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的组织纪律解读

【简介】感谢网友“胡萝卜丝”参与投稿，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执政党的组织纪律解读（共9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篇1：执政党的组织纪律解读

无视组织程序，“迈过锅台上炕”;不顾中央禁令，“心里装着小九九”;明明有政治要求，却置若罔闻、毫无顾忌，甚至丧失理想，丢掉信仰……一些党员干部种种我行我素、阳奉阴违的行为，本质上是政治纪律的缺失。

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这样的鲜明表态，凸显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强政治纪律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

决定执政能力的“生命线”

党员也好，党组织也好，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行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这是基本要求，也是根本的政治纪律。早在1927年，党的五大就明确提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宜重视政治纪律”。

纪律涣散，会造成内耗，生出小圈子、小派系，阻碍政党形成统一团结整体;纪律涣散，更会让上下不贯通、政令中梗阻，上面一套、下面一套，阻碍政策意图的实现。19，英国工党就明确党议员要“严格避免”与其他党派一致行动等纪律要求;，法国社会党修改的新章程要求党员必须接受党的“原则声明”、章程和决定。对于任何一个现代政党，纪律都可谓生命线，更何况是一个有8200多万党员、领导着13亿人口的执政党?

应当说，“严守党的纪律”，是入党誓词的内容。从“表哥”杨达才到雷政富再到李亚力，对于违反党纪国法者，我们从未姑息。不过，经济好起来之后，党员干部面临更多诱惑， “糖衣炮弹”具有更大杀伤力;在信息时代、开放社会，各种观念交融甚至交锋，思想潜流冲击党员信仰;大发展态势之下，各地利益协调更加困难，政治纪律也更容易被保护主义、本位主义消解。正因此，一些人才会在政治纪律问题上要求不严、心存侥幸，甚至刻意规避、“低调”违反。

当前，改革形势复杂、发展任务繁重，与革命战争时代相比，前进的道路虽没有了当年的硝烟，却同样充满艰难险阻。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我们更需要以严格的政治纪律保证党的高度统一。正如小平同志所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

规范政治行为的“高压线”

毛泽东说，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政治纪律，理应成为党员以及各级党组织的“高压线”。

对个人而言，树立“党章意识”是根本。用党章规范一言一行，才能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坚定立场，对背离党性言行有鲜明态度，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基本政治觉悟。如果谁都可以为所欲为，那还叫什么政党，那是乌合之众。倘若党章要求成了虚设，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

更重要的是，要从组织层面上破除“肠梗阻”，保证政令畅通。当前，还有地方我行我素，为了地方利益，架空中央政策、损害群众利益。比如，少数地方为扩大财源，在征地、拆迁等方面屡屡踩线;比如，三令五申宏观调控，有些地方却还是违规上项目。这些都极大妨碍了党的政策执行，甚至有群众揶揄“上面政策定得好，走到下面没了袄”，“上面政策是太阳，照到下边碰到墙”。针对于此，中纪委全会特别强调了“三个决不允许”——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

一个政党，不严明纪律，必然分崩离析。苏共在20万人时建国、200万人时卫国、万人时却亡国，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纪律被动摇了，党员离心离德，党组织各行其是。殷鉴不远，面对前所未有的现代化道路，面对世所罕见的困难和风险，我们尤须严明政治纪律，才能摆脱历史周期律，形成全党上下步调一致、奋发进取的强大力量。

篇2：执政党的组织纪律解读

通过熟悉党章，以及本次党课培训老师对党的纪律的讲解，加深了我对党的纪律的意义和作用的认识。党的纪律是按照党的政治纲领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根据革命斗争和建设的需要而确立的各种规章制度、条例和决定的总和，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简而言之，就是党规党法，所有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党的纪律涉及党内生活和党的活动的各个方面，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党的政治纪律，党的组织纪律，党的宣传纪律，党的人事纪律，党的经济纪律，党的群众纪律，党的外事纪律，党的保密纪律以及其他纪律。其中，党的政治纪律是党依据不同时期政治任务的要求，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言论、行为确定的基本规范，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政治生活中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党的群众纪律是指党的组织和党员在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中必须遵循的行为规则，是处理党组织、党员与群众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和要求。总的原则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手段侵犯和损害人民群众的正当权利和利益。

党的纪律是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保证，党为了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不仅需要正确的理论和路线的指引,还必须有严格的统一的纪律。只有严明的纪律,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完成党的各项任务。在目前新的历史时期,党的纪律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作用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这一时期我们所开拓的宏伟事业,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要大胆探索,不断总结,这就需要全党齐心协力,步调一致,而这些都离不开党的纪律的约束。

党的纪律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我们党的最高使命决定了我们的党必须是高度集中统一的,党的组织必须是团结的,有战斗力的。党的团结统一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组织上的一致。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团结统一,要坚决实行“四个服从”的原则,最重要的是全党服从中央,就是党的各级组织和所有党员,在政治上同中央一致,并做到中央领导下的组织行动的一致。党员如果对党的决议和政策有异议,可以经过组织程序向党反映,但只要党组织一经决定,就必须坚决服从,认真贯彻。党的纪律绝对禁止党内一切派别组织的存在,坚持反对党的任何部门的宗派主义倾向和非组织活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纪律,对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高党的战斗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纪律是巩固和发展党和人民辞众密切联系的重要保证，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的盛衰兴亡。因此,党必须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而加强党的纪律,是密切党群关系,维护群众利益的重要条件。在战争年代,我们的党员不仅为人民的利益流血牺牲,而且还十分注意严明的纪律。正是这严明的党纪表明了我党大公无私的品格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才使党同广大群众结成了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才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拥护。今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必须依靠亿万人民群众。但是由于党成为了执政党,其地位同以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和平时期各种剥削阶级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使我们一些党员和干部很容易滋长各种脱离群众的不良思想作风,给我们党带来了更加严峻的考验。要密切党群关系,端正党风,保证党的事业顺利发展,就必须强化党的纪律,用严明的纪律,严格约束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清除那些违纪腐败分子,提高党在人民中的威望,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

