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语境下的传媒现象分析
【简介】感谢网友“一懒众山小”参与投稿，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了文化研究语境下的传媒现象分析（共6篇），供大家阅读参考。
篇1：文化研究语境下的传媒现象分析
文化研究语境下的传媒现象分析
近几年来（随着全球业浪潮的推进，传统的精英文化艺术显然受到了有力的挑故，但这种挑战究，竟来自何方？果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主要来自大众传播媒介和一些消费文化因素吗？是否大众文化就一定要与精英文化保持天然的对立？要回答这样一些复杂的问题并非本文的任务。本文只想首先指出，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确实不仅向高雅的文学艺术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使一度红火的电影事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尽管是一个全球范围的现象，但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也不能例外，电视的大力普及使得有着强烈精英意识?启蒙派知识分子不得不对之作出不同的反应，其中之一便是抵制电视，因为电视业的崛起确实把一部分人的视线从书本上移开了；其二则是取悦电视，因为通过电视的宣传可以提高一个人的知名度，进而推进他/她的著述和研究。但我认为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认识显然在当今时代是无济于事的，也许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切入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倒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看待精英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共存和共融之关系。我本人在收看电视方面实在是属孤陋寡闻之辈，但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当今中国的一些电视精品栏目可以纳入文化研究的语境下进行分析，例如中央电视台的《综艺大观》、《文化视点》和北京电视台的《荧屏连着我和你》等。但是在作出这样的分析之前，首先要对所采取的理论视角作出限定，这样才能对个别案例进行基于文化研究视角的理论分析。可以说，本文的写作正是本着这一目的。文化研究之于传媒的意义
首先，必须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学术界引进的一种文化学理论，若将它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现象分析就必须对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战后的英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化批评界，开始时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后来逐步发展演变，广纳百川汇集成流，目前已成为当今北美文化学术界自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之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它也像经济主义、生物主义、实在主义或任何别的什么’主义’那样，本身就有还原性，于是针对这些主义，便出现了一种颇为令人惊慌失措的过度反应。”①但是与传统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指的是当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化，而是大众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视和广告业等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因此，从这一视角人手来分析电视这一极为普及的`媒体，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新批评理论家F.R.利维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便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因而范围依然比较狭窄，而且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他们所开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弘扬来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之同的，其现代主义的启蒙意识是十分明显的。后来由于几位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理论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的努力，同时在一些边缘话语力量的冲击下，文化研究者内部也发生了多元价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地，引人了对社区文化生活的研究内容，甚至逐渐把对大众传播媒介、当代社区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进来，进而逐步汇入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当今的西方文化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包括这样三大类：以远离中心?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 study），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为对象的种族研究（ethnic study），和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gender 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且更确切地说是非精英文化现象，也即文化研究更关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它就不应当把影视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电视，因为作为当今后工业社会辐射面极广的一种媒体，电视的作用和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义和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还涉及下列理论课题：（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消费问题；（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3）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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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传媒文化视野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研究
传媒文化视野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研究
黄宇宁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广东东莞523000）
摘要：高校青年大学生在即将步入社会进行更深层次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构建时，不可避免的会受到社会环境的直接影响，因此在对大学进行管理时，一定要注意社会环境可能对其身心产生的正负面效应。从当前我国传媒文化视野来看，新传媒文化的发展不仅为大学生管理工作提供了技术设备方面的支持，其对学生思想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学生管理的难度。本文从传媒文化对学生产生的影响出发，对传媒文化视野下高校学生的实际管理工作进行了细致地分析，希望能为管理工作的良性开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关键词：传媒文化；高校教育；学生管理
作者简介：黄宇宁（1987-），女（汉族），广东东莞人，本科，助理工程师，研究方向：教学管理。
传媒文化一般包括历史人文、电影电视、网络博客、微信等众多信息传播系统，有别于传统传媒行业通过报纸和书籍等传统媒介对信息文化进行传播与传承，新媒体的产生和发展为当代传媒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现阶段，新型媒体参与到传媒文化中来，通过互联网等信息传播手段发布了海量的虚拟信息，并且这些信息迅速的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网络上的信息交流平台，如博客、论坛、贴吧、微信、微博等逐渐发展成为社会大众信息交流的主要基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网络信息不具备真实可靠性，社会大众在接受网络信息时往往不考虑信息的真假，容易受到信息的影响。青年学生也是如此，作为与网络接触最为广泛的社会群体，他们往往思维活跃，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较强，但是由于没有经过社会的历练，所以他们分辨事物的能力较差，如果没有及时地引导，很容易走向歧途。所以在传媒文化视野的影响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应该重视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当代传媒文化的特点
