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关于对联的轶事
【简介】感谢网友“鱼香rose”参与投稿，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收集的陈寅恪关于对联的轶事（共8篇），欢迎大家前来参阅。
篇1：陈寅恪关于对联的轶事
陈寅恪一生喜欢对联，1932年夏，他为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试题出了一道以“孙行者”为上联的对联题，一时舆论大哗。
1925年，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道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一次，在研究院的学生聚会上，陈寅恪作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康有为有“南海圣人”之称，是梁启超的老师，各位学生不就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吗?而王国维是溥仪的老师，你们现在也是王先生的学生，岂不就跟溥仪是同学吗?同学们一听高兴得不得了。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学时，为躲避日机空袭时常要“跑警报”，他为防空洞作了一副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见机者，见飞机也；入土者，进防空洞也。自然中见妙用，戏谑中见达观。
1955年前后，陈寅恪在中山大学有一段难得的“风和日晴”的岁月，不但能潜心学术研究，还有“余兴旁及音乐戏曲”。是年春节，他撰一副对联：“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联句工整自然，可看出他的心境比较开朗。
篇2：少年蔡锷对联轶事
。他既是一位著名的军事家，又是一位儒雅风流的'文士，有关他少年时的对联轶事流传甚广。
一日，蔡锷到小镇去买笔墨纸张，店主很喜欢这个知书达礼且又活泼的小童生，便逗他说：“小相公，看你像个知书识礼的书生，我出一联给你对，你若对上了，今天你买东西我不收你钱。”
蔡锷听后，觉得很新鲜，便回答说：“不妨试一试吧!”
“小书生三年有庆。”店主略作思考后吟出了上联。
“大老板四季发财。”蔡锷脱口而出，对出了下联。店主听了，感到非常惊讶，随即欣喜地送给他一套文房四宝。
某天，蔡锷下河洗澡，把衣服挂在河边的柳树枝上，被当地一位叫作樊雉的名士看到了，即以此为题，说出了一句上联：“千年柳树作衣架。”
蔡锷在河中应声而对：“万里山河当澡盆。”樊雉听了，对他的机敏与博大志向赞叹不已，
后来，蔡锷到城里去应“童子试”，他是骑在父亲的肩膀上“骑马马”去的，主考的县官见此，出个上联要他对：“子将父作马。”
蔡锷应声相对：“父望子成龙。”
县官听后连连夸奖道：“对得妙，对得妙!真乃神童啊!”
还有一次，蔡锷和小伙伴们一起放风筝，不料风筝落入了太守的府衙院中，他和小伙伴们便去讨要风筝。太守出来，要他对一副对联，才能还他风筝，说着念出了上联：“童子六七人，无如尔狡。”
此上联明显带有侮辱蔡锷的意思，不过，蔡锷思索了一会儿，便对出了下联：“太守二千石，唯有公……”说着，故意卖关子，不说下文。太守催问下文。
蔡锷便说：“你如果还我风筝，我就说‘唯有公廉’;你如果不还我风筝，我就说‘唯有公贪’。”太守听了，赶紧把风筝还给了他们，他才不会为了区区一只风筝摊上一个“贪”的名声呢!
