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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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论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

论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

从古代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马列主义及党的'领导人的政治价值观、当代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特点三个方面对有关中国人政治价值观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将政治价值观构想为一个由两个取向和七个维度构成的心理结构,两个取向是指传统取向和现代取向,七个维度是指政治立场、政治价值判断、政治认同、政治满意度、政治宽容、政治偏好、政治预期七个方面.

作 者:夏凌翔  作者单位:西南师范大学 刊 名: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5(3) 分类号:B821.1 关键词:政治价值观   价值观   中国人   心理结构  

篇2:论会计价值观

论证会计与文化关系的八个参数已风靡于整个会计界,但对这一研究课题的核心问题———会计价值观念本身的研究却探讨甚少,这对会计文化研究的深入无异是一缺憾,本文拟就此作一刍讨,

一、会计价值观的含义与特征

一提起“价值”,立刻就会使人想起“产品中凝结的人类一般劳动“这一马克思的著名论断。其实这只是马克思的经济学的价值范畴,是普遍的“价值”一般概念的一种具体化的特殊形式。而真正的“价值”一般概念,乃属哲学范畴,因为价值是指物对人的意义,是反映主体与客体关系实质的哲学概念,在主客体关系中,客体是否按照主体的目的满足主体的需要和对主体的发展具有肯定作用,这种作用或关系的表现就是价值。因此,价值是指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对事物是否适合自己目的的断定,其根源和依赖于人们的评价选择活动,如没有选择评价活动,亦就不存在价值问题。

而所谓的价值观就是指指导实践主体有目的地选择某种行为或活动去实现客体对主体的满足,并去判断该种行为或活动的好坏、优劣,从而确定其价值有无、正负、大小的总体看法和根本的观点。由于价值观一般是从作为文化背景主要组成部分的哲学中衍生出来的,亦即渊源于文化结构中的精神文化的哲学观层次,是一定文化环境下的人们在作出选择和解决争端时作为依据的一种习得的规则体系,因而价值观不是普遍的,而是后天习得的,且会因文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其能使同一文化环境中的成员知道好坏、是非、真假、善恶、美丑,甚至积极与消极,规范着实践主体的处世态度和行为趋向,而且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文化能将其独特的价值观从一代传到另一代,从而保持了文化的相对永久性。所以价值观是文化的主要变量,是精神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

在明确了以上价值和价值观的基础上。则对会计价值观的含义与特征就有了一定的把握。会计价值观就是指指导会计实践主体包括会计机构或会计人员有目的地选择某种会计行为或会计活动去实现会计客体对会计主体的满足,并去判断该种会计行为或会计活动的好坏、优劣,从而确定其会计价值有无、正负、大小的一种总的看法和根本的观点。由于会计价值观既不是一个实体范畴,亦不是一个属性范畴,其既不是会计客体之外的第三种独立存在物,亦不是任何存在物生而有之的固然属性,而仅仅只是存在于具体的会计主客体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之中,是会计主体和会计客体相互关系作用所产生的一种无形的观念形态,属意识形态会计文化范畴,故其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目的性。会计价值观首先是一种指导会计主体有目的地选择会计行为以实现自己目的而利用会计客体的观念,这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因动物虽能适应环境,但不能利用环境走向自己的目的。

2.客观性。会计价值观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会计主体的一种主观意识,但实际上却产生于会计主客体的一种相互客观存在的统一状态之中,会计主体只所以能在和会计客体的关系中形成价值观念,主要是因为会计主体的客观社会存在即会计主体的需要、活动和实践体验的客观性以及会计客体及其属性的客观存在。

3.独特性。会计价值观由于只为人类所独有,而不为自然界所共有,加之会计主体结构和条件的特殊性尤其是会计人员之间的需要、利益、地位、能力和习德上的个性差异,必然会在会计价值观上表现出各自的独特性。