我国当代传媒文化受到当前新型媒体的影响具有较强的时代性，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理解方式，具体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信息资源丰富，传播速度快。互联网各项媒体技术的更新为信息的传播、存储和分享创造了条件，能够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用之不竭的丰富信息资源。每一个参与到计算机互联网络之中的用户都能够及时地获取自己所想要的信息，为当前社会主义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物质文化条件。其次，传媒文化存在一定的交互性。网络信息交流是当代传媒文化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活动形式之一。它利用媒介对相关信息进行人与人、机器与机器之间的转播，并通过贴吧、QQ、微信等交流工具将社会大众有机地联合成一个整体，真正实现了传媒文化的平民化和社会大众化。而对于高校青年学生来说，互联网为学生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从社会层面刺激着学生的好奇心，致使网上交流已经成为学生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传媒文化的虚拟性。随着网络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交流空间已经逐步成为民众的集体交流空间，并且由于网络交流空间的虚拟性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交流者的隐私，为交流者畅所欲言提供了相应的精神动力。在这样虚拟网络交流生活的影响下，学生在网络上置身于虚无空间构造之中，不仅可以匿名与众多社会人士交流，还能引发学生积极发表自己对问题看法的欲望，从侧面表现了校园网络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为当前高校学生管理教育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二、现代传媒文化对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现代传媒作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产生的新事物，在当前的社会背景影响下呈现出极为旺盛的生命力，较之于传统传媒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受众群体，以及更加方便迅速的信息传播渠道和多元化的信息交流、共享方式，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构建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因此对高校学生管理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首先，现代传媒文化的不断发展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使高校在学生管理方面的深度和广度得以不断地拓展和加深；其次，现代传媒文化的构建为信息传播与交流提供了多元化的载体，为学生管理工作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第三，传媒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和建设过程中所展示出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为学生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管理模式的时代创新提供了一定的精神借鉴。
（二）消极影响
传媒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前进方向，在当代社会已经广泛的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社会各个层面之中，使社会大众对其的依赖程度日渐加深，尤其是对大学来说，由于大学生是现代传媒文化的主要受众群体，因此其不可避免的会对大学生的管理工作做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
首先，致使学生管理人员参与管理的主观能动意识降低。现代传媒文化不仅影响了学生，也影响着教育管理工作者。对网络这一现代传媒文化载体的过分依赖致使教育管理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生管理工作，甚至在管理过程中对学生思想教育起到错误的导向，为学生的未来发展设置了一定的障碍。
其次，削弱了管理制度的权威性。由于现代传媒文化主要呈现出大众文化发展的趋势，所以其思想内容为了迎合广大社会群众的口味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浮躁气息，学生在其中很容易寻求到社会对其虚妄的安慰，致使其树立了较为浅薄的社会价值观，对学校管理制度相对轻视，以至于削弱了高校管理制度在学生管理方面的权威性。
再次，造成高校学生管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更为复杂。现代传媒文化的发展极大地拓宽了学生获取信息资源的渠道，学生对社会的初步认识也几乎通过媒体信息的传播和构建来完成。在此情况下，学生所了解的社会信息属于第二手已经被判断过的信息，并不具备一定的可靠性。但是，学生社会阅历有限，很难及时地认识到这一点，甚至往往会受到这些意识的影响产生一些过激行为，严重者甚至会威胁社会的稳定，而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职责就包括对学生所接受信息的甄别和判断，网络传媒文化的发展增加了学生管理工作的操作难度。
最后，高校学生管理产生的实际效果被削弱。现代传媒文化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呈现出市场化发展的趋势，其具体的管理运营模式已经开始在市场竞争的作用下建立了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未来发展目标，为社会大众舆论建设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在此社会背景下，传媒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对当代大学生行为规范的构建、社会价值观念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甚至其对大学生思维意识层面的冲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高校学生管理的实际效果，不利于学生未来的发展。
三、传媒文化视野下高校加强学生管理工作的措施
（一）加强高校学生的媒介素质教育
随着现代传媒影响力在社会上的不断加强以及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对现代传媒载体所呈现出的新闻信息的鉴别和判断也变得越加重要，因此，为了在学生管理中增强学生对信息的鉴别和判断能力，十分有必要在大学中开展媒介素质教育，提升学生自身的媒介素养，为学生在传媒文化视野下的发展创造条件。鉴于此，学校应该积极联合国家和社会，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构建科学的实施平台，对各项可能与学生产生接触的媒介予以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并通过教学活动设置和教学讲座开展等方式让学生真正地认识到传媒文化的优劣。
（二）加强对现代传媒载体的管理
由于高校学生接触现代传媒的具体机构较为分散，渠道也更加复杂多样，从客观角度为高校学生管理增加了难度。所以，高校学生应该加强对校园传媒载体的管理，对于已经沉迷网络的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并对其因此产生的逃课行为加以严惩。同时，加强对校园网络的监控，为校园网络信息的具体管理和控制增设管理机构，为学生制定网络活动方面的行为准则，严格监控大学生的上网行为。
（三）利用现代校园媒体，对学生实行正面教育管理
现代传媒文化不仅对学生管理产生着负面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科学管理理念的树立。所以，各地高校应该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和行为规范管理的同时，发挥现代传媒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优势，结合高校学生的思想实际，有目的、有计划地通过传媒载体向学生灌输正面教育，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爱国热情。
（四）关注社会热点问题，重视学生管理工作中的传媒互动管理
现代传媒文化能否充分发挥出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作用，并将广大学生群体吸引到对热点问题的分析和讨论中来，是进行学生管理工作的关键。因此，高校应该积极发挥网络、电视、报纸等传媒载体在学生热点问题讨论中的正确引导作用，在不断改进互动交流模式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互联网媒介在信息转播中的交互优势，真正地通过这些载体的建设将学生管理工作向网络延伸。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传媒文化视野下开展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是当前高校管理中的重点和难点，需要学校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在准确把握传媒文化特点的同时通过不断地实践和探索，紧抓机遇，努力将传媒文化与学生管理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同时，高校也要加大力度适时展开传媒文化的培训，促进学生管理工作向着科学化发展，也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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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月茹。浅析辅导员在网络时代的学生管理工作开展途径[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4，（16）
篇3：文化语境顺应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文化语境顺应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引言 关于翻译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标准或者理论,历来众说纷纭.最近,维索尔伦(Verschueren)推出了顺应理论.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解释力、发展前途和应用价值的语用学理论,它从一个全新的`视觉去理解和阐释当今的语用学.本文将从维索尔伦的语境关系顺应论出发,探讨顺应文化语境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性,从而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
作 者：阳兰梅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 刊 名：现代语文（语言研究） 英文刊名：MODERNCHINESE 年，卷(期)：2007 ”\"(12) 分类号：H1 关键词：篇4：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
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
文化研究是跨学科性的,它打破了政治、历史、文学、哲学等等传统上人为的科际疆界.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不仅针对其他学科的内容,而且也针对其他学科的局限性,因此文化研究属于后学科.中国语境中的文化研究又势必与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保持距离,这注定了其在中国学界的'精英性与超前性.注定他必须面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制和市场需求的利用.此外,他借以存身的学术机构的官僚化与市场化,以及现今学科间的壁垒,都构成了中国语境文化研究的诸多阻碍.中国的文化研究任重道远.
