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传播宗教思想的检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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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试析李大钊宗教思想
试析李大钊宗教思想
论文关健词：李大钊 唯物史观 无神论 非宗教
论文摘要：李大钊宗教思想是立于唯物主义基石上的，他从物质经济变动的角度解释了宗教的产生和发展，并指出善恶根派的不可解是宗教产生的一个原因。对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向往使李大钊对基督教有一定的好感并对基督教精神有所发挥。在彻底批利宗教的同时李大钊提出了科学的真理现，以真理取代宗教。因唯物主义贯穿于李大钊宗教思想的始终，使其宗教思想更具有彻底性和革命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一名激进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的最早接受者、宜传者，李大钊在非基督教运动和非宗教运动中做出了杰出贡献。研究李大钊的宗教思想不仅有助于深刻认识唯物主义理论在反宗教运动中的重大作用，而且对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人无神论宗教思想理论体系，树立科学的真理观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李大钊的宗教思想以唯物主义为指导
李大钊是最早介绍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一，唯物主义史观始终是其宗教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也是李大钊无神论宗教思想最为彻底的根本原因。
第一，李大钊认为宗教是以物质为基础并随物质变动而变动的。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李大钊认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他指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李大钊指出宗教问题也是如此，“一切宗教没有不受生产技术进步的左右的，没有不随着他变迁的。”“宗教、哲学都是随着物质变动而变动的。”
第二，宗教生活是经济生活的反映，宗教必须适应经济生活。李大钊指出，“精神界现象，完全是人间社会物质经济情形之反映。认社会生活是整个者，有经济生活而表现宗教种种生活”，“宗教生活一部分亦由经济生活发生者也。”由此，李大钊还论及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宗教的前途，他说，“社会主义者反对立在旧的经济组织所建之宗教。将来新的经济组织亦许发生新宗教，但此宗教是适用于新的经济组织。由此可见，李大钊并没有武断指出将来的人类社会定然是无宗教，他从经济变动角度出发科学地指出了在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宗教是允许存在的，但它必须与社会主义经济相联系。社会主义与宗教不是根本对立的，宗教可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李大钊的这一理论与今天“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宗教政策是相吻合的。
第三，以唯物主义为指导，李大钊还从宗教与道德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宗教产生的根源。“人类对于自然界或人间现象不能理解的地方，便归之于神。”这是唯物主义者对宗教起源的一致共识，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宗教的基本观点，李大钊对宗教起源的论述是其唯物主义无神论立场的集中体现。他指出，“道德这个东西，既是无论如何由人间现实的生活都不能说明，于是就有些人抛了地上的生活、人间的生活，逃人宗教的灵界”，“在人间现实生活以外的地方，求道德的根源，就是说，善心是神特地给人间的，恶心是由人间的肉的欲望生的，是由物质界生的，是由罪孽生的。本来替恶根源的不可解，就是宗教发生的原因。”从道德与宗教关系的角度论述宗教产生的原因，说明李大钊对宗教的认识并非肤浅，而是有一定深度的。
总之，唯物主义史观的传人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宗教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这表明中国知识界对宗教的批判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始逐渐摆脱单纯照撅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反教言论的思维模式。与此同时，李大钊以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宗教的分析和批判影响了同时代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并壮大了反宗教的队伍，推动了“非宗教运动”的发展。
