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散文《参加郭沫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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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老舍散文《参加郭沫若先生》

老舍散文《参加郭沫若先生》

(一)

作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有多么不容易啊!五千年的历史压在你的背上,你须担当得起使这历史延续下去的责任。可是,假若你的热诚是盲目的,只知“继往”,而不知“开来”那五千年文物的`重量啊,会把你压得窒息而亡。你须有很大的勇气去背负它,还须有更大的勇气去批判它;你须费很大的力量去认识它;还须呕尽心血去分析它,矫正它,改善它。你必须知道古的,也必须知道新的;然后,你才能把过去的光荣从新使世界看清,教世界上晓得你是千年的巨柏,枝叶仍茂,而不是一个死尸啊!

(二)

没有努力,天才或许反是个祸害。看,多少个自命不凡的才子,作了几句诗,或画一笔“山水”,便到处大言不惭的自称“时代之奇迹”,得志呢,便把艺术推在一旁,只在茶余酒后略作吟咏,以傲俗人;不得志呢,便一把鼻子一把泪的逢人便道:“怀才不遇”!这种人的确有点小聪明,而绝对的没有真诚。他们把摇头吟哦,皱眉低笑,代替了血汗;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没有努力,真的,天才是祸害!

(三)

不要以为一个人能发表些文章,都是因为善于勾结出版家,或有巧妙的手段使别人捧场啊。沫若先生对我讲过一个故事:当他在国外的时候,穷得已快断炊。他给现在已经故去的一个出版者写信索要积欠的版税,好买些粮米。回信来了,说:“你不要这样作事啊,将来大家还要见面的呀!”看看,这是何等狠心的话呢!可是,沫若先生并没有饿死,而且今天还为文艺活着。那个狠心的人到哪里去了呢?文艺是一辈子的事,是玩命的事,是硬碰硬的事,用不着手段,更不准取巧!

(四)

只把热情写在纸上,大概算不了诗人,我想,一个真正的诗人,必是手之所指,目之所视,都能使被指的被视的感到温暖。诗人是一团火,文字、言语、行动,必有热力;若只在纸上写些好听的,而在作人上心小如豆,恐怕也就写不出最光辉的东西来吧?好听与伟大还相距甚远。

篇2:参加郭沫若先生名家散文

参加郭沫若先生名家散文

(一)

作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有多么不容易啊!五千年的历史压在你的背上,你须担当得起使这历史延续下去的责任。可是,假若你的热诚是盲目的,只知“继往”,而不知“开来”那五千年文物的重量啊,会把你压得窒息而亡。你须有很大的勇气去背负它,还须有更大的勇气去批判它;你须费很大的力量去认识它;还须呕尽心血去分析它,矫正它,改善它。你必须知道古的,也必须知道新的;然后,你才能把过去的光荣从新使世界看清,教世界上晓得你是千年的巨柏,枝叶仍茂,而不是一个死尸啊!

(二)

没有努力,天才或许反是个祸害。看,多少个自命不凡的才子,作了几句诗,或画一笔“山水”,便到处大言不惭的自称“时代之奇迹”,得志呢,便把艺术推在一旁,只在茶余酒后略作吟咏,以傲俗人;不得志呢,便一把鼻子一把泪的.逢人便道:“怀才不遇”!这种人的确有点小聪明,而绝对的没有真诚。他们把摇头吟哦,皱眉低笑,代替了血汗;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没有努力,真的,天才是祸害!

(三)

不要以为一个人能发表些文章,都是因为善于勾结出版家,或有巧妙的手段使别人捧场啊。沫若先生对我讲过一个故事:当他在国外的时候,穷得已快断炊。他给现在已经故去的一个出版者写信索要积欠的版税,好买些粮米。回信来了,说:“你不要这样作事啊,将来大家还要见面的呀!”看看,这是何等狠心的话呢!可是,沫若先生并没有饿死,而且今天还为文艺活着。那个狠心的人到哪里去了呢?文艺是一辈子的事,是玩命的事,是硬碰硬的事,用不着手段,更不准取巧!

(四)

只把热情写在纸上,大概算不了诗人,我想,一个真正的诗人,必是手之所指,目之所视,都能使被指的被视的感到温暖。诗人是一团火,文字、言语、行动,必有热力;若只在纸上写些好听的,而在作人上心小如豆,恐怕也就写不出最光辉的东西来吧?好听与伟大还相距甚远。

篇3:老舍散文《四位先生》

老舍散文《四位先生》

四位先生

从青木关到歌乐山一带,在我所认识的文友中要算吴组缃先生最为阔绰。他养着一口小花猪。据说,这小动物的身价,值六百元。

每次我去访组缃先生,必附带的向小花猪致敬,因为我与组缃先生核计过了:假若他与我共同登广告卖身,大概也不会有人,出六百元来买!

有一天,我又到吴宅去。给小江──组相缃先生的少爷──买了几个比醋还酸的桃子。拿着点东西,好搭讪着骗顿饭吃,否则就大不好意思了。一进门,我看见吴太太的脸比晚日还红。我心里一想,便想到了小花猪。假若小花猪丢了,或是出了别的毛病,组缃先生的阔绰便马上不存在了!一打听,果然是为了小花猪:它已绝食一天了。我很着急,急中生智,主张给它点奎宁吃,恐怕是打摆子。大家都不赞同我的主张。我又建议把它抱到床上盖上被子睡一觉,出点汗也许就好了;焉知道不是感冒呢?这年月的猪比人还娇贵呀!大家还是不赞成。后来,把猪医生请来了。我颇兴奋,要看看猪怎么吃药。猪医生把一些草药包在竹筒的大厚皮儿里,使小花猪横衔着,两头向后束在脖子上:这样,药味与药汁便慢慢走入里边去。把药包儿束好,小花猪的口中好像生了两个翅膀,倒并不难看。

虽然吴宅有此骚动,我还是在那里吃了午饭──自然稍微的有点不得劲儿!过了两天,我又去看小花猪──这回是专程探病,绝不为看别人;我知道现在猪的价值有多大──小花猪口中已无那个药包,而且也吃点东西了。大家都很高兴,我就又就棍打腿的骗了顿饭吃,并且提出声明:到冬天,得分给我几斤腊肉;组缃先生与太太没加任何考虑便答应了。吴太太说:“几斤?十斤也行!想想看,那天它要是一病不起┄┄”大家听罢,都出了冷汗!