作 者：藏策 作者单位：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300073 刊 名：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INAN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8(1) 分类号：G04 关键词：文化研究 中国语境 学科篇5：传媒消费语境下《百家讲坛》发展路径研究的论文
传媒消费语境下《百家讲坛》发展路径研究的论文
摘要 本文采纳传媒消费语境这一个全新的税角对《百家讲坛》的成功发展历程和现在遭遇到的瓶颈进行分析，从而探讨当下的传媒消费在我国的状况，对 媒体的影响，以及相关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 传媒消费 消费社会 电视媒介
一、传媒消费与《百家讲坛》
默多克认为，传媒消费主义是指传媒着眼于公众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需求欲望的创造，为强调物的符号意义及其为营造“消费社会”的氛围而进行的传播活动及相应的社会实践。它是消费社会特有的文化实践和文化现象，是消费文化、消费主义的集中表现。它对消费文化、消费主义的形成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百家讲坛》就是在中国进入消费社会的大环境下，在传媒消费语境中开始演绎自己的故事。诞生于7月9日日的《百家讲坛》是一个形式较为单一的科教栏目，首播12：45，重播晚上11：30，次日早上6：40。栏目最初走的是“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的路子。开播前三年，曾一度因收视率太低，面临被末位淘汰的危险。栏目制片人万卫等人及时调整思路，在请来清史专家阎崇年主讲《清十二帝疑案》，至此，《百家讲坛》迅速“火”了起来。20栏目的收视率一跃达到频道第一(年平均收视率位居频道第三)。阎崇年、刘心武、易中天、纪连海、于丹、王立群等一批主讲学者也开始走红，相关图书、音像等衍生产品在市场上变得十分热销，一时间“百家讲坛”现象成为社会的一大热点。
《百家讲坛》由“冷”转“热”的变化体现了传媒消费语境下媒体角色定位的变化和当代消费社会对传媒要求的变化，它也是媒体成功运用现代传媒消费进行节目运作的体现。进入后，《百家讲坛》热持续火爆，但是在被追捧的同时，对其理性的反思以至批判的声音也开始出现。203月2日，中山大学博士徐晋如联合清华大学，暨南大学等知名高校的几位学生在天涯网上贴了一篇《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的帖子，文中言辞激愤，获得万人跟帖响应。之后各种关于《百家讲坛》或珠江学者的批判之声不绝于耳。进入后，栏目本身的收视率遇到了瓶颈。
二、传媒消费语境下《百家讲坛》的嬗变
1 传媒消费主义的影响
默多克的传媒消费主义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以大量的娱节目服务于受众感官和本能的体会，给观众以消遣享受。这种语境下的栏目虽然包涵一定的信息量，但主要呈现出的却是不可避免的媒介娱乐化倾向。
由此不难发现，大众传媒充当了消费社会与消费主义的推行者、建构者与同谋者的角色。作为大众传播工具，媒体如何回应消费主义带来的冲击，如何面对角色改变的受众，又应当做出何种调整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媒体研究领域的发展是以理解当代社会、文化发展中媒体消费过程的中心性作为前提的。当代传媒在市场营销、商业逻辑的环境中，市场为媒体实现盈利提供场所，而商业逻辑则执行利润最大化原则实现媒体增值。传媒消费主义者语境下，市场通过观众、电视台、广告主之间的自由选择，提供了最多样化的节目，来满足观众的视听需求，将资源引导到最有价值的地方。
从传媒消费主义的角度出发，《百家讲坛》商业化与市场竞争度提高后，传统的高雅文化不但已经融入到大众文化的日常形态之中，更成为了带有商业价值的媒介信息。此时的栏目更像一个工厂，要把自己的产品尽可能的推销给大众。同样的，此刻文化的等级性和差异性已经被削平，栏目开始采用多样化的大众语言来进行传播，这样通俗的表现吸引了更“消费者”的注意。于是，在与市场顺利“接轨”后，《百家讲坛》也完成了一次传媒消费的新尝试。
2 从“受众”到“消费者”
消费社会推崇的是消费者至上的信条，这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传媒的消费语境下观众的变成了“消费者”。
大众手中的遥控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电视的方向。据有关统计电视频道的平均转换频率是3分，次，对具有商业化倾向的电视传媒而言，受众成为业界竞相追逐的对象，收视率成为其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为了获得更多的“消费者”，电视媒体的“产品生产”就不能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媒体开始分析受众的心理与口味，开始有意识的把栏目塑造成能让最多人喜欢的模式。
有人说《百家讲坛》太娱乐化，有失学术的严肃感。但这正是栏目满足“消费者”的转变之一。为了满足现代社会受众的精神消费需求，电视的娱乐化不可避免的应运而生。栏目需要并不断吸引人们游离的注意力，要让参差不齐的受众自由地专注于这些枯燥的学术知识，就要把握“欢乐意味着满足”这一特点。在严谨的知识中融入生动的故事，带动观看者全身心投入和放松，受众在娱乐氛围中获得了一种体验性的情感满足。可见，受众对娱乐化节目的共同消费需求成为《百家讲坛》前后“变脸”的一个重要原因。
3 从“新闻场”到“经济场”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提出了“新闻场”的概念。电视这一媒介属于新闻场域，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
这一自身难以自主的、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与其他场域各自既是一个运作空间、一个争夺空间，同时又在整个权力场中运作和争斗。现在传媒的语境已经掉入了消费社会的洪流中，所以，新闻场只有按照商业逻辑进行运作，才可能赢得高收视率。高收视率依赖于受众对媒介的依赖，媒介的高收视率可获得更高的资本回报，商业资本与媒介资本的转化就循环不止。
在消费社会的大环境下，《百家讲坛》作为央视的一个栏目，自然无法摆脱收视率的束绀，现在的电视媒介所处的“场”逃离不了“经济场”的控制。它只有按照市场规则运作，才能够吸引受众，赢得收视，进而获得继续生存的机会。这个前提下。《百家讲坛》的出发点就转变成以文化的名义来进行媒介经营，故而它的运作方式是完全商业的。电视学术讲坛尽管以历史、经典为主要内容，但它们只是节目内容上的改变，更多的内涵是栏目已经从“新闻场”开始转向一个更具有传媒消费性质的经济场。
三、《百家讲坛》遭遇发展“瓶颈”
20底媒体上不断出现“《百家讲坛》遭遇瓶颈”这样的字眼，栏目在9月和10月的收视率已经连续两个月排在十名之外，在央视10套的24个栏目中，《百家讲坛》收视率最低的一次排到了第十八名。一时间关于《百家讲坛》的种种讨论又一次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1 学者与媒体的学术分歧