二、李大钊宗教思想的主要内容
宗教的产生与存在总是与社会需要紧密联系的。宗教曾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因此，从唯物主义辩证的观点出发，坚持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忽视或抹杀过宗教的作用，他们对待各类宗教，均是持批判继承的态度。李大钊也是如此。
(一)早期对基替教精神的赞美和发扬。
首先，基督教作为西方文明的起源，其教义中所含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其“爱人类”的伟大精神吸引着初步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李大钊。他指出，“立宪国民之仪度，当以自由、博爱、平等为持身接物之信条。此等信条人人既深，则其气质之慈祥恺梯、中正和平，必能相为感召，以成循礼守法之风习。这说明李大钊希望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来塑造国民修养，改善国民性。这与陈独秀主张吸收基督教的伟大精神以塑造新国民性格的观点有一致之处。李大钊还指出，东方宗教处处显“寂灭之象征”，而西方宗教“示人以发见新生命、创造新生命之理，其教义以永生在天灵魂不灭为人生之究竟，教堂中之福音与祈祷，皆足以助人生之奋斗。可见李大钊对西方基督教所具有的创造的、助人奋斗的精神是肯定的。
其次，李大钊继承发展了基督教义中“爱”的思想，主张以“爱”为基础创立新民国、新生活。他指出，“博爱”、“自由”、“平等”、“牺牲”是“我们创造‘新生活’的基础，也就是我们建立民国的基础”，“充博爱的精神，应该爱世界的人类都像爱自己的同胞一般”，“博爱的生活，是无差别的生活”，“是以爱为基础的生活。李大钊对基督教“爱”的精神的发挥体现了他为全中国人民，为全人类谋幸福的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和宽广胸怀。此外，李大钊还主张建立以博爱为基础的新文学，“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李大钊早期对基督教精神的赞美与发挥是与其政治思想主张相一致的。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作为激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李大钊的宗教思想受到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必然的。在西潮涌人，全盘西化的时代，对西方文明的赞美与拯救中国文明之弊相联系，李大钊对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发挥体现了当时激进的知识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期待与向往。
(二)对宗教的批利与否定。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大旗，坚持进化论，注定要对宗教迷信展开讨论和批判。因此，无论是孔教、佛教、道教，还是后来居上的基督教，均难逃一劫。接受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李大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后来的“非基督教运动”中自然站到了反对宗教的立场上。他对宗教的批判是彻底的、否定的，对宗教的斗争是不妥协的，体现了其唯物主义的坚定立场和荡涤一切宗教迷信的决心。
第一，李大钊认为宗教妨碍社会进步，并将斗争矛头指向一切宗教。在组织非宗教大同盟时，李大钊指出，“我们坚信宗教是妨碍人类进步的东西，把所有的问题都想依赖宗教去解决，那是一种不承认科学文明的态度。”而我们反对宗教的目的，“并不是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单单是反对阻碍人类进步的所有的宗教”，而组织非宗教同盟的原因，“那是因为我们历来认为宗教对探求真理，亦即对人类进化上是非常有害的东西，为此我们曾利用一切机会来讲这个道理。”非宗教大同盟的诞生是针对基督教而来的，因对基督教的批判而延伸到了一切阻碍人类进步的宗教，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对孔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李大钊等人组织的非宗教大同盟及其活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宗教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李大钊认为应重批判基替教，并将基替教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联系起来，他说，“在现代社会中，基督教是最发达的，有最多的信徒，最大的势力，因此应首先反对这个最有势力因而流毒最广的基督教。”基督教中使人安于贫穷的说教，“是要使他们卑躬屈从，而人的本性是绝不甘于忍受贫穷的”，因此，基督教的说教有违人性。况且，“富人决不会无缘无故来施舍他人的”，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看看资本主义是从何处发达起来的就可以完全明白了，资本家听了基督的‘富人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还难’的说教，就真有舍弃自己钱财的吗?由此，基督教的说教只是让人们妥协退让，安于现状，对社会进步毫无用处。