马宗融先生的时间观念

马宗融先生的表大概是、我想是一个装饰品。无论约他开会,还是吃饭,他总迟到一个多钟头,他的表并不慢。来重庆,他多半是住在白象街的作家书屋。有的说也罢,没的说也罢,他总要谈到夜里两三点钟。追假若不是别人都困得不出一声了,他还想不起上床去。有人陪着他谈,他能一直坐到第二天夜里两点钟。表、月亮、太阳,都不能引起他注意到时间。

比如说吧,下午三点他须到观音岩去开会,到两点半他还毫无动静。“宗融兄,不是三点,有会吗?该走了吧?”有人这样提醒他,他马上去戴上帽子,提起那有茶碗口粗的木棒,向外走。“七点吃饭。早回来呀!”大家告诉他。他回答声“一定回来”,便匆匆地走出去。

到三点的'时候,你若出去,你会看见马宗融先生在门口与一位老太婆,或是两个小学生,谈话儿呢!即使不是这样,他在五点以前也不会走到观音岩。路上每遇到一位熟人,便要谈,至少有十分钟的话。若遇上打架吵嘴的,他得过去解劝,还许把别人劝开,而他与另一位劝架的打起来!遇上某处起火,他得帮着去救。有人追赶扒手,他必然得加入,非捉到不可。看见某种新东西,他得过去问问价钱,不管买与不买。看到戏报子,马上他去借电话,问还有票没有……这样,他从白象街到观音岩,可以走一天,幸而他记得开会那件事,所以只走两三个钟头,到了开会的地方,即使大家已经散了会,他也得坐两点钟,他跟谁都谈得来,都谈得有趣,很亲切,很细腻。有人刚买一条绳子,他马上拿过来练习跳绳──五十岁了啊!

七点,他想起来回白象街吃饭,归路上,又照样的劝架,救人,追贼,问物价,打电话……至早,他在八点半左右走到目的地。满头大汗,三步当作两步走的。他走了进来,饭早已开过了。

所以,我们与友人定约会的时候,若说随便什么时间,早晨也好,晚上也好,反正我一天下出门,你哪时来也可以,我们便说“马宗融的时间吧”!

姚蓬子先生的砚台

作家书屋是个神秘的地方,不信你交到那里一份文稿,而三五日后再亲自去索回,你就必定不说我扯谎了。

进到书屋,十之八九你找不到书屋的主人──姚蓬子先生。他不定在哪里藏着呢。他的被褥是稿子,他的枕头是稿子,他的桌上、椅上、窗台上……全是稿子。

简单的说吧,他被稿子埋起来了。当你要稿子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一个奇迹。假如说尊稿是十张纸写的吧,书屋主人会由枕头底下翻出两张,由裤袋里掏出三张,书

架里找出两张,窗子上揭下一张,还欠两张。你别忙,他会由老鼠洞里拉出那两张,一点也不少。

单说蓬子先生的那块砚台,也足够惊人了!那是块无法形容的石砚。不圆不方,有许多角儿,有任何角度。有一点沿儿,豁口甚多,底子最奇,四周翘起,中间的一点凸出,如元宝之背,它会像陀螺似的在桌子乱转,还会一头高一头低地倾斜,如浪中之船。我老以为孙悟空就是由这块石头跳出去的!

到磨墨的时候,它会由桌子这一端滚到那一端,而且响如快跑的马车。我每晚十时必就寝,而对门儿书屋的主人要办事办到天亮。从十时到天亮,他至少有十次,一次比一次响──到夜最静的时候,大概连南岸都感到一点震动。从我到白象街起,我没做过一个好梦,刚一入梦,砚台来了一阵雷雨,梦为之断。在夏天,砚一响,我就起来拿臭虫。冬天可就不好办,只好咳嗽几声,使之闻之。

篇4:读老舍先生散文有感

读老舍先生散文有感

篇一:老舍先生散文读后感

见惯了很多的富人,整天泡在酒吧等休闲娱乐场所,似乎他一生的事业就是怎样想方设法地花钱,挥霍无度是他们的得意之作。虽然这种说法对于一部分自己辛苦创业勤俭过活或热心公益事业的富人很不公平,但过此等生活的富人还是不在少数,给人留下一种感觉——他正承受空虚与无聊的袭击。物质上的富足与精神上的贫瘠于他们自身则表现为花天酒地,似乎灵与肉不再契合,内心显得空荡荡的一无所有。而在他人看来,则难免要为世道不公世风日下而大发感慨。

所幸的是,整个世界还是能保持万物的平衡的。有精神上的乞丐,就必然有精神上的富翁,即使他们的物质是那般匮乏,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甚至连住都成问题,有时还得流亡在外,但他们却有着丰富的思想情感,能为世界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老舍,鲁迅,郁达夫,甚或是一些并没有留下什么大名的可敬的人。

“生平不讲究吃喝,只爱穿几件整洁的衣服,流亡中,连这点讲究也牺牲了。虽然也没多大的苦痛,可是身上一痒,就疑心是有虱子!”“早晨吃豆浆与油条也须花两角多了!自元旦起,废止朝食。空着肚皮写作,脑子似乎倒更清楚。和尚们有每日只进一餐的。由写家而出家,照现在的情形看来,倒许是条顺路。”多么辛酸的文字!这就是语言大师老舍曾经的生活!他曾说过“先上吊,再戒烟”,可见烟于他几乎胜于生命。但当他真的连最劣质的烟都买不起时,当他为了生活每天都得拿笔写时,当他患有贫血却连买猪肝都成大问题时,当他连一日三餐都难以维持时,当他身体有恙却依然硬撑着时,当他想拜访朋友却掏不出车费时,该有多么无奈!