4.限度性。任何一个会计主体的需要都有一定限度的,都要受制于文化背景即会计环境,有什么样的会计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会计主体的需求,同时,会计客体本身的结构和规定性亦是有一定的质和量的限度的,超出这个限度,会计客体就很难实现对会计主体的满足。

5.多维性。虽然任何一个层次的会计主体对外都作为一个整体而出现,但在其内部的结构和规定性却又是多种的、立体的、复杂的,尤其是会计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理性、情感等都有自己的不同角度需要,因而形成了与会计客体的多维的价值关系和价值观念。

二、会计价值观的结构与内容

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怀特曾提出“行为是文化的涵数的命题,认为人类的行为包括个人与集体的行为,一方面由其生物性结构决定,另一方面又由超有机体的文化尤其是其中的价值观、信仰、习俗等所决定。由于价值观是人们个性的中心部分,可以通过对人的行为引导和知觉筛选来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活动,因而显著地影响着人们的各种行动表现的方方面面。故而会计价值观的结构按其对会计主体行动的影响程度,可区分为如下几个层次:直接产生会计行动的会计价值观、间接产生会计行动的会计价值观、对会计行动可能产生但不稳固的会计价值观。

至于会计价值的内容即所包括的范围,则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将财富观、人才观、时间观、审美观、效益观、信息观、竞争观、利益等都作为会计价值观的内容,后者只包括真、善、美、德四个部分。笔者赞同狭义的会计价值观,因为其一,广义内容中的财富观、人才观等虽然都离不开价值判断,但毕竟与会计价值观的内涵不同,会计价值观只是指导会计主体选择某种会计行动,从而达到会计客体对会计主体满足的一种标志或境界的概念概括,其内容比较抽象,又属实体范围;其二,广义会计价值观所罗列的内容极其丰富,但从中都可概括和抽象出其本质一致的东西即价值判断的基本尺度-真、善、美、德,这亦就是蕴含在财富观、人才观等广义内容中的指导会计主体行动的根本观点和构成会计价值模式的基本要素,即狭义会计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而狭义会计价值观内容的具体涵义则为:真-会计主体行为同会计客体的真实性和规律性之间达到统一和谐即正确性的境界;善-会计主体行为达到了同主体的社会关系、社会需求高度统一即协调性的境界;美-会计客体的存在和属性满足了会计主体身心的一种特殊需要即特殊性的境界;德-会计客体满足会计主体物质、精神、人际关系等多方面需求即综合性的境界。

三、会计价值观的功用

由于人与文化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创造、相互共存的关系,一方面

人是文化的主体,每个人、每代人都在创造和发展着文化,文化是人的活动,是一种人化的存在。另一方面,文化被人创造出来后就成为了独立于人的外在客体,反过来亦创造和制约着人即化人。每个人、每代人都是特定文化的产物,身心都烙印着鲜明的文化印记,人的社会存在实质上亦就是特定的文化存在。与此同时,文化又是一个多样性的系统,文化的地域性、历史性、民族性、宗教信仰性等等,又构成了文化的不同特征与特色,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多种文化系统,每一个文系统都有各自的文化结构和独特的价值观念,不仅东方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即使同是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系统既不同于印度文化,亦不同于日本文化。因此,人们的社会价值观是由其所处的文化系统所决定的,而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又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处事态度,这亦正是社会价值观的功能与作用的形成方式,用式子表示即为:不同的文化系统—不同的社会价值观—不同的行为方式和处理态度。在此式子的基础上,可推导出会计价值观功用的式子为:不同的文化系统—不同的社会价值观模式—不同的会计价值观模式—不同的会计行为方式或会计活动。