《百家讲坛》作为中国近几年反响最大的文化类节目，它面临的文化质疑越来越多。通过大众化改造和包装以后的精英文化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有了改变，稍有不慎必然会影响到精英文化的最大标识――严谨性，例如，被称为《百家讲坛》最受争议的主讲人刘心武先生，他在“揭秘《红楼梦》”中，由于某些观点被诸多“红学”家视作“奇谈怪论”而招致非议，引发了一场关于“红学”的讨论，各路“红学”专家百家争鸣，纷纷通过大众媒介发表不同的意见。正是这场讨论引起了观众对《百家讲坛》的关心思考。之后栏目中关于学术问题的讨论不断产生。
这一类现象的产生和电视这个传播媒介不无关系。作为主讲人的专家学者在学术上肯定比一般人专业很多，当他们走向电视讲堂，把自己的观点在电视上公开后，普通的受众自然会接受并且认同这些观点。可以说，借着电视媒介这个覆盖率最广的媒体，《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们成为了很很大部分普通观众的“舆论领袖”。而且，在对学术一知半解的观众面前，“开放式大学讲堂”所传播的内容一般容易轻信，从而形成大众观念。此外，电视媒介能产生的社会效应往往让人意想不到。往好的说，能带动这一文化领域的社会认知和公众兴趣度；一旦出现问题，其影响也会被放大很多倍。如今的《百家讲坛》就是处于这个不好的位置上，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甚至普通老百姓对栏目中的内容产生了质疑，此起彼伏的声音使栏目形象受到破坏。
另一个学者与栏目的问题就是“严谨学术”与“娱乐电视”的碰撞。电视属于“新闻场”，有属于它自己的独特场域规则，当“新闻场”受制于“经济场”后这个规则又带有了传媒消费的`性质。许多学者上节目之前首先考虑的不是要讲解的内容，而是如何使自己的表达更适应电视媒介传播的特点，怎么把它们变成故事，怎么才能吊足观众的胃口。讲授《清十二帝疑案》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毛佩奇曾说：“我在准备十二帝疑案的讲稿时，每一集都写了一万多字，要讲一个半小时，可是只讲40分钟，怎样从中抽取最精华的，用最简单的语言来告诉电视观众，这是最难的。”
出于传媒消费主义下的电视栏目，怎样吸引观众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收视率成为始终悬挂在电视学术论坛类节目头顶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2 受众的质疑与流失
《百家讲坛》为了迎合更多的受众，把主要内容放在文史类题材上，这个转变为栏目赢得了收视率，但时间长后观众的逆反心理就会出现。
业内专家也分析“栏目内容越来越单一，让‘百家’变成了‘一家’，导致观众审美疲劳，这是《百家讲坛》走下坡路的重要原因”。失去了深度之后栏目在内容上的优势已经不如从前，题材和形式的日趋单一化，进一步扩大了栏目的弊端。
除此之外，讲者与受者之间信息的传输也会出现问题。根据霍尔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消费者解读文本的立场可以被区分为三种：主导／霸权立场、协商立场和对抗立场。在主导文化秩序统治的文化环境中，大众传媒所期待的是消费者站在主导，霸权立场来解读娱乐产品。而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传媒更加期望的是解读立场多元并存局面的出现，既有主导／霸权，更有协商、对抗。多元解读立场并存的局面，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充分的表达和参与的“自由”体验，从而提高他们的消费积极性。
显然，《百家讲坛》还没有处理好这一点。在消费社会里个性得到最大的张扬，广大受众不再是从前的被动者，“受者中心论”的重要性也已不仅仅是学术里的理论词汇。当电视由“录制工具”变成了“制造现实的工具”时，它要考虑到受众的接受范围，怎样不过分偏离观众的思维，怎样把新的东西灌输到观众的意识中而又没有逆反，这些都是信息传输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所以，电视栏目除了播放的节目，事先对观众的理解很重要，其余一系列的反应收集，多元的了解受众的解读文本立场。观众沟通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另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就巨大竞争压力。从形式到内容独树一帜，到现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电视讲坛热”，观众的选择从“仅此一家”变成了“百花争艳”。这些新出的讲坛类节目还力求突破和创新。东方卫视去年开播的《名人讲堂》节目，就借助明星的公众效应提高收视率，对观众颇具吸引力。湖南卫视今年精心打造了拳头栏目《湖湘讲堂》，该台推出的《唐浩明评点曾国藩》《谭伯牛讲湘军传奇》《胡遂评点胡林翼》等节目也备受观众好评。
3 栏目自身缺陷的凸显
从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电视媒体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文化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一旦进入电视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而电视作为的一般表达方式便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越来越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渐渐形成一种新的现代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的背景就是消费社会，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传媒消费下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便是“娱乐至死”这类词语的出现。
同样，《百家讲坛》的成功和栏目的娱乐化转变密不可分。从9月15日到年9月的210期节目中，栏目选题的历史探秘类节目的比例为7.1％，改版后，比例大幅提升到39.3％。文学经典类也从23.3％提升到33％，两类合计占到72.3％；与此相反的是，自然科学类的内容从24.8％跌为2.2％，“其他”类节目从19.5％下降为2.6％。
从以上数据我们不难看到，改版前后文史类节目的比例变化非常之大。这些变化一方面带来了更多的观众；另一方面，在商业化阴影下的有效传播终究只是商业借助文化的外衣进行的又一次成功运作，在这种传播中，文化被泛娱乐化、功利化和庸俗化了。过多的娱乐化内容选择终究不是栏目发展的长久之道。
四、《百家讲坛》发展策略分析
1 加大形式创新，增加节目多元性
栏目需要尽快跳出文史类的套路，寻找更多元化的主题。公众需要的不仅只是“小人生、大道理”或帝王将相的权谋故事与人生跌宕，他们更需要知道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寻求精神信仰、获得个人发展的更全面知识。可以适当扩展科学、时政、自然等内容，尤其可以考虑的是现在比较受关注的经济问题。