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加强党的纪律观念、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决同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党的各级组织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维护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的重要责任、坚持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正确执行党的纪律处分。

另外，党的纪律处分，是党章中规定的、由各级党组织对违纪的党员或党组织适用的一种制裁措施。党纪处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教育党员，使犯错误的党员在接受处分的过程中吸取教训，认识错误，受到深刻的教育，使其他党员引以为戒，避免犯类似的错误。同时，通过党纪处分排污祛毒、纯洁组织。对犯错误的党员给予党纪处分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留党察看最长不超过两年。党员在留党察看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而也就不能担任党内任何领导职务。

党的纪律,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胜利的重要保障,它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其他举措所不能取代的。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党的纪律决不能妥协,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党的纪律的贯彻必须大大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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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执政党的地位解读

执政党的地位解读篇一

“我认为，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我之所以经常讲穷人的经济学、穷人的政治学和穷人的教育学，就是想让人们懂得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穷人占多数。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在中国，不懂得穷人，不懂得农民和城市贫困阶层，也就不会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更不可能树立穷人的教育观。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竞争和发展的机会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于财富或其他特权的平等。一个政府如果忽视民众和民生，就是忽视了根本。而公平和正义是社会的顶梁柱，失去了它，社会这个大厦就会倒塌。‘国之命，在人心’，说的就是人心向背决定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存亡。政府是穷人最后的希望，民众的贫穷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这些道理真正弄懂，才算真正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必须充分肯定。但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依然存在;一些地方还存在干部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甚至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的现象;收入分配不合理，有的地方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做好经济发展、社会公正、民主法治和干部廉洁这几件大事。这都是人心所向，无论哪个方面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宁。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以上是温家宝在纪念南开中学100周年大会上讲话的摘要。

如果说，国民党的失败，除掉自身的腐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共产党给打败的;那么，将来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的根本原因，将是共产党自己打败自己。毛泽东曾经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现在的种种迹象都表明这样一个事实：除掉人民的不满情绪外，共产党内部也在不断地分化。一些有良心，有正义感的党员，对党内存在的种种弊端深感不满和愤怒。我们都希望共产党能够长期执政下去，确保中国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己之所以要写这篇《撼动执政党地位的十大诱因》，还是希望共产党能够正确认识自身存在的问题，及时拔除病根，以期健康执政、长期执政，给人民带来幸福。同时，我们应该吸取国民党的许多教训，因为共产党本身就有许多优良传统，只要及时地、切实有效地把这些优良传统弘扬、光大，人民会继续积极拥护的。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执政地位的安全，也是为了安慰无数在九泉之下的先烈们。为了推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他们前赴后继，勇敢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然而，仅仅六十年的时间，他们曾经用生命才除去的卖淫、吸毒、贪污、受贿等一系列社会丑恶现象，又在中国大地上横行。试想，如果他们现在突然复活，睁眼一看，他们用生命换来的新生活原来并没有改变什么，将是怎样的一种感受?我们又有何脸面对他们说，这就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生活呢?因此，无论是为了逝去的人们，还是为了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或是为了子孙后代，我们都要检讨自己的所作所为：你所做的一切，能否对得起前人、今人、后人!这一切已经不是什么道德、良心的问题了，而是历史责任!为此，自己根据有关资料，从以下10个方面，论证撼动执政党地位的十大诱因，以飨读者。

一、基层组织作用丧失，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不能发挥。共产党的“共”字下面的两点，代表了宪法内容“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性质。现在，工农联盟的自动解体，支撑“共”的两点正在失去作用。毛泽东曾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现在的情况是，党的组织呈倒金字塔式：即共产党员的人数真正在基层越来越少少，而从乡镇机关到县直机关、到市直机关、到省直机关则越来越多，毛泽东的建党学说已经被完全颠覆。“共”下面的一横代表的是统一战线，而现在的统一战线工作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大家都心知肚明。中新社北京11月4日电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统战(群工)部部长谈宜彦4日在召开的“机关统战工作规律研讨会”上指出，机关党外人士队伍后继乏人、普遍面临青黄不接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民主党派，由于门槛过高等原因，成员发展比较困难，应引起关注。”

“ 调研发现，机关党外人士在政治上的成长存在相对滞后等问题，特别是在职务晋升、轮岗交流、挂职锻炼等方面机会较少。同时，与本机关中共决策层的沟通少，参加机关事务和民主管理的机会少等问题。”

“与会者认为，中央国家机关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承担着重要任务和职能。中共党外知识分子在中央国家机关数量多、分布广、层次高、影响大，是中央国家机关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思想相对活跃，普遍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支持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政治抱负正在增强，对单位的认同度较高。”

“与会者指出，要探索新的工作举措，拓展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的渠道，充分调动和发挥党外知识分子优势，使参政议政工作再上新的台阶。要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各种途径对党外知识分子进行培训轮训，不断锻炼和提高党外知识分子的理论水平。同时要为他们创造接触实际的机会，有计划地组织他们深入基层了解民情，增长见识，拓宽视野，不断提高建言献策能力。”

“此外，做好机关统战工作，要从提高中共党的执政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加强和改善对机关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服务，吸引党外知识分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机关事务建功立业。”

这也就是说，共产党要搞好，就必须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就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否则，这个“共”也就无法成为“共”字。