可是,他却为我们留下了多少无价之宝——一篇篇美文佳作!小学语文课本里就有《养花》、《猫》、《草原》、《林海》等好多名篇呢!透过他的文字,可以感受到他的幽默、正直、纯真、爱国、爱民、爱自然,以及他那虽穷困却富有生机与情趣的生活——他家的花鸟虫鱼猫也都成了我们的好朋友了!

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文人墨客都热衷于寄情山水,老舍也不例外。在他的眼里心里,大自然是那样慷慨大方,给予了他许许多多,而他,简直就是大自然母亲最虔诚的儿子,始终热爱着美丽的家园。因了这份热切的爱,博大的爱,深情的.爱,大自然的景色成了他的精神慰藉,变得那般惹人怜爱,那般叫人痴迷,那般值得赞美。

你听:“请闭上眼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蓝天下很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他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儿,只有北边缺着点口儿,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它们全安静不动地低声地说:你们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真的,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他们一看那些小山,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有了依靠。他们由天上看到山上,便不觉得想起:明天也许就是春天了吧?这样的温暖,今天夜里山草也许就绿起来吧?就是这点幻想不能一时实现,他们也并不着急,因为有这样慈善的冬天,干啥还希望别的呢。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髻儿白花,像些小日本看护妇。山尖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儿白,一道儿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一座北方的老城济南,一个应是相当平常的冬天,在作者眼里却如婴儿般可爱,如娇妇般动人。这需要一颗对生活、对自然何等火热的心啊!再有《林海》中的来到大兴安岭的亲切、舒服之感,《草原》里的民族团结的浓情和草原的风土人情,都证实了老舍先生精神上的富足。在这般博大的情怀面前,生活上一时的困窘又算得了什么!

是呀,作为教师,自古以来就是清贫的,高付出,低收入,似乎就是老师的本分。譬如书,往往是老师的最爱,可常因囊中羞涩而只能驻足于书店,久久舍不得离开,更不用说生活中的其他高消费狂享受了。但,老师却自有一种真情滋润着,并由此而变得精神起来,从中体验着成功的喜悦、幸福的滋味。那就是师生之间心与心的融合,情与情的交流,思与思的碰撞。这是一般人所难以感受得到的。这些,全是精神层面的收获,也是金钱所买不到的。但这不正是一种富足吗?用心投入一份工作,不在乎物质上的回报,其实也不会亏待自己。正如老舍先生那样,虽然日子过得清苦,有时连写作也是为了生计,但他从来就是个富翁,而且能为子孙后代留下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该有多么值得骄傲!

篇5:难忘老舍先生

今年2月3日是老舍先生110周年诞辰,老舍先生虽然离世多年,但他的作品依然影响深远,他的人格魅力依然留存在人们心间,温暖人心。在纪念老舍先生诞生11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老舍先生生前好友、国内外学者、作家、艺术家深切缅怀老舍先生的行为操守、人格风范。

北京人艺话剧表演艺术家郑榕回忆说,老舍先生给人最深的印象是了解人,热爱人。老舍在写话剧《女店员》时,到店里体验生活。一进店就和店员们、大妈们打成一片。1950年写《龙须沟》,他来到当时又脏又臭的龙须沟,向当地居民问寒问暖。于是之曾说老舍的剧本越挖越深,没有尽头。如果没有生活体验,光靠一招一式演不了老舍的戏。老舍还曾指点在剧中演坏人的演员,演坏人要演出坏人不认为自己坏,使演员深受启发,老舍先生刻画出了这种人的灵魂。

作家邓友梅谈了几件自己难忘的`事。上世纪50年代初老舍在北京市文联工作,他提出,现在报纸上不连载言情小说、武侠小说这类作品了,像张恨水这样的通俗小说作家没饭吃,让他们和说书艺人合作,解决生活困难。老舍看到过去的盲人算命先生解放后没事干,就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盲人学习班,编新词让他们唱。当时画家的画卖不出去,老舍就建议将天安门上的隔扇让这些画家们画。1957年,邓友梅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东北,当地有个剧团演出老舍的剧《女店员》,给老舍稿费800元,但老舍在记事本上记着“收到600元”。剧团的一位当事人请邓友梅写信给老舍澄清此事。信发出一星期后当事人告诉邓友梅老舍澄清了这件事。后来邓友梅回北京向老舍问起此事,老舍说:“我也记不清是800元还是600元,如果是冤枉了他我应该为他澄清,如果是他贪x了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

翻译家高莽回忆起上世纪50年代陪同老舍访问苏联的往事,当时陪同中国作家代表团的一位苏联青年翻译研究老舍的作品,他准备了很多问题问老舍,老舍随时随地予以解答,使他终身难忘。一位苏联女翻译请老舍题词,老舍根据她名字的俄文谐音称她为“紫罗兰女士”。多年后她已成为翻译了多部中国作家作品的翻译家,在访问中国时,高莽称呼她的俄文名字,她说:“你应该叫我‘紫罗兰’。”