《百家讲坛》的多元还表现在栏目形式上。可以走出演播室选择实景，比如，陕西电视台在华山举办的华山论剑，邀请金庸担纲主讲便是不错的策划。还要增加互动交流，之前的经验证明不少质疑的出现是由栏目和观众的沟通造成的。
2 把握栏目品味，避免庸俗化
新闻媒体这个以采集和公开发表新闻为主的传播机构，它是面向大众的、迅速及时地传播信息的机构。“抵制低俗之风，提高娱乐节目质量”是我国媒体必须承担的义务。在保持娱乐节目的新鲜感、创新性、刺激性和趣味性的同时，绝不能单纯地将观众放置在消费者的位置，简单地遵守眼球折换货币的法则。使观众沉浸在娱乐之中而无法自拔。作为媒体，正确引导受众的收视审美，做好“把关人”的工作《百家讲坛》不可忽视。
3 把关内容的客观性、公正性
《百家讲坛》的瓶颈出现和节目中的很多硬伤有莫大的关系。知识通过言说方式的变换从学术场转移到电视场，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可能被改造，有时甚至是面目全非，如此一来，电视不再是公共文化重建的平台，而变成一种对学术场进行颠覆的媒介暴力。媒介只有尽可能保证其内容的客观性、公正性才能真正担负起大众文化传播者的形象，也只有客观、公正的内容才是真正对观众有益的
知识分子上电视有助于公共文化的建设，但是随着现代媒介的影响日益扩大，出现了借助媒介谋名牟利的现象。一旦这样的知识分子出现，对大众的影响将是恶劣的。这种带有利益趋势性的行为本身就受到很大质疑。
保护栏目的客观性、公正性，对于知识与学术的维护，对于电视讲坛栏目的发展有意义巨大。公共文化知识的传播是电这类栏目的灵魂，必须尽心维护。
4 兼顾公益利益和经济效益
一档理想的电视栏目，应有着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和多元的盈利模式，而不能满足于较为稳定的收视率和几声喝彩甚至于仅仅是节目的正常播出。有人说成熟的栏目。应当成为系列栏目的推动力，因为栏目群的集聚，能够产生规模效应，达到‘1+1>2’的效果。既然栏目和专家拥有如此众多忠实的观众，若要进一步延伸开发，不妨建立读书俱乐部、主题酒吧茶社，开办专门网站，与广播、报纸、杂志、网络等其他媒体联动等，形成立体复合的开发，从而实现素材的增值和效益的最大化。
另一方面，媒体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还要为社会和公众服务。这种服务不能以媒体自身的利益为基础，而应从公众需要出发。这样，电视媒体才可以不为商业力量所把持，既着眼于消费市场，又避免为了娱乐而娱乐。
篇6：传媒文化语境下文学经验危机的美学反思的论文
传媒文化语境下文学经验危机的美学反思的论文
摘要：由电子媒介推动的传媒文化，有力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感受方式和理解方式，也给文学艺术带来空前的经验危机。文学经验的本质是人的经验，它诞生于虚构和感性之间的碰撞、融合，以及人的感性生存和言语行为之间的“裂隙”。但在传媒文化语境下，生活现象被过度解释“透穿”，内蕴丰富的“故事”蜕变为“事故”，经验被抽象化；语言的工具化以及媒介话语的全息性、叙事性和无序性，消弭着滋生经验的边界。更严重的是，在“伪经验”盛产的传媒时代，“现实”正被过量的符号、信息围困和悬置，可供提取的文学经验已然被抽离。从经验美学视角反思文学的危机，是推动文学艺术走出困境的一条理想路径。
关键词：文学经验；传媒文化；解释；边界；现实
在传媒文化充斥甚至主导日常生活的今天，作为精神形式存在的文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空间挤压。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被加工成信息在全球传播，我们常常感叹世界是如此丰富多彩。然而，以书写生活为己任的文学艺术却并未同样地丰富起来，反而日趋浅薄了，南帆教授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奇怪的逆反”。他敏锐地指出：“面对如此波动的世界，科学家不得不提供每秒运算一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机处理蜂拥而来的数据。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某些文学仿佛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逆反——文学仿佛越来越简单了。”①尤其是近年来力图书写当下生活的作品，比如余华的《第七天》、苏童的《黄雀记》、阎连科的《炸裂志》等小说，不论内容题材的选择，还是艺术手法的运用，的确都“越来越简单了”，陷入信息化写作的困境。作品讲述的一切，在这个传媒时代早已司空见惯，它没有提供超出现有认知的新质素。那么，文学艺术的价值何在？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是什么？如何寻求破解之道？这些是当下创作界和理论界面临的最迫切问题。多数论者停留在技术层面上，认为是具体的艺术手法、观念缺乏创新，这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并未触及本质。我们认为，应从美学的高度反思传媒时代究竟给文学艺术带来何种挑战，作家的感觉结构正经历着何种变化，唯有如此，这一困境的深层奥秘才能得以解开。杜威、伽达默尔、本雅明等先哲均曾围绕类似的问题做过思索，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理论视角聚焦于一个概念——经验，留下丰厚的理论遗产，极具启发性。可以说，经验美学应是破解传媒文化语境下文学艺术困境的一条理想路径。在这一路径指引下，经验边界的消弭、“现实”的困境、“伪经验”的生产等重要问题得以揭示，从而获得对当下文学经验危机深刻的美学反思。
一、文学经验内涵的美学阐释
经验，是我国当下文艺理论界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术语。中国经验、城市经验、乡土经验、底层经验、现代经验等，这些由文学经验衍生出的家族概念已成为炙手可热的理论话语。然而，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我们对文学经验这一术语的内涵至今仍未获得较深刻、清晰的认识，这既造成了理论话语的混乱，又遮蔽了经验概念本身深刻、丰富的内涵。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界对经验以及文学经验的认识呈现出以下三种态势。
第一，从传统的文艺心理学角度，对经验作印象式、体悟式理解，已故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是这一方面的代表。童先生对经验的理解非常宽泛，认为“这些个人的见闻和经历及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统称为经验”，而“体验是经验中见出深义、诗意与个性色彩的那一种形态”。②经验唯有进一步升华至体验，人的情感才诗意化，意义才深刻化，感受才个性化。可见，经验和体验之间并无严格区分，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所谓见出“深义”“诗意”和“个性”，也因人眼光和艺术手法的各异而殊难说清。事实上，为了回避这些难题，外延更大的经验概念便成为文艺理论话语的首选，但其内在所指却为外延更小的体验，经验与体验混用的尴尬局面在当代文艺理论界占主导地位。在论述体验特征时，童先生主要还是从文艺心理学角度，分析了创作和欣赏过程中的移情、想象、反思、沉淀、感受等审美心理现象，并未提出理解经验、体验的新角度，仅停留于印象和体悟的层面。