现在的问题是，党的核心作用正在被逐渐消弱。这首先表现在党的核心成员的表率作用的丧失。从披露的大量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出问题的都是党内的一把手。由此，我们又怎能相信其他人能够真心真意地为人民服务呢?又怎能够相信他们能够把工作搞得让人民放心呢?其次是人民群众的不信任感逐年增加。现在，信仰佛教、__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宁愿相信虚无缥缈的宗教，自我安慰、自我麻醉，而不愿相信所谓的组织说的。因为，普通的老百姓要想办一件事情实在是太难了。长此以往，老百姓完全麻木了，自然就造成了党的号召力下降。例如，在已经发生的抗洪、抗震救灾，山火扑救等大的自然灾害面前，当地政府已经很难有效地组织老百姓进行抗灾。也就是说，人民群众同执政党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那种鱼与水的关系早已是神话了。在这种演变的过程中，其根本责任不在老百姓，而在执政党。

2、利益集中到小部分团体和少数人手中，所谓“共产党”已经完全脱离共产党成立之初的宗旨。国，是全体人民所共有的，党是少数人的，党与国必须分离。即国家的财富不能等于是党的财富，国家的钱是大家都有份的，而不是专供党内少数人用的。每一个纳税人都要能够明白自己所缴纳的税到底用到了什么地方?中石油大赚1200亿 最赚钱央企明喊亏实盈利。 中石油喊亏，不期然遭遇国资委的“棒喝”———就在10月20日中石油总裁周吉平的“今年公司炼油业务将出现净亏损人民币500亿元”话音刚落，21日，国资委发布了《央企分户国有资产运营情况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以净利润1241.8亿元成为“最赚钱央企”。显然，这不过是中石油的“老生常谈”。根据国资委的数据显示，中石油集团、中国移动、中海油集团、中石化集团分别以1241.8亿元、972.7亿元、742.3亿元和721.2亿元的净利润分列央企赚钱榜前四位。

作为垄断行业，石油的净利润蔚为可观———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家石油石化巨头共实现净利2705.4亿元，比上年增长47%，实现营业总收入40446.9亿元，比上年增长43.4%。国资委报告称，这样的业绩归功于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家企业加强生产经营管理，积极开拓国际市场，20国际油价持续走高更使其收益大幅提高。

我们都知道，中国挤进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用国家的实力同世界上的资本家较劲，这也算是中国特色。然而，这一切跟中国老百姓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从上面的报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石油在大赚1200亿的同时，反而大喊亏了500亿。如果不是国资委公布的数字，一般的老百姓又怎能够知道中石油是最赚钱的单位。问题还不仅仅是这些，中石油之所以要喊亏本的原因，是要国家的补贴。当这一切都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一般的老百姓想哭都没有眼泪。试想，一般的老百姓，你能够用什么办法得到国家的补偿，而国有企业平时赚的时候都是自己的，一旦亏了则是国家买单，这是怎样的一种制度呢?

3、徇私枉法，草菅人命。“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这时江泽民在党的位置上说的。当人民不仅失去了法律的保护，而且还受到了不公正的判决，可想而知，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失去民心的问题，而是为执政党树立了更多的敌对力量。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在上访总量中，有四成是关系到司法不公的案件。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目前司法腐败的严重程度，以及它对执政地位的危害程度。还有数据显示，在在押犯人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冤案，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可判可不判的，(这中间有没人、没钱的，有法院为了完成任务顶数的。)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才是烧、杀、盗、抢，属罪大恶极应当判刑的。我们从已经报道出来的赵作海案、聂树斌案中，都可以看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

我个人认为，上访是一件应该让执政党感到高兴的事，因为，上访人最起码还是相信执政党的，他们还是希望有青天在。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如果不是被冤枉，他是不会去上访的，尤其是在当前的形势下，不是万不得已，他一定是不会去的。可是，现在像抓犯人一样的抓上访人，确实让国人寒心。这正如面对滚滚洪流，我们究竟是该堵呢，还是该疏呢?当人们真的不去上访了，也就说当人们真的对执政党失去信心的话，他们一定不会去上访了，而是会采取更加敌对的方法，到那时，形势将会变得比现在更加糟糕。

为了有效预防冤假错案的发生，各级司法机关都出台了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然而，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凡昭雪，以致造成上访案件中的四成都与司法有关联，其根本原因就出在这错案追究制度上。这真是一件南辕北撤的事情，出台错案追究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却最终成为了冤假错案得不到纠正的主要原因。我们看到每年都有大量的冤假错案出现，却很少见到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的报道。河北省聂树斌案惊动了全国那么多的法律界人士，却依然得不到平反，可想而知，一般的冤假错案，到哪里去通过上访能够得到平反昭雪呢?

4、官商勾结，垄断资本市场。

[提要]广东省中山市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李启红因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受贿罪，27日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万元、没收财产10万元。

泄密 收益两千万。中国证监会调查认定，6月11日至207月4日股票停牌为内幕信息价格敏感期。 年6月，谭庆中向李启红汇报公用科技公司筹备资产重组事宜时，提到公用科技股价会上涨，建议李启红让丈夫林永安购买。6月中旬，谭庆中在办公室约见林永安，向他泄露了公用科技公司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并建议其出资购买公用科技股票。6月下旬，李启红又在家中向弟媳林小雁泄露上述内幕信息，并委托她购买200万元的公用科技股票。随后，林小雁从林永安存款账户转出236.5万元，从李启明存款账户转出350万元，再集合其本人自有资金，筹集款项合计677.02万元，借用他人名义在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山营业部办理了证券交易开户手续，让朋友负责买卖公用科技股票。

2007年6月29日至7月3日，两个证券账户在公用科技股票停牌前累计买入公用科技股票89.68万股，买入资金6693262.37元，2007年9月18日至10月15日陆续卖出，账面收益19832350.52元。

