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影响下的文化安全危机及化解
【简介】感谢网友“Moonchild”参与投稿，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收集的消费主义影响下的文化安全危机及化解（共10篇），欢迎大家前来参阅。
篇1：消费主义影响下的文化安全危机及化解
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分化和演变的企图一直都没有停息过，只是在军事和经济等手段失灵以后，他们发现了一个更加隐蔽有效的方法———消费领域的文化渗透。他们凭借各种先发优势，借助传媒的示范作用，竭力将西方的消费方式树立为幸福生活的标尺，把裹挟西方价值观念的物质产品与文化产品打包兜售给中国，以此来分化、弱化和转化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地位，破坏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这种悄然的文化侵袭势必会对我国文化建设系统的有序运作和良性循环带来严重的甚至是 “功能性”损害。
(一)利用经济手段植入西方文化，我国文化安全维护难度空前增大:消费主义语境下西方国家进行文化入侵的主要方式是，凭借各种先发的优势，利用经济手段植入其文化价值观、通过文化贸易进行文化渗透。以消费为媒介的经济领域的文化入侵，使我国文化安全的维护难度空前增大。其实，消费和消费品原本并不涉及价值因素，问题在于，消费主义分析语境下的消费不再关注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更加关注商品背后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消费主义逐渐地将人们的消费欲望转移到经过编码后的商品符号价值及其象征意义上，因而人们购买商品不再仅仅是为了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满足被刺激起来的且不断膨胀的欲望所形成的 “虚假需求”，消费者在这种 “欲望循环”中不断完成商品符号系统的文化解码和实践认同。相对于西方国家的文化产品知识技术而言，我国的文化产业尚处于劣势，因而西方国家利用经济手段植入文化就有机可乘，此种情形下，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就成了幸福生活的当代指称，消费主义就在这个过程中悄然消解着我国的民族文化。同时，伴随信息产业、资讯、影视乃至传媒等领域的逐渐开放，消费主义隐藏在广告宣传的背后，通过传媒示范的作用，建议或怂恿人们消费某种商品，使得经过选择的西方社会价值观一再被大众消化吸收，从而按照他们所设计或希望的模式向中国成功输出本国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等，形成对中国的文化侵蚀。我国传统的国家文化安全维护手段已难以应对来自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挑战，面临集体失语的危险。
(二)利用网络传媒削弱我国国民的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感: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国家安全体系的深层主题，其重要表征和条件就是国民对社会的`主流文化具有高度一致的认同感。在现实社会中， “文化的认同感、整合能力是政治得以克服地理上的离心力并使其超越一般的政治组织成为一种可能。而文化安全与否的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人们在国家和民族的问题上形成高度一致的认同。只有这种认同，才能形成有效的整合能力。这种整合能力是一个国家兴盛所需要的凝聚力程度的表现，更是一个国家安全稳定的基石。”[1]在消费主义影响下，西方国家通常利用网络传播的话语权优势，通过营造国际流行的时尚和明星的消费示范等娱乐文化来宣传他们的生活方式、道德标准、宗教传统等，严重冲击和消解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同时，长期接受西方文化信息的人们在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会逐渐受到影响，这在客观上弱化了我国国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当今中国，只要你稍加留意，不难发现一旦西方节日来临，媒体和网络都会不惜版面大肆炒作、极尽渲染之势。毋庸置疑，这种做法的确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甚至缓解了消费者的工作压力，为他们送来了欢声笑语。但是，受这种西方消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在对待本民族的文化传承中迷失了自我，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在消费社会似乎已无立足之地，显得无所适从。由于这种新的文化渗透方式极具隐蔽性和快捷性，所以一些人在不知不觉中就发生了价值观的扭曲和错位。他们开始以 “怀疑的目光来抵制正统、以嘲弄的口吻来否定理想、以游戏的姿态来看待人生、以狂欢的方式来放纵自己”，[2]他们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的目标。这是极其危险的，它给当前我国的文化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隐患。消费主义的这种文化渗透方式，不但会削弱我国国民的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感，还会摧毁中国社会发展所需的精神力量和主体人格，因而消费领域的意识形态渗透问题不容忽视。
(三)以文化贸易为突破口大力推行文化输出战略，引起反向民族文化认同:文化贸易的发展为西方发达国家向我国输入文化产品提供了难得的 “机遇”，他们以跨国公司为前沿阵地，大力推行文化渗透战略，使其文化和价值观依附文化贸易的形式穿越国界渗透着尚未发展成熟的我国文化产业。大量反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在消费过程中，必将培养出西方文化风格的消费群体。同时，西方国家的物质生活标准方式将会伴随着我们国民的消费过程被系统地植入我们的文化之中，继而消解我们民族的文化。就像法国思想家担忧的那样， “通过电影，人们会逐渐熟悉美国的产品、美国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人们将会对自己的本土文化和传统失去尊敬”。[3]更为糟糕的是，进入我国的海外跨国文化公司，不但会改造其子公司所属员工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同时还会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进而导致我国国民生活方式的日渐 “西化”。因此，在消费主义的介入下， “意识形态成功地征服了消费者，并使人们对商品的消费活动成为认同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实践”。[4]无论我们是否承认，这种情况已经成为我们必须正确面对的严峻现实。一旦我们失去对本土文化的尊敬和认同，消费主义势必会诱使 “人们在审美情趣、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方面日益趋同，这些无疑都严重冲击了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5]这种反向民族文化认同问题将严重威胁我国的文化安全。
当前实现我国文化安全的现实路径
在消费主义影响下，我国文化安全状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而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找到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现实路径，无疑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当代重要议程。
(一)建立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文化统一战线，确保核心价值安全:不管我们是否承认，文化的多元交融已经成为社会的现实状况，我们的社会成员每天都经历着主流思想和多元文化的交锋，他们徘徊在两者之间，经受着痛苦的思想挣扎。显然，仅仅依靠对外防范来是绝不可能实现文化安全的。在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来化解各种价值观之间的紧张状态，成为问题的关键点。在实现国家文化安全的具体路径上，许多学者进行了有益的讨论，但归结起来，至少有一点是普遍共识，那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和领导权，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文化统一战线。当然，马克思主义绝不可能是高高在上的空洞的领导者，马克思主义必须要 “‘榨取’被领导的思想体系中一切不可辩驳的合理成分，使之融入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里面，变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的文化力量”。[6]也就是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领导权不是要绝对地排斥其他文化，显然任何文化对抗都不可能长久实现文化安全。要使社会主义文化保持合理的弹性和张力，在 “解释外部条件的可观察到的变化时保持灵活的适应性和包容性……从而赢得成员的持续认同与忠诚”。[7]只有这样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同时，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感召力，才能以优秀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 “回应、平衡西方政治价值体系的冲击”[8]，确保我国核心价值的安全。
篇2：浅析文化消费主义语境下的文学价值研究
跨国资本汹涌，全球化势不可挡，盖因文明的演进犹如时尚，虽系人为，却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它甚至是强制性的。换言之，强势文化对其他文化及其传统明显具有强迫性、颠覆性与取代性。千万不要自欺欺人地以为全球化只关涉经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能与经济基础相割裂吗?事实上，跨国资本正急剧地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自主性、凝聚力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地面临威胁，而所谓的世界潮流(及其流行声色)正在使许多传统乃至语言化为乌有。但是，跨国资本主义(国际化、全球化)的历史必然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及情感诉求构成了矛盾。无论是自易还是被易，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不相应的上层建筑决定了发展中国家介入国际化、全球化狂欢所必需付出的高昂代价。中东和拉美便是其中的两个个案。前者不必说，后者自上世纪8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引入新自由主义以来，很快失去了平衡。拿墨西哥为例，这个20世纪40至80年代初高速发展的欢乐、好客的国家顿时倾斜并面临坍塌。社会矛盾严重激化，欲望空前月彭胀，贩毒、爆炸、暗杀等恐怖事件层出不穷。而且，这不仅止于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同样面临源自跨国资本(如商品流动及劳动力市场和投资移民等)引发的现实矛盾、伦理危机和精神错位。世界在空前的二律背反中不知所措。地球村变成了地雷村!