第二，经验成为当下文艺理论界在面对西方强势话语入侵时，出于理论上自卫的需要，而提出的一个命题。文学经验概念的内涵更加含混，近乎无所不包。2007年由文学刊物《芳草》发起的为期长达三年的“中国经验”研讨会即是代表。这里的“中国经验”是“一种方式、一种关注中国问题的问题意识、一种进入现代性体系的出发点”③。显然，这里的经验概念亦无实在内涵，它只是为了与西方话语相区分，提请我们注意在进入现代性体系时，文学艺术需要面对哪些本国特有的问题。
第三，在文学经验理论化道路上迈出实质性步伐的，是2008年由余华发起的以“文学问题”为总题目的年度研讨会，而“文学与经验”正是其压轴论题。会上的一些成果首次在生存哲学、美学的高度对文学经验的内涵作了探索。余华深刻指出，文学的使命是引领读者“先离开”原有的日常生活经验，带着文学创造的新经验“再回来”，“让我们的经验永远处于更新状态”。④洪治纲教授则在比较了生活经验与文学经验后，指出经验具有“边界”文化的特质，认为文学经验总是要不断突破“边界”，“通过主体独特而富有智性的话语营构，打破这些‘惯例’，于经验的整合之中呈现出生活的可能性”。⑤这些阐述揭示了文学经验之于人在美学、人类学上的重要意义，远非那些空洞含混的说辞可比，为我们在学理上讨论文学经验指出了一条道路。
所以，我们将先从美学角度，对文学经验这一概念的内涵做深入阐释。文学凭借审美的力量，能再现甚至创造“完整的人的图景”，其根源在于，文学与人的生存在感性和虚构两个维度具有深刻的同构性。所以，感性和虚构是文学经验的人性之根，也是对文学经验进行美学阐释的逻辑原点。
1.人作为经验的存在
（1）人作为感性的存在。感性与虚构作为人的两大特质，二者博弈冲撞，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最终确证了人作为经验的存在。人的感性特质长期以来是被贬低和忽视的，直到鲍姆加登将其当作美学研究的对象才逐渐获得正名，后人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步获得了对人美学的发现。马克思将人的感性存在置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观照，真正确立了感性之于人生存的本体论意义。美的感性存在绝非静止的感性直观，而是内化于人的实践活动全过程，人的知、情、意等与生俱来的感性要素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和激活。“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⑥在剥离了抽象的意识经验和直接的感官经验之后，我们就开始直面“人本身”，这正是人的感性存在。感性力量的彰显要保护和丰富人的感觉，让其对一切事物都“有感觉”，成为感受社会生活敏锐的“末梢神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类社会的最高美学目标应是：“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⑦这种丰富、全面、深刻的“感觉”，正是作为感性存在的人的本质。
（2）人作为虚构的存在。虚构，就是虚设一个结构，将人的感性力量和一切行为均纳入其中，使其获得可供人思考、叙述的形式。阿恩海姆深刻指出：“知觉必须寻求结构。事实上，知觉即是结构的发现。”⑧没有结构，人的知觉和社会就不可能存在，虚设结构，即虚构的能力便具有了发生学的意义。日常生活总是在销蚀人的感性存在，一切都转瞬即逝、无从把捉，人将坠入虚无的深渊，而虚构则将人从深渊中拯救出来。从虚无到虚构，一切流逝的生活经验，都将在虚构中获得意义的确证，它是当下生活的依据，也是开启未来生活的基础。所以，虚构之于人的意义在于，它使人避免沉沦于即刻的当下瞬时体验，而是将过去、当下和未来叙述成一个结构，开拓出一个可供人栖息的世界。反之，“没有这种从自然到叙事的转变，没有这种从经受时刻到阐述时刻的转变，一个只是在生物意义上的生命可否当作一个真正人类意义上的生命，就成问题了”⑨。总之，虚构使人可以尽情地想象和感受，凭借这种诗性智慧去创造和发现，在虚构的境界迸发出夺目的感性光辉，这恰恰是人最可宝贵的能力。
（3）人作为经验的存在。经验理论在西方思想史上经历了从认识论向本体论的发展历程，即从古希腊至15世纪的朴素经验论，到16至19世纪的经验认识论向本体论过渡，再到20世纪以来的经验本体论展开。尤其是伽达默尔、杜威和本雅明的经验理论，为文学经验研究拓展了理论视野。⑩沿着这一理论传统，我们可以从美学的视角，对经验之于人生存的本体论意义有更深刻的认识。人作为美的感性存在，总是洋溢着勃勃的“感性冲动”，向往无限丰富的感性生存境界；人作为虚构的存在物，总是喷薄着不息的“形式冲动”，力求赋予生活世界以把握的统一性。单独的感性和虚构都无法对人的生存作出全面描述，而经验作为一个美学意义上的本体论概念，它所欲描述、概括的正是感性和虚构这两种本能力量的博弈对人生存的塑造。如果任由感性力量恣意挥霍，人将淹没在动物式的、肤浅低级的原始感官冲动中。如果某种单向度的虚构力量完全整合了人类生活，不同的感性个体被单一的“形式冲动”所统治，那么，人的感性力量也就奄奄一息了。这两种情形下，感性与虚构之间的冲突日渐弱化，人陷入非经验生存。反之，感性与虚构相互博弈、彼此涵融的状态则是一种经验生存，完整意义上的人应是一种经验存在。这两种力量的平衡、互动，构成了人类文化创造的基本动力。
2.从人的经验存在到文学经验
文学艺术在感性与虚构两个维度与人的存在彼此同构，最终在经验层面上实现会通。既然经验是人的本质确证，那么也自然应该是文学艺术力求呈现的对象。文学艺术的使命就是在想象的世界中，运用虚构的力量，对现实生活中单向度的虚构话语体系进行拆解，拯救被压抑的感性力量，使人的感性生命不断得到丰富和拓展，虚构力量不断得到强化和更新，最终实现对人经验的守护。
杜夫海纳认为：“审美对象就是辉煌地呈现的感性。”B11之所以强调“辉煌地”，就是指艺术作为人感性存在的一种形式，应全面、深刻、有力地呈现人的感性光彩。文学艺术不论是何种文体，何种思潮流派，都是通过虚构，发现并丰富人的感性存在，建构一个经验的世界。“经验的精髓源自具象的事物。”B12文学将日常生活中早已抽象化的事物再次“具象”化，达到对世界进行再造的效果。正如马尔库塞所言：“艺术通过重建经验的对象，即通过重构语词、音调、意象而改变经验。”B13其实，不仅文学，一切艺术的终极目的都是要重建人的经验，抵抗科学理性和日常生活对人的异化，用巴雷特的话说，就是在“为把精神气球拖回实际经验地面作不懈努力”B14。“虚构废除了种种现实压抑，撤去了意识与无意识间的屏障，洞开了人的心灵黑箱，那汹涌的集体无意识就把个体淹没了，把主体消解了。”B15因此，文学的虚构世界就是人本身的一种存在方式。由于文学艺术与人存在的同构性，在文学阅读过程中，虚构世界中的一切，以最切己、最本然的状态进入我们的意识。总之，人和文学艺术在感性和虚构两个维度是同构的，而人的经验自然成为文学艺术呈现的对象，这就是文学经验。
我们可以对文学经验的内涵作如下表述：文学经验指的是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使用语言媒介，运用虚构、想象等手段，将生活世界当作一个整体进行叙述和把握，凸显人感性生存的丰富性、完整性和浑全性的一种审美现象。文学经验诞生于虚构和感性之间的碰撞、融合，诞生于人的感性生存和语言行为之间的永恒“差别”和“裂隙”。文学经验具有本体论意义，它让沉沦于日常生活世界，或被某单一文化力量塑造的人，获得反思和重新叙述自己生活的能力，真正“回到生活本身”。