第三，受非宗教运动的影响，李大钊否认了基替教与自由、平等、博爱的关系，并对此予以了逐次批判。他认为宗教必信仰神，心灵上必受神的束缚，那么便“断无思想自由存在的余地”，“真正的思想自由，在宗教影响之下，断乎不能存在。”而非宗教运动即是申明这个道理。欲“求得真知而确信，非先从脱离宗教的范围做起不可。”而非宗教者，则是“为拥护人人的思想自由，不是为干涉他人的思想自由。”在论及宗教与平等时，他指出，“宗教的本质就是不平等关系的表现”，而没有自由平等为基础的“博爱”，也达不到博爱的目的。李大钊对“自由”、“平等”、“博爱”与宗教关系的否认，受到了当时政治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的影响，这与他政治立场的`转变相联系。此时的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已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放弃了以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观念。因此，对基督教仅有的一点好感和赞扬随着政治运动和革命需要而消失殆尽了。在紧张的革命斗争年代，文化运动应服从于救亡图存这个主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创始人，李大钊的对宗教基本精神的批判尽管有偏激之处，但仍然是可以理解的。
第四，主张思想自由，坚信科学真理。为弥补因批判宗教迷信而引发的信仰缺失，李大钊提出了自己的真理观，号召广大青年坚信科学，反对宗教迷信。他反对宗教束缚，认为信仰自由，“决不许稍加限制”，因为“信仰一种宗教，乃在求一安心立命之所，出于人类精神上之自然的要求，非可以人为之力施以干涉也。”谈到宇宙真理，他指出“余信宇宙间有唯一无二之真理。此真理者，乃宇宙之本体，非一人一教所得而私也”，“非传说之迷信所得而蔽也。宗教中所含之真理，“偏而不全，驳而不确”，“真理乃自然的因果的宗教传说乃神秘的迷信的。故吾人与其信孔子，信释边，信耶稣，不如信真理。李大钊坚信真理反对宗教迷信，他指出，“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一时幻妄之象，虚伪之用，举不足移易吾人真理之主张也。”“而自信者，又人生达于真理之途径也。以真理取代宗教信仰，体现了科学主义思潮对李大钊宗教思想的影响，这表明他是科学的坚定信仰者，他的真理观不仅激励了同时代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而且，对于我们今天以科学反对邪教和迷信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李大钊宗教思想的特点及评价
首先，李大钊无神论的宗教思想体系中，唯物主义历史观贯穿始终。李大钊是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与其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相比，李大钊的宗教思想更鲜明地体现了无产阶级对宗教的基本态度。他最早从物质经济变动的角度解释宗教的起源与发展，指明了宗教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变动的。他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对宗教的批判为广大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李大钊的宗教思想是无产阶级宗教思想的典型代表，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其次，李大钊在批判宗教迷信时提出了自己科学的真理观，并主张以真理来代替宗教信仰，这也是独辞蹊径与众不同的。与陈独秀“以科学代宗教”，“以美术哲学代宗教”，以及蔡元培等人的“以美育代宗教”相比，李大钊的“以真理代宗教”的观点和思维方式更具革命性和科学性。
最后，李大钊的宗教思想是彻底无神论的宗教思想，他的反教立场始终是坚定不移的。他在早期对基督教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赞扬和发展并非是从宗教的角度来谈及的，而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立场上不自觉流露的。以基督教文明为主导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本身就带有基督教的烙印。虽然李大钊早期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向往使他对基督教有好感，但并不影响他的反教决心和坚定立场。
篇2：鲁滨逊漂流记宗教思想
摘 要：《鲁滨逊漂流记》是笛福的处女作，也是代表作，在世界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这部小说中，笛福把主人公鲁宾逊的人生经历同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二者互相影响并对外在事物产生影响。