篇3：陈寅恪经典语录
1、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灵魂。
2、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3、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4、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5、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
6、好鸟难同命，芳莲寡并头。生憎绿沉管，玉指镇双钩。
7、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8、我认为不能先存对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9、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10、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人物介绍】
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陈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陈寅恪自1926年留学回国后，就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是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之后，成为清华大学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他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听课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哲学专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长，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先生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他讲授的课程主要有《佛经翻译文学》《梵文文法》《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唐诗证史》等。
陈寅恪对学生的爱护无微不至，对学生生活乃到毕业后就业问题，也非常关心。他认为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方法。做论文，要求新资料、新见解。他从不要求学生用死记方法，而是鼓励思考，他更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桃李满天下”，对陈寅恪来说，当之无愧。他为国家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其中不乏如季羡林、蒋天枢等大师。
篇4：陈寅恪简介
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祖籍福建上杭，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清朝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晚清著名诗人，大哥陈衡恪，民国初年大画家。他19留学日本，19考入德国柏林大学，19回国曾任蔡锷秘书，19再度赴德，入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1925年回国受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1929年改任清大教授，1939年受聘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因二战爆发未能成行，在昆明期间完成第一部专著《隋倍制度渊源略论稿》，1943年夏执教于燕京大学，期间完成《元白诗笺证稿》一书，1949年后历任广州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撰写《柳如是别传》，“文革”被抄家，1969年病逝于广州。
陈寅恪：我不是过客，我是归人
关于陈寅恪在1948年为什么选择岭南度过他的“最后”，学界一直众说纷纭，似乎陈寅恪可以有很多选择，留在这古称“瘴疠之地”的岭南好没道理。
现在看到陈寅恪的弟子王永兴先生的回忆。在北平临上飞机的前夜，陈寅恪对问及他今后打算的王永兴说：“岭南大学的陈序经校长、王力先生邀我去岭南大学，在南京小住几天，就去广州。广州的天气好，岭南大学的自然环境好，可以久居，不再去别处了。”天气好适合养病，而陈序经校长的远见卓识，还有王力等一批老朋友，使得岭南占了地利人和两大优势。
当陈寅恪决计不去台湾(他已对国民党极度失望)，不去香港(他不愿留在殖民地）和国外(1945年他就有留在英国的打算)，在大陆，岭南不是一块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托身之地吗?无怪乎，陈寅恪在1951年的赠妻诗中写道：“从今饱吃南州饭，稳和陶诗昼闭门。”
应该说，岭南20年的大部分时光(除了1958年的批厚古薄今运动和“文革”的4年)，陈寅恪的生活大部分是在平静中度过的。前八年教学、著作都较愉快，后八年虽不教学，但仍然专心著述。岭南给了这位国宝级的人物“国宝级”的待遇。从中共高层领导的“点名关怀”到学校当局的悉心照顾，从工作助手的配备到每天的伙食补贴(包括膑足后的护理)，使得陈寅恪能在双目失明(后又加以膑足)的情况下仍能撰写上百万文字，几占其全部著述的一半。
虽然在1953年仍有“惊心节物到端阳，作客犹嗟度五羊”“一瞬百年强过半，不知何处觅家乡”，诗句自比岭南过客，但同时又拒绝北归(称北来的人物“北客”)理由是“畏人畏寒”，虽是托辞，但未尝不可看出岭南已和陈寅恪生活交融在一起。
可以说，岭南为这位国学大师提供了一块乱世中的绿洲，一个避风港，一个置身局外的边缘位置，在这里，他冷眼旁观当局“改男造女”，看读书人“涂脂抹粉”，宗朱颂圣。算起来，岭南是陈寅恪一生中待得最久的地方，他的埋骨之地。
而陈寅恪又为岭南留下了什么?有人说，陈寅恪的思想非形成于岭南，其学术研究与岭南无涉，有人说，岭南文化乃商业文化，市政化，与陈寅恪代表的精英文化学院文化搭不上。