二、过度解释与文学经验的抽象化
文学经验是感性的，这种经验绝非源于被过度“解释”过的各种信息化的“事故”，而是源于内涵丰富的“故事”。正如本雅明所言：“每天早晨，我们都会听到发生在全球的新闻，然而我们所拥有的值得一听的故事却少得可怜。这是因为我们所获知的事件，无不是早已被各种解释透穿的。换言之，到如今，发生的任何事情，几乎没有一件是有利于讲故事艺术的存在，而几乎每一件都是有利于信息的发展的。事实上，讲故事艺术有一半的秘诀就在于，当一个人复述故事时，无需解释。”B16“无需解释”就是突出模糊性，守护人的丰富性、完整性、浑全性。杜夫海纳也认为：“艺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意义全部投入了感性之中；感性在表现意义时非但不逐渐减弱和消失；相反，它变得更为强烈、更加光芒四射。因此，艺术家是为突出感性而不是创造价值而工作。”B17“创造价值”，就是创造对人的实际生活有效用的信息，比如，每天媒体传播不休的信息。而“突出感性”，就是突出处于科技理性和日常生活之间的“模糊”地带，亦即经验，这才是艺术的真正使命。
然而，文学经验的这种模糊性、丰富性，在传媒文化语境中正面临着危机。大众传媒常以“真相”的解释者、发掘者、传播者身份自居，一桩事件总是在反复的“解释”下变得如此清晰透明、一望即知，时间、地点、人物、过程、意义等诸要素均被不容置疑的“解释”话语“透穿”，成为信息的客观传达。传媒正以其无孔不入的力量，试图对生活中每一件有可能吸引眼球的事情做信息化处理，力求准确地“解”其内涵，“释”其道理，最终将活泼泼的事件彻底抽象化。作为经验的存在，人本身就是极端复杂的现象，再加上语境、角度、立场的不同，人及其所为的事件就是“除不尽”的无理数，近乎“无解”。文学艺术就是要在尊重人“无解”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还原经验的完整性。但新闻媒体的“求真”意志和“逐利”动机，彻底激活了其“解释”的本能，一个事件必须要得出单一、明确的结论，只能有一种讲述模式。在这一模式的操控下，人们看世界的眼光也越来越单一化、抽象化了，这正是消解文学经验的劲敌。
黑格尔曾在《谁在抽象思维？》一文中讲述了这一现象：看到凶手被押赴刑场，如果有人说，也许凶手“还是个强壮的、俏皮的、逗趣的男子呢”，那么讲这话的人必然会遭到身边多数人的不解，甚至指责。因为在常人思维中，凶手只可能是无情、暴虐的，怎么可能“俏皮”“逗趣”呢？黑格尔对这些常人的“抽象”思维表示反感，认为：“在凶手身上，除了他是凶手这个抽象概念之外，再也看不到任何别的东西，并且拿这个简单的品质抹煞了他身上所有其它的人的本质……这就叫做抽象思维。”B18可见，所谓“抽象思维”就是用某种单一化的“解释”去认知事物，将人的经验抽空，沦为概念化的标签。当今炙手可热的传媒文化正是训练人“抽象思维”的机器，它只是将世界的丰富表象呈现在我们面前，以不容置疑的“解释”权告诉我们“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当这种“抽象思维”渗入生活的各个角落，那么人们便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凝聚”经验的能力，这对于文学艺术家而言无疑是致命的.。辛格指出：“一个作家不应该是个专做解释工作的人，他不应该千方百计去解释生活中的事实。他应该仅仅是描写它们，尽可能使它们变成活的。”B19如果像新闻媒体那样，以旁观者的姿态始终跟在生活后面去做“解释”工作，无疑与文学艺术的精义背道而驰。
三、话语“构架”与经验边界的消弭
文学是一种边界文化，有着深刻的边界意识，文学经验只能诞生于各种文化形式之间的交界处，边界线正是人感性力量得以喷薄而出的地方。文学家需要始终以“断裂”的眼光来审视生活世界，发现作为感性存在的人与各种文化体系之间的“裂隙”，从而进行美的创造。然而，在信息无孔不入的传媒文化语境中，文学经验得以滋生的边界往往被各种话语信息流消弭了，于是造成了文学经验的钝化。
界线的发现源于人文化观念的介入，尤其在遇到异质文化结构对抗之时，界线便自然显现。然而，传媒时代的信息传播，是用工具化了语言、图像符号单向度地向人输送，具有强制性、即时性。用这种符号叙述、表征的世界是枯燥单薄的，人的经验被挤干，这与文学语言完全不同。今道友信对语言的认识极具启发性，他认为，“语言能反省自己，符号却不能”B20，“对于语言的反省就是对于人类本身的反省”B21。人类的语言本是经验的凝聚，当人的经验出现变化时，语言总是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所以，人也可以借助语言来反省自身，真正的语言可以成为引领我们发现文化边界的向导。萨特曾深刻指出诗性语言对人经验的守护和传递，认为：“诗人一了百了地从语言—工具脱身而出；他一劳永逸地选择了诗的态度，即把词看作物，而不是符号……说话的人越过了此，他靠近物体；诗人没有达到词……对于诗人，词是自然的物，它们像树木和青草一样在大地上自然地生长。”B22的确，诗的态度，就是对已经固化的能指与所指的对应结构进行拆解，发现二者之间的“裂隙”，进而发现不同文化结构之间的“裂隙”。而大众传媒将语言贬低为工具化的符号，借助它去捕捉事物。如此，语言的经验特质与其所指之间的界线就被消弭了。传媒文化语境中，语言从未像今天这样遭受滥用。王安忆有感于此，不无痛心地说：“我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时代，文字遭到如此不节制的挥霍。一个生词被疾速地用熟，用滥，变成陈词滥调。句式也在被挥霍，一夜间可传遍所有的嘴皮上，好像已经有百年的历史。”B23语言常常成为人追逐“解释”“事故”和“好奇”的工具甚至玩具，语言那种足以划出经验界线的感性特质被剔除了。
在对语言工具化的使用中，大众传媒还以其信息传递的全息性、叙事性、无序性几乎彻底宰制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媒介话语“制造一个‘遗忘的系统’，在这系统中，文化的连续性转变成一系列瞬间即逝、各自分离的事件，有如持械抢劫或橄榄球比赛”B24。当这些信息流与刻意制造的“好奇”“震惊”事件相结合后，人将被裹挟进无尽的信息流中，难以自拔。久之，人本真的感性生存被“遗忘”了，沦为接收信息的机器，没有独立的思考、清醒的意识，自然也无法发现被媒介话语遮蔽的边界。
文学经验总是产生于作家对世界和自我认知的“转折点”上。也就是说，他原有的认知受到来自外界，甚至源于自我的严重挑战，精神陷入某种“危机时刻”。这一“危机”使作家的认知进入经验的世界，张开审视世界的“第三只眼”。余华曾言，他的作品“都是源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这一“紧张关系”就是认知“转折”的临界状态。但在信息时代，电子媒介“通过信息有条不紊的承接，强制性地造成了历史与社会新闻、事件与演出、消息与广告在符号层次上的等同。多亏了技术支持、多亏了电视广播技术传媒而得以实现的对事件和世界的剪辑，它们被剪辑成了连续、承接、不矛盾的信息——可以与广播节目抽象时空中的其他符号进行并置组合的符号”B25。也就是说，大众传媒已将我们所有的感知“符号化”“同质化”和“能指化”，我们已很难从中获得“情与理”“灵与肉”相交织的经验。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一切都是线性的，滋生经验的边界早已被永无止境的符号流敉平。
