须遵守的硬性合同、制度。由于这两方面都具有一旦建立就保持稳定或具有强制性、灵活性较差等特点,所以把两方面共同努力达到的供应链协调称之为供应链,即硬协同管理。硬协同是供应链最主要的协调管理工具,在供应链管理的初级阶段也是最有效工具,要想实现供应链的最优化目标,是必不可少的。

硬件基础设施建设

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为供应链协调提供技术支持,保证供应链上信息流、物流和商流等畅通。供应链上各企业的基础设施必须跟上电子商务发展的步伐,能为供应链各阶段之间的同步行动创造条件。

电子商务要求的基础设施首先就是网络设施,供应链上必须完善自己的网络基础设施,在企业内部建立起Intranet(企业内部网)和在企业之间建立外部网络(Extranet)。使内部供应链与外部供应链连成一个整体,只有这样,供应链上的信息才能同步传输,信息在出现的同时就能在供应链上得到共享。

供应链上的生产和物流设施必须满足电子商务的需要,电子商务时代的'运输更多的是趋向于第三方物流,那么传统供应链企业包揽一切运输任务的状况就得改变,许多不必要的物流设施完全可以省去。供应链上的各企业之间的设施不匹配会导致供应链不协调,必须进行优化。

另外,供应链上企业的管理系统必须能满足供应链协调运营的需要,管理系统要能有效的把企业各功能模块集成起来。目前,供应链管理的工具很多,应用范围各不相同,应用最广的主要是两种系统,一是企业资源规划系统(ERP系统),一是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系统)。两种系统基本涵盖了供应链的整个管理范围,能够满足电子商务环境下供应链管理的需要。

ERP系统掌握了整个企业的原材料、订货、生产安排、成品库存及其他信息,跨越了企业职能之间的界限,涵盖财务、物流、生产、订单完成、人力资源和供应商管理等功能模块,这些模块相互关联,因而每一职能的使用者均能知道公司其他领域发生的情况。企业资源规划系统不仅仅纪录整个系统状况,同时还帮助企业实现自动化、提高效率、减少失误。此外,ERP系统的杰出之处在于实时提供广阔视野。

CRM系统是一种旨在改善企业与客户之间关系的新型管理机制,具有收集、分析和利用各种关系获得客户信息的功能,从而帮助企业充分利用客户关系资源,扩展新的市场和业务渠道,提高客户满意度和企业盈利能力。CRM与业务流程紧密结合,加强了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实现了业务流程的自动化,它一般由销售、市场营销、服务、电子商务和电话中心五个功能应用组件构成。

合同制度的建立

对供应链的协调起着关键作用的合同机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信息共享机制供应链要通过联合预测与规划来实现协调,前提是必须要有共享信息,减少供应链上的波动,必须保证各阶段决策的基础数据如销售量、需求量和库存量等的一致性,制定一些合同与制度来要求各阶段都能把自己掌握的数据与其他阶段共享。许多企业认为,共享信息会泄漏自己的商业秘密,因而持消极态度,一旦信息共享的合同制度建立起来以后,这种行为就应该受到惩罚。

利益分配机制供应链的协调运营提高了整条供应链的盈利能力,但是各阶段从这种协调中得到的利益是不均衡的,这就限制了一部分企业采取协调措施的积极性,把协调运营所增加的盈利在各阶段之间进行再分配,做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利益分配的比例只有通过强制的形式规定下来才能得到承认。由于很难区分各阶段在协调管理中所付成本的大小,因而比例的确定是一件困难的事,唯一的办法就是各阶段之间的相互妥协。

冲突解决机制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能够显著增强供应链的协调关系,任何供应链关系都难免会出现各种冲突,如果冲突解决得不能令人满意,就会使合作伙伴关系恶化。为了促进交流,管理者及合作成员之间应该经常定期举行例会,在矛盾转化为冲突之前付诸讨论,即便未能采取基本对策,也为矛盾的深入解决提供了一个基础。详尽的合同是有效解决争端的有效工具,通过签署合同,鼓励供应链成员协商解决计划外偶然事件的发生,以此增加彼此的信任。