中石油喊亏，不期然遭遇国资委的“棒喝”———就在10月20日中石油总裁周吉平的“今年公司炼油业务将出现净亏损人民币500亿元”话音刚落，21日，国资委发布了《央企20分户国有资产运营情况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以净利润1241.8亿元成为“最赚钱央企”。

周吉平喊亏，无非是今年政府为缓解通胀压力，对成品油价格实行了控制，因此中国的成品油价格并未完全反映出今年早些时候国际油价的攀升，这是造成中石油今年炼油板块巨亏的重要原因。

“石油企业‘喊亏’似乎已经见怪不怪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行内人士分析指出：“‘哭穷’的好处，无非是要补贴、要政策，或者要民心。”他指出，由于头上顶着“垄断企业”的光环，大家都认为“盈利”是必然的，所以“喊亏”相当于给市民打打“预防针”。“可这次太不凑巧了，正好又遇上了国资委发榜单，”该人士指出：“当中石油、中海油和中石化都挤进前四名时，势必再度引发大家的不满，也对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产生一定的舆论影响。”

5、警匪一家，治安状况堪忧。中新社太原10月25日电 (任丽娜)身家过亿的原山西省阳泉市公安局巡警大队长关建军涉黑案，25日在该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以公安局巡警大队长关建军为首的黑社会组织，十几年来在山西阳泉市一带寻衅滋事、暴力讨债、聚众赌博、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利用违法犯罪手段迅速积聚起巨额财富。

年5月，山西省公安厅成立“5·6”专案组，彻查关建军为首的涉黑组织。

据悉，专案组共收集、整理其涉嫌违法犯罪的书证、物证一千余件;抓捕了56名涉案成员，查明该组织10余年来违法犯罪案件46起，冻结该组织资金2.5940亿元;查封该组织在北京等地的房产27套，价值1亿多元;扣押车辆30余部，其中关建民的一辆劳斯莱斯轿车价值840余万元。

后经过两次补充侦查，截至法律规定移送审查起诉的最后时限，专案组共移送审查起诉43人，涉及49起案件事实，涉嫌罪名24项。除骗取贷款罪以外，关建军“垄断”了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23项罪名。

此外，有关部门还扣押了大量金条、银锭、玉器、首饰、文物收藏品、名表等奢侈品，查封了阳泉犬业协会、南苑天露、花贺天地等多个经济实体。

6、盲目城市化，造成大量失地农民和大量无业游民，迫使他们走向犯罪道路。农村乡村乡村两级政权的消弱，是动摇执政党地位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乡村两级政权便开始丧失其主导作用。从最先的计划生育难、收提留款难，到最后的征地难、拆迁难。至此，乡村两级组织基本丧失了其应有的职能作用。在21世纪初，我曾形象地形容农村党支部“战斗堡垒”的双层作用：执政党要求的是要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而实际上，这种堡垒作用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上面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果首先过不了支部成员的这一关，就别想贯彻到群众中去。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基层工作的重点就自然而然地放在了发挥堡垒与攻破堡垒的问题上。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群众只认支部、上级也只认支部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使执政党的许多路线、方针、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例如，在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中，曾流行这样一个幽默：计划生育工作是村级明白装糊涂，乡(镇)级糊涂装明白，县级想弄明白也弄不明白。这只是农村工作诸多中的一个侧面，还有许多问题都是上级想弄清楚都弄不清楚的，导致最终干脆不弄清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乡(镇)一级政府的职能业也在逐渐消弱。加之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目前，乡村两级政权的功能基本丧失殆尽，广大的乡村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农民各自为阵，乡村工作寸步难行。

问题的另一面是，众多的外流人口流出后的管理工作严重滞后，基本上是出于一种无序状态。

首先，流出地基层组织不知道自己的管理对象流向何处、从事何种工作、具体的落脚地。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松动，提留款的免收，原来为了追讨计划生育罚款以及提留款，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手段搞清外流人员的详细情况的做法，现在根本不采用了。因此，流出地对外流人员的情况基本不清。

其次，流入地基层组织的管理工作制度也非常不完善，社区很难掌握社区内的流入人员的详细情况。尤其是在城乡结合部地区，上述情况尤为严重。从监狱在押服刑人员的犯罪经历及实施犯罪的区域进行分析看，在押服刑人员的60%都是外来人员异地作案。许多人走了一条共同的路：外出打工——实施犯罪——走进监狱。出现这种局面，既是政府的悲哀，又是千千万万外出打工农民的悲哀。改革开放他们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恩惠，最终却失去了自由!

7、教育体制僵化，教育质量下降。大中小学的道德教育必须联系实际，不能再应试化了。

中国青年报：在关于“小悦悦事件”的讨论中，有人主张将见死不救行为立法论罪。您支持吗?

孙春晨：我反对。法律可以保护道德，但不能取代道德。当一个人因帮助他人而遭受诬陷时，法律应明辨是非，为道德撑腰，但法律不能将道德行为变成强制性的法律义务。道德行为源于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和行动上的自觉。如果用立法来强制公民有道德，就剥夺了道德行为主体的自由，道德行为和法律行为也就没区别了。

另外，就可操作性而言，即使立法惩罚见死不救行为，在法律实践中也难以实施——你如何证明一个人“见”或“未见”?

提出将见死不救行为立法论罪的人，可能是想通过法律的力量推崇“见义勇为”等道德行为，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自愿行为被法律规定为不得不做的事，那在一个做好事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的社会道德环境下，老百姓可能会想尽办法规避帮助他人的责任。这就与立法意图背离了。还有一个风险是，用法律解决道德问题还容易让老百姓产生逆反心理。由于不做好事可能获罪，老百姓对道德会产生畏惧感，进而反感道德。

中国青年报：在本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中，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面对当前的一系列问题，应加强道德教育。国家一直强调道德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开设了思想品德课。即便如此，当前的道德环境状况仍不令人满意。这是否说明，既有的道德教育存在问题?