消费主义无疑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时尚的瞬息万变、信息的五花八门大都瞄准了人们的腰包、刺激潜在的消费欲望。这是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合谋的结果。我们或可从中梳理出几个并不新鲜，却常说常新的话题:一是何谓文化消费主义;二是谁主世界潮流;三是消费意识缘何成为大众意识，作家、理论家如何在写作或思辨中实现或抵抗所谓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换言之，它至少牵涉到三个问题:第一，何谓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第二，谁是大多数?第三，谁主世界潮流?
关于第一个问题，西方过来人早有议论，他们对现代性或现代意识的疑窦和反思出现于19世纪，甚至更早，而焦点或靶子正是消费主义。到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使生灵涂炭、满目疮疾，现代主义虽然走进了观念和技巧的死胡同，但其所表现的异化和危机却具有片面的深刻性(袁可嘉语)。而后现代主义则多少反其道而行之，娱乐至上、消解意义，虽然使文艺顺应了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但模糊了后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根据马尔库塞(《单向度人》)的说法，真正的艺术是拒绝的艺术、抗议的艺术，即对现存事物的拒绝和抗议。换言之，艺术即超越: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或艺术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是因为它提供了另一个世界，即可能的世界;另一种向度，即诗性的向度。前者在庸常中追寻或发现意义并使之成为陌生化的精神世界，后者在人文关怀和终极思考中展示反庸俗、反功利的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同时，他认为大众文化瓦解了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并使之单向度地陷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但是，后来的文化批评家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却认为，大众(通俗)文化即日常生活文化(也即所谓的生活审美化、审美生活化)，其消费过程则是依靠文化经济自主性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进行抵抗的过程。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严肃文化和通俗文化、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存在价值。显然，现实助费斯克战胜了马尔库塞。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战胜现代主义的一个显证。而后现代主义指向一切意义和宏大叙事的解构为所谓娱乐至上的大众消费文化的蔓延提供了理论基础。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
关于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王小波曾一语中的，谓沉默的大多数。如果拿金字塔作比附，那么人类的大多数毫无疑问地便是被压在低层的那个庞大的基数。他们大都还在为生存权挣扎，何谈话语权?!而今，虽然互联网和微博微信为众生提供了言说的机会，但它又何尝不是淹没在资本这个汪洋大海、被资本玩弄的小小泡沫。而在安静的书屋里孕育翻天覆地思想(海涅语)的西方文人从卢梭到尼采到斯宾格勒到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到卡夫卡到弗莱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到波兹曼等等(这个名单几可无限延续)，对现代化的意见也不尽相同，尽管总体上是保守的、否定的取法。
至于谁主世界潮流，文学界也许还不大关心，因为长久以来我们被一些伪命题欺骗了，即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云云。然而，世界是谁?它常常不是全人类的总和。往大处说，世界常常是少数大国、强国;往小处说，世界文学也常常是大国、强国的文学。这在几乎所有世界文学史写作中都或多或少有所体现。因此，世界等于民族这个反向结果一直存在，而非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只不过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表现得清晰明了和毋庸置疑。盖因在跨国资本的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决定一切。
总之，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合谋，并与名利制导的大众媒体及人性弱点殊途同归、相得益彰，正推动世界一步步走向跨国资本主义这个必然王国，甚至自我毁灭。于是，历史必然与民族情感的较量愈来愈公开化、白日化。这本身构成了更大的悖论，更大的二律背反，就像早年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这个历史必然时所阐述的那样。如今，文化消费主义之流浩荡，而且其进程是强制性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宁唯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压迫性、颠覆性和取代性来势汹汹，却本质上难以避免。这一切古来如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如此，就连形式都所易甚微。这在全球化时代更是显而易见。而所谓的全球化，说穿了是全球跨国资本主义化。
当然，我并不否定全球化或跨国资本主义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一环，即资本在完成地区垄断和国家垄断之后实现的国际垄断。它的出现不可避免，而且本质上难以阻挡。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不仅是全球化的得益者，而且是其积极的推动者。 然而，马克思正是在对资本的认知上预言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分国别、不论民族，为了剥夺的剥夺，向着资本和资本家开战，进而实现人类大同一一社会主义。那么，文学何为?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这一方面源于文学的复杂，另一方面却是因为文学从无用到有用再到无用循环往复，恰好经历了不少轮回。
首先，在我们古人那里，文史不分家，因此文的涵盖面极广。其次，即使狭义的文学，它至少也是文与学的叠加。它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是摹拟，是反映，是表现;是再现;熏、浸、刺、提，陶、熔、诱、掖，无所不能，无所不包。但它终究是无用之用，不能吃，不能穿，就像庄周眼里、老汉门前的那棵歪脖子树。此外，文学又是说不尽的，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为了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我不妨套用一句业内老话，谓文学是创作和批评构成的双桅船，抑或创作与批评犹如鸟之两翼、人之两腿。举个例子，如果没有批评和广义的研究，《诗经》既不会产生，也难以流传。从孔子编《诗》到《毛诗正义》到今天多如牛毛的诗学，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可称之为最高层次的心路历程。
总之，现代化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它见证了奈斯比特、托夫勒们所说的第二次浪潮，却并没有就此歇脚，而是以新的面目走向了所谓的后现代或后工业时代，导致文学及狭义文化与商业的界限彻底模糊。用文化批评家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的话说，大众(通俗)文化即日常生活文化，其消费过程则是依靠文化经济自主性对意识形态霸权进行抵抗的过程。
[浅析文化消费主义语境下的文学价值研究]
篇3：消费主义文化与环境意识
消费主义文化与环境意识
环境和生态事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但在工业化已经成功的.西方文化的诱导下,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成为支配人们日常思维的主导意识形态,社会和文化对物质消费的积极鼓励,造成了环境与生态意义上的不可持续性.因此,为了人类自身的可持续性应该倡导科学消费,以实现人类消费与自然生态承受能力的协调一致.
作 者：阎缨 Yan Ying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云南,昆明,650093 刊 名：昆明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年，卷(期)： 13(1) 分类号：F1 关键词：生态 享乐主义消费 可持续消费篇4：论消费主义的本质、内涵及其影响
论消费主义的本质、内涵及其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都占据了中国人生活的主导地位.在这种文化思潮下,所谓“消费”就不仅是在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更是在消费商品的符号价值,而且消费还参与了社会观念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从本质上看,消费主义是一种新的文化--意识形态话语,它正在取得对思想、道德、知识等方面的意识形态宰制或文化支配权,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正在成为大众认可的生活方式,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很大程度上铸造了中国十几年来的文化面貌和文艺价值取向.