基于电子商务的供应链软约束协同

供应链的软协同就是要在供应链成员之间建立一种信任的合作伙伴关系,各成员能够自觉地维护供应链的整体利益,这是精神、文化、理念上的融合,又称为“文化协同”。电子商务环境的虚拟性增加了供应链上相互信任的重要性,因为虚拟的供应链成员更容易做出短期的投机行为,从而破坏供应链的和谐关系。

在建立信任的供应链文化中,管理者应该注重下列因素。合作中的弹性、信任与守信有助于供应链关系的成功。直接负责合作关系的管理者,以合作各方自身期望为依据,界定每一方的价值,这能增进合作关系。明晰各方行为结果的机制有助于避免冲突,解决纠纷。这种机制有助于避免某一方的投机行为,并能指出程序的缺陷,提高双方关系的价值。强势方公正对待弱势方。脆弱的合作伙伴关系越公正,供应链关系往往就越紧密。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了解。供应链成员应该主动让对方清楚自己的战略目标、价值趋向以及具体的管理措施,在此基础上,取得求同存异,达到协调的目的。奖励有利于供应链协调的行动。这是培养协同文化过程中有效的工具。

供应链中的信任文化是要通过长期培养才能建立起来的,供应链管理者只有本着信用、公正、互利的方式设计和管理合作关系,才能在供应链内建立信任与合作的关系。

篇5：基于生物制药供应链的协同创新模式研究论文

1研究背景

生物制药是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选择，也是全球高技术产业竞争的焦点[1].目前生物制药企业之间的竞争已转变为供应链之间的竞争，而协同创新是提升供应链竞争能力的有效途径已在生物制药产业成为共识[2].因此，开发出能够加强产学研各关联主体合作、资源整合、科技创新的供应链协同创新模式变得十分迫切[3-4].

供应链协同创新是一种为提高供应链运营的效益和效率[5]而联合内部成员（如开发商、供应商、生产商、分销商和消费者等）和外部关联主体（如政府、大学及科研院所、中介组织等），对资源进行“整体性”和“动态性”的大跨度整合的科技和管理创新模式[6].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生物制药产业创新[7];第二，生物制药供应链中某个单一业务流程创新，如物流创新[8]、市场营销创新[9]等；第三，生物制药供应链节点企业间的合作创新[10],如制造商与供应商在创新方面的协同能够形成双赢局面[11];第四，生物制药供应链节点企业间的创新激励，如制造商通过向供应商提供创新补贴可促进供应商进行创新[12]、供应商也可通过战略性转移定价承诺激励制造商开展更多的创新活动[13];第五，生物制药产业创新平台建设，如研究产业创新平台与先导产业集群[14].但是，上述研究都只反映了生物制药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某个局部特点，未从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整体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出发揭示生物制药供应链协同创新的一般性规律。

针对生物制药供应链协同创新，目前已有学者研究了一系列关联问题，如生物制药创新中的专家型公司与核心公司[1]、生物医药供应链的重组与运营策略[15]、生物制药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的组织运行模式[16]、生物制药供应链公共服务管理平台体系[17]等。本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延续和深化，以期开发出能全面反映生物制药供应链协同创新一般性规律的协同创新模式。

篇6：基于生物制药供应链的协同创新模式研究论文

2.1基本结构

基于笔者对“生物制药供应链公共服务管理平台体系”[17]的研究，笔者总结了包括“研发子系统”“生产子系统”“流通子系统”和“使用子系统”的生物制药供应链的基本结构，如图1所示。