本文通过梳理小说中的宗教思想脉络，揭示出宗教对鲁宾逊人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对于宗教思想的发掘与探索也为这部作品提供一个多元化的解读视角。
篇3：鲁滨逊漂流记宗教思想
《鲁宾逊漂流记》的主人公鲁滨逊出身于商人之家。
他不甘于像父辈那样平庸地度过一生，一心向往着充满冒险与挑战的海外生活。
于是他毅然舍弃安逸舒适的生活，私自离家出海航行，去实现遨游世界的梦想，但每次都历尽艰险。
有一次风暴将船只打翻，鲁宾逊一个人被海浪抛到一座荒无人烟的海岛上，在那里度过了28年孤独的时光。
小说生动记述了他的离奇经历。
18世纪欧洲最杰出的思想家卢梭曾建议每个成长中的青少年，尤其是男孩子，都应该读读《鲁滨逊漂流记》。
一、宗教思想来源
作者笛福出生在清教徒家庭，在长老会的学校里接受教育，父母是长老会教徒。
他出生那年正值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该王朝在宗教上偏向天主教，因此清教徒备受迫害;笛福成年初入社会时正是“光荣革命”前夜，这场革命之后，英国国教又一次被奉为至尊，清教徒的命运也依然没能好转。
笛福作为一名清教徒，一生受到洛克反对专制，主张信仰自由、民主、追求教派平等这些思想的影响，他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几十年间，不断改变自身政治立场和态度，导致其始终处于政治漩涡中而受挫不断，最终将自己的晚年献给小说创作。
小说主人公鲁滨逊也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同为清教徒，他自己虽未直接受到宗教影响，但其父母在潜移默化中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宗教影响。
一般而言，作家在塑造他笔下的主人公时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熟悉的社会事物、生活背景，乃至自身经历，以一种曲折隐晦的笔法融入到作品中，赋予其近似逼真的生命体验，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认同作品。
小说理论家伊恩・瓦特就说过：“笛福的小说中所显露的许多观点具有独特的清教思想。”[1]因此笛福写作鲁滨逊漂流记，除去他是根据当年一个真实事件改编而成这部小说这一事实外，他自身所受到的宗教影响不可能不被反映到作品中，其中他对宗教意识与清教思想的体现便尤为突出，从小说主人公鲁滨逊最初对《圣经》的精神靠拢到最后成为纯粹的信使便可见一斑。
二、宗教在小说中的表现
原版序言中，笛福说“作者以朴实、严肃的态度讲述了这篇故事，而且，善于将他的遭际与宗教观念联系在一起(其实，聪明之人往往都是这样的)”，[2] 他开篇已经为主人公鲁滨逊设定好一个精神准则，那就是与宗教观念紧密结合的人生。
主人公鲁滨逊违背父母意愿，私自出海初尝风暴后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认为是“不对上帝和我父亲尽忠”的结果，因此祈求上帝保佑并立誓返回家中不再出海。
然而一切平静后他便“像摆脱瘟疫似的，让自己沉醉于美酒与欢愉之中”。
此时鲁滨逊的宗教意识还未萌芽，祈祷也只是应急之用。
“他并不是一个深刻人物。
他的精神生活似乎限于表层，并不接触真正的灵魂。
他敬上帝，但这是一个不服从国教的商人的上帝，照管他个人的良心，并会帮他致富。”[3] 最后鲁滨逊彻底流落荒岛与世隔绝，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不得不向上帝靠拢，寻找精神依托保。
正是精神力量的.支撑，宗教信仰的力量，才使他坚持到底。
而鲁滨逊从最开始可能出现的不测开始，慢慢试着靠拢宗教，向上帝寻求保护，直至流落荒岛，险些因病丧命，逐渐学会从阅读《圣经》中寻求心理慰藉、精神支撑，继而通过宗教思考，总结人生，最后把整个思想灌输到土著人“星期五”头脑中，他不仅改变了“星期五”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了他的原始信仰，让他相信“上帝”的存在，成功塑造出了一名新教徒，也完成他自己虔诚信徒的华丽蜕变。
“笛福的主人公揭示了新兴资产阶级比取财富和领土更为深层的特点……这种要发展、要劳动、要占有的个人奋斗精神不仅是商品经济和自由竞争的产物，它还来自清教的思想影响”[4]他的开拓精神与清教思想的勤劳致富观正是笛福自身思想的反映。
在与世隔绝的荒岛上艰难求生，除了与生俱来坚定不移的个性特征外，宗教思想的精神动力，勤劳致富的积极引导，都是紧扣故事发展的关键环节。
三、宗教思想的作用
串联故事情节。
对上帝从不信到半信最后到坚信，与故事发展的情节紧密贴合，由不信而带来的灾难到最后因坚信而脱离苦海最终发家致富。
这类似于佛家的因果循环善模式，宗教常被人指责为封建迷信，是不开化的表现。
其实相对而言它更是一种道德约束，精神寄托，可以起到帮助人们战胜困难，超越自我的积极作用。
重塑积极心态。
鲁滨逊通过宗教反省自身，用积极的眼光看待生活，乐观向上：“学会了要多看看我这处境中光明的一面……他们之所以不能舒舒服服地享用上帝赐予他们的一切，就是因为他们只看到还没得到的东西，渴望着上帝把这些东西给他们。在我看来，我们因没有到手的东西而产生的不满情绪，都来自于我们虽得到了好多赐予，却毫无感恩之情。”[6] 鲁滨逊最终从宗教得到生的希望。
参考文献：
[1]瓦特著，高原、董红均译：《小说的兴起》[M] 上海：三联书店，1992.