孙春晨：的确如此。当下大中小学的道德教育脱离实际生活，教学内容空洞，而且还应试化了，学生能把课本上的道德规范背得滚瓜烂熟，但不一定去践行。

此外，学校的道德教育注重正面引导，对社会上存在的道德问题涉及较少。中小学生很难通过对教科书知识的学习提高分析社会道德现状、辨别不道德行为的能力。当他们走向社会时，他们会发现，社会道德生活不但与教科书中讲的有差别，而且很多人也没按照书上说的那样去做。这反过来会让他们对所学的道德知识产生质疑，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对自己的道德要求。

可以说，我们的道德教育方式急需改革!我们必须让孩子在道德场景中去认识道德对社会和个人的益处，自觉践行道德规范。我们还应适当地让学生了解当下社会道德领域存在的真实问题，告诉他们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提高他们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

8、官场黑暗，仕途险恶。这几天正在准备写《撼动执政党地位的十大诱因》的文章的资料，已经从网上摘录了一些需要的文章。在十大诱因中，我专门写了“官场黑暗，仕途险恶”一节，而恰恰在这一段时间里，湖南和江苏省的两个县的司法局干部互相打架，这真让人大开眼界。我之所以要写这一节，就是要接露官场的黑暗，而两县司法局领导干部的互殴，给我及时提供了有利的证据。通过这两起干部互殴的事例，我们不难看出，官场的黑暗的形势进一步恶化，由原来的暗中较劲，到现在的公开叫板和动手，中国官场的未来走向将更加令人担忧。有关官场黑暗的报道也屡见报端，例如《“领导专用酒”背后是深不可测的官场黑幕》中这样写道：“不管是某些领导喜欢喝这类名称的酒，以让自己有种身份非凡的快感;还是酒厂试图借助这样的名称，以给自己的酒涨点身价，“领导专用酒”所倚靠的所谓市场，都不是平民百姓买米做饭、下馆子点菜那个市场，而是三公消费屡遭诟病、权力通吃饱受质疑的背后，那个深不可测的官场以及环绕在官场周边的涟漪。

事实上，“领导专用酒”是多种不良风气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新闻说，山东天地缘酒业市场部的主管崔先生称，现在不叫“领导专用酒”了，“已经改名叫接待特供酒”。曲径通幽的“接待”、巧立名目的“特供”，不改侍奉领导的实质。官场这种以特权为傲事、以巴结为常事、以在酒场联络“感情”为乐事的风气不改，“领导专用酒”无论是沿用本名还是改作其他名称，都是一种“毒”酒。

“领导专用酒”这个名称，也有酒厂给自己的产品脸上贴金的可能，但我们不难看出，酒厂这样一种风气，依然来自于官场或者官场周边的影响。为何生产“领导专用酒”而不生产“工人专用酒”?因为领导好这一口，更因为领导有权，而社会对权力感到无奈之后转而变得崇拜权力，因此工作、生活中各个环节，哪怕是屁大的小官场内，哪怕只是招待蜗牛大的小领导，也以喝领导常喝的酒、住领导常住的酒店、玩领导常玩的项目为目标，蔚然成风。至于“领导专用酒”是否真的领导常喝那是次要的，关键是看中这个名头、学足这个派头。

更重要的是，“领导专用酒”还涉及到送礼的风气，以及官场公款吃喝的风气。送什么酒能比送“领导专用酒”更能体现领导的尊贵呢?点什么酒能比点“领导专用酒”更能博得领导在饭局中满意呢?喝“领导专用酒”的人，想必不会自己掏腰包，不信你看普通老百姓的家庭宴会，估计找不出这么烧包的。

这篇文章仅是从“领导专用酒”的方面论述了官场黑幕，我们再看另外一篇文章是怎么描写官场黑幕的。范子军在《官员互殴“两败俱伤”呼唤官场正义》中这样写道：“因一次人事安排引发的争执，衡阳司法局正副局长在党委办公会上大打出手，一度受到网民的密集围观，更引发了人们对民主决策、权力约束的反思。因不满副局长提反对意见而抡起拳头的正局长被停职了，抵制正局长不按程序规定调人的被打副局长廖曜中却蒙生去意，准备解甲归田了，这种“两败俱伤”的结局未免叫人沮丧。”

“同在湖南，临湘市原副市长姜宗福，自称官场另类，发文炮轰高房价，揭秘官场潜规则，同样受到公众舆论的强烈关注。不久便被组织安排，退出官场进入了学术教育界;衡阳廖曜中副局长又何尝不是个官场另类，只不过他不像姜副市长泛泛所指，而是将矛头直指班子一把手，更宣称为反腐英雄，官场还会容得下他吗?”

“就在人们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关切着两位官员命运的时候，廖副局长高调宣布将辞官务农，开办农业公司，抑或做执业律师。从相关的信息来看，这似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隐忍三年终于“火山爆发”，也有人说与廖曜中刚烈的脾气有关，无论如何总让人感到不堪，难道权力磁场里的监督与被监督，就该付出惨痛代价，官场另类都得黯然退场?”