各子系统的基本构成和主要功能如下：“研发子系统”涉及的主要节点企业和关联主体有大学及科研院所等公共研究机构、专家型企业、核心企业、消费者（患者）、政府部门和中介组织，主要承担基础研究、初期发现、实验室研究与中试发展、临床前试验、临床试验、政府审批等药品上市前的研发任务[1];“生产子系统”涉及的主要节点企业与关联主体有核心企业、原料供应商、政府部门和中介组织，主要承担原材料生产、原材料采购、活性药物成分制造、药品二次制造、药品包装及市场营销等任务；“流通子系统”涉及的主要节点企业和关联主体有生物制药原料供应商、核心企业、专业化的生物制药第三方物流企业、药品分销商、医院及药品零售商、消费者（患者），主要承担药品分销、药品及原材料流通（采购、仓储、运输、配送等）等任务[15];“使用子系统”涉及的主要节点企业和关联主体有核心企业、医院及药品零售商、消费者（患者），主要承担药品零售、药品使用、市场调查、信息反馈等任务[17].

2.2协同创新机会

受Hall提出的“霍尔三维结构模型”的启发，笔者认为生物制药供应链中存在“横向协同创新”“纵向协同创新”和“深度协同创新”三方面的机会（如图1所示）。

1）横向协同创新。横向协同创新是指生物制药供应链与“关联产品及产品组合供应链”和“竞争供应链”的协同创新。目前生物制药行业的药品、器械及服务三大“关联产品供应链”和“竞争供应链”整体上处于各自为政的分散运营状态，这种重复建设的运营模式导致大量资源浪费，为横向协同创新提供了机会。例如，辉瑞公司、默克公司和罗氏公司等一些国际着名生物制药企业已在供应链横向协同创新方面进行了探索。

2）纵向协同创新。纵向协同创新是指生物制药供应链中各节点企业间的协同创新，具体包括研发协同创新、生产协同创新、流通协同创新、使用协同创新和市场营销协同创新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物药品的市场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征，现有的生物制药供应链运营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变化和快速响应客户需求。这给生物制药产业在研发、制造、运输、营销等方面实施纵向协同创新带来了机遇。

3）深度协同创新。深度协同创新是指，针对横向协同创新和纵向协同创新，对各协同创新主体在知识、资源、行动和绩效等方面进行动态整合和系统优化，其过程表现为“沟通-协调-合作-协同”[6].

随着新兴技术和管理科学的不断发展，理论者和实践者都在不断探寻更加高效的供应链深度协同创新模式，以加快横向协同创新和纵向协同创新中各环节的知识和技术的融合，这为深度协同创新创造了重要机会。

2.3横向协同创新、纵向协同创新与深度协同创新的关系

“横向协同创新”“纵向协同创新”和“深度协同创新”种类型的协同创新机会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本小节将对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描述。

首先，单独来看，“横向协同创新”“纵向协同创新”和“深度协同创新”是生物制药供应链协同创新的“线”,它们分别从宽度、长度和深度3个维度展开各自的协同创新活动，以达到整合资源和改善生物制药供应链运营绩效的目的。

其次，将“横向协同创新”与“纵向协同创新”相结合，从宽度和长度两个维度开展协同创新活动，从而构成了生物制药供应链协同创新的“面”.生物制药供应链协同创新的“面”从“竞合”角度出发，优化协调“关联产品及产品组合供应链”、“竞争供应链”

及供应链内部各自为政的分散资源，以达到优势资源共享、提升运营效率的目的。在时间上，“横向协同创新”与“纵向协同创新”可同时进行。

最后，从知识和技术融合的角度出发，“深度协同创新”在由“横向协同创新”和“纵向协同创新”组成的协同创新“面”的基础上，对各协同创新主体在知识、资源、行动和绩效等方面进行动态整合与系统优化。因此，将“横向协同创新”“纵向协同创新”与“深度协同创新”相结合，从宽度、长度和深度3个维度开展协同创新活动，就构成了生物制药供应链协同创新的“体”.在时间上，“深度协同创新”晚于“横向协同创新”和“纵向协同创新”.综上，将“横向协同创新”“纵向协同创新”与“深度协同创新”相结合，可开发出生物制药供应链三维立体协同创新模式。