作 者：刘小平LIU Xiao-ping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广东,广州,510420 刊 名：长春市委党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CHANGCHUN MUNICIPAL COMMITTEE 年，卷(期)： “”(2) 分类号：G05 关键词：消费 消费主义 大众文化篇5：危机下要关注“消费错层”
近日全世界都在讲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若说金融危机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人想象到金融危机对经济危机的传染会这样的快的话，如今我们或许每个人都通过无数的案例知道了整个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侵袭。很多的行业都不很景气，近两个月来，已有很多过去飞黄腾达的公司关门大吉了。
多说无益，近有朋友问我这场全球性的危机会不会波及到白酒产业？若波及的话，会有多大的影响？
这个问题不好一言以蔽之。但是，从经济学的知识来说，巢覆之下，必无完卵。这场危机又不是专门给某个行业预备的，应该说这场危机就是一场瘟疫，谁都不能气定神闲。至于具体对白酒行业的影响，都有那些具体的影响，我个人是这样看的：
其一，影响高端消费酒。任何一场危机首先影响的都是两头，即富有阶层与赤贫阶层。当经济景气指数很高的时候，人们并不一定就从经济的繁荣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人们的信心所带来的消费拉动是巨大的。而现在好象是不行了，危机也许并没有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但是人们的心理预期却大打折扣，
所以，富有阶层也可能会因为危机导致他们的消费层次借机下降。这倒不是说他们的消费能力没有了，而是因为他们的消费信心没有了，所以很多高端消费人群就可以以危机为名主动降低消费，即便是考虑到虚荣的因素，他们也可以是堂而皇之地降低消费水准。
其二，影响超低端消费酒。超低端消费人群的特点是，要么收入很低，要么就是收入没有保证。事实也是这样，很多民工层次的消费人群原本就是低消费者。当危机来临时，他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彻底断绝了收入，所以，他们的消费会异常得谨慎，最起码也是失去了消费的连续性。所以以低端产品为市场的白酒一定会受到影响。如很多光瓶子子酒就是一例。
其三，稳定的中端白酒在短时期内受影响会很小。这部分人群不论是经济活跃期还是经济萧条期，他们的收入都不会暴长暴落，他们有相对恒定的收入来源，对于经济危机的敏感度没有那么高。因此，以满足这部分人群消费的白酒也暂时不会受到冲击。
但是，我必须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在任何危机到来的时候，都有一个“消费错层”的问题，即消费水平依次下滑。最高的下降为高，高的下降为中，中的下降为低。如果说都“依次下滑的话”，那么谁的市场也不会是稳定的。但是，品牌信赖度较高的产品在下滑的过程中尽管也会受到危机的影响，但它们却可以生存下来；而品牌信赖度不高的产品，由于在经济繁荣时期完全以迎合为主，根本没有什么品牌价值，所以他们可能成为牺牲品。
篇6：论消费主义价值观对大众传媒的影响
论消费主义价值观对大众传媒的影响
消费主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开始出现并逐渐盛行起来的一种生活方式、社会文化现象和价值观念体系.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扩大和深入,消费主义不仅向世界上的各个国家蔓延,影响了诸多国家的生活方式;而且向意识形态领域渗透,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都深受其影响.大众传媒作为一个重要的信息扩散渠道对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及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自身也受到消费主义理念的戕害.本文通过对消费主义本质和特点的`探讨,梳理和阐述消费主义价值观影响下的大众传媒现状及其受到的负面影响,希望能对当下大众传媒的建设有所帮助.
作 者：黄蓉 滕朋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刊 名：兰州学刊 英文刊名：LANZHOU ACADEMIC JOURNAL 年，卷(期)： “”(5) 分类号：G0 关键词：消费主义 大众传媒 媒介帝国主义 媒介社会责任篇7：默多克传媒消费主义研究下
默多克传媒消费主义研究（下）
四、默多克传媒消费主义批评应该说，媒介的商业化运作给媒体的发展带来了丰硕的收益，其中的效率效益观念、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推动了传媒的飞速发展，但是传媒集团的惟利是图极力营造消费主义的氛围给新闻、文化、人性、及社会的民主发展造成的危害越来越触目惊心，这是人们绝对不能回避的。
由于大众媒介尤其是新闻媒介，是商业媒介和广告媒介，即媒介必须依赖市场和广告的支持，货币交换规则完全支配了受众、节目和电视媒体等视听服务领域的关系，所有服务都要通过货币作为中介物进行比较、计算和具体化。
这样媒介为公共领域和社会大众服务的空间和意识会逐步缩小、淡化、媒介内容的娱乐化、世俗化、粗鄙化倾向将日益严重，同时也对公众参与公共事务，了解公共问题，享受民主权利构成威胁。为此，赫尔曼和麦克切斯尼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很大的程度上，全球媒体网的特征是它以广告业的作为财务支持以及彻底的商业化。”①赚钱至上，可能导致众多媒体涌向几个最有前途的商业领域（新闻、体育、音像等），结果“任何一家公司提供的节目内容与其他商业媒体所含的内容毫无区别。②这导致了传媒的同质化。对此，日本哲学家梅原猛都深感忧虑地说：“马克斯•韦伯曾说，资本主义的初期‘一手拿圣经，一手拿算盘’，而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已没有什么圣经，两只手里都拿着算盘，除了算盘之外没有任何规定人的行为基准。能赚钱就好，资本主义变得既无伦理也无文化”，“不能不说这正在变成一种非常可怕的状态”。③
（一）媒体重视娱乐的合理性
在当今的美国，对于娱乐价值的重视似乎渗透到了新闻界每一个细胞中。《经济学人》说，娱乐业对于美国就象石油对于沙特阿拉伯一样重要。④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与娱乐的结合就成为必然趋势。这种新闻娱乐化潮流不仅盛行于大众化传媒，而且也扩大、蔓延到主流媒体。所有这些在相当程度上都是为了使媒介能引起受众关注并进行有效消费。总之,媒介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力图制造、满足受众的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欲望。应该说默多克具有捕捉大众需求、趣味的天才般的直觉能力。威廉•肖克罗斯写道“他是个无情而充满活力的人，看待大众文化的未来趋势的眼光极其敏锐”。⑤在这一点上，默多克绝对是得风气之先，并深得其精髓。
笃信个人主义的西方人的一种基本价值观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认为人类所做的一切，唯一的、固有的好处、或本质上有价值的东西，或者是行为的唯一目标是快乐，或者说是幸福或欲望的满足。功利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幸福最大化”。在古代，人们把美德理解为幸福，近代人则视利益为幸福的源泉，而现代人则把幸福理解为感官的享乐。由此，追求个人生理和心理欲望满足的享乐主义、快乐主义就成为西方人崇尚的目标。虽然道德及法律总会基于“秩序”的要求抑制个人对于快乐和欲望的满足，但是个人从不会放弃任何寻求快乐和欲望满足的机会。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购买者的购买行为的驱动力同样是对快乐的追求。大众对新闻传播这一服务形式的消费同样如此，“我们是本着寻求快乐和逃避社会控制的精神进行很大一部分传播的。这个精神……是游戏的形式……我们在大众传播中寻求大量的娱乐，即使在我们最认真的公开发言人当中，即使在我们最严肃的报纸或新闻广播中。”