“显而易见，这是权力正义不彰的结果。做老好人，搞一团和气，个别不怕得罪人的“直性子”、“老实人”则容易受到排挤、打击，出了问题，发生矛盾，是非不分、不讲原则，要么和稀泥，要么各打五十大板，甚而出现故意偏袒、排斥异己等现象司空见惯，这样的潜规则当下其实有着不小的市场，导致少数地方、部门，民主决策成空谈、内部监督成虚设、权力约束很乏力，正气得不到张扬。”

篇4：执政党的根本任务解读

1 、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指，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这个命题是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中提炼出来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发展问题;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发展问题;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发展问题;在“三个代表”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更是发展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归根到底是以发展作为思想红线来贯串的。(2)这个命题凸现了发展在我们党执政兴国中“第一要务”的位置，说明发展始终是第一位的任务、根本的任务、中心的任务、压倒一切的任务。

2、之所以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任务，是因为：

第一，这是由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并将长期执政的历史地位决定的。我们党执政的目的始终着眼于发展，执政的任务始终致力于发展，执政的措施始终围绕着发展来制定，执政的成效始终要由实践来检验;

第二，这是科学总结其他执政党兴衰成败经验教训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最为深刻的教训，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关系到执政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三，这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要求的，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维护与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显得迫切;

第四，这是适应当代世界发展变化实际的，当今世界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非常迅猛，综合国力的竞争不断加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唯一正确决策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一步发挥出来。

篇5：执政党的根本任务解读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天起，我们党就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革命党的目标是夺取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胜利，其思维基础是斗争哲学，其任务是阶段性的;而执政党的目标是构建和谐与小康社会，其思维基础是和谐哲学，其任务是永久性的。当然，两者需要一个必要的转化过渡过程，转变后党的目标和历史使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明确提出的：“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从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十四大又进一步明确我国经阶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党的十七大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就是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的召开，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全会认为：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形成的基本经验是：“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改革创新，增强党的生机活力;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治党水平。”这些基本经验，体现和深化了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并提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建设学习型党组织。”[2]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更面临着亟需建设和发展社会事业的历史任务。因此“和”就显得更为重要，不“和”就不可顺利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现在斗争哲学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而和谐哲学正居于主导地位，为此各级领导者都应顺应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体目标和使命的这一根本转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努力提高自身的水平和修养。

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已经朝着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今后要继续努力奋斗，确保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随着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总体布局，已经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经济建设提供物质基础，政治建设提供政治保障，文化建设提供精神和智力支持，社会建设提供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怎样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实现这个“四位一体”的目标呢?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和任务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并为此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简称《决定》)。其理论贡献就在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的党建理论;总结了建国半个多世纪党的执政经验;论述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当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通过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思路并作了具体部署。

(一)执政能力建设是执政党的根本建设。所谓“党的建设”，一般包括思想、组织、作风、理论和制度等建设。那么什么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决定》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地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执政能力建设归根到底是执政党的根本建设，而党的其他各方面的建设都要围绕执政能力建设进行，最终都要体现到提高执政能力和巩固执政地位上来。

在建国60多年来的执政实践中，党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大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成功经验，也有过失误的教训……认真总结和汲取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至关重要。从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30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实际上一直都在为这一思想的形成进行酝酿和准备，而真正成为一种明确的思想，则主要是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

(二)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决定》要求，在今后一个时期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坚持我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按照推动社会主义“三个文明”[3]协调发展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以下“五个要坚持”：

要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不断增强社会的创造活力;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全会明确要求：“全党要紧紧围绕上述任务，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的执政方略更加完善、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执政基础更加巩固。”[4]

(三)执政能力建设的规范要求。全会鲜明地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三项要求，这是在总结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长期执政经验，深化对党的执政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对党的执政方略和方式的高度概括和明确规范，也是在当今时代国内外的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和所要实现的目标。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三者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科学执政是前提和基础，民主执政是核心和实质，依法执政是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的基本途经和保障。把这三者结合起来，就构建了我们党执政方式的一个完整框架，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四)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在基层。我们党是一个由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的厐大组织系统，基层组织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力量;是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社会生产、推进社会发展的桥梁和纽带;是推动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基本保障;是管理、教育党员的基本单位。全心全意地代表和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履行党的执政使命，基层工作是保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要靠党的基层组织充分发挥作用。总之，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总之，建立和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基层党员的管理和教育，应该成为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先决条件。

二、又好又快发展国民经济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根本保证……各的领导干部要坚持全心全意为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形成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力量。”[5]促进国民经济又好不快发展，关键是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大力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节能减排低碳和环保水平、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能力。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形成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统筹城乡发展：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支持基础、前沿技术和社会公益性技术的研究。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培养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使创新人才大量涌现。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扩大国内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者和管理创新的转变。

解决好“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必须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坚持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加强农村基础建设，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加大支农惠农政策的力度，严格保护耕地，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发展乡政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提高扶贫水平，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的新型农民，发挥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作用。

篇6：执政党的根本任务解读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这一重要论述是对我们党执政经验的科学总结。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是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

发展是坚持党的先进性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巨大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必须承认，我们仍然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着人心向背，最终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坚持发展，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永葆党的先进性，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总结我们党50多年的执政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可以得出一个必然结论，即要始终坚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就必须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实践党的先进性中推动发展，在推动发展中体现党的先进性。牢牢把握发展这个主题，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真心实意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广大人民群众就会真心拥护我们党，党的执政基础就能更加巩固，也就能始终坚持党的先进性，使党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中真正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发展首先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硬就硬在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先决条件，硬就硬在经济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硬就硬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就是一心一意抓好现代化建设，千方百计增强综合国力，尽快缩小同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差距，使人民群众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生产力这一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就要进一步发展先进生产力。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把发展先进生产力放在首要位置。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求我们在实践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敏锐地把握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和要求，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切实可行的工作步骤，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发展最终体现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上。发展，不仅仅是指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它还包括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统一，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全面发展。因此，加快发展，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要着眼于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不仅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还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就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伟大的创造精神，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就要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篇7：执政党的权力解读

执政党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及其运行方式受到传媒网络的挑战，怎么办?我们认为，执政党起码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要有较为清醒的认识：第一，传媒网络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这不可逆转;第二，执政党要学会管理好传媒网络，主导其发展方向;第三，执政党要学会善于利用传媒网络，促进执政党权力更好、更健康地运行。要想用好网络，首先就要管理好网络。管理好传媒网络，特别要注意避免用简单、粗暴、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这样的做法，往往会使传媒网络出现“反弹”，甚至走到反面。假设传媒网络走到了政党的反面，那会非常的危险，因为在现代社会，传媒网络的影响力太大了，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要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