篇7：基于生物制药供应链的协同创新模式研究论文

在前文识别出的协同创新机会的基础上，笔者开发了如图2所示的生物制药供应链三维立体协同创新模式。本节将从理论层面揭示生物制药供应链三维立体协同创新模式的基本策略。

3.1横向协同创新策略

由图2可知，生物制药供应链横向协同创新的基本策略主要包括关联产品及产品组合供应链集成运营创新策略、基于企业内生比较优势的供应链细分运营创新策略。

1）关联产品及产品组合供应链集成运营创新策略。生物制药行业采用集成供应链运营模式主要受以下两个因素的驱动：首先，集成生物制药行业的“药品”“器械”和“服务”三大关联产品供应链，有利于各决策主体充分了解总体情况、正确制定计划、有效配置支援及快速响应市场需求，从而提升生物医药行业的整体效率；其次，基于消费者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求，采用“药-械-服务”产品组合创新策略打造出的产品独特性很可能转化为市场独占性，如世界最大预充式注射器供应企业BD公司以及中国的山东民康、山东药玻、威高集团等就是此方面的先行者。因此，“药品-器械-服务”三类供应链由分散运营模式向集成运营模式转变是生物医药行业的较优选择。关联产品及产品组合供应链集成运营可以实现以下目标：①避免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从而可以整合资源、降低生物制药供应链的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②生物制药供应链各节点企业能够了解总体情况、创新产品、满足消费者日益增加的医疗需要。

2）基于企业内生比较优势的供应链细分运营创新策略。为了发挥生物制药企业自身的比较优势、共享“研发-制造-流通-使用”诸环节中的资源，生物医药行业出现了数量众多 的 合 同 研 究 组 织（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CRO）、合同委托加工（contract manufacture organization,CMO）服务、专业化的第三方物流等企业或组织，以专门承接生物制药行业的外包业务。例如，辉瑞公司、默克公司和罗氏公司等全球知名公司均将其没有比较优势的生产业务外包给生产业务提供商。因此，在未来除了某些大型生物制药企业以外，大多数生物制药企业均需要依据自身在整个行业中的比较优势来选择细分化的供应链运营策略，如图2所示。为便于企业选择，笔者对4种可供选择的细分化运营策略描述如下：①“虚拟制造商运营策略”的核心思想是选择外包整个供应链、成为虚 拟 制 造 商，如Glaxo-Smith Kline、Merck和Pfizer等公司外包其没有比较优势的API（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生产业务；②“服务创新者运营策略”的核心思想是创建一条以服务为导向的差异化供应链，如德国医疗集团Fresenius就采用了该策略；③“低成本制造商运营策略”的核心思想是创建一条可靠的、务实的、能更有效地提供产品的供应链，其运营模式类似于消费品行业精益供应链的运营模式；④“利润中心运营策略”的核心思想是将产品与附加服务相结合来实现企业盈利。

3.2纵向协同创新策略

由图2可知，生物制药供应链纵向协同创新的基本策略主要包括：研发协同创新策略、生产协同创新策略、流通协同创新策略、使用协同创新策略和市场营销协同创新策略。

1）研发协同创新策略。生物药品研发协同创新的关键主体是核心企业[16],核心企业向各关联主体提出研发协同创新需求，各关联主体接收到需求信息后给予相应的支持响应。

①核心企业与消费者的协同。研发协同创新的关键在于要有效识别消费者的需求、准确判断市场趋势，从而依据消费者的需求进行研发协同创新定位。

②核心企业与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协同。核心企业通过加强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协同可以有效解决自身基础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如高校和科研院所可为生物制药企业提供实验场地、研究设备及研发团队等资源支持。

③核心企业与专家型企业的协同。核心企业与专家型企业间的协同创新是确保生物制药产业可持续创新的关键[16].例如，默克公司收购Sirna公司获得新药研究成果，罗氏公司收购454公司获得下一代基因测序技术等。