因此，我们说寻求娱乐成分和欲望的满足是西方大众媒介消费行为的最大共同点。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政治上，冷战的结束使西方人长长得松了一口气。而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更为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提供了丰厚的沃土。在进入消费社会这样的背景下，西方人的兴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于严肃的政治经济新闻已兴趣不再。对美国公众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公众最感兴趣的论题依次是：犯罪、有关当地人物、事件、健康、体育、当地政府、科学、宗教、政治新闻、国际新闻。严肃的政治经济科学新闻已在公众兴趣中处于末位。基于此，我们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在当代西方最有可能吸引最大数量观众的是能满足他们娱乐消费欲望和兴趣的媒介产品。而默多克给他们提供的恰恰是这样的产品。
传媒消费主义关注受众物质生活、提供娱乐服务,在客观上实现了新闻重心的转移。应该说,新闻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在客观上释放人的欲望,体现了对于世俗人生和现实生活的关心。人们开始把目光从理想的天空转向世俗人生,重视物质享受和感官快乐,重新确立了感性价值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大众传媒消费主义倾向正内在地体现了时代文化的这种现状及价值取向。传媒由原先的政治经济、教育、国际事务等传统的新闻领域扩散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新闻报道的内容丰富多彩,覆盖面更宽泛,从而也就使传媒的信息资源配置趋向全面、合理。同时,消费主义倾向从内容到形式的“可受性”,强化了与受众的亲和力,使传媒由昔日高不可及的圣坛走向大众化、生活化、世俗化,由教化型转向服务型,传媒的多样化社会功能得以开发和实现。媒介真正与受众打成一片,受众不仅消费媒介产品进而消费媒介上广告所指称的物,由此既给媒介带来丰厚的回报,同时又使媒介成为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90年代，传媒对辛普森杀妻案、戴安娜王妃之死及克林顿总统的绯闻案的炒作被视作传媒娱乐化的三大标志性之作。新闻娱乐化现象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大众媒介从内容到形式都极力使硬新闻软性化。在形式上，新闻强调故事性、戏剧性，努力强化新闻事件的戏剧悬念或煽情性的情绪效果。故事模式和社会新闻模式成为媒介新闻处理和表现的基本手段。这是因为“社会新闻向来是追求轰动效应的传媒最钟爱的东西。血和性、惨剧和罪行总能畅销。”如美国传媒近年来流行的“新闻故事”即是证明。一批以“新闻事实”加“合理想象”为共同特征的杂志性新闻节目流行一时。在内容上，新闻界竭力从严肃的政治、经济新闻中挖掘娱乐价值。
不容否认，软新闻的增加和硬新闻一定程度的软处理增强了新闻的贴近性，这种贴近性增强了公众对于社会公共事务关注和参与的热情。这无疑是新闻民主化的一种表现。而且人们普遍认为，新闻和娱乐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黑白分明，好的新闻从来就靠讲故事的方式来吸引人。受众在阅听故事的过程中获得对生存环境的认识，在阅听及向他人宣讲故事的过程中讨论社会价值和公共事务，新闻告知及一定程度上的启蒙使命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二）被解构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
但问题是在当代西方，市场逻辑、利润至上和消费主义等价值体系已主宰了大众传播的选择，受众之所需与之所要之间的区别已人为的被忽
略，受众口味和市场决定着新闻节目的取舍，新闻不再是告知使命下的故事形式，而是利润至上前提下的小报化，娱乐化，新闻从业人员由“守门人”变为市场口味的追逐者，新闻也不再是“现实的写照”而变成了迎合受众所需的不触犯各利益集团利益的“皆大欢喜“的商品，甚至煽情主义新闻和黄色新闻甚嚣尘上。这种新闻有学者评价到“它们塞满了我们的头脑，令我们感到深深的失望，就象身体中摄入过多的糖，对人无半点益处”。①
新闻媒体是以采集和公开发表新闻为主的传播机构。它应该是面向大众的、迅速及时地用真实的事实去反映现实的变动。新闻媒体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的生产机构，在社会上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一强大的影响力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客观存在。默多克天空电视台卫星数字频道裸体播报新闻本身就是一出荒谬的舞台剧，而制作这出舞台剧的电视台根本就把严肃正规的新闻传播机构当成了庸俗低下的色情传播工具，它以这种夸张大胆的裸体秀方式来吸引受众的眼球，而不是以新闻本身的内容来取胜。也许很多人会把英国的天空电视台卫星数字频道播出“裸体新闻”当成一则娱乐新闻，付之一笑，但是这样的新闻到底是娱乐新闻，还是它娱乐了新闻本身？用这样夺人眼球、近乎荒唐的方式包装新闻让人清晰的感受到传媒消费主义是怎样一步步在探触新闻职业道德的底线。
传媒消费主义是以商业逻辑为驱动力的,而商业逻辑执行的是利润最大化原则。如果商业逻辑一旦支配媒体，就可能把人的情感包括人的本能当作商业资源来开发,这就必然破坏其自律性,形成严重的文化物化现象，从而遮蔽、挤兑媒介应有的公共性、公益性的本质规定，给社会带来危害。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在传媒消费主义的冲击下遭到了解构。
而这正是西方有识之士所高度警惕并不断对媒体发出警告、批判的原因所在。
商业逻辑借着技术的发展不断地攻城掠地，成为媒介娱乐化趋势的重要推动力，但却同时牺牲了公民与新闻专业――观众从公民的角色、逐步退化成消费者，新闻工作则从专业撤退、转移为娱乐化新闻的明星个人演艺事业。传媒消费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商业电视在私有产权的约束下，核心目标诉求在于利润最大化，因此重视以肤浅的娱乐节目替代严肃的新闻，将受众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替代为感官的享受，刺激了炫耀性消费的发展。受众之所以收看节目并不是出于满足自主实践的需要，而是更多出于满足社会地位编码要素和即时享乐的愿望。
美国传播学者CarolReuss对新闻娱乐化现象作了严厉批评。他总结道:小报新闻、脱口秀以及其他形式的娱乐化新闻是以牺牲信息传播为代价来提供娱乐的,最终伤害了公众利益,从而对民主化进程造成了消极影响。娱乐化媒体常常采用这样的招数吸引受众,过分强调娱乐性,对社会问题作简单化和烦碎化的处理,诉诸感官刺激,采用陈词滥调、陈旧模式、大肆夸张、半真半假、含沙射影的方式,来建构虚假的社会现实,直接损害了公众对重要问题的关注。不仅如此,娱乐化节目还常常倾向于将复杂严峻的问题简单化,将人生或社会场景简化为善良与邪恶、正确与错误、你的观点与我的观点等二元对立的简单模式,互相对峙,而这种对抗性话题又常常是关乎个人的精神创伤、生活麻烦和个人成就等私人性话题,传媒对重要社会问题要么伪做不知,要么作出貌似严肃真诚实际上是随意虚伪的解释。这种对抗常常表现为情绪或言辞上的冲突,这些看来是激动人心的冲突,在电视主持人的引导下,会在数十分钟内得到解决,从而在受众中制造一种矫揉造作的情感高潮,让人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感与虚幻的成就感,从而实现对日常生活、个人身份颠覆的欲望。这种招数被斥为“稻草人”(strawman)的技巧。①
默多克痛恨“平衡”和“客观”并要求更多的“坚定信念”，他从来没有承认过主编的神圣权利。②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编辑认为“在新闻编辑室里我们不再谈论新闻”。“我们想着的只是商业压力和盈利问题”。在媒体编辑室里弥漫着浓重的铜锈气，而不是记者揭示社会真相的责任感。而且有一些记者顶着压力揭示了事实真相，以至于违反了广告主的利益，只能遭到被解雇的命运。普利策奖获得者加利韦布特别推荐的《美国禁发新闻》一书里有一篇《福克斯电视台如何限制自己的记者》的文章，书中深刻的揭示了为了商业利益，电视台如何迎合权势集团、广告主的利益而有意隐瞒了事实真相、对于坚持真理的记者加以压制甚至解雇的事实的。①这种情况下，坚持正义的记者都噤若寒蝉，而鸡毛蒜皮、无关紧要、娱乐性的新闻大行其道。在新闻集团，新闻正逐步成为娱乐，而娱乐变成新闻，记者的奖金与新闻的利润挂钩，新闻记者的专业精神和新闻素质都在下降，而过于注重娱乐性的新闻几乎注定会导致歪曲事实和误导受众的结果，这样就不能不使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蒙羞。
