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在德莱塞作品中的体现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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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消费主义在德莱塞作品中的体现浅析

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开始逐渐地展开对物质的追求,而金钱是最能体现物质魅力的。约翰・杰伊・查普曼曾分析美国经济文化对美国社会的深刻影响,他认为美国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不在于政治,而在于商业。他所谓的商业文化就是指消费文化。

我们通常所说的消费主义是指人们的一种消费观和价值观,持这种消费观和价值观的人常常毫无顾忌、毫无节制地消耗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并把消费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目的,他们通过对物的消费和占有来体现生活方式、身份地位和优越感。

消费主义的消费观和价值观在于诱惑或鼓励人们摆阔性的消费,它的道德标准是建豪宅,买贵服装,吸引和占有最美的女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的思想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美国道德领域几个世纪的清教伦理开始遭人唾弃;放荡不羁,大肆炫耀财富,尽情地享受成了时髦,摆阔性消费被确立为领导者的标志。

德莱塞生活在消费主义开始盛行的时代,当时的美国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的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工业的飞速发展为美国社会和人们带来了商品经济和物质生活的空前繁荣,但工业发展也破坏了人们生存的自然环境,尤其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开始腐蚀人们的心灵。社会上到处弥漫着拜金主义风尚,人们对物质和财富产生近乎病态的依赖。而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德莱塞,一方面非常赞同斯宾塞的不可知论,经常为人们生活在宇宙之中的渺小而痛苦和彷徨,努力寻找生活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他又是个积极的享乐主义者,其生活一直在追求着享乐。他在少年时代就时常梦想着富裕和豪华,成名后,更是不断地购买汽车和别墅等奢侈品,他也因此被文学史家称为是“贪婪的物质主义者”(罗伯特・斯皮勒语)。

德莱塞在编辑杂志《描绘者》期间,享乐主义开始泛滥,这也为他提供了享乐的机会。在完成《珍妮姑娘》初稿时,他就曾和一个叫莉莲・罗斯的女读者发展成为情人关系。随着其他作品的相继出版,德莱塞开始名利双收。小说的成功不但为他带来极高的声誉,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财富。自此以后,德莱塞的生活奉行的就是纯粹的赤裸裸的享乐主义。但是,由于德莱塞善于在他的作品中通过大量的细节来展现人物的社会背景和心理活动,对人物的描写也栩栩如生,所以,他的小说不仅具有生活的真实感,而且还生动地再现了一个历史时代。他以其独特的写作视角,改写了整个美国文学沉湎于理想主义的时代,他的作品通过对美国社会生活中种种阴暗面的深刻揭露,给美国文学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也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深深的震撼和反思。

在小说《金融家》中,德莱塞表现出对新的消费意识的复杂态度:尽管他对柯帕乌资本的疯狂的掠夺,各种不道德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批评,但还是可以看得出他本人是赞成新的消费意识的,同时对这些消费意识下产生的越界行为也有默许的成分。小说通过对柯柏乌控制芝加哥的铁路系统,权极一时、糜烂不堪的一生的描述,塑造了一个资本家的典型形象,同时也创造了一个令人深恶痛绝的反面典型。柯柏乌的一生是美国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到垄断、到资本输出这一发展史、罪恶史的缩影。小说中龙虾吃掉墨鱼的情景,使柯帕乌彻悟到人生就是“靠别人为生”的一场大鱼吃小鱼的斗争,是优胜劣败的残酷过程。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成了柯柏乌崇拜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另外,在小说中,传统女性形象也被彻底颠覆。传统女性认为女人的责任就是为人妻为人母,相夫教子,但在消费主义意识影响下,女性思想开始变得不再简单,消费主义带来的享乐主义让女性们认识到她们不应该再像以前一样悲屈地生活,而是应该享受生活。所以她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与男人的关系上,放在对物质的追求和享乐上。在《金融家》中,柯帕乌就和很多的女人都有着不正当的关系,而他本人也将女人当成消费品,而这些也正是当时社会消费意识的体现。小说中对性乱交的描写也是用来展现在消费主义影响下的人们,对待生活、爱情和婚姻的态度,在消费欲望的刺激下,男人已经把女人当作消费品,尽管女人也是消费者。(