(三)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

所谓社会组织，在中国语境下，特指相对于政党、政府等传统组织形态之外的各类民间性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三大类。

在人们民主意识、组织意识普遍增强的今天，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对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

据统计：在我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数，1988年为4446个，而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量已达44.56万个，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增长了100倍[4]。同时，不仅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发展迅速，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都涌现出一大批未经登记注册，或采取工商登记注册的各种社会组织。据有关方面调研和估算，全国各类社会组织的总数大约在300万家左右[5]。

社会组织为什么会发展如此迅速?主要原因在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和社会整体转型的渐次加快，人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利益意识、组织意识得到了普遍的增强。人们逐渐认识到要想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组织起来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你比如种地，假设就一个人，那他不仅要种地，还要到市场上去销售粮食，购买种子、农药、化肥等等。所有的这些事情都需要他一个人去打理，他哪里还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市场!所以，他的信息就是不完全的，甚至是极度匮乏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怎么能够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时候假设他参加了农产品销售联合会、农资供应合作社等社会组织，情况就会大大的不同!因为这时候有人会专门组织统购和销售，有人会专门负责农资供应，他只需要老老实实、认认真真、高高兴兴的种好地就可以了，收获后直接将农产品交给农产品销售联合会，卖的事由农产品销售联合会负责。至于卖没卖出去，卖多卖少，那是农产品销售联合会的事，不管他的事，他只管按以前签订的协议拿钱就可以了。这样对于他来说，既很好地节省了时间、精力，又很好地维护了自己的利益。于是社会组织就迅速发展起来了。

面对如此众多社会组织的出现，这对我们党执政也提出了挑战。原因很简单，因为无论是政党还是社会组织，它们都是组织，都是民众为了一定目的而让渡“一部分权力”的结果，它们都需要代表民众的意愿。两者的不同主要在于组建的目的，政党组建的的直接目的是执掌政权，社会组织组建的首要目的是追求部分或全体民众的“公益”[6]。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执政党必须把全体民众的“公益”作为执政的首要前提和根本目的，而社会组织也往往会对“公共权力”提出自己的诉求，特别是对于处在剧烈社会转型中的国家来说，二者的“边界”有时并非完全不可逾越。这恐怕是执政党对于社会组织最大的“担心”，同时也是社会组织对执政党的“最大挑战”。同时，我们党过去比较习惯于在计划的条件下来掌控国家，包揽一切，好多的设置、功能，其实在官方机构里也能找到，这时候民间再新冒出一部分社会组织来，有的官员可能会感觉不舒服!有时候甚至会想，社会组织是不是要脱离党的领导啊?是不是要另搞一套啊?假设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就会出现怀疑、限制、压制社会组织的情况，有时甚至会出现直接利用行政手段取缔社会组织的情况。

我们认为，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讲，社会组织的发展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因此，执政党工作的重心，现在应该放在如何更好的去引导它们的创建和发展，更好的去利用它们，发挥它们在政党和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而不是对它们加以怀疑、限制，甚至压制。就社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而言，通常有两种模式：一是依靠民间社会力量的自发演化;二是政府自上而下地理性构建与民间自下而上的自发演化相互结合。就中国特定的国情而言，前一种模式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很容易出现社会游离于政府，甚至与政府对抗的局面，这一点已经被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失败的教训所证明。相反，中国只能采取后一种模式，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政府需要承认社会组织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通过相关法律保障它们的基本权利，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充分激发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与创新精神，增强社会的自组织治理能力，鼓励社会组织在公共治理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7]。与此同时，政府需要保持对社会组织的必要控制和指导，将社会组织纳入法制化和规范化发展的轨道，并且综合运用各种公共政策防止形成某种分利性和掠夺性的利益集团，有效整合社会利益结构，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8]。

三、小结

现在大家看到，在民众、政党、公共权力的循环系统中，不仅民众的构成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在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的沟通方式和渠道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执政党不仅要对自己权力来源——民众构成的变化进行不断“调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要将“自己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让渡”一部分给传媒网络和社会组织;同时，执政党需将“该管的事情”集中精力管好，以更好地代表全体民众“公益”。

当前，对于传媒和社会组织，政党已不可能用强制的方式把它们排挤出公共权力领域。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们有序地组织起来，加以引导、协调、规制和利用，来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作为执政党，要有这个自信，也要有这个能力，因为毕竟在它们中间，政党具有非常大的优势。政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在所有的组织里面，只有执政党可以直接掌控公共权力，况且我们党还拥有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既然有这么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假设利用得好，政党完全能够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作用，关键是要有正确的态度和理念，始终代表全体民众的最大利益，巩固自己的权利基础，找到权力运行的的科学路径和方法。