俄罗斯老舍研究资深专家司格林说,在俄罗斯没有“老舍热”,因为老舍在俄罗斯从来没有冷过。他喜欢老舍的幽默。老舍在俄罗斯和欧洲有很大影响,老舍是属于世界的。

篇6:难忘老舍先生

胡风:“舍予是经过了生活底甜酸苦辣的,深通人情世故的人,但他底‘真’不但没有被这些所湮没,反而显得更凸出,更难能而且可爱。所以他底真不是憨直,不是忘形,而是被复杂的枝叶所衬托着的果子。他底客客气气,谈笑风生里面,常常要跳出不知道是真话还是笑话的那一种幽默。现在大概大家都懂得那里面正闪耀着他底对于生活的真意,但他有时却要为国事,为公共事业,为友情伤心堕泪,这恐怕是很少为人知道的。”

“舍予是非常欢喜交友,最能合群的人,但同时也是富于艺术家气质,能够孤独的人”。

“舍予是尽了他的责任的,要他卖力的时候他卖力,要他挺身而出的时候他挺身而出,要他委曲求全的时候他委曲求全……特别是为了公共的目的而委屈自己的那一种努力,就我目接过的若干事实说,只有暗暗叹服包在谦和的言行里面的他底舍己的胸怀。”

舒乙:“生活中的父亲完全是矛盾的。他一天到晚大部分时间不说话,在闷着头构思写作。很严肃、很封闭。但是只要有人来,一听见朋友的声音。他马上很活跃了,平易近人,热情周到,很谈得来。仔细想来,父亲也矛盾。因为他对生活、对写作极认真勤奋;另一方面,他又特别有情趣,爱生活。”

朱光潜:“据我接触到的世界文学情报,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沈从文与老舍。”

樊骏评价幽默之于老舍:“在某种意义上, 失去了幽默,,就没有了老舍, 更谈不上他在文学史上取得那样的成就与地位。”

篇7:老舍:马裤先生

火车在北平东站还没开,同屋那位睡上铺的穿马裤,戴平光的眼镜,青缎子洋服上身,胸袋插着小楷羊毫,足登青绒快靴的先生发了问:“你也是从北平上车?”很和气的。

我倒有点迷了头,火车还没动呢,不从北平上车,难道由——由哪儿呢?我只好反攻了:“你从哪儿上车?”很和气的。我希望他说是由汉口或绥远上车,因为果然如此,那么中国火车一定已经是无轨的,可以随便走走;那多么自由!他没言语。看了看铺位,用尽全身——假如不是全身——的力气喊了声,“茶房!”

茶房正忙着给客人搬东西,找铺位。可是听见这么紧急的一声喊,就是有天大的事也得放下,茶房跑来了。“拿毯子!”马裤先生喊。

“请少待一会儿,先生,”茶房很和气的说,“一开车,马上就给您铺好。”

马裤先生用食指挖了鼻孔一下,别无动作。

茶房刚走开两步。

“茶房!”这次连火车好似都震得直动。

茶房像旋风似的转过身来。“拿枕头,”马裤先生大概是已经承认毯子可以迟一下,可是枕头总该先拿来。

“先生,请等一等,您等我忙过这会儿去,毯子和枕头就一齐全到。”茶房说得很快,可依然是很和气。

茶房看马裤客人没任何表示,刚转过身去要走,这次火车确是哗啦了半天,“茶房!”

茶房不是假装没听见,便是耳朵已经震聋,竟自没回头,一直地快步走开。

“茶房!茶房!茶房!”马裤先生连喊,一声比一声高:站台上送客的跑过一群来,以为车上失了火,要不然便是出了人命。茶房始终没回头。马裤先生又挖了鼻孔一下,坐在我的床上。刚坐下,“茶房!”茶房还是没来。看着自己的磕膝,脸往下沉,沉到最长的限度,手指一挖鼻孔,脸好似刷的一下又纵回去了。然后,“你坐二等?”这是问我呢。我又毛了,我确是买的.二等,难道上错了车?

“你呢?”我问。

“二等。这是二等。二等有卧铺。快开车了吧?茶房!”我拿起报纸来。

他站起来,数他自己的行李,一共八件,全堆在另一卧铺上——两个上铺都被他占了。数了两次,又说了话,“你的行李呢?”

我没言语。原来我误会了:他是善意,因为他跟着说,“可恶的茶房,怎么不给你搬行李?”

我非说话不可了:“我没有行李。”

“呕?!”他确是吓了一跳,好像坐车不带行李是大逆不道似的。“早知道,我那四只皮箱也可以不打行李票了!”

我对面的铺位也来了客人,他也没有行李,除了手中提着个扁皮夹。

“呕?!”马裤先生又出了声,“早知道你们都没行李,那口棺材也可以不另起票了!”

马裤先生把领带解开,摘下领子来,分别挂在铁钩上:所有的钩子都被占了,他的帽子,大衣,已占了两个。车开了,他顿时想起买报,“茶房!”

茶房没有来。我把我的报赠给他;我的耳鼓出的主意。

他爬上了上铺,在我的头上脱靴子,并且击打靴底上的土。枕着个手提箱,用我的报纸盖上脸,车还没到永定门,他睡着了。我心中安坦了许多。

过了丰台,茶房拿来两壶热茶。我和对面的客人——一位四十来岁平平无奇的人,脸上的肉还可观——吃茶闲扯。大概还没到廊房,上面又打了雷,“茶房!”

“先生,您等一等。天津还上客人呢;过了天津我们一总收拾,也耽误不了您睡觉!”