④核心企业与政府和中介组织的协同。一方面，核心企业与政府加强协同可以获得资金、创业环境、知识产权、创新激励、融资信贷等政策支持；另一方面，核心企业与中介组织加强协同可以获得风险资金和融资借贷、人才再培训和教育、信息咨询、财务分析、法律顾问等服务支持。

2）生产协同创新策略。生物药品生产协同创新以核心企业为中心，整合供应商、政府部门、中介组织等关联主体的资源，将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GMP）融入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方案，确保灵活、敏捷、优质、安全、高效地生产合格的生物药品和提供满意服务。

①核心企业与政府药品监管部门的协同。一方面，在生产协同创新中，核心企业需要通过制定和实施ERP来实现在战略制定与实施、业务流程优化、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全面协同。另一方面，核心企业需要加强与政府药品监管部门的协同，将GMP融入生物制药企业的ERP方案中，确保持续、稳定地生产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生物药品[17].②核心企业与供应商的协同。核心企业向供应商提出质量、性能、技术指标等方面的创新需求，供应商研发和制造出相匹配的原材料（原料药）。

③核心企业与中介组织的协同。要提高生产效率和为消费者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生产协同创新离不开中介服务组织在管理咨询、合同与订单处理、资金结算和人力资源及物流外包等方面的支持。

3）流通协同创新策略。生物药品流通协同创新的核心主体是专业化的第三方物流企业，涉及供应商、核心企业、分销企业、零售企业、医保机构和消费者等关联主体[15].首先，运用电子商务、云计算和先进跟踪技术等新兴技术改造传统生物药品及原材料的流通模式，构建以专业化第三方物流企业为核心的现代药品流通平台，如美国的“GHX”平台可为80%的药品和器械的流通提供服务。其次，基于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在采购管理、库存管理、存储管理、运输配送管理、质量安全管理等关键环节采用供应链流通协同创新模式。例如，国内九州通医药集团采用的流通协同创新模式可提供有益的借鉴：①采用“集中采购平台”,保证订单采购、商品入库、资金结算等业务流程顺畅衔接；②在库存管理方面实行ABC分类法，依据库存上下限要求及时调整库存水平，合理分类药品，增强市场预测能力；③严格按照GSP要求，实现存储管理“四分存”;④针对细分目标市场，实施药品销售精细化管理；⑤利用运输管 理 系 统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system,TMS）管理车辆运营与成本，提高运输配送效率；⑥从计划采购、入库验收、出库复核、配送保障等环节入手，严格控制药品安全风险。

4）使用协同创新策略。生物药品使用协同创新旨在通过医保机构、消费者、政府部门及中介组织的共同努力，解决生物药品在使用环节存在的误用和滥用、假冒伪劣等安全问题。首先，生物药品使用协同创新迫切需要建立基于电子商务的药品使用公共平台，如九州通医药集团与京东商城共同建设的“京东好药师网”就是此方面的先行者。其次，注重与患者的交互。通过构建含医疗服务数字化交付、电子健康记录、远程监测等服务的患者交互界面，促进拉式供应链的形成，如Proteus Biomedical公司设计的原型芯片和接收器就准确记载了药片产生代谢变化的时间。再次，强化与政府监管部门的协同。将药品使用质量管理规范（good using practice,GUP）（GUP）融入药品使用的各环节中，对生物药品使用全过程进行监控，以确保患者用药安全为目标。最后，加强与中介服务组织的协同。在建设药品使用安全信用体系方面，中介组织具有重要的推动、规范、监督和服务作用，如“宁波医疗咨询公共服务平台”就是此方面的较好案例。