[2]笛福著，义海译：《鲁宾逊漂流记》[M]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3]王佐良：《英国文学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
[4]高继海：《英国小说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 笛福著，张蕾芳译：《鲁宾逊漂流记》[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篇4：泰戈尔的宗教思想
泰戈尔的宗教思想
泰戈尔主要以诗歌名世,而其诗歌又以宗教抒情诗的影响最为深远.19,诗人以宗教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在经历数十年时间的'检验之后,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中华读书报>在中国读书界进行调查并披露结果:广大读者认为,<吉檀迦利>是二十世纪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诗集.对于印度之外的读者来说,宗教抒情诗是泰戈尔最难解读的文学作品样式;对于基本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读者来说,情况更复如此.金克木先生曾经撰写<泰戈尔的〈什么是艺术〉和〈吉檀迦利〉试解>(<南亚研究>1981年第3期)一文,笔者也曾撰写<论〈吉檀迦利〉>(<南亚研究>1987年第3期)一文.然而,以上两文主要是针对这部诗集本身的阐释和研究.至于诗人的宗教思想,其成因、特点和本质诸问题,国内迄今尚无专文论述.
作 者：刘建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亚太所 刊 名：南亚研究 CSSCI英文刊名：SOUTH ASIAN STUDIES 年，卷(期)： “”(1) 分类号：B9 关键词：篇5：卢梭自然宗教思想浅论
卢梭自然宗教思想浅论
卢梭自然宗教思想浅论党天河
（西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 730070）
摘 要：自然是卢梭宗教思想中最基本，也是最高的准则，自然情感以及源此而来的良心是卢梭宗教观的核心。“自然状态”、“自然人”、“自然人性”、“自然情感”都表现了他对原始自然的钟爱和对真正心灵自由的追求，他希望能够通过构建自然宗教，并借助上帝来为这个世界构建合理的秩序。可以说卢梭是以社会契约为万物立法而以自然宗教为道德建立秩序，进而对外在的物质世界和内在的心灵情感进行合理性解释。
关键词：卢梭；自然宗教；道德；秩序
中图分类号：B1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038-02
卢梭反对传统的天启宗教，也否认启示是宗教的基础，还对天主教和基督教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但他承认宗教的社会作用，自身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认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虽然外在的行为可以有法律来约束，但法律在人的内心和道德层面上却无能为力。所以，就需要宗教来维持一个国家的长久存在。他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建立都是以宗教为基础的，而那些以往的传统的宗教对国家的正常运行又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所以，他觉得有必要建立一种“公民宗教”，即他所认为的以自然为基础的“自然宗教”，然后将其与真正的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国下的社会状态的优点结合起来，就可以达到人类精神、道德、自由和平等的更高阶段。