茶房一气说完,扭头就走,好像永远不再想回来。待了会儿,开水到了,马裤先生又入了梦乡,呼声只比“茶房”小一点,可是匀调,继续不断,有时呼声稍低一点,用咬牙来补上。

到了天津,又上来些旅客。马裤先生醒了,对着壶嘴喝了一气水。又在我头上击打靴底。穿上靴子,溜下来,食指挖了鼻孔一下,看了看外面。“茶房!”

恰巧茶房在门前经过。

“拿毯子!”

“毯子就来。”

马裤先生出去,呆呆地立在走廊中间,专为阻碍来往的旅客与脚夫。忽然用力挖了鼻孔一下,走了。下了车,看看梨,没买;看看报,没买;看看脚行的号衣,更没作用。

又上来了,向我招呼了声,“天津,唉?”我没言语。他向自己说,“问问茶房,”紧跟着一个雷,“茶房!”我后悔了,赶紧地说,“是天津,没错儿。”

“总得问问茶房;茶房!”

我笑了,没法再忍住。

车好容易又从天津开走。

刚一开车,茶房给马裤先生拿来头一份毯子枕头和手巾把。马裤先生用手巾把耳鼻孔全钻得到家,这一把手巾擦了至少有一刻钟,最后用手巾擦了擦手提箱上的土。

我给他数着,从老站到总站的十来分钟之间,他又喊了四五十声茶房。茶房只来了一次,他的问题是火车向哪面走呢?茶房的回答是不知道;于是又引起他的建议,车上总该有人知道,茶房应当负责去问。茶房说,连驶车的也不晓得东西南北。于是他几乎变了颜色,万一车走迷了路?!茶房没再回答,可是又掉了几根眉毛。

他又睡了,这次是在头上摔了摔袜子,可是一口痰并没往下唾,而是照顾了车顶。我睡不着是当然的,我早已看清,除非有一对“避呼耳套”当然不能睡着。可怜的是别屋的人,他们并没预备来熬夜,可是在这种带钩的呼声下,还只好是白瞪眼一夜。

我的目的地是德州,天将亮就到了。谢天谢地!

车在此处停半点钟,我雇好车,进了城,还清清楚楚地听见“茶房”!

一个多礼拜了,我还惦记着茶房的眉毛呢。

篇8:老舍先生经典语录

老舍先生经典语录

(1)这世上真话本就不多,一位女子的脸红胜过一大段对白。

(2)雨下给富人 也下给穷人 下给义人 也下给不义的人 其实 雨并不公道 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

(3)生活是种律动,须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滋味就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

(4)一个人爱什么,就死在什么上

(5)才华是刀刃,辛苦是磨刀石,再锋利的刀刃,苦日久不磨,也会生锈。

(6)经验是生活的肥料,有什么样的经验便变成什么样的人,在沙漠里养不出牡丹来

(7)骄傲自满是我们的一座可怕的陷阱,而且,这个陷阱是我们自己亲手挖掘的。

(8)哲人的智慧,加上孩子的天真,或者就能成个好作家了

(9)最大的牺牲是忍辱,最大的忍辱是预备反抗。

(10)失去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

(11)乱世的热闹来自迷信,愚人的安慰只有自欺。、

(12)谦虚使人的心缩小,象一个小石卵,虽然小,而极结实。结实才能诚实。

(13)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

(14)烟酒又成了他的朋友。不吸烟怎能思索呢?不喝醉怎能停止住思索呢?

(15)如果不随时注意观察,随时记下来,哪怕你走遍天下,还是什么也记不真确,什么东西也写不出。

(16)熟才能生巧。写过一遍,尽管不象样子,也会带来不少好处。不断地写作才会逐渐摸到文艺创作的底。字纸篓子是我的密友,常往它里面仍弃废稿,一定会有成功的'那一天。

(17)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里去。

(18)山洪巨浪冲破了石堤,毁灭了村庄,淹死了牛马,拔除了老树,而不能打碎了一点渣滓。

(19)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

(20)他的知识告诉他那最高的责任,他的体谅又逼著他去顾虑那最迫切的问题。他想起文天祥,史可法,和许多许多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想起杜甫在流离中的诗歌。

篇9:老舍散文《敬悼许地山先生》

老舍散文《敬悼许地山先生》

地山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以他的对种种学问好知喜问的态度,以他的对生活各方面感到的趣味,以他的对朋友的提携辅导的热诚,以他的对金钱利益的淡薄,他绝不象个短寿的人。每逢当我看见他的笑脸,握住他的柔软而戴着一个翡翠戒指的手,或听到他滔滔不断的讲说学问或故事的时候,我总会感到他必能活到八九十岁,而且相信若活到八九十岁,他必定还能象年轻的时候那样有说有笑,还能那样说干什么就干什么,永不驳回朋友的要求,或给朋友一点难堪。

地山竟自会死了——才将快到五十的边儿上吧。

他是我的好友。可是,我对于他的身世知道的并不十分详细。不错,他确是告诉过我许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可是,大部分都被我忘掉了。一来是我的记性不好;二来是当我初次看见他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个朋友”,不必细问他什么;即使他原来是个强盗,我也只看他可爱;我只知道面前是个可爱的人,就是一点也不晓得他的历史,也没有任何关系!况且,我还深信他会活到八九十岁呢。让他讲那些有趣的故事吧,让他说些对种种学术的心得与研究方法吧;至于他自己的历史,忙什么呢?等他老年的时候再说给我听,也还不迟啊!

可是,他已经死了!