为了达到这一效果，大众传媒往往对生活事件采用叙事化的处理，使其更易于为人接受。克兰即指出：“新闻故事是以影响公众领会其内容的某些方式被构架（framed）出来的。”B26由于人本身的虚构性，由故事“构架”包装起来的信息则极易“乘虚而入”，在叙事的语境中让人接受，这对于我们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这种方法将生活中的一切都按照叙事的“构架”去修剪，达到内容集中、观点鲜明、结构紧凑的效果，似乎生活本身就是如此规整。于是，事件本身的丰富性、模糊性便被过滤掉了，人从媒体信息中得到的只是规整的“事故”报道，而非蕴含经验的“故事”。正如阿多诺所说：“社会生活过程把自己的表面弄得越来越严实，越来越缜密无隙，这样一来，它就用面纱将社会生活的本质包藏得越紧。”B27的确，唯有工具化的语言符号，才可能通过话语的组装形成最“严实”的语境空间，“严实”源于话语符号抽象的稳定性、单一性。这样的话语链条是如此“缜密”，让无法被简单命名、归类的经验找不到喷涌而出的“间隙”。
鲍曼曾将现代世界的特质精准地概括为“液态”性，好似“流体”没有固定的边界，它可以到处流动、随物赋形，只要有一点空隙，它都会立即将其填满。现代信息技术是造成“液态”性的先锋力量，它可以让人足不出户，就被湮没、裹挟在无尽的信息流中，人的经验无法积淀，悬浮在虚假、空洞的信息“流体”中。这一语境对于文学经验的生成是非常不利的。杜威即认为：“有两种可能的世界，审美经验不会在其中出现。在一个仅仅流动的世界中，变化将不会被积累；它不是朝向一个终极的运动。稳定性与休止将不存在。”B28对于艺术家而言，经验的发现需要一定时间来积淀，发现它们与文化结构之间的边界线。然而，现代传媒话语则“将生命过程简化为仅仅是状况、事件、物体‘如此这般’的前后关系，标志着作为有意识经验的生命的终止。以单个的、分立的形式实现的连续性是这种生命的本质”B29。“生命过程”之所以能被按照“如此这般”的关系排列，说明人的经验已被掏空，可以由媒体话语任意切割。
四、“现实”悬置与文学经验的抽离
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大众传媒在消弭了经验边界的大地上开始了悬置现实的行动，使我们置身于一个被过量“符号”和“信息”层层围困和重新编码的社会。如果说真正的“经验”指的是“通过长期的‘体验’所获得的智慧”，那么，我们现在所能获得的只是被过量“符号”和“信息”刺激“产生的即时的体验”B30。我们已经很难再回到那原初的，充满“活性”的“实感经验”地面。“经验”退化为“经历”。因此，不妨将我们所处的时代称为“伪经验”时代，其建构的符号化“现实”，几乎成了人们感受和认识世界的“元语言”。
文学经验源于对现实生活的感性把握，文学必须表现最真切的现实。德布林在《叙事体作品的建构》一文中阐释了这一介入现实的过程，即“真正有创造性的作品必须走出这样的两步：它必须完全接近现实，接近现实的实质，接近现实的血液、现实的气味，然后突破这个现实，这是一种特殊的工作”B31。可见，接近现实是第一步，我们接近的绝非现实的表象，而是现实的“实质”“血液”和“气味”，亦即把握现实的感性特质。我们平常所说的“现实”总是被两股力量偷换了概念，一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二是日常生活中的细微琐事，这二者的混合就构成了所谓的现实生活。这自然也没错，只不过在文学艺术的世界中，我们要发掘、呈现的是宏大叙事和细微琐事背后被遮蔽的经验。所以，文学要抽去横亘在人与现实之间的宏大叙事和琐碎的“一地鸡毛”，让人回到经验的地面。正如德布林所说，作家首先自己不能为这两重迷障所惑，要始终站在人是经验的存在这一立场，“突破这个现实”，呈现人的经验。这里的关键是，作家本身要深深地介入现实，将个体的生存化入现实中。“真正的诗人在各个时代他本身就是一个事实。诗人必须展示和证明，他是一个事实，他是现实的一部分。作者们不必从报纸上去窃取那些事实并把它们搅拌进自己的作品里去，这是不够的。”B32的确，唯有秉持“本身是事实”的姿态，作家才能发现真正的现实，才能对现实展开深度的思考，发现经验的秘密。
之所以重温德布林关于“现实”的论述，是因为当今文学经验正遭遇空前的“现实”困境。文学经验所扎根于其上的现实，正被大众传媒制造、传播的符号话语层层覆盖，媒体传播的“消息”已成为绝大多数人与世界联系的主要途径，“消息”甚至已成为“现实”本身。所以，大众媒体技术使现实生活的经验消解殆尽。弗洛姆指出了这种社会的不“健全”性，认为：“我们所对付的都是些数字和抽象的东西，这些东西已经远远超过了任何具体经验的范围。再也没有合适于人类尺度的可以为我们所掌握、所观察的参照系统存在了。”B33事实的确如此。
对于文学经验而言，这些抽象的数字、信息、符号将经验遮蔽了。人是经验的存在，这一人类生存最根本的“尺度”，此时无法成为艺术创造的“参照系统”。鲍德里亚将符号与现实界线的消弭称之为现代技术犯下的“完美的罪行”。他认为：“完美的罪行是通过使所有数据现实化，通过改变我们所有的行为、所有纯信息的事件，无条件实现这个世界的罪行——总之：最终的解决方法是通过克隆实在和以现实的复制品消灭现实的事物使世界提前分解。”B34这桩“罪行”的确堪称“完美”，大众传媒可以使现实世界分解，在人与现实之间嵌入一层话语符号之网。符号信息直接造成伪经验的过度生产，人本真的经验被层层围困、钝化消解，人的经验面临过剩的贫乏。
当符号与现实混沌一体，人很难再以审美的距离审视现实生活。贝尔指出：“审美距离的断裂意味着人失去了对经验的控制——即退回去与艺术‘对话’的能力。”B35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对经验如此无能为力。身边无数由符号信息构成的伪经验，似乎让我们与世界建立了最紧密的联系。对于文学艺术家而言，似乎寻找生活素材已无需亲自动手了，大众传媒每天都会将海量信息塞进我们的视野。然而，文学经验并未因此更容易获得，反而愈加困难。比如，余华2013年推出的新作《第七天》即以把握“当下现实”为艺术理想，内容都是近年来造成巨大“震惊”效果的社会公共事件。但由于过度报道，这些“事件”在人们眼中已经司空见惯，余华对这些“事件”的审美观照并未提供超出新闻媒体和普通大众的新认知元素。小说被读者戏谑为“新闻串烧”和“微博集锦”，正反映了在这一“现实压倒想象”的时代文学经验的困境。
由以上分析可见，文学经验是一个具有深刻学理性和充沛理论资源的话题，在传媒文化语境下对其作美学反思则更具迫切的现实针对性。尤其是进入新世纪，“艺术终结”“文学终结”等话语甚嚣尘上，如何更深刻、准确地发现病象、析出病理，成为理论界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认为，经验美学提供了一条理想的思路。文学经验，其本质是人的经验，关注文学经验就是关注人的存在本身，所以经验美学的研究具有人性根据和生存论根据。面对文学经验危机的诸多表征，作家自然无法扭转时代的外部语境，但却可以对其内在的艺术眼光作美学的锻造和坚守，从而获得穿透和叙述这个时代的洞察力。具体而言，作家首先应对传媒话语保持清醒认识和高度警惕，对世界的原初认识和感受绝不能被传媒的“解释”话语所置换，这是重返经验世界的前提。其次，要在“同质化”的文化语境中，以“外位”性的美学眼光，发现作为感性存在的个体与文化结构之间的“裂隙”，从而使已被话语信息消弭的经验边界再次凸显出来，这是艺术创造的关键。最后，作家通过艺术话语的虚构、想象，将被传媒话语悬置的现实世界拉回经验的地面，呈现人及其生活世界夺目的感性光彩，这也是文学艺术的终极目的。总之，这一经验美学的路径，有助于我们发现、拯救文学经验的危机，最终重现文学往日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