对于前者，我要说，陈寅恪的到来，使岭南大学(后为中山大学)成为国内享有盛名的大学，当时中国的学术重镇(印证了“大学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也”这句活)，对岭南学术影响深远，而陈寅恪在岭南撰述的上百万文字理所当然地成为岭南文化中的一部分；对于后者，涉及到对岭南文化(及广州城市文化)的定位问题。每种文化都应有多个层面，而最基础的、最底层的，我认为还是一种普遍性的现代文化(精英文化)，没有底蕴的商业文化，必然走向庸俗化，粗鄙化；没有现代思想文化精神的培育，市民文化又何以形成和发展?很难设想，一个城市没有相当的大学、研究基地、报刊媒体，没有一批知识人、文化人，这座城市的文化索质何以能得到提升，文化个性得到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东出现了一批领风气之先的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但他们的成就取得，他们的活动舞台大多是在广东之外。(巧的是，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做湖南巡抚时，就曾网罗梁启超、黄遵宪为其新政推波助澜)，这是否与岭南没有给他们提供一块原创性的土壤和一个施展的空间有关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陈寅恪留下的，正是岭南缺少的，仍需要的，这就是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的学术独立意识，他的知识良知与人格，他与中国文化共命运的责任承担精神，以及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都应成为岭南文化学术和教育的灵魂。陈寅恪不应是岭南的过客，岭南不仅是他的埋骨之地，也更应是他的思想精神长驻之地。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语出《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1928年)。文中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现。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1953年，陈寅恪又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重申“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重申“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这是秉着学术独立的原则，陈寅恪提出了让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的条件之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的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又曾经说：“我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不仅独立于政治，还要独立于金钱。晚年撰写《柳如是别传》的用意之一也在于彰显这位奇女子身上反映出的民族独立、自由之意志。综观陈寅恪一生，不论为人、为文，始终如一秉持独立、自由之精神。故1964年在写给他的弟子的文章中，他能坦然地说：“默念平生因未尝侮食自，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月”。
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说起来并非陈寅恪首创。从蔡元培的“兼容并济，思想自由”，胡适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秉持中立到陈序经的“注重自由讨论”，这一本应成为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为人为学底线的准则，现在却成为一种高不可攀的理想，能身体力行而又向心无愧者有几人。陈寅恪的独异正好凸现出中国知识界的悲哀，这也是陈寅恪得以走出学院，成为一个公共话题的原因。
保守与现代
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陈寅恪写道：“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却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或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同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重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迢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以求一亡之心安而义尽也。”所以，王国维之死，是殉文化而死，“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这既是王国维的挽词，也是挽中国文化，更是陈寅恪自已之心声表达。以文化托命人自居，陈寅恪似乎走了一条与胡适、梁启超相反的“保守”之路。然而，此“保守”又决非守旧，决非抱残守缺，这是一位饱读中国传经典籍而又深得欧美学术思想精髓的通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洞见。陈寅恪指出，中国未来思想要成系统，有所创获，“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未来民族之地位”，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在考察两千年中西思想接触史后所得出的结论。中国文化，虽在现代日渐褒微，但其本根未坏，缓以时日，必有复振的一天，故陈寅恪所做，一方面足“承续先哲服坠之业”，一方面“开拓学术之区域，补前修所未逮”，这是一件关系民族盛衰，学术兴废的文化创造性转化工作，“保守”与“现代”就这样统一在陈寅恪的身上。而陈寅恪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身心两面均与文化“感同身受”，切身体会文化遭遇的痛惑与哀感，成为“以学术正面担当民族苦难的人”，这在一个现代化、全球化浪潮席卷的时代，尤其显得意味深长。
篇5：陈寅恪个人资料
陈寅恪
中文名称: 陈寅恪
性 别: 男
民 族: 汉
生 卒 年: 1890～1969
国 别: 中国