篇2：试析女性主义在王尔德戏剧作品中的体现

试析女性主义在王尔德戏剧作品中的体现

作者/李曼音 李华

奥斯卡・王尔德出生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那个时期女性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不但无权参加政治选举，而且在家中也没有管理财务的权利。出生在中产阶级的年轻女孩子在没有父母的陪伴下不得同男子交谈或接触。1837年通过的一系列法案逐渐使女性得到一些重视，直到19，女性虽然仍无选举权，但已经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比如受教育的权利和参加工作的权利。与此同时，女性也逐渐有争取社会地位的意识，不再强调个人牺牲，而更加注重平等和自我价值的实现。19世纪50年代，妇女组织了维权运动“已婚妇女财产法案”，这项运动历经30多年并最终在1882年取得胜利。在这段时间里，妇女还取得了在市政府机构里投票选举的权利和加入校委会的权利。妇女们开始拥有自己的组织，并且逐步迈出家庭，积极参与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去。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作品已经较为明显地体现出妇女在思想意识和社会地位上的变化。在王尔德担任《妇女世界》编辑期间，他曾向主编提过这样的建议：“她们应该能够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情感，不止是评论评论时装，《妇女世界》应该作为一个平台，鼓励女性发表对文学的评述以及对社会各个方面的认识。”这表明王尔德早已意识到女性地位这一社会问题，并且观察到在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地位的改变。王尔德的喜剧中多是以18世纪末英国的家庭、恋爱、婚姻为主题，而剧中的女性人物在个性、性格方面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女性形象似乎都可以被还原为王尔德的家庭成员或朋友，因此栩栩如生。

一、倡导平等、努力追求幸福的新女性

对这类女性的描写主要体现在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和逃脱传统的婚姻观念束缚两大方面。在《理想丈夫》中，MabelChiltem是一位饱含热情、勇气和自信的新女性。她积极追求丰富多彩的生活，从不把自己的幸福和生活的意义寄托在男人身上，在她身上真正体现了女性从“自我束缚”到“自我实现”的转变。她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在ViscountGoring面前，毫不掩饰对其的爱慕之情和对婚姻的渴望。和ViscountGoring订婚后，她更加大胆表白：“全伦敦除了你，大家都知道我有多爱你。”王尔德通过一种诙谐的人物刻画方式，诠释了爱与宽容的道理，比如在婚后，她还能做到勇敢地包容丈夫所犯下的错误。因此MabelChiltern无疑是王尔德笔下勇于追求自己幸福的新女性代表。除此之外，王尔德还生动地刻画了一系列的新女性形象，比如公爵夫人Padua，她也是一名不受常规束缚、勇于追求爱情和婚姻的女性。在《潘杜瓦公爵夫人》中，她与身份低她一等的年轻男子Guido相爱。然而Guido身负复仇使命，虽然对公爵夫人心生爱慕却不敢表达，最终公爵夫人在绝望中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并与心上人一起坦然地面对死亡。可以说，在这部剧中，公爵夫人是为爱而死的；可以说，她为追求真爱而不惜放弃拥有的一切。

在《无足轻重的女人》中，RachelArbuthnot是剧中集自信与自爱为一身，同时又兼具惊人美貌的一名女性角色，虽然她的“污点”使她不能被社会舆论所接受，但是当得知George．Harford（I。xdni-ingworth）不能娶她为妻时，她勇敢拒绝了George母亲给她的赡养费，因为在她看来，爱情应是纯粹的，与金钱毫无关系。在金钱面前，她选择了尊严。王尔德笔下的这个人物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她与当时的时代格格不入，当她又一次拒绝George．Harford给儿子提供的工作机会时，这种尊严不仅赢得了儿子的尊敬，也令儿子的爱人Hester对她刮目相看。非但如此，在她看来，幸福生活不应当依靠男人，而且幸福同婚姻并无关联。于是当Ceorge想与她重修旧好时，她冷静地拒绝了他，甚至还给了他一记耳光，一如当年这个男人形容她“无足轻重”一样，她对儿子说眼前的这个男人是“无足轻重”的！在这部剧中，王尔德谴责了男性至上主义，抗议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女权主义思想被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二、敢于向男性权利挑战的新女性