篇8：执政党的责任解读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全党必须增强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大力发扬真抓实干精神，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看得比泰山还重，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以党同人民更加坚强的团结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古人云：“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责任是一种使命，是推动发展的原动力。“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看得比泰山还重”，这就要求党员干部要常思量自己工作岗位的来之不易，常掂量自己肩负的责任之重，以此增强荣誉感和责任感，爱岗敬业，兢兢业业，在其位谋其政，履其职尽其责。只有全体党员干部勇敢地将民族振兴的伟大使命扛在肩上，怀揣着富民强国的责任意识坚定执着地前进，才能兑现“十二五”规划的“责任状”，确保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目标的圆满实现。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历了执政预演到全面执政两个阶段。执政预演阶段是从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开始到1949年9月，从1949年10月开始是全面执政阶段。在这两个不同的执政阶段,根据党所面临的不同任务、不同形势,党所要担当的执政责任的内涵是各不相同的。1949年之前,党所担当的执政责任是动员亿万群众的力量,通过浴血奋战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改变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饱尝外族欺凌的状况,改变内战纷仍的**境况,实现祖国统一、人民在政治上独立自主与当家作主。从党领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各项工作看,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初步展露了较高的执政能力与水平,体现了较强的执政责任与担当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责任主要体现在率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迅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尽快改变长期战乱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积贫积弱的局面。对此,邓小平同志曾作过一个准确的概括:“我们要负担什么责任呢? 在过去,我们无非是闹革命,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党执了政,掌了权,就要担负起把国家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和进行建设的艰巨任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执政责任的内涵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宽阔的世界眼光、前瞻性的战略思维来考量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规律,把推动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协调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党的最大的执政责任来对待。当前,党执政所面临的深层次、全局性的问题逐渐显现与增多,党要不断增强执政能力,就必须对新时期赋予党的执政责任的时代内涵有个清醒的认识、清晰的把握。具体说来主要有:

一是理论创新的责任。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的与时俱进，要特别重视理论创新。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要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为各个方面的创新提供指导。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实现理论创新，必须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理论创新必须服务于、落脚于实践创新。离开了对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理论创新就无从谈起。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执政党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推动理论创新,这是新时期党的执政责任最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是推动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协调发展的责任。广大人民群众用自己的选择投了党执政的赞成票,使党登上了执政舞台。执政后的党就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责任中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执政党不可推卸的义务。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特别是已经出现了城乡发展、东西部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迹象的时候,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科学发展观的眼光、思路为指导,全面、持续、协调地推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经济增长,这就是从根本上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最终利益,从根本上为人民谋了长远利益,也就从根本上把握住了党的执政责任。

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党成立的那一刻起,就担负着建立社会主义和复兴中华民族的双重使命。在党走过的90年光辉历程中,成千上万的优秀共产党员、革命先烈为了完成这两个使命奉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抛洒了自己的青春热血,他们以民族和国家主人翁的姿态,用高昂的革命斗志投身到完成这两大使命的实践中去。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发出的呐喊代表了他们共同的心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他们的血肉之躯为党执政奠定了任何风雨都不能撼动的坚实基础。先烈长眠,精神永存。党在执掌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政权的同时,实际上也承接下了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这个崇高的使命就成为党在执政道路上必须时刻牢记的神圣的执政责任。

四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责任。党的执政能力既是执政党自觉、积极、有效担当起执政责任的一大前提要件，同时又是新时期党的执政责任的重要内涵。因为执政党执掌着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它的执政行为将影响着整个社会发展的速度、质量,它引导着国家前进的方向,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人民群众相信我们党,才会把这个千斤重担交给党。如果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不济,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态势面前,将无法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判断、无法对市场经济发展方向进行有效驾驭、无法就复杂局面作出从容应对、无法对各阶层的利益进行科学整合、无法把依法执政落到实处、也无力对全局进行战略总揽,而这恰恰是事关党自身和国家发展的大计、事关社会发展大业、事关民族存亡大局的重大问题。毫无疑问,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也是新时期党的执政责任的重要内容。

篇9：执政党的学风解读

党的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首先提到的，是“学习型”。

学习，标志成“型”，勤学，应蔚然成“风”。“学习型”政党怎么学，也即以什么样的学风来学习?

李瑞环同志新出的《看法与说法》一书，可作教材，好在学风。

学风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学好用好哲学，思想方法对路，看问题就能抓住本质一针见血，把握规律通透见底;说话有精神，下笔如有神。瑞环同志是木工出身，但酷爱学哲学，下了“真学，学真”的功夫。例如，他学《矛盾论》、《实践论》，全能背下来，他的看法与说法，总含着透彻的哲理、深厚的哲思、鲜活的哲学。

学风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先后为革命和建设，提供着正确的理论指导。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总是在、尤其关键时刻总是在困扰着全党。就在我们身边，“狗屎都不如”的教条主义，“常常是由于无知”的经验主义，总在那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瑞环同志的这些段子，很多都是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斗争的产物，今天读起来仍感亲切、深刻。他的讲话，不少是来自基层的实话，富有活力的新话，好记管用的短话，群众喜欢的笑话。例如，1992年，瑞环同志作为主管宣传工作的，在全国宣传部长会上如何告诫大家少讲空话?他举了一个来自湖北神农架地区，用高音喇叭没法驱赶野猪的案例，叫你忍俊不禁。“空话连野猪都骗不了，何况人呢?”

学风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在群众面前说话做事，首先要端正态度。瑞环同志常说，群众看我们干部，无非两条，一是怎么干事，二是怎么说话。干群众的事，就要特别上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群众说话，也要特别上心，是“随谈”，却不“随意”。党的干部把话讲实在了、讲明白了，党的理论才能彰显应有的魅力，党的政策才会有实践的感召力。但话要说好，既要有底气，也要下功夫。“所谓‘一觉醒来，疑团顿解’，实际上是一夜未眠，冥思苦索。讲艰苦，这种头脑的加工最艰苦。”此乃“是大家常讲家常，凡才子夜读子夜”。

《看法与说法》里透着的学风，一是有神气，这个“神”，是哲学思维;二是接地气，这个“地”，是“人民至上，实践第一”，是坚持以研究问题为中心，拿起理论的武器，到社会实践中敏锐发现问题、正确分析问题、切实解决问题;三是带灵气，这个“灵”，来自下苦功琢磨问题，塌下心研究问题，方“心有灵犀一点通”。

毛泽东同志说过，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学习型”政党怎么学习?《看法与说法》里，有系统而不是零碎的，实际而不是空洞的，务实求理、与时俱进的，充满旺盛生命力和坚强战斗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