生平简介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人。早年赴日本留学，清光绪三十一 年（1905）归国，后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学习，宣统二年（1910）赴欧洲留学，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语言学。次年归国。19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经济部留学。19入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梵文研究所习东方古文字。1925年应清华学校之聘，任国学研究院导师。1930年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抗战爆发，赴香港大学讲学，任中文系主任，1941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5年赴英国任教，兼治眼疾。 1947年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底，转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1952年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从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以来至今，敦煌学已经走过一百年的历程，陈寅恪是我国敦煌学的奠基人之一，1930年在《敦煌劫余录序》中首先提出“敦煌学”，并撰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忏海火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韦庄秦妇吟校笺》、《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等多篇论文；另外还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元白诗签证搞》等论著中，利用敦煌资料补史、证史。
篇6：陈寅恪：论韩愈
陈寅恪：论韩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首先走入我视野的韩愈并不是其诗人的身份，是他散文大家的不凡气度。韩潮苏海，从这句精确的概括中，只一个“潮”字，就突现了韩愈文风的特色，那种狂涛迅浪，澎湃汹涌，锐不可挡的气势，像铺天盖地扑面而来，让人有不敢仰视之感。苏东坡誉他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渡天下之溺”，后人推他为唐宋八家之首，诗名远远不如文名，但是论到唐诗犹是绕不开的高峰。
韩愈作诗想象纵横恢奇，尚荡尚奇，往往出人意表，因为风格峥嵘奇特，后人称为奇险诗派，或叫韩孟诗派，对后世宋诗有着颇深远的影响;但有时过分去熟就生，一味追求奇险，得之暗涩失之醇和。韩愈还以文为诗，在诗中使有散文句式和赋法，直阵其事发表论议，错落有致，摇曳多姿，但有时过分散文化也大大减弱韵味和含蓄，诗意淡薄。
我一向喜欢韩文却不怎爱读韩诗，以为其文美而气盛，诗却句险而意奇，不堪象诗，倒是有几首“正常”的小诗，写得非常有韵味，清新可爱，比如这一首就丝毫不见奇险之气：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远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然而，最终留在我心底的韩愈，却是其人其事与其风骨。韩愈一生磊落忠朴，在政治上主儒学，拆佛老，为文反对六朝浮夸艳丽之风，提倡复古文，提出文以载道，遵从词必自出，为人处世不平即鸣。上面这首诗就是韩愈作于五十二岁贬官途中。当年宪宗崇佛，迎佛骨入宫，以至劳民伤财，韩愈即上《论佛骨表》劝阻，结果触宪宗之怒，一纸令下贬谪潮州。在唐代岭南还是南蛮之地，民智未开，毒虫猛兽遍地，贬官岭南等同流放。无端被贬已是不幸，更不幸贬地是岭南，悲愤的韩愈，凄凄惶惶南下，给赶来的侄儿写下这首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中有不平的申诉，悲情之情，又流露出对未来的彷徨心情。“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最堪咀嚼，我们仿佛看见又伤心又悲愤又凄凉的诗人，立马回望长安，但长安不见，连秦岭也隐在一片烟云中，而前路还十分遥远;离不忍离，去不忍去，但走始终在走。这是我最喜欢，印深最深刻的一首韩诗，诗情喷薄而出，又感人至深，应了韩愈自已的.观点：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 曾有论者指摘韩愈热衷仕途，贪务虚名，人品与文品不符，不知此论从何而来，甚奇。虽然文如其人未必四海皆然，总会有例外，然而，在韩愈我是坚信文如其人的，坚信韩愈的人品高尚，绝对是正直不可的君子。“学而优则仕”，在古代确实只有为官一途，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为民济世的宏愿，当年孔孟游说诸候，奔走列国，为者何来?为官虽然不是目的，却是实行目的必要手段，君子坦荡荡，只要是取之有方，大丈夫有所必为有所不为，怀抱“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移”的信念，热衷仕途又有何不可?有何不好?
这不过是退一步而言，而事实上，我从不觉得韩愈热衷仕途，贪务虚名，我横看竖看也只是觉得韩愈愚直鲠言，所作所为所无不发自良心和肺腑，从不为名利所累。纵观韩愈一生，二次被贬，均是犯上直言而招罪，古语有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韩愈竟然会重蹈辙，一错再错，其“愚笨”“和不智”直为“智者”所笑所讥所耻，试问那些惯于揣摸上意，溜须拍马的人，会这样呆?那些热衷仕途，贪官恋栈之徒，只恐拍马无门，溜须无路，会白白放过一次大好机会，肯傻乎乎据理直言、甘犯龙颜?史记韩愈“操行坚正，硬言无所忌”，晚年还以衰朽之躯，只身到叛军营中劝降。叛军列兵帐前，刀枪齐举，但韩愈无所畏缩，大义凛然，直斥其非，其英雄气概，过人胆识真不亚于单刀付会的关云长。假若个个热衷仕途，贪务虚名者，都有此风骨和气节，又何妨热衷，何惧贪务?不恨其多只恨其小，不怕其烈只怕其淡矣。微斯人，谁能“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
“做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蕃薯”，被贬潮州的韩愈并没有因自已个人得失而意识消沉，而是切切实实地做了几件好事：杀鳄除害，兴修水利，兴办教育，后来改迁袁州，还继续篇赎取奴婢，禁止人口买卖。在上直言阵事，兼济天下，在下务实求是，福泽一方;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韩愈一生可谓言行一致，比起那事志大才疏，高不成低不就之辈来，不怨天，不尢人，不弃，真正身体力行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移”。可敬!可佩!可歌!