5）市场营销协同创新策略。生物药品市场营销协同创新涵盖了生物制药“研发-生产-流通-使用”的全过程，涉及高校及科研院所、专家型企业、核心企业、原材料供应商、分销商、医保机构、消费者等众多关联主体。首先，在核心企业的主导下，调查和分析市场消费者的需求、发现和评价市场机会。其次，基于市场消费者的需求，“研发子系统”进行产品及产品组合研发、原材料生产及药品生产工艺技术改进等工作。再次，在核心企业的主导下进行生物药品市场细分、目标市场选择和市场定位，并制定生物药品市场营销战略。最后，相关节点企业制定产品策略、价格策略、渠道策略和促销策略，并组织人员具体实施。

3.3深度协同创新策略

本小节将从深度协同创新的内涵和过程两个方面入手，揭示生物制药供应链深度协同创新的核心思想和一般规律。

1）核心思想。生物制药供应链深度协同创新将依靠资源获取收益的传统运营模式转变为依靠知识的创造、获取和共享实现增值的运营模式。通过知识活动的不断互动，知识库中的大量知识将被挖掘出来并被转化为资本，生物制药供应链系统的整体绩效据此得到提高。因此，生物制药供应链深度协同创新的核心思想是：针对横向协同创新与纵向协同创新涉及的关联主体，以知识增值为主线，在知识共享、资源优化配置、行动最优同步、绩效最优匹配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动态整合和系统优化，实现效率和效果的升华与帕累托改进。

2）一般规律。由图2可知，可从两个维度分析生物制药供应链的深度协同创新模式：“知识、资源、行动及绩效”的整合；“知识分享、资源优化配置、行动最优同步及系统最优匹配”的互动。上述两个维度在不同位置上的整合和互动形成了“沟通-协调-合作-协同”的深度协同创新过程[6].首先，生物制药供应链深度协同创新不仅强调创造知识，而且注重知识的应用和增值。因此，深度协同创新的沟通阶段就是对横向协同创新与纵向协同创新涉及的关联主体的学术知识和经验知识进行整合与共享的过程。其次，生物制药供应链的横向协同创新与纵向协同创新离不开资源的消耗和利用，而运用基础理论和定理可以更好地优化配置资源。因此，深度协同创新的协调阶段就是在横向协同创新与纵向协同创新的过程中运用正确的知识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再次，在生物制药产业，高校及科研院所创造的大量新知识并未实现商业转化增值。因此，深度协同创新的合作阶段就是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一致性政策的导向下对横向协同创新和纵向协同创新涉及的关联主体的知识、资源、行为等进行动态整合以实现各关联主体的行动最优同步的过程。最后，生物制药供应链系统内知识、资源、行为的匹配度将影响横向协同创新和纵向协同创新的.绩效。因此，深度协同创新的协同阶段就是对横向协同创新和纵向协同创新涉及的知识、资源、行为和绩效进行全面整合的过程[6].

4协同创新平台

按照美国学者Meyer的观点，生物制药产业创新平台是由一系列核心子系统对接集成的能源源不断地派生出知识、技术和服务的公共架构，以前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16-17].本节从实践操作层面，结合中国生物制药产业的实际需求，提出能实现生物制药供应链三维立体协同创新思想的平台模型（见图3）。

4.1需求分析

生物制药产业要推进供应链三维立体协同创新模式，要实现创新互惠知识的共享、资源优化配置、行动最优同步、系统高度匹配，为生物制药产业的持续创新提供有力的技术和管理支持，就必须搭建一个三维立体协同创新平台。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生物制药产业特征的需求。知识和技术密集是生物制药产业的典型特征，中国生物制药产业要推进供应链三维立体协同创新模式，就应遵循公益与效益相结合的思路，构建一种对离散社会资源起聚合作用的创新平台，其运作模式是政府引导、企业建设和运营。例如，美国的圣地哥、德国的莱茵三角、印度的海德拉巴、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等地均建有生物制药创新平台。