到19世纪中期，英国已经涌现出一些女性作家，通过分析她们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英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正在发生改变，同时女性的群体意识也正在觉醒。然而，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男权的社会体系根深蒂固，妇女除了扮演女儿、妻子、母亲的角色之外，似乎没有权利去参与政治或其他社会事务，因此要想在男性社会中获得一席之地，首先要争取自己的基本权益。争取女权的“运动”必然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挫折，但英国的女权主义者一直坚持着这份神圣的使命，通过不懈努力逐渐消除男女差别。上文中提到的《无足轻重的女人》中有一位女性角色Hester，这位小姐向来直言不讳地抨击英国社会的不平等：“同样是法律，对男人一套，对女人是另一套，这样做对女性是不公平的！”她的女权主义思想还体现在她大胆斥责试图挑逗她的.LordIll-ingworth，并坚定地站在Mrs．Arbuthnot-边以维护女性的尊严。

同样在《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中，温德米尔夫人发现丈夫背叛了她，所以离家出走，她也这样斥责说：“我听说男人都是如此残忍、可恶！其实男人全是懦夫！他们干了坏事，却没胆量承认和面对！”文学作品是为了反映社会现实。王尔德塑造这样的女性形象，也是为了谴责社会不平等和维护女性的尊严，《无足轻重的女人》中的Mrs．Arbuthnot一把夺过Illingworth的手套，在那个臭男人张口骂人之前朝他脸上扔了过去，并形容他为一个“无足轻重的男人”。这无疑是这部剧中最令观众情绪激昂的一幕。这部剧的创作正值欧洲工业革命初期，有知识、有教养的女性逐渐赢得了一些社会地位，“新女性”的出现使得维多利亚时期的男性统治地位开始动摇，女性的独立、果敢和智慧也使得她们冲破传统观念束缚并为自由和平等权利而战。

王尔德作品中的许多女性都闪耀着女权主义的光芒，她们也是新女性形象的代表。Chiltern作为一个典型的女权主义者，一直在争取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平等，甚至挑战男性的地位。当她结婚时，她制定了一套“女性道德法则”，同时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带领女性组织参与到公共事务活动中去，她曾坦言对政治非常热衷。很显然，她是一位超级自信又控制欲很强的女人，用王尔德的话说：“Chiltern的成功在于她能以专制的方法以弱胜强、以柔克刚。”她戴着温柔的面具，然而却牢牢控制了丈夫，有人甚至认为她丈夫生活在“婚姻的牢笼”中。在她家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织锦，像是在对众人宣告妻子对丈夫的爱。在她看来，爱是她在男性统治的世界中“战斗”最好的武器。Chiltern的所言所行代表了“非女性”的产生，她一向坚定地认为：要想了解一个人，必须要看他的过去，这是鉴定一个人唯一的方法。环境永远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本质！

三、结语

王尔德生活的年代正值女性解放运动在英国的发轫期，女性逐渐从“自我牺牲”到“自我觉醒”，新女性们开始寻求“自我发展”和“自我表现”。他的戏剧被认为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通过对Mrs．Arbuthnot等女性形象的描写，王尔德批判了维多利亚时期的传统道德观念，对女性的社会角色改变表示赞同，是一个同情女性处境的女性主义者。王尔德的作品中其实更多地呈现出女性在维护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现如今西方国家的女性主义运动已经远远超越了正面冲突，更加关注消除阶级、多元化、男女文化沟通等方面，这无疑给予文学创作者们更加宽广的空间来抒发人文主义情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女性问题成了更多人关注的一大社会问题。女性在争取平等、独立的同时，不能够忽略女性独有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把自己塑造成“假男人”或“中性人”来赢得社会地位。只有当详细分析男性社会并理解男女的不同特质后，才能自然而然地建立起真正的“女权”。