正是媒介的过度商业化运作使得色情暴力和不良广告屡禁不绝，大行其道。美国号称“儿童的天堂”，但在电视这个“天堂”里，却充斥着暴力和犯罪，令儿童的心智受到污染和摧残。而针对儿童的广告更是花样繁多，媒体商业化在将美国儿童作为对象时，其商业化程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福克斯家庭频道（Fox Family Channel）负责人评价到：“如果你能够培养今天的儿童对你的产品的忠诚，他们最终会在长大成人之后来回保你的投入”。②
在烟草业，媒体机构从烟草公司那里的广告费越多，就越不愿意讨论吸烟对健康的危害。美国烟草巨头菲利普――毛利斯的首席执行官迈克斯认为要“利用与媒体的良好关系，那些媒体喜欢我们的广告带给他们的利益”。他点名默多克是“同情他们立场的业主”，原因是“现在默多克的报纸现在很少刊登反对吸烟的文章”。事实上，默多克现在就是菲利普――毛利斯董事会的董事，他从1988年以来就占着一个席位。同时菲利普――毛利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迈克斯也曾被选入新闻集团的董事会。
曾有研究者批评“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电视媒体的直播报道吸引了全球亿万观众的眼球，其中以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福克斯电视台（FOX）的收视率为最高。但恰恰是这些受众极多的媒体在报道过程中，往往背离“客观”、“公正”、“平衡”的报道准则。福克斯电视台每每在播发一条反战示威游行的新闻后，紧接着播发一篇“摧毁性”的评论，对反战示威加以“痛斥”。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利益牺牲新闻的客观、公正的原则成为必然，美国著名批评家马丁 李（Martin Lee）和诺曼 苏罗蒙所著的《不可靠的新闻来源》一书对此进行了批评。“据说新闻记者始终不懈的在搜寻“人咬狗”的新闻。但是我们踏破铁鞋，怕也难在美国声誉卓著的大报上，找到一条新闻是由咬他老板的记者采访报道的。”③
; 美国新闻史学家莫特（F Mott）就此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的新闻事业显然摆脱了政府和政党直接控制，但却难以摆脱惟利是图的商业控制。在市场力量主宰下，通过资本追逐利润的扩张运动，形成了媒体的劣币驱逐良币，最后使劣质媒体产品成为市场流通的主流。过分商业化使美国媒体畸变为商业利润、广告商的囚徒。记者成了公司挣钱鸟笼里的小鸟，这不得不令人深思。新闻人最感荣耀的“独立、真实、客观、公正”的信条正在遭到亵渎。
新闻专业主义作为媒介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平衡力量,遭到媒介消费主义的极大挑战,传媒市场机制、职业规范和民主政治的制衡构架已被打破。新闻专业主义建基于其上的基本原则遭到了摧毁。在市场霸权的威压下,新闻专业主义所倡导的新闻专业人格的独立与自主原则,遭到严重打击,大众传媒从服务社会公众的社会公器慢慢沦为某些利益集团的“私器”,新闻专业自律的调节手段在相当程度上收效甚微。这不仅仅是因为专业主义在意识形态抗争中处于劣势,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媒介消费主义话语的上升及对社会的全面弥漫。这是同后工业社会或以消费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相关联的。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发展,促使商业化的媒体产品成为消费主义泛滥的非理性公共表演舞台。舆论统治技术和商业化已使公共领域兑变为消费领域。①法国当代哲学家利奥塔认为,媒体消费主义倾向是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本质体现。②
（三）同质化的媒体内容
尽管在视听消费市场中，观众拥有选择的权利，这并不意味着观众可以获得最佳的视听内容。商业媒体运行的原则是利润最大化：一方面，视听消费最有价值的客户是那些上层和中上层阶级，节目服务是根据观众持有的财富和消费能力“量身定做”的，而残疾人、贫困阶层或者少数族群等观众并不具有市场价值，难以吸引商业电视媒体投入资源。另一方面，在视听消费的过程中，商业电视往往是按照“最大公分母”原则提供节目服务，以尽可能多的覆盖目标群体，提高收视率和广告价值，从而导致视听消费的标准化和单一化。“原本要同时兼顾公民不同需求的美国全国电视网，现在按着成本与收益比较的逻辑，逐渐朝娱乐台的方向倾斜，使得全美电视网目前最看重的新闻节目不是晚间新闻，而是提供生活讯息的软性晨间新闻，及类似犯罪实录的新闻杂志。Fox News向来以耸动冲突为能事，而CNN近期砸下大笔银子挖来明星女主播宗毓华与葆拉箩（Paula Zahn），为的也不是她们的新闻专业，而是其个人魅力所能号召来的年轻观众。”观众看似面临着无穷的可选择性，但是接受挑选的节目既不具有多样性的特征，也不属于最佳的节目。③
虽然商业电视可供选择的频道数量很多，但它并非真实的多样化，而是不断的强化重播次数，大规模地重新包装现有材料，很多频道的内容存在类似的地方，实际选择余地并不大，受众并没有得到高质量的视听服务。而且很多收费电视服务商仅仅是将若干频道进行巧妙的捆绑进行销售，受众实际的视听服务选择空间并不乐观。在默多克天空广播的数字电视平台上娱乐性的频道占据了主流，严肃的节目内容比例甚低，电影频道、娱乐频道、成人频道的数量均高于新闻与纪录片频道，相对于公共电视而言，“天空广播”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在体育、电影等方面，尤其是获得了电影、体育赛事直播和其他各种大众娱乐活动的排他性收费电视使用权，但是在新闻等公共性节目方面乏善可称。
（四）单向度的人
默多克坚信他的报刊、电视、杂志完全是为了满足读者、观众的需要。也许读者的确有参与和窥探他人隐私的永无休止的欲望，这类根深蒂固的窥淫癖和自恋情结使他们的需求与默多克提供的暴力、色情的内容一拍即合。但实际情况是，观众的需求对于暴力和色情产品的制作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且观众这方面的需求是潜在的，只有相关产品的商业开发，才能激发观众这方面的需求。正是媒介集团惟利是图的本性，使他们逐渐将自己的产品商业化，同时它与人的生理感官的刺激结合在一起。
传媒消费主义倾向正是以个体及其欲望为内在基础,从日常消费的意义上来理解生活与人生,将享受、娱乐视为生命价值的实现，它不注重培养受众进行自我管理、积极参与公共事务、面对面进行真诚交流的能力，而是纵容受众的享乐心理，使其沉浸在娱乐之中，失去思考和反省的资格。
大众传媒就这样向大众提供了一种不断被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人们的欲望不断膨胀,开始陷入一种对虚假需要无休止追逐的过程中,渐渐丧失了批判的理性、辨别能力,最终被商品拜物教所支配,日益成为畸形的单维度的人
媒体过于展示物质享受的现实诱惑,以轻松化的娱乐、程式化的复制、无限度的媚俗,抚慰甚至麻木着受众的心灵,满足着非理性的大众意志和文化市场化的需求,从而使受众的感性价值无边地膨胀,滑向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弗洛姆指出,人们在当代社会注重“占有”的意识影响下,很容易产生非生产性性格取向,这种滋生的新的人性表现为接受型、剥削型、囤积型、市场型等等。受之影响,人们放弃了对社会、未来的责任承诺,转向个人主义的自我迷恋, 对于大众传播而言,它的消费者不是上帝,而是奴隶,虽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①作为麻木不仁、心满意足的奴隶,大众传播受众目光短浅、软弱无力,既不会发现、更不会反抗严重的人性异化和社会不公,对于现实的政治关怀已经转变为彻底的“明哲保身主义”②传媒消费主义必须对这种人性的嬗变作深入的思考。
媒体消费文化是一种录制文化、复制文化,媒体消费文化成为一种大众时尚,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不同层次群体生活方式的差异。因而,媒体消费文化在带给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同时,又在流行的大众文化中消弭了个性和自我。
这就用一种媒介规定的单一的生活尺度取消了人类生活的多样性,最终造成了一种不讲理性，只要感性；不求深度，只讲快乐；不讲反思，只要“听话”的懒汉主义和逃避主义文化。
（五）媒体要超越娱乐和消费