在关于对宗教的解读中，卢梭认为万物都需要通过相互统一完成其和谐，所有关于秩序和规则的定义都应为这一目的服务，万物的目的在于使整体变得和谐而有秩序，在宇宙中，每一个存在都彼此互为目的和动因，共同构成其完善性。他说“每一个存在都可以在某一方面被看作是所有一切其他存在的共同中心，它们排列在它的周围，以便彼此互为目的和手段”[1]394。他觉得由一个外在的意志力在统筹着世界，这一意志力的目的在于通过精心刻意地安排而达到一个共同的可以使万物在一种既定的秩序中保存其整体的完整与和谐并能使得万物自由。并且这种意志力是有思想的，因为没有思想的东西不可能产生有思想的生物。他说，“我发现这个系统中的东西没有一个不是经过安排的，不是为了达到共同的目的，在它的秩序中保存这个整体。这个有思想能力的存在，这个能自行活动的存在，这个推动宇宙和安排万物的存在，不管它是谁，我都称它为‘上帝’”[1]394。但它的存在具有不可知性，能感知却又无法认清，“我愈去想它便愈感到迷茫”[1]395。“当我想就它本身来思考它的时候，当我想寻找它在什么地方，想知道它是什么样子，想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构成的时候，它就逃避我，我迷迷茫茫的心灵便什么也看不到了。”[1]395但他肯定上帝是存在着的，它“不仅存在于旋转的天上，而且还存在于照射我们的太阳中，不仅在我自己的身上存在，而且在那只吃草的羊身上，在那只飞翔的鸟儿身上，在那块掉落的石头上，在风刮走的那片树叶上，都存在着”[1]391。“我知道我的存在是依附于它的存在的，而且就我所知道的一切事物来说，也同样是依附于它的存在的。(哲学理论论文 )我在它创造的万物中到处都看到上帝，我觉得它在我的心中，我发现它在我的周围。”[1]395
在宗教层面上，卢梭是一个坚定的有神论者，并且还提出了证明上帝存在的三个信条。第一个信条：“没有哪一个真正的运动是没有意志的，我相信有一个意志在使宇宙运动，使自然具有生命”[1]389；第二个信条：“如果运动着的物质给我表明存在着一种意志，那么按一定法则而运动的物质就表明存在着一种智慧”[1]391；第三个信条：“凡是真正的意志便不能不具有自由，因此，人在他的行动中是自由的，而且在自由行动中是受到一种无形的刺激的”[1]401。除了这三个信条之外，他还通过物质第一动因的产生，通过物自体内不可知外因的产生，通过“良知的直觉”，通过现存的自然秩序倒推某一完善者的存在等论点对上帝的存在进行了大量的证明。他认为，如果我们拥有自身之外的情感并期以合理性的解释，须寻找一种外在物予以证明其意义。对矛盾的合理性进行自我告慰和证明，以期心灵能重新回归到平静，使生活重新存有秩序。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认识自然的秩序和“良知的直觉”去证明上帝的存在。
卢梭认为上帝是聪明的、是纯粹直觉的、是万能的、是善良的、是公正的，“人类不公正的行为是人自己造成的，而不是上帝的原因。道德的混乱在哲学家看来是上帝不存在的明证，但在我看来恰恰表明了上帝是存在的，人的公正表现在给予每一个人应得到的东西，而上帝的`公正表现在要求每一个人对它给予的东西付出代价。”[1]409
由此，卢梭提出了与以往宗教观不同的宗教思想――自然宗教。他认为自然宗教蕴含着以往传统宗教的基本教义，并且自然宗教所追寻的是其他一切宗教的基础和根源。在他的自然宗教中，人和神可以直接沟通，无需牧师等中介的传媒和代言，人通过内心的崇拜和灵魂的信仰与敬畏直接可以向上帝表述真诚，上帝也不需人们表面形式化的祈拜仪式。他说“我们不能把宗教的仪式和宗教的本能混淆起来，上帝所要求的敬拜是心中的敬拜，只要这种敬拜是之诚的，那就是一致的了”[1]426，“上帝所希望的，是受到人们精神上真实的敬仰，这是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都应有的一个天职，至于外表的形式，即使是为了井然有序而应该一致的话，那也纯粹是一个规矩上的问题，根本就用不着什么启示的”。[1]427
卢梭认为在宗教的信仰上不应该放弃理智的思考，越是纯朴明了的教义越能使人们敬服。自然宗教虽然用晦涩神秘的语言向我们启示伟大的真理，但它在利用启示指示真理的时候，运用了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明白的方式，使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思考，从而相信它。他说，“信念之所以坚定不移，正是由于经过了理解，一切宗教中最好的宗教一定是最为明白的；对我宣讲宗教的人要使宗教带上矛盾和神秘的色彩，反而使我对那个宗教发生怀疑。我所敬拜的上帝，不是一个黑暗的上帝；他既然给我以理解的能力，便决不会禁止我利用这种能力；因此，谁要我抛弃我的理智，谁就是在侮辱创造理智的神。真理的传播者不仅不压制我的理智，反而会启发我的理智”[1]433。卢梭提出自然宗教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让以往的宗教变得更加自由。他认为社会最大的恶是不平等，社会最大的善是自由。他所说的“自然”与“自由”有着很贴近的意义。当然，对他而言，自由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而是指服从于个体为自身所设立的严厉而不可侵犯的法则。决定自由的真正特性的不是拒斥或免除这一法则，而是自由的同意。