［作者简介］

李曼音（1979-），女，河北唐山人，英语语言学硕士，河北行政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跨文化交际；李华（1973-），女，河北行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英语翻译。

篇3：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论文

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论文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对译者的研究不再停留在从语言层面来评价其译作的得失，而是从文学、文化层面来评析他们的文学、文化贡献。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不再被看成是对原作不负责任的改写，而是其个人经历、自身的双语文化能力、翻译动机、时代背景等因素对其产生影响的具体表现。寒山诗是我国唐代诗人寒山所创作的诗作，自从被译介到美国后出现了多个版本。而在众多的英译本中，加里•斯奈德的译本最为成功。在翻译寒山诗时，加里•斯奈德的译者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从对译本的选择、译本的理解、译本的表达到译著序跋无处不体现了其译者主体性对翻译的影响。

一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翻译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然而传统翻译理论大都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虽然从这一角度研究翻译曾大大地推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传统翻译理论对于翻译问题的探讨往往只关注语言文字层面的对应，翻译活动被看成一个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过程，而影响和制约翻译过程的外部因素的研究则被完全忽略了。［1］其次它对翻译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原著的权威地位上的。以语言转换观和原著中心论为核心的传统翻译观导致了对翻译主体的遮蔽，尤其是对译者的忽略，译者通常被比作“舌人”、“媒婆”等。因此，我们的译者/翻译家研究就只局限在语言层面上评价其译作的得失，而不能从文学、文化层面来评析他们的文学和文化贡献。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崛起［1］，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转向使翻译研究者不再纠缠于规定性的指令，而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翻译不再被看作是文本之间的转换，而是目的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翻译主体的问题，对翻译主体的研究，使人们越来越关注译者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对翻译的影响。但关于翻译主体性，译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有一种观点认为翻译主体性是指译者、原作者和读者的主体性和他们的主体间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翻译主体性就是指译者主体性。本文倾向于后一种观点。

那么，什么是译者主体性？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的文化和审美创造性。它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具体地说，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和在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等方面。［2］

本文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出发，通过对译者译本的选择、解读、表达以及译者在译诗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四个方面的阐述，试图分析和探讨在当时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加里•斯奈德在翻译寒山诗的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二、寒山、寒山诗及其翻译

寒山，唐代隐逸诗人，隐居于浙江天台翠屏山寒岩。隐居期间寒山头戴树皮帽，足登破木屐，打扮奇异，行为怪诞，人称“疯癫汉”。居寒岩后，寒山常在林间水边唱偈吟诗，并书之树间石上和田野人家的墙壁，有“好事者随而录之”，约三百余首，编为寒山子诗集。［3］

据台湾学者陈慧剑考证，寒山诗流传下来的有314首之多。这些诗富藏禅理，然而语言通俗，极为口语化，有时甚至以难登大雅之堂的粗语、俚语入诗。然而我国的诗学传统强调从内容到语言的雅致和含蓄，因此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寒山诗未能取得传统文人志子的认同和青睐，［4］被正统的文学忽视以致排斥。

虽然在本土的文学传统中长期受到忽视，但寒山诗在国外却很受欢迎，尤其是在日本和美国。寒山诗被介绍到美国是20世纪50年代，当时美国正盛行禅宗。目前较为通行的英译寒山诗有三种。有亚瑟•魏雷(Arthur Waley)1954年译的27首寒山诗。1958年加里•斯奈德(Gary Synder)在《常青藤》(Evergreen Review)杂志上发表了24首有关寒岩和禅境的寒山译诗。1962年伯顿•华特生(Burton Waston)选译寒山诗124首。三个译本中斯奈德的译本影响最大，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得到了普及，成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