而对社会价值观和会计价值观的功用研究作出贡献并奠定了一定基础的是霍夫斯特德和葛雷两教授。前者的研究主要是分析不同的文化系统如何影响到与工作相关的社会价值观,并尝试提出一套能反映不同文化社会特性的社会价值观模式。该模式由四个价值观参数组成:权力距离,表示人们对机构组织权力分配的接受程度;对不确定性因素反应的强弱度,表示人们对不确定情况不安的程度;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表示人们在社会中的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度;男性度与女性度,表示人们在社会中的男性特点或女性特点的差异度。后者的研究主要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如何影响到与会计实务工作相关的会计价值观,并将两者有机地联结起来,提出一套能反映对会计实务工作采用不同会计行为即具有不同会计对待和业务处理功用特点的会计价值观模式。该模式亦由四个会计价值观参数组成:专业导向与法制管理,即在会计实务工作中依据专业为导向的会计职业判断还是依据法律规定和管制;灵活性与统一性,即在会计实务工作中强调和偏向制定和方法的灵活还是强调和偏向制度与方法的统一;乐观与保守,即在会计实务工作中采用较为创新大胆的会计核算方法还是采用较为传统谨慎的会计核算方法;透明与保密,即在会计实务工作中对会计信息披露程度是倾向于对外公开还是倾向于对外保密。

虽然葛雷教授将霍夫斯特德教授的研究从社会价值观推到了会计价值观的一个更为深入具体的层次,但只是停留在建立一个套对会计实务工作产生功用的会计价值观模式的研究上,而未研究不同会计价值观对会计理论研究活动将会产生何种功用?笔者认为,会计工作一般包括会计实务处理工作和会计理论研究工作两个层面,而会计价值观指导会计主体有目的地选择某种会计行为或会计活动实际上就包括会计业务的处理行为和会计理论的研究行为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面。故而在两教授的研究基础上,笔者则进一步分析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如何影响到与会计理论研究相关的会计价值观,并同样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试提出一套能反映对会计理论研究采用不同会计行为即具有不同会计理论研究对待和理论思难功用特点的会计价值观模式,该模式亦由四个会计价值观参数组成:

创造性与传统性,即在会计理论研究中是提倡和追求创新的目标还是维护和坚持传统的目标。与社会价值观相联系:如社会价值观模式中的个人主义倾向突出、对不确定性因素反应较弱、男性度较高,则对会计理论的研究较为推崇创造性;反之,则较为坚持传统性。

求异性与求同性,即在会计理论研究中是偏重求异存同的方向还是注重求同存异的方向。与社会价值观相联系:如社会价值观模式中的对不确定因素反应较强、集体主义倾向突出、权距较大、女性度较高,则对会计理论的研究较为重视求同性;反之,则较为偏重求异性。

多元性与单一性,即在会计理论研究中是主张多元性的内容结构还是强调单一性的内容结构。与社会价值观相联系:如社会价值观模式中的对不确定因素反应较弱、权距较小,则对会计理论的研究较为提倡多元性;反之,则较为强调单一性。

实证性与规范性,即在会计理论研究中是着重采用实证性的研究方法还是着重采用规范性的研究方法。与社会价值观相联系:如社会价值观模式中的权距较大,集体主义倾向突出、对不确定性因素反应较强,则对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采用较为偏重规范法;反之,则较为偏重采用实证法。

注:指霍夫斯特德教授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四个参数和葛雷教授的会计亚文化价值观念的四个参数。

篇3:论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论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敬爱的党组织:

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汇报人:unjs

-07-26

篇4:价值观散论

价值观散论

当代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快速转型的`时期,人们的价值观更趋复杂.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层次性凸现出超越了物质阈面的价值观是更高层次的价值观.