第二，中国生物制药产业创新的需求。根据笔者对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江苏泰州等地的典型生物医药园区的调查研究和已有研究文献的分析，目前中国生物制药产业创新的基本特点是：基础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科研成果主要集中在大学和研究院所，拥有一批专家型公司，但整个生物制药产业缺乏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创新平台；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生物技术创新的氛围不够浓厚，整个生物制药产业的产学研结合创新不够紧密。中国生物制药产业创新的基本特点决定了构建并运营创新平台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第三，生物制药供应链三维立体协同创新的需求。首先，生物制药供应链三维立体协同创新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中介组织的服务支撑；其次，生物制药供应链三维立体协同创新包含“横向协同创新”“纵向协同创新”和“深度协同创新”,这就需要生物制药产业在战略层面、策略层面和信息技术层面全面实现协调。因此，要实现生物制药供应链三维立体协同创新的基本思想，就必须构建三维立体协同创新平台。

4.2组织运行模式及功能实现

由图3可知，三维立体协同创新平台由“组织运行系统”和“功能实现系统”构成，它们分别为推进生物制药供应链三维立体协同创新模式提供了“组织保障”与“策略实现”.

1）组织运行系统。如图3所示，生物制药供应链三维立体协同创新平台的组织运行系统由平台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平台运营管理中心、政府部门及中介组织、专家智库等关联主体构成。第一，生物制药供应链三维立体协同创新平台的建设和运营离不开统一的组织领导，成立平台领导小组和专家委员会是确保协同创新平台正常运营的关键。平台领导小组的成员一般由政府和企业等多元化投资主体派员构成，平台领导小组聘任行业知名专家构成专家委员会，共同负责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和运营的领导和协调工作。第二，平台运营管理中心接受平台领导小组的领导和专家委员会的指导，负责生物制药供应链三维立体协同创新平台的具体建设和运营管理工作。第三，生物制药供应链三维立体协同创新平台的建设和运营必须由政府来引导并给予政策支持。强有力的扶持政策对于提升协同创新的效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四川省就针对生物制药产业创新平台建设制定了专门的人才培养计划和资金扶持政策[1].第四，生物制药供应链三维立体协同创新平台的建设和运营，离不开金融机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咨询机构、法律事务所等中介组织在风险资金和融资借贷、人才再培训和教育、信息咨询、财务分析、法律顾问等方面的服务支持。第五，要实现生物制药供应链三维立体协同创新模式的基本思想，三维立体协同创新平台必须具有战略协同功能、策略协同功能和技术协同功能---这离不开来自专家智库的智力支持。

2）功能实现系统。基于生物制药供应链三维立体协同创新的基本规律，笔者认为三维立体协同创新平台应具有战略协调、策略协调和技术协调三个层面的实现功能。

①战略协调功能。生物制药产业要推进生物制药供应链三维立体协同创新模式，必然要面临重新选择和制定与这种三维立体协同创新模式相匹配的供应链运营战略，用于指导整个供应链高效运作、增强供应链整体竞争能力的原则和规范。战略协调既是实现供应链协同创新的重要基础，也是供应链中各成员企业互相协作的指导纲领和行动指南。

②策略协调功能。要实现生物制药供应链三维立体协同创新策略，需要建立与之匹配的供应链协调策略---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如基于三维立体协同创新模式的供应链业务流程再造、基于三维立体协同创新模式的供应链利益协调机制、基于三维立体协同创新模式的供应链专利和知识产权认定协调机制、基于三维立体协同创新模式的信任机制、基于三维立体协同创新模式的供应链激励与绩效考评机制等。

③信息技术协调功能。生物制药产业要推进生物制药供应链三维立体协同创新模式，信息技术协调是一个需要解决的挑战性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将管理思想与信息技术相结合，依托高质量的业务流程和数据模型设计，构建基于流程优化、实现跨子系统信息集成的信息技术协调机制。例如，针对生物制药产业，基于模块化、实时性、灵活性和一致性的设计原则，美国构建了“GHX”平台、德国构建了“PHONENIX”平台、意大利构建了“DAFNE”平台，这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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