我知道他是福建人。他的父亲作过台湾的知府——说不定他就生在台湾。他有一位舅父,是个很有才而后来作了不十分规矩的和尚的。由这位舅父,他大概自幼就接近了佛说,读过不少的佛经。还许因为这位舅父的关系,他曾在仰光一带住过,给了他不少后来写小说的资料。他的妻早已死去,留下一个小女孩。他手上的翡翠戒指就是为纪念他的亡妻的。从英国回到北平,他续了弦。这位太太姓周,我曾在北平和青岛见到过。

以上这一点:事实恐怕还有说得不十分正确的地方,我的记性实在太坏了!记得我到牛津去访他的时候,他告诉了我为什么老戴着那个翡翠戒指;同时,他说了许许多多关于他的舅父的事。是的,清清楚楚的我记得他由述说这位舅父而谈到禅宗的长短,因为他老人家便是禅宗的和尚。可是,除了这一点,我把好些极有趣的事全忘得一干二净;后悔没把它们都笔记下来!

我认识地山,是在二十年前了。那时候,我的工作不多,所以常到一个教会去帮忙,作些“社会服务”的事情。地山不但常到那里去,而且有时候住在那里,因此我认识了他。我呢,只是个中学毕业生,什么学识也没有。可是地山在那时候已经在燕大毕业而留校教书,大家都说他是个很有学问的青年。初一认识他,我几乎不敢希望能与他为友,他是有学问的人哪!可是,他有学问而没有架子,他爱说笑话,村的雅的都有;他同我去吃八个铜板十只的水饺,一边吃一边说,不一定说什么,但总说得有趣。我不再怕他了。虽然不晓得他有多大的学问,可是的确知道他是个极天真可爱的人了。一来二去,我试着步去问他一些书本上的事;我生怕他不肯告诉我,因为我知道有些学者是有这样脾气的:他可以和你交往,不管你是怎样的人;但是一提到学问,他就不肯开口了;不是他不肯把学问白白送给人,便是不屑于与一个没学问的人谈学问——他的神态表示出来,跟你来往已是降格相从,至于学问之事,哈哈……但是,地山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他愿意把他所知道的告诉人,正如同他愿给人讲故事。他不因为我向他请教而轻视我,而且也并不板起面孔表示他有学问。和谈笑话似的,他知道什么便告诉我什么,没有矜持,没有厌倦,教我佩服他的学识,而仍认他为好友。学问并没有毁坏了他的为人,象那些气焰千丈的“学者”那样,他对我如此,对别人也如此;在认识他的人中,我没有听到过背地里指摘他,说他不够个朋友的。

不错,朋友们也有时候背地里讲究他;谁能没有些毛病呢。可是,地山的毛病只使朋友们又气又笑的那一种,绝无损于他的人格。他不爱写信。你给他十封信,他也未见得答复一次;偶而回答你一封,也只是几个奇形怪状的字,写在一张随手拾来的破纸上。我管他的字叫作鸡爪体,真是难看。这也许是他不愿写信的原因之一吧?另一毛病是不守时刻。口头的或书面的通知,何时开会或何时集齐,对他绝不发生作用。只要他在图书馆中坐下,或和友人谈起来,就不用再希望他还能看看钟表。所以,你设若不亲自拉他去赴会就约,那就是你的过错;他是永远不记着时刻的。

一九二四年初秋,我到了伦敦,地山已先我数日来到。他是在美国得了硕士学位,再到牛津继续研究他的比较宗教学的;还未开学,所以先在伦敦住几天,我和他住在了一处。他正用一本中国小商店里用的粗纸账本写小说,那时节,我对文艺还没有发生什么兴趣,所以就没大注意他写的是哪一篇。几天的工夫,他带着我到城里城外玩耍,把伦敦看了一个大概。地山喜欢历史,对宗教有多年的研究,对古生物学有浓厚的兴趣。由他领着逛伦敦,是多么有趣、有益的事呢!同时,他绝对不是“月亮也是外国的好”的那种留学生。说真的,他有时候过火的厌恶外国人。因为要批判英国人,他甚至于连英国人有礼貌,守秩序,和什么喝汤不准出响声,都看成愚蠢可笑的事。因此,我一到伦敦,就借着他的眼睛看到那古城的许多宝物,也看到它那阴暗的一方面,而不至胡胡涂涂的断定伦敦的月亮比北平的好了。

不久,他到牛津去入学。暑假寒假中,他必到伦敦来玩几天。“玩”这个字,在这里,用得很妥当,又不很妥当。当他遇到朋友的时候,他就忘了自己:朋友们说怎样,他总不驳回。去到东伦敦买黄花木耳,大家作些中国饭吃?好!去逛动物园?好,玩扑克牌?好!他似乎永远没有忧郁,永远不会说“不”。不过,最好还是请他闲扯。据我所知道的,除各种宗教的研究而外,他还研究人学、民俗学、文学、考古学;他认识古代钱币,能鉴别古画,学过梵文与巴利文。请他闲扯,他就能——举个例说——由男女恋爱扯到中古的禁欲主义,再扯到原始时代的男女关系。他的故事多书本上的佐证也丰富。他的话一会儿低降到贩夫走卒的俗野,一会儿高飞到学者的深刻高明。他谈一整天并不倦容,大家听一天也不感疲倦。

不过,你不要让他独自溜出去。他独自出去,不是到博物院,必是入图书馆。一进去,他就忘了出来。有一次,在上午八九点钟,我在东方学院的图书馆楼上发现了他。到吃午饭的'时候,我去唤他,他不动。一直到下午五点,他才出来,还是因为图书馆已到关门的时间的原故。找到了我,他不住的喊“饿”,是啊,他已饿了十点钟。在这种时节,“玩”字是用不得的。