其实韩愈在潮州只是逗留了短短八个月，但他播下的种子，带来的希望，却是一直默默萌芽，暗暗闪亮，韩愈又像一座高山，一湾绿水，永远留在潮州，润养着潮州。 “文章随代起，烟瘴几时开。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古往今来，历史上曾出现过多少王候将相，有过多少名士英杰，不少人竖碑刻石，造庙建寺，希望可以人过留名或炳照青史，然而，刻在石上的，写在书上的，不少早湮
没在岁月的最深处，早已蔓草青青，有几多还真实地活在后人心中?在潮州短短八个月的韩愈，竟然令一片江河尽姓韩：潮州的江改叫韩江，潮州的山改叫韩山。王相将相能让江山易姓，但有几个能让山河改姓?以山河为姓，人心作书，伟哉，韩愈!壮哉，韩愈!
篇7：国学大师陈寅恪
国学大师陈寅恪
从上世纪代开始，关于陈寅恪的传奇故事，就一直在清华园里流传着。甚至他的名字，也被人们一再讨论——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è)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恪(què)”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è)，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似乎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坎坷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被称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当时的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清华的校长最终怎么做出决定的，无从考证。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刚刚年满36岁。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他很幽默。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游学海外带回的却是东方学
早年的湖南原本是保守闭塞之地，在洋务运动中却突然开风气之先，兴学、办报、开矿、建工厂，这得益于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宝箴有个助手，也就是他的儿子陈三立，父子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原因是他们在湖南率先变法。
陈寅恪就是这陈家的第三代。这一年他9岁。家国大难之后，陈宝箴携家带口回了江西老家，陈三立索性专注于诗歌创作，“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门庭，走向了与传统仕宦截然不同的结局。
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在陈寅恪13岁时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的陈寅恪，因此并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
后来陈寅恪因病从日本回国，考入复旦公学，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陈寅恪成绩优秀，掌握了德语、法语。两年后的19，陈寅恪毕业，他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父亲陈三立赶到上海，送别陈寅恪。他把父辈两代人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陈寅恪一辈子以家族为荣，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也终生背负着家、国的使命。他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
陈寅恪在德国读书，都没有要学分。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的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儿自己读书，没事去听课，完全是一种文人求学，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游学。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陈寅恪发现，在世界学术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很高，跟当时中国地位低下的现实完全相反，跟国内批判传统文化、****孔家店也完全不一样。他后来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应“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以这样一种感受作为基础的。
篇8：有关陈寅恪的作文材料
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江西修水人。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曾留学日、德、瑞士、法、美等国，通晓英、法、俄、日、德、希腊、拉丁、梵、蒙、波斯等22种文字，被誉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主要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等，晚年在双目失明、膑足的情况下，口述完成了85万字的《柳如是别传》。1925年，作为当时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新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性地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第四位就是被称做“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四大导师中，陈寅恪到校最晚，在当时也最名不见经传。 被称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当时的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清华的校长最终怎么做出决定的，无从考证。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刚刚年满36岁。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他很幽默。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国学大师陈寅恪有“四不讲”，即“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实际上，要做到“四不讲”，堪比登天。首先，你要全面了解前人、近人都讲了些什么，这需博览群书;其次，要了解外国人都讲了些什么，这要精通多国语言;再次，每天乃至每堂课都要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要有真知灼见;最后更重要的是总要处于学术研究的领先位置。尽管比登天还难，但这“四不讲”陈寅恪都做到了。难怪傅斯年如此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在德国读书，都没有要学分。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的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儿自己读书，没事去听课，完全是一种文人求学，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游学。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陈寅恪发现，在世界学术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很高，跟当时中国地位低下的现实完全相反，跟国内批判传统文化、****孔家店也完全不一样。他后来明确主张中国