作 者:董驹翔  作者单位:娄底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社科系,湖南,娄底,417000 刊 名:娄底师专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OUDI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1) 分类号:B018 关键词:价值观   社会转型   精神文明   市场经济  

篇5:论集体主义价值观

论集体主义价值观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我们必须以集体主义作为一种根本的社会价值导向,为社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精神保障,从而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作 者:吴光章 李文元 WU Guang-zhang LI Wen-yuan  作者单位:玉溪师范学院,政法系,云南,玉溪,653100 刊 名:玉溪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YUXI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18(4) 分类号:B82-052 关键词:市场经济   集体主义   价值观   价值导向  

篇6:论政治法治化

论政治法治化

在21世纪的中国,任何一个人,如果企图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那么他必须尽可能地去关注法律。现代化的社会需要有现代化的政治,现代化的政治应当是法治化的政治。政治与法律的关系乃是政治家们所不容回避的问题。 法律同政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离开了国家政权这个政治的核心问题,法律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在阶级社会中,法律直接受政治的制约。作为一个体系,超然于政治之外的法律,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是不同的法律规范、不同的法律部门可能与政治的关系有远疏之别。特别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其实正是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变化的结果。历史和现实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几乎无不是一种“变法”,即对法律进行的立、改、废活动。“只有讲政治,才能……把国家的法律、法规,贯彻到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中去,防止和排除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的干扰,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 [1]同时,法律要服务于政治,与法律相比,政治占有主导地位,这既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一种现实要求。日本当代著名法社会学家川岛武宜也这样认为:“在社会的结构之中,法律命题是为政治权力所支配着的。因此,在法律命题之中,必须或多或少地体现着一定的政治思想。在斗争中获得了胜利的社会力量,会通过创造法律命题的方式来强制保护自己利益的规范实现。因此,法律命题通常总是带有政治色彩的。”[2]政治意识不等于法律意识。政治家可能会抛弃法律,不以法律的名义去解决政治问题,实行不讲法律的政治,但法律家却不可能不关心政治。另一方面,更要看到,政治全能主义是无可辨护的祸害和道德上的恶,这毕竟已成为当代公共舆论的共识。因而,法律对于政治的功能乃是不容抹煞的客观存在。但是,承认法律对于政治领域的功能,并不意味着可以在法律与政治之间划上等号。法律毕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特别是,某些政治概念就不一定适宜于作为法律概念。比如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一条曾规定,立法目的之一是“打击敌人”。显然,“敌人”是一个政治术语,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于是,1996年改之为“惩罚犯罪”。基于同样原因,1997年3月14 日所通过的新《刑法》也已将“反革命罪”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解放后我国政治学与法学的由合一变为分立的过程,也说明了政治与法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

法律具有政治功能。法律通过对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政治发展和政治问题的协调、规范、促进和解决,影响政治生活,达到政治目的,进而实现政治法治化。 政治法治化的第一要素是政治关系法治化。 政治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基于特定的利益要求而形成的,以政治强制力量和权利分配为特征的社会关系。[3] 政治关系的基础是政治利益,法律通过分配政治利益协调政治关系。法律为政治统治权力披上合法的外衣,使其具有社会正当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曾区分过“合法性”和“合法化”两个概念。他指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但是,如果没有合法化过程,合法性很难得到保证。在不求助于合法化的情况下,没有一种政治系统能成功地保证大众的持久性忠诚,即保证其成员意志服从。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的体现,把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或者是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虽然这种共同利益可能同普遍利益相交叉、相重合,但是也有可能不完全一致或完全不一致。法律一旦宣布某些利益为国家的根本利益,这些利益就获得了最大限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决定的具有国家形式的共同意志的体现。在不危害这种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法律规定出处理同一层次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横向利益矛盾及不同层次上的利益主体之间纵向利益矛盾的准则,从而把人们本质上为了自己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斗争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保持社会的政治稳定。 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政治权力关系,包括执政党权力与社会公共权力的关系、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关系、立法权行政权军事权司法权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权力关系都要经由一定的法律机制加以协调,在不同的国度,协调的方式可能互有差异,因而形成不同的国家结构形式和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宪法的功能主要是协调权力关系。部门法对于权力关系的协调也具有重要功能。比如,我国税法的一项重要改革,就是实行分税制。而分税制从政治功能角度来看,乃是走向制度化、规范化与科学化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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