牛津不承认他的美国的硕士学位,所以他须花二年的时光再考硕士。他的论文是法华经的介绍,在预备这本论文的时候,他还写了一篇相当长的文章,在世界基督教大会(?)上去宣读。这篇文章的内容是介绍道教。在一般的浮浅传教师心里,中国的佛教与道教不过是与非洲黑人或美洲红人所信的原始宗教差不多。地山这篇文章使他们闻所未闻,而且得到不少宗教学学者的称赞。

他得到牛津的硕士。假若他能继续住二年,他必能得到文学博士——最荣誉的学位。论文是不成问题的,他能于很短的期间预备好。但是,他必须再住二年;校规如此,不能变更。他没有住下去的钱,朋友们也不能帮助他。他只好以硕士为满意,而离开英国。

在他离英以前,我已试写小说。我没有一点自信心,而他又没工夫替我看看。我只能抓着机会给他朗读一两段。听过了几段,他说“可以:往下写吧!”这,增多了我的勇气。他的文艺意见,在那时候,仿佛是偏重于风格与情调;他自己的作品都多少有些传奇的气息,他所喜爱的作品也差不多都是浪漫派的。他的家世,他的在南洋的经验,他的旧文学的修养,他的喜研究学问而又不忍放弃文艺的态度,和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想,大概都使他倾向着浪漫主义。

单说:他的生活方式吧。我不相信他有什么宗教的信仰,虽然他对宗教有深刻的研究,可是,我也不敢说宗教对他完全没有影响。他的言谈举止都象个诗人。假若把“诗人”按照世俗的解释从他的生活中发展起来,他就应当有很古怪奇特的行动与行为。但是,他并没作过什么怪事。他明明知道某某人对他不起,或是知道某某人的毛病,他仍然是一团和气,以朋友相待。他不会发脾气。在他的嘴里,有时候是乱扯一阵,可是他的私生活是很严肃的,他既是诗人,又是“俗”人。为了读书,他可以忘了吃饭。但一讲到吃饭,他却又不惜花钱。他并不孤高自赏。对于衣食住行他都有自己的主张,可是假若别人喜欢,他也不便固执己见。他能过很苦的日子。在我初认识他的几年中,他的饭食与衣服都是极简单朴俭。他结婚后,我到北平去看他,他的住屋衣服都相当讲究了。也许是为了家庭间的和美,他不便于坚持己见吧。虽然由破夏布褂子换为整齐的绫罗大衫,他的脱口而出的笑话与戏谑还完全是他,一点也没改。穿什么,吃什么,他仿佛都能随遇而安,无所不可。在这里和在其他的好多地方,他似乎受佛教的影响较基督教的为多,虽然他是在神学系毕业,而且也常去作礼拜。他象个禅宗的居士,而绝不能成为一个清教徒。

不但亲戚朋友能影响他,就是不相识而偶然接触的人也能临时的左右他。有一次,我在“家”里,他到伦敦城里去干些什么。日落时,他回来了,进门便笑,而且不住的摸他的刚刚刮过的脸。我莫名其妙。他又笑了一阵。“教理发匠挣去两镑多!”我吃了一惊。那时候,在伦敦理发普通是八个便士,理发带刮脸也不过是一个先令,“怎能花两镑多呢?”原来是理发匠问他什么,他便答应什么,于是用香油香水洗了头,电气刮了脸,还不得用两镑多么?他绝想不起那样打扮自己,但是理发匠的钱罐是不能驳回的!

自从他到香港大学任事,我们没有会过面,也没有通过信;我知道他不喜欢写信,所以也就不写给他。抗战后,为了香港文协分会的事,我不能不写信给他了,仍然没有回信。可是,我准知道,信虽没来,事情可是必定办了。果然,从分会的报告和友人的函件中,我晓得了他是极热心会务的一员。我不能希望他按时回答我的信,可是我深信他必对分会卖力气,他是个极随便而又极不随便的人,我知道。

我自己没有学问,不能妥切的道出地山在学术上的成就何如。我只知道,他极用功,读书很多,这就值得钦佩,值得效法。对文艺,我没有什么高明的见解,所以不敢批评地山的作品。但是我晓得,他向来没有争过稿费,或恶意的批评过谁。这一点,不但使他能在香港文协分会以老大哥的身分德望去推动会务,而且在全国文艺界的团结上也有重大的作用。

是的,地山的死是学术界文艺界的极重大的损失!至于谈到他与我私人的关系,我只有落泪了;他既是我的“师”,又是我的好友!

啊,地山!你记得给我开的那张“佛学入门必读书”的单子吗?你用功,也希望我用功;可是那张单子上的六十几部书,到如今我一部也没有读啊!

你记得给我打电报,叫我到济南车站去接周校长(注:周校长,即许地山的夫人的妹妹。)吗?多么有趣的电报啊!知道我不认识她,所以你教她穿了黑色旗袍,而电文是:“×日×时到站接黑衫女”!当我和妻接到黑衫女的时候,我们都笑得闭不上口啊。朋友,你托友好作一件事,都是那样有风趣啊!啊,昔日的趣事都变成今日的泪源。你怎可以死呢!

不能再往下写了……

篇10:老舍经典散文

这里的“赶集”不是逢一四七或二五八到集上去卖两只鸡或买二斗米的意思,不是;这是说这本集子里的十几篇东西都是赶出来的。几句话就足以说明这个:我本来不大写短篇小说,因为不会。可是自从沪战后,刊物增多,各处找我写文章;既蒙赏脸,怎好不捧场?同时写几个长篇,自然是作不到的,于是由靠背戏改唱短打。这么一来,快信便接得更多:“既肯写短篇了,还有什么说的?写吧,伙计!三天的工夫还赶不出五千字来?少点也行啊!无论怎着吧,赶一篇,要快!”话说得很“自己”,我也就不好意思,于是天昏地暗,胡扯一番;明知写得不成东西,还没法不硬着头皮干。到如今居然凑成这么一小堆堆了!