媒介要为社会和公众服务。这种服务不能以媒介自己的利益为基础，而应从公众需要出发。但也不是说顾客要什么就给什么。因此在有限市场驱动模式下，新闻选择过程中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既来源于受众的`喜好，同时更来源于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从业者。面对传媒消费主义的冲击，要从公民这一受众观出发的对新闻价值重新定义。
传媒消费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商业利益、广告泛滥与公民社会的传播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的矛盾，媒介消费主义付诸实践是导致新闻精神衰落和节目商业化的主导性力量。商业化的媒体释
放和激励了观众追求感官满足的欲望，这种欲望会破坏维持社会秩序稳定所需要的文化权威、工作伦理和道德责任感。媒介消费主义使得媒介作为强有力的传播工具沦为创造利润的工具，压制了人类能够在交往和自由中获取的利益。
绝不能将受众放逐于消费者的位置，简单地遵守眼球折换货币的法则，使每个受众都沉浸在娱乐之中，对电视消费主义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视而不见。①
对于社会而言，大众媒体尤其是影响广泛的电视媒体至关重要，因为民主体制、经济运行、文化普及等都与受众的知情权、参与权息息相关，比如各种选举的电视转播、关于新政策、新法规的讨论等有助于增进通常不接触政治中心的受众了解、参与公共问题。实际上，从自然环境问题到社会公正，从政治体制改革到经济发展等各个领域，电视作为颇具建构性力量的符号工具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但是，私人拥有的电视媒体往往更有动力关注最具商业利益的受众，而那些少数族裔、低收入者等缺乏广告价值的受众容易受到忽视。公有产权属性的电视媒体往往被赋予了普遍视听服务和维持视听公平的功能，通过为不具有商业价值的受众提供所需要的信息，缓解他们的信息和娱乐贫乏。
媒体应当促进公民社会的建设，不能完全将受众视为消费者。任何具有言说及行动能力的受众都可以自由地与媒体进行互动，不能因为自身不具有市场价值而被排斥在外。所有受众都有平等的权利向电视媒体提出任何想讨论的问题，对别人的论点加以质疑，并表达自己的欲望与需求，媒体权利不能放在掌握财富的少部分人手中。而且每个受众都应当有表达自己真实主张的权利，不受外在的权力或意识形态所影响，无论外在的压迫感来源于国家机构还是市场法则。受众所收看的电视节目中应该有利于理性程度的提高，既不能为刻版印象所遮蔽，以不能沉醉在感官的娱乐中而无法自拔。只有建构在公民受众立场上的媒介系统才能够促进公民享有媒介的接近权，了解媒体特性、制播过程、阅读观赏的要点，使受众成为“耳聪目明的阅听人”。更进一步，受众了解媒介之后，能够逐渐开始学习如何透过媒介表达意见，并且尝试如何正确无误地传达讯息，成为“脑清手巧的传播者”。这样，媒介作为最有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工具才可以不为政府和商业力量所把持，深化受众的公民权利实践能力。
（六）被收购的民主
独立的、充满活力的多样化的媒体对于一个健康的民主和社会至关重要。但为了实现媒体市场风险最小，公司利润更大化，美国媒体出现了集中与联合的趋势。新闻公司总裁彼得・彻宁（Peter・Chernin）曾经这样说过，“只要媒体能够实现集中和联合，不管利润流向哪里，准保你旱涝保收”。但过度的垄断与集中对民主却是有害的。
1993年，本・巴格迪坎写了他的经典之作――《媒体垄断》，猛烈地抨击了当时由美国50家大公司控制信息的生产和流通的媒体垄断将会危害美国的民主制度。这本书出到第六版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降为6家。“每一版出来的时候都被一些人指责为故作惊人之语”，本・巴格迪坎说，“但每一版最后看来都过于保守。”①
消费主义批评者认为放松管制表面上是鼓励电视业的竞争，实际上导致了相反的结果――兼并的迫切要求已经抑制了竞争的动力，电视巨头有可能建立超级垄断。他们引用默多克的名言作为论证的根据：“我们现在就可以兼并组合，否则将自相残杀――自相残杀的最后结果仍然是组合兼并。”“垄断是可怕的除非你是垄断者。”
而放松管制让默多大获其益。4月9日，默多克收购了直接电视公司（Direct TV），默多克终于实现了其长达之久的卫星电视网覆盖全球的梦想。
无限制地放松管制，美国媒体和通讯世界的发展轨迹最终将导致更加集中、更加的唯利是图。惟利是图的媒体媒介系统满足的只是富有的投资者、公司管理者、和广告商的需求，倚重的是权势集团，在这种情况下，集中的、惟利是图的媒体对民主的意义是消极的，这是毋庸多言的。
由于新闻媒介与民主政治是互相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资产阶级在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中推动了民主事业的发展，新闻媒介在公民参政议政、监督政府、监督权势集团，匡正时弊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媒体的垄断集中，这不能不对民主产生负面影响。而批评者则指出电视媒体“已经逐渐集中到少数联合公司手中，这种集中强调追逐利润、惟利是图、玷污新闻和公共机构的正统精神。对民主而言，这是一剂毒药。”①关于新闻传媒扩张的动力，也许新闻集团的总裁彼得・切宁/Peter・Chernin的说法很有启示：“你需要有足够的市场支配权，以使人们被迫来和你打交道。人们争论的很厉害，究竟是内容为王，还是销售为王，其实最后是规模为王。如果你能在一个大规模的基础上分摊成本，那么在购买节目和其他资产时，你就能出比竞争对手更低的价位。”这些为数越来越少的超级媒介帝国无不以全球为活动场所，各种自然和社会的疆界对他们而言都不复存在。对他们来说，“不扩展，即死亡”/Expand or Die已成为首屈一指的天条。正如一位全球化媒体的董事长所说的，“各种疆界不复存在，我们又不得不伸展。我们不想成为信息高速公路旁边横七竖八的死尸。”②而这些也应该能够代表默多克的心声。
由于新闻媒介的私人控制，加之新闻媒介走向垄断，垄断资本家控制着媒介，从而使媒介成为垄断资本家的传声筒和“权利机构的啦啦队”，这就导致新闻媒介的价值取向的偏见――这就是新闻媒介非但没有保持政治上的中立立场，反而悄悄地在受众的头脑中注入了媒介拥有者和广告商的商业目的，以及对资产阶级政治目的有利的价值观，这种媒介价值取向的偏见，是同民主精神相悖的。
由于对西方新闻媒介由广告商控制，这使得媒介成为广告商的工具和代言人。新闻媒介对广告商惟命是从，严重损害了新闻媒介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这已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新闻媒介所秉承的民主和正义的初衷。
西方新闻媒介的惟利是图的本性使得媒介只根据经济利益的需要来选择新闻，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的民主的表达。正如英国哲学家卡尔・波珀毫无怀疑地断定那样，新闻媒介已成为迄今最重要的力量集团，达到形成对民主的真正威胁的程度。他坚持说，毫无廉耻地表现血腥和仇恨削弱了我们对暴力的抵抗力，在公民的心目中破坏了民主的基础。媒介消费主义的批评者指责媒体的自由竞争和放任发展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资者宪章，必然会导致电视这种最有影响力的传播工具在公共价值上的衰落和边缘化。
“在沟通自由与不受限制的市场自由之间就出现了一
种结构性矛盾：主张个人选择自由的市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更多的为投资者而不是为公民选择做辩护，为大型企业组织审查个人视听的选择权力进行辩护。”③而且，自由竞争的力量会最终损害自由竞争的必需条件，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会加速电视业的集中倾向，压抑竞争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传媒消费主义的泛滥就成为了必然。而传媒消费主义的泛滥又加剧了消费社会的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传媒正在成为尖锐的批评对象。“今日的新闻已经面目全非，新闻正在损害为大多数公众利益服务的宗旨。公众越来越不信任记者，甚至痛恨他们，这种情况愈演愈烈。”①总体上说，一种不信任的风气正在占据上风，人们对从事新闻报道、传播和分析的机构越来越感到怀疑。新闻媒介公信力的下降会导致它的社会功能的退化，及对民主政治推动力的减少，甚至起阻碍作用。在这种社会，政治冷漠和对政治的漠不关心是公民、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和中上层的公民的必然选择。