由于个体的力量较小，存在着种种的局限，因此，要找到一个共同体来协调好这一集体的力量，一起捍卫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当这个个体和其他的所有个体联合成集体之后，他所服从的也就是他自己。“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献出自己，他就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而且从任何一个结合者那里，人们都可以获得自己本身所渡让给他的同样权利，所以人们就得到了自己所丧失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以及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所有”[1]20。这样，他们虽然放弃了自然状态中的独立，但换来了真正的自由，他们才能成为更高意义上自主的个体。
卢梭反对社会的邪恶乃是出于赤裸裸的需求和无可避免的必然性的观点，他几乎从未关注过自然的邪恶，只是希望在人类生存中将幸福和德行统一起来，达到协调一致。他相信宗教使人快乐、善良并让人享有幸福。在神义论问题中他改换了承罪体，由个人承罪改为社会承罪，认为个人只是个别的、单一的代表者，而社会群体才具有广泛性。这也是卢梭在他的自然宗教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康德曾宣称卢梭的成就无异于解决了神义论问题，并以此将他与牛顿相提并论。“牛顿第一个看到了十分简明的秩序与规律，而此前是混乱无序以及不相匹配的多样性占统治地位，从此以后，彗星就在几何学的轨道上运行了。卢梭在人类所呈现出的千姿百态之中发现了深藏于其间的人类天性，并第一个察觉出天意之正义的隐秘法则。在他们以前，阿方索和摩尼的反对仍然有效，在牛顿与卢梭之后，上帝被证明是正义的，自此以后，蒲波的箴言才是真的”。[3]71卢梭在他的《爱弥儿》开篇时就说“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1]5由此，他把所有的邪恶都归咎于人类，上帝不再负有责任。然而在卢梭的思想中，他宣扬的自然状态下的人类，出自上帝之手的人性都是好的、是善的，却怎么又变坏呢？他认为人性一开始时的情感总是天真善良的，这与传统宗教中的“原罪说”截然相反，他一方面反对教会，主张人性的本善以及人类理性的正当与独立；另一方面，却拒斥这一理性最为高贵的成就――艺术、科学和所有精神方面的修养。当我们既不能将邪恶追溯至上帝也不能在人性的特征中找到其原因时，卢梭就改换了这个承罪体，将个人承罪更改为社会承罪。当个体刚从自然之手出来的时候，还没有善恶之分，一切思想和行为都出自于自保的自然本能，这种自保由自爱所控制，这种自爱不是自私之爱，自私之爱中包含着让人在将来堕落的社会原因，它将培养出人类的虚荣以及对权利的渴望，使人以压迫他人为满足自己的手段。“正是自私之爱让人类成了自然与他自己的暴君；正是自私之爱唤醒了人类心中那自然人闻所未闻的需求与激情，同时也正是自私之爱让人类掌握了不受约束，永不停息地满足这些欲望的最新方式。我们迫不及待地要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我们野心勃勃地要在他人面前出人头地――所有这些让我们总是远离自身，并且可以说是将我们抛到了自身之外。”[3]75这样，卢梭就解决了神义论问题，不再让上帝来富有责任的重担，而改为人类社会来承担。如果社会自愿负责的情况下承担这一责任，那他就是有罪的。人类不是在上帝的帮助和拯救下，而是自行的通过建立秩序和完善自己获得自由并掌握自己的命运，“因为仅有奢欲的冲动便是奴隶状态，而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2]26
卢梭通过对人自身和人类社会问题的论证分析，认为要真正达到理想的社会状态，仅契约组建合理的法律国家是不够的，还要将宗教道德问题放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所以，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他特别强调自然宗教问题。他通过这种自然宗教的建立，以期在人们的内心世界和灵魂深处构建一个完整的像法律一样的道德秩序，由此来达到外在社会和内心道德之间的平衡，使得人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参考文献：
[1][法]卢梭。爱弥儿：上、下卷[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德]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M].王春华，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