设若我要是不教书,或者这些篇还不至于这么糟,至少是在文字上。可是我得教书,白天的工夫都花费在学校里,只能在晚间来胡扯;扯到哪儿算哪儿,没办法!

现在要出集了,本当给这堆小鬼一一修饰打扮一番;哼,哪有那个工夫!随它们去吧;它们没出息,日后自会受淘汰;我不拿它们当宝贝儿,也不便把它们都勒死。就是这个主意!

排列的次序是依着写成的先后。设若后边的比前边的好一点,那总算狗急跳墙,居然跳过去了。说真的,这种“歪打正着”的办法,能得一两个虎头虎脑的家伙就得念佛!

蒙载过这些篇的杂志们允许我把它们收入这本里,十分的感激!

老舍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济南。

五九

张丙,瘦得象剥了皮的小树,差不多每天晚上来喝茶。他的脸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对深而很黑的眼睛,显出他并不是因为瘦弱而完全没有精力。当喝下第三碗茶之后,这对黑眼开始发光;嘴唇,象小孩要哭的时候,开始颤动。他要发议论了。

他的`议论,不是有统系的;他遇到什么事便谈什么,加以批评。但无论谈什么事,他的批评总结束在“中国人是无望的,我刚说的这件事又是个好证据”。说完,他自动的斟上一碗茶,一气喝完;闭上眼,不再说了,显出:“不必辩论,中国人是无望的。无论怎说!”

这一晚,电灯非常的暗,读书是不可能的。张丙来了,看了看屋里,看了看电灯,点了点头,坐下,似乎是心里说:“中国人是无望的,看这个灯;电灯公司……”

第三碗茶喝过,我笑着说:“老张,什么新闻?”

出我意料之外,他笑了笑——他向来是不轻易发笑的。“打架来着。”他说。

“谁?你?”我问。

“我!”他看着茶碗,不再说了。

等了足有五分钟,他自动的开始:“假如你看见一个壮小伙子,利用他身体气力的优越,打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你怎办?”

“过去劝解,我看,是第一步。”

“假若你一看见他打那个小孩子,你便想到:设若过去劝,他自然是停止住打,而嘟囔着骂话走开;那小孩子是白挨一顿打!你想,过去劝解是有意义的吗?”他的眼睛发光了,看看我的脸。

“我自然说他一顿,叫他明白他不应当欺侮小孩子,那不体面。”

“是的,不体面;假如他懂得什么体面,他还不那样作呢!而且,这样的东西,你真要过去说他几句,他一定问你:‘你管得着吗?你是干什么的,管这个事?’你跟他辩驳,还不如和石头说几句好话呢;石头是不会用言语冲撞你的。假如你和他嚷嚷起来,自然是招来一群人,来看热闹;结果是他走他的,你走你的路;可是他白打了小孩一顿,没受一点惩罚;下回他遇到机会还这样作!白打一个不能抵抗的小孩子,是便宜的事,他一定这么想。”

“那末,你以为应当立刻叫他受惩罚,路见不平……那一套?”我知道他最厌恶武侠小说,而故意斗他。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说:“别说《七侠五义》!我不要作什么武侠,我只是不能瞪着眼看一个小孩挨打;那叫我的灵魂全发了火!更不能叫打人的占了全胜去!我过去,一声没出,打了他个嘴巴!”“他呢?”

“他?反正我是计画好了的:假如我不打他,而过去劝,他是得意扬扬而去;打人是件舒服事,从人们的兽方面看。设若我跟他讲理,结果也还是得打架;不过,我未必打得着他,因为他必先下手,不给我先发制人的机会。”他又笑了;我知道他笑的意思。

“但是,”我问:“你打了他,他一定还手,你岂是他的对手?”我很关心这一点,因为张丙是那样瘦弱的人。“那自然我也想到了。我打他,他必定打我;我必定失败。可是有一层,这种人,善于利用筋肉欺侮人的,遇到自家皮肉上挨了打,他会登时去用手遮护那里,在那一刻,他只觉得疼,而忘了动作。及至他看明白了你,他还是不敢动手,因为他向来利用筋肉的优越欺人,及至他自己挨了打,他必定想想那个打他的,一定是有些来历;因为他自己打人的时候是看清了有无操必胜之券而后开打的。就是真还了手,把我打伤,我,不全象那小子那样傻,会找巡警去。至少我跟他上警区,耽误他一天的工夫(先不用说他一定受什么别的惩罚),叫他也晓得,打人是至少要上警区的。”

他不言语了,我看得出,他心中正在难受——难受,他打了人家一下,不用提他的理由充足与否。

“他打人,人也打他,对这等人正是妥当的办法;人类是无望的,你常这么说。”我打算招他笑一下。

他没笑,只轻轻摇了摇头,说:“这是今天早晨的事。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又遇见他了。”

“他要动手了?”我问,很不放心的。

“动手打我一顿,倒没有什么!叫我,叫我——我应当怎样说?——伤心的是:今天下午我遇见他的时候,他正拉着两个十来岁的外国小孩儿;他分明是给一家外国人作仆人的。他拉着那两个外国小孩,赶过我来,告诉他们,低声下气的央告他们:踢他!踢他!然后向我说:你!你敢打我?洋人也不打我呀!(请注意,这里他很巧妙的,去了一个“敢”字!)然后又向那两个小孩说:踢!踢他!看他敢惹洋人不敢!”他停顿了一会儿,忽然的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

“五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泪流下来了。“呕!”张丙立起来说:“怪不得街上那么多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呢!”

他好象忘了说那句:“中国人没希望,”也没喝那末一碗茶,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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