在媒体不顾一切追逐利润、追逐利益的时候，公众的不信任情绪剧增，公众对传统政治参与社会已经变得非常淡薄，他们对社会和政治事务的基本理解力也在下降，美国各种选举投票率在过去30年中急剧下降。19的国会选举是美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最低投票率之一，在投票那天，只有1/3的合法选民去了投票站。套用罗伯特・思特曼的话，这叫“没有公民的民主。”
根据传统的理论，公民远离政治事务是十分荒谬的。商业市场观念的盛行――不受政府审查和规制――应当能够形成最有魅力的民主政治文化，但是，结果却并非如此。“人民”明显地对政治或公民问题不感兴趣。如果民主是一个没有公民的制度，媒介体系应当负有很大责任。媒介消费主义的运作也难辞其咎。因为从理论上讲，媒体在民主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为培养公民素质和参与意识提供了制度性基础。然而媒体的集中联合以及惟利是图的本性，使这些强势利益集团很少具有公共意识。“媒体已经成为一股明显的反民主的力量，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美国，它甚至蔓延到全世界。联合使媒体越富有，影响力越大，参与性民主的前景就越是黯淡。”②
人们不要指望媒体公司自己或它们的母公司去报道它们自己的问题，或有损于它们利益的其他重要新闻。因此，垄断下的媒体制度不要指望有谁来监督媒体，因为甚至政府都已被操纵，当剩下的几家公司、企业控制信息的流通时，有谁来保证真实的声音或不同的声音能够不受限制、及时准确的传播？因此，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说：“当垄断企业控制着媒体――社会的中枢神经时，民主是最大的输家。”“联合媒体的爆炸式发展与公共生活的逐渐萎缩，富媒体――穷民主的悖论式命题”③已经非常严峻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电视消费主义的批评者将放松管制导致的电视巨头迅速扩张视为公共沟通空间的重要威胁：收视率至上、追求利润最大化、真正新闻精神得遗失、电视屏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节目重点关注的领域是性、名人生活、犯罪以及其他戏剧性的事件。
媒体为公众提供全面的资讯是新闻工作者的主要目的。因为它可以创造民主、促进民主。但令人感到辛辣的是，在美国，新闻的主导因素却越来越市场化、商业化，大量传播公司变成无国界的企业，媒介已畸变成金钱的奴仆。“没有任何东西能比金钱更能磨灭人民的斗志，更能磨钝新闻这把利刃。”④
媒介消费主义者的批评者则称自由竞争和放松管制已经破坏了公共生活，电视业之间的兼并、重组伤害了公众的内容接近权。媒介作为公众表达民主呼声的管道，已经名存实亡。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学者考瓦奇和罗森斯塔尔在《新闻的要素―新闻人应通晓的与大众所期望的》一书中提出：民主体制是否也在被收购？
考瓦奇和罗森斯塔尔回顾了沉痛的历史教训，暗示企业对媒体的收购摆脱不了对民主收购的结局。在20世纪30年代，钢铁和化工企业收购了欧洲许多大的新闻机构，德国的军火生产给传媒老板带来极度的资本扩张，几乎所有的欧洲大媒体都不再谴责德国的法西斯专制，反而支持德国的战争政策。作为民主制度的坚强盾牌，新闻媒体一旦被企业集团所控制，把追求市场利润作为主要目标，就会回到当年欧洲媒体支持法西斯的老路上去。今天，美国的新闻媒体变成大企业的下属单位，无法站在广告商、企业家及其利益之外，新闻内容在所有媒体上都没有什么区别，反映的都是对某一行业的要求。这样，新闻自由、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就要消失在媒体的利润之中，与其说第一修正案是新闻自由的原则，现在不如说已变成经济自由的基础。大企业从对媒体的收购，深入到对民主的收购，使民主制度仅仅成为宪法上的词句。两位著者向人们质问：“我们能够依靠新闻媒体来监察社会上的强势利益集团么？我们能够依靠几个大公司来自助这样的监察么？商业利益从根本上夺取了媒体的监督权，民众的呼声几乎成为媒体虚弱的呻吟。”①
在美国，收购媒体导致对民主的收购，也导致了对媒体知情权的收购，把民主变成少数人的囊中之物。在现代社会中,消费主义文化具有“霸权”的色彩。由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控制并创造的各种新的消费需求,实际上就是在言说一种整体性的消费主义文化。在这里媒介消费主义败坏了整个社会的精神空间。
206月,FCC再次宣布放松市场管制时，这个决定不但民主党反对，连执政的共和党也异议不断。共和党众议员爱德华•马克（Edward Markey）说，如果让这些电子集团的力量再扩大，将会因为内容多元化消失，而让美国人变得智能不足。 民主党众议员米切尔•考泼斯（Michael Copps）。在他的反对意见书中指出：“美国公民们将会以前所未有的团结将电波交给值得信赖，会服务公共利益的可信赖者去经营”。FCC收到了七十五万封来自美国民众的信件及电子邮件，大多数反对继续放宽管制。包括流行音乐界、记者团体、学界人士、民权组织、消费者团体都发出联署信，强调放宽限制将会不利于观点的多样化，从而危及美国的民主体制，认为放松电视所有权管制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兼并与重组，更多的是维护受众作为消费者的利益，而不是公民的权益，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控制民众的所看与所听。政府应该塑造更加开放、多元、理性的观点交流平台。这是消费社会的一个严峻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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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历时半年多，这篇论文终于定稿了。回想自己刚刚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刻，一切仿佛就在眼前。
在新闻学院学习的两年是一生中我最难以忘怀的岁月。经过十年的沉寂，我终于又回到了校园里读书。这对于我不止意味着一次新的学习机会，更意味着生命的、激情的释放。因为我已渴望再次进入校园很久。
在新闻学院学习的两年半是我一生中受益匪浅的时光。在这里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富有深厚文化积淀的校园。我在这里对学术如饥似渴、对新的理论甘之如饴。我由衷的感谢人大的课堂、人大的图书馆、新闻学院的资料室，这里沉潜了我生命的激情与旺盛的求知欲。我也更加由衷的感谢人大的许多位博学、睿智的老师，他们给我的不只是知识而是对人生命运的深刻反省与教益。在这里我得以重新发现自己、认识自己。这种认知会再次照亮我人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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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在这篇论文的写作中，我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周小普。她严谨的治学之风、对工作的强烈的责任心常使我深深感动。她不仅给我有利的指导还给了我学习的机会，在参与周老师承担的课题《默多克新闻集团解析》的撰写过程中我收益菲浅。我的毕业论文也是在《解析》的基础上写成的。在这里我也特别感谢涂光晋老师、杨钢元老师、钟新老师、雷蔚真老师，杨保军老师、展江老师在我论文写作过程中也给了我有力的帮助与指导。
我也特别感谢我的家人、我的丈夫、我的儿子对我巨大的支持与安慰。离家学习时儿子只有两岁半，现在他也慢慢的长大了。
我也感谢同我一起度过紧张而快乐时光的所有的同窗与朋友。一切都是难忘的。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我心存感激。我也充满期待。
袁爱中
2004年11月30日
篇8：后现代消费主义范式下的休闲研究
后现代消费主义范式下的休闲研究
随着后工业经济时代的到来,休闲作为一种消费活动已经全面融入现代生活,休闲消费不仅仅是一种时间的打分,更成为生活的必需品,静静的存在着.休闲消费与其他体力生产方式相异,因为休闲消费不但是一种对独特文化的'愉悦体验,它也从符号学的意义界定甚至构建了个人的认同以与他人发生关系.后现代消费主义范式经典理论是休闲研究的维度,而只有结合实证研究,才能够对休闲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作 者：郭凌 王志章 GUO Ling WANG Zhi-zhang 作者单位：郭凌,GUO Ling(四川大学,旅游学院,四川,成都,610064)王志章,WANG Zhi-zhang(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重庆,400715)
刊 名：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19(4) 分类号：C913.3 关键词：休闲 消费主义 范式 后现代篇9：科技进步对消费文化的影响论文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消费水平日益提高。目前,消费文化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不同学科的学者纷纷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切入消费文化研究。科技不断进步对消费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方面出现的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消费文化的含义
消费进入文化视域形成了消费社会所特有的文化类型:消费文化。1994年,《消费经济》杂志组织专门的消费文化讨论,引起广泛社会反响。此后,国内学者对消费文化作了不同界定。重要观点可概括为三类:其一,从广义的文化概念出发,认为消费文化是“文化在人类消费活动中的以特定方式存在和体现的‘全部社会传统,即全部知识和习俗的总和’”。其二,强调消费文化是人们消费活动中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规范。其三,认为消费文化即消费主义或消费主义文化。这三种理解完全不同。第一种意义上的消费文化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消费文化,它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基础上延伸而得的。第二个定义只强调了消费文化的观念层面,后把规范层面和器物层面的消费文化略而不谈,所以,是一个不完整的或者抓重点的定义。第三个定义把消费主义思潮与消费文化相混淆,把极端的消费思潮当作消费文化,把特殊的文化思想等同于一般的文化观念,有以偏概全之嫌,如果是在特殊语境下使用则是可以的。
消费文化的外延也有不同的分法。譬如有学者说,消费文化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消费文化”是消费物质文化和消费精神文化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消费文化”包括消费哲学、消费价值取向、消费道德、消费行为、消费品味、消费审美、消费心理等,这是人们在消费实践中形成的反映消费特点和理解的观念形态的总和。[1]此外,消费文化的外延可以按照社会生活子系统来划分,包括饮食文化、医药文化、衣着服饰文化、住宅建筑文化、体育文化、娱乐文化、表演文化和旅游文化等等。
篇10：科技进步对消费文化的影响论文
科技进步同时也促进了以休闲、消费和享受等为主题的文化工业的空前繁荣。早期的批判理论家马尔库塞就认为,作为控制的新形式,科学技术的控制主要体现在文化工业上,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马尔库塞详细地阐述了这种思想。他认为,由于出版复制技术的高度发达,文化工业出现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通过文化工业生产的大众文化对广大民众实现统治,大众文化是一种消费文化,也是一种缺乏否定和批判精神的文化,它使广大民众沉湎于一种“虚假的满足”之中,从而沦为“文化奴隶”,丧失了对现行制度的反抗精神。科学技术同意识形态一样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奴役性,起到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 科学技术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一方面,文化再生产表现为工业文化的形式,文化失去了起源自私人领域的自主性和多样性,文化的人文意义和价值丧失,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一般商品地生产已没有什么区别,文化工业产品由于技术的可复制性,已经从根本上消除了艺术作品的个人风格,一切作品皆沦为商品,文化已经不能成为真正的文化了;另一方面,却是专家文化与日常生活实践的脱离所造成的文化贫困化。“思想的运动停留在作为理性之界限的栅栏之内”,人的'精神内在向度被削弱了,失去了自己独特而丰富的个性,是区;失去了对社会系统控制与操纵的内在反抗性,舒舒服服地成为“工业文明的奴隶”。为什么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扩张导致了这样的后果呢?哈贝马斯认为,关键是科学技术,特别技术是按照目的论行动的模式来运行,所追求和实现的目标是目的的合理性,技术执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自然的统治,而作为意识形态它们实现了对人的统治。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消费中的人文缺失。一方面,文化活动失去了为人们提供娱乐和消遣、给人以精神享受的作用,使快乐变的无聊和无趣。另一方面,文化产业决定着娱乐商品的生产,控制规划着文化消费者的需要,成为支配人的闲暇时间与“幸福”的力量。
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我们要掌握他们的度,学会趋利避害。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使劳动与消费产生了分离,人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收入也愈来愈高,我们进入普遍有钱有闲的社会,这些不断的改变着人们的信念和消费价值观。然而,这种作用是相互的,信念和价值观又反过来指导人们处理经验、调节对现实的看法,甚至还会改变人们对科技成果的使用方向。
我们要建立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观。比如以健康、文明、科学的素质为前提的休闲型消费观,以寻求生活的真正乐趣、体现生命中潜存的自我意识为前提的文化型消费观。我们要关注民众的日常文化生活极其实践意义,为建立公共文化空间和提升大众文化品位、为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提供多种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消费不仅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更多的是体现在满足人的发展和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需要,用于体验、审美、运动、健康等方面的消费也在相当程度上被接受、被实践。比如旅游是现代人普遍享有的生活方式,既促进经济的繁荣,又加强了文化的传播。于光远老先生说:旅游是经济性很强的文化事业,又是文化性很强的经济事业。[2]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衍生的社会文化以及各种文明的价值观一直在推动人们的消费观念。使人们为了更好的生活去发明和改进技术来满足物质和精神需求,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消费是科学技术的基本动因和最终目的,科学技术必须以消费为基础,不能只从生产者的角度来制定科技政策;还应该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或者第三者的立场上,通过建设消费文化、提高消费者素质、创造消费能力等方面,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技的进步与消费文化的健康发展相一致。
参考文献:
[1]肖浩辉,加强消费文化研究提高消费文明.《费经济》1994年第6期.
[2]于光远、马惠娣,《于光远马惠娣十年对话》. 重庆出版社. 